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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国内有关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评述之后,针对未来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定量研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IU模型;CIA模型;OLG模型
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未能幸免。在经历长达5年的经济超过两位数高速增长、低通胀之后,2007年初中国的物价开始持续攀升,CPI从2007年1月份的2.2%,上涨到2008年4月份的8.5%,2008年2月份更是高达8.7%,创11年来月度数据新高。
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在现有研究中,一般都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对此政策意义极强的基础性问题,从客观上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度量问题的必要性。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局限于通货膨胀的指标分析,如通货膨胀变动率、隐形通货膨胀率等。到90时代中期,逐渐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总量和结构分析,测算相关政策变化对国民经济、部门价格水平以及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利用龚和邹(2001)的框架,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基于美国1900～1994年和我国1978～2000年的数据,计算了当消费者对社会地位或财富的看重程度不同时,经济增长率分别以收入度量和以消费度量的福利损失,指出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愿望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数据,得出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显著。欧俊和李花采用Bailey(1956)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通胀福利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二是若通货膨胀率由1.2%上升到2%,人民银行保持实际利率0.05%不变,即名义利率从1.25%调整到2.05%,则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3%和1.15%。
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谢赤,2002)、混合型通货膨胀的生成路径及其社会福利成本(王再文、李刚、李远富,2004)等方面,这些都只是提出了理论思路,未给出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从负利率问题入手,细致地研究了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百姓金融资产造成的影响。在其向《证券市场周刊》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居民资产减少了7000亿。
陈彦斌、马莉莉用消费者剩余、MIU 模型及CIA 模型这三种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得到在中国10 %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水平的4%。Lucas使用美国经济数据得到10%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64%,说明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蔡万旭利用McCallum-Goodfriend模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利用Bailey的方法,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35%～1.8055%之间。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完全没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二、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1.现有研究中没有涉及我国的现状。我国目前仍处于市场化的转型阶段,美国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简单的模型套用是否行得通,能否加入市场化水平指标或者我国特有的国情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2.在货币需求模型中,采用了M1作为名义货币量,与Lucas的分析一致。用M1作为估计量是否恰当,是否可以用加权的货币总量来代替M1,即给各种货币资产赋予不同的权重,加总后作为新的名义货币量进入模型,重新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估计,这也是将来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2] Robert E.Lucas.JR.Inflation and Welfare[J].Econometrica, 2000(4)
[3]欧俊,李花.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初探[J].财经论坛.2006(12)
[4]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
[5]蔡万旭.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库.2009
【关键词】 通货膨胀;福利成本;MIU模型;CIA模型;OLG模型
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中国也未能幸免。在经历长达5年的经济超过两位数高速增长、低通胀之后,2007年初中国的物价开始持续攀升,CPI从2007年1月份的2.2%,上涨到2008年4月份的8.5%,2008年2月份更是高达8.7%,创11年来月度数据新高。
一、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实证研究成果
在现有研究中,一般都基于美国的经济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走出了一条相对独特的中国式发展之路。对此政策意义极强的基础性问题,从客观上提出了研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货膨胀福利成本度量问题的必要性。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的分析,局限于通货膨胀的指标分析,如通货膨胀变动率、隐形通货膨胀率等。到90时代中期,逐渐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或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总量和结构分析,测算相关政策变化对国民经济、部门价格水平以及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龚六堂、邹恒甫和叶海云利用龚和邹(2001)的框架,把消费者的财富引入效用函数,给出了货币供给的改变对经济不确定影响的分析。基于美国1900～1994年和我国1978～2000年的数据,计算了当消费者对社会地位或财富的看重程度不同时,经济增长率分别以收入度量和以消费度量的福利损失,指出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追求愿望对经济增长有正影响。通过比较中美两国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数据,得出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显著。欧俊和李花采用Bailey(1956)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半对数型货币需求下通胀福利成本为GDP的0.5%,双对数型货币需求下该成本为GDP的0.9%;二是若通货膨胀率由1.2%上升到2%,人民银行保持实际利率0.05%不变,即名义利率从1.25%调整到2.05%,则变化后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为GDP的1.3%和1.15%。
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与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影响(谢赤,2002)、混合型通货膨胀的生成路径及其社会福利成本(王再文、李刚、李远富,2004)等方面,这些都只是提出了理论思路,未给出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从负利率问题入手,细致地研究了通货膨胀等因素对百姓金融资产造成的影响。在其向《证券市场周刊》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居民资产减少了7000亿。
陈彦斌、马莉莉用消费者剩余、MIU 模型及CIA 模型这三种方法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计算,得到在中国10 %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产出水平的4%。Lucas使用美国经济数据得到10%通胀率的福利成本约为收入的1.64%,说明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更大。蔡万旭利用McCallum-Goodfriend模型,求解出1992～2008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99%～1.8732%之间,利用Bailey的方法,得到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介于GDP的0.5635%～1.8055%之间。从其研究中看到,我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并不大,完全没有必要对通货膨胀过于紧张。
二、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1.现有研究中没有涉及我国的现状。我国目前仍处于市场化的转型阶段,美国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简单的模型套用是否行得通,能否加入市场化水平指标或者我国特有的国情因素,这些都会影响到对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估计。
2.在货币需求模型中,采用了M1作为名义货币量,与Lucas的分析一致。用M1作为估计量是否恰当,是否可以用加权的货币总量来代替M1,即给各种货币资产赋予不同的权重,加总后作为新的名义货币量进入模型,重新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估计,这也是将来可以继续进行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龚六堂,邹恒甫,叶海云.通货膨胀与社会福利损失[J].财经问题研究.2005(8)
[2] Robert E.Lucas.JR.Inflation and Welfare[J].Econometrica, 2000(4)
[3]欧俊,李花.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计量初探[J].财经论坛.2006(12)
[4]陈彦斌,马莉莉.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J].经济研究.2007(4)
[5]蔡万旭.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万方数据库.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