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概况
　　
　　2008年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被免职的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移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该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至2008年间，黄松有利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和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有关案件的审判、执行等方面为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卓伦等五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上述人员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390万余元。此外，黄松有还于1997年利用担任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本单位公款人民币308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120万元。案发后，已追缴赃款人民币578万元。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黄松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黄松有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骗取本单位公款的行为构成贪污罪。黄松有受贿数额巨大，虽具有在被调查期间主动坦白有关部门不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且案发后大部分赃款已追缴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但其身为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知法犯法，进行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社会影响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黄松有与他人共同贪污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且系主犯，亦应依法惩处。2010年1月9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黄松有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另外，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其《工作报告》中指出：依法严肃查办职务犯罪。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439{441531人，件数比上年减少3，3％，人数增加0，9％。突出查办大案要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19l件、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3175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其中厅局级204人、省部级8人。
　　
　　二、司法公正，正源清源
　　
　　培根有句名言：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培根的这句话主要是强调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司法公正是司法追求的一个根本目标，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司法公正，才能正源清流!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应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始终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不偏不倚地予以裁判。在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人为一己之私，做出对他人的“不平的举动”，违反了公平公正原则。但是这并不可怕，因为法律为人们提供了救济的手段，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得到救济，消除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的状态或者使对他人做出“不平的举动”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而维护社会成员应当共同遵循的公平公正原则。如果司法活动丧失公平公正这一特征，法律权威也就无从谈起，老百姓有冤无处申，法律伸张正义的功能也就不能实现，那么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了。正如培根所说的“不公的裁判则把水源败坏了”。因此司法的核心是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自有司法活动以来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是古往今来各国人民渴望实现的共同目标。
　　司法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使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完美结合。实体公正是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障；程序公正是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民主等原则，采取透明、严格的操作程序处理矛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给予公平维护。司法是否公正还要从要从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两个方面来检验。从法律标准上讲，要正确适用法律以做到实体公正，做到程序上正当和合法保证程序公正，法官要忠诚于国家、人民和法律，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清正廉洁地公平裁决，严格执法、人品正直。从社会标准上讲，得到民众广泛认可，即客观公正、以法律为依据的民众认可，也是司法公正的最终标准。
　　要实现司法公正，我们必须要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大背景下，大力推动司法制度改革，消除目前存在的导致司法不公的因素，多管齐下推进司法公正。第一，推动体制改革，消除司法权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维护司法权的独立、统一；第二，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要逐步淡化行政色彩；第三，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强化司法素质。第四，完善司法的监督机制，促进司法公正。只要认真做到了这些，就能从根本上断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的发生，正本清源，实行司法公正的远大目标。
　　司法的腐败，即使是局部的腐败，也是对正义的源头活水的玷污。让我们维护司法公正，追求更多的自由，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
　　
　　参考书目：
　　[1]卓泽渊.法治国家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