“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永远，那就是你绽放的那一瞬间。”每次从电视里传出这一句歌词，我都不自觉地从伏案中抬起头来。电视播放的是东方卫视的《激荡1978—2008》，一个跨度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录片，2008，各种汪洋恣肆的怀念弥漫着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三十年，衰亡的尚未走远，留存的已能看出变化，人们刚刚有了怀旧的资格，又不会因为年代过于久远以至失去和前辈们沟通的语言。于是，历史的、现实的纷纷交织在一起，生活在当下，如同生活在历史中，只是不知道今天的偶然会如何构成生命中的必然。
　　某天下班，行走在长安街上，等候着看降旗仪式的人很多，一些人背对着天安门照相。同样的背景，不同的或半身或全身的人像，这种几乎千篇一律的照片还在被继续制造着。每个来到北京的人，都愿意把自己的身影和中国的象征联系到一起。我暗笑，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多少的宏大叙事呵!再人微言轻，潜意识中总归希望自己能够与历史在一起。
　　遥想十几年前，比现在更年少轻狂的时候看TVB的《创世纪》，还记得看到罗嘉良对着一片空旷喊出他要建立环保城市的宏伟愿望时内心的激动。通过现代的商业力量来实现个人的小梦想，这是一个多么合理、现实、还带着一点时尚新潮的想法。大学时读《国富论》，第一次对财富的意义有了全新认识，对财富的合理运用，居然能够幻化出那么多的梦想。然而，如今在各种会议上每每听到气势强大的宣言，诸如“我们要打造某某王国，实现一个如何如何的时代”，总觉得演讲者不是朝中有人，便是乡镇暴发户。
　　为商者应该保持高昂的斗志乘风破浪，还是应该内敛低调老实做人?以前在看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学著作时，我坚信成功的商业应该建立在自由运作之上，依靠团体的智慧，和政府仅仅保持交水电费的关系。但现在我找不到这样的样板，环顾四周，一定要找一个的话，只能找到自家楼底下卖烟的小老板了。
　　我的一个朋友认为：好社会的标准，应该是公民在一生中很少甚至觉察不出政府的存在。我反问他，你认为我家楼下的糖烟酒小老板是成功公民的标准典范? “当然不是。”他说，“我认为的公民应该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人，应该在社会中保持着内敛而有地位，对于政治走向，应该以一种更缓和更受到体制保护的方式去影响而不是动辄运用各种关系去撞击……”这个描述，倒是符合我的想象。
　　我们为什么要充满敌意地避开宏大叙事，避开社会的烙印?尽管我们永远逃离不开这一切。过往几十年间，发生有太多的故事，成王败寇，历史只重成败，人民只看最终的评价，远如牟其中，纵然拥有把喜马拉雅山炸开的异想天开：近有黄光裕，尽管被捕前再次荣登首富位置。人们希望把自己融入历史的洪流中，但往往无法在激流中直起身来，观望一下所处的是静水还是急湍。
　　《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写道：“也许在很多年后回望，人们会说，这激荡的三十年是一个多么世俗的年代，人人以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时时颠覆。所有的财富故事都暧昧不堪，很多企业家前途叵测……尽管有着种种的抱怨，失落和焦虑，但是，过了很多年后，我们也许仍然要说，那是一个好的时代。因为，它允许新的可能性发生。”
　　花开在眼前，已经开了很多很多遍，每次我总是泪流满面，像一个不解风情的少年。韩磊在他的歌中唱道。拥抱时代正如拥抱恋人，他可能很爱你也可能背叛你，他可以立马转身而去，也可能和你携手白头，然而，每一次拥抱，都需要拿出最大的热情，不然，上哪儿去寻找世界上的永恒?
　　仅以此文，记叙和纪念我在这一年收获的缥缈虚无和沉甸甸的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