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说过中国官场多演员，而官场中人表演最出色的又数贪官，他们能将假话说得跟真话一样富有感情。
　　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受贿金额高达数千万元，主持修建的高铁有段时间事故不断，最近他托人带话给自己的女儿，嘱咐她“千万不要从政”。显然，刘志军认为是现在的官场环境害了他。
　　被人讥称为“许三多”（钱多、房多、女人多）、贪腐金额过亿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则觉得自己的垮台是因为朋友不仗义。他在忏悔书中说：“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即使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
　　江苏某职业技术学院原院长魏军因贪腐被查后，更将自己的腐败责任直接归到朋友拖他下水。他说：“现在想来，其实他们都是投我所好罢了。朋友太多太杂，交往久了就放松了警觉，我在这种朋友关系里一步步走向违法犯罪。这种朋友关系跟友谊无关，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来的。”
　　跟“交友不慎”论颇有一拼的是“红颜祸水”论。济南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因为指使他人杀死情妇、收受他人巨额贿赂被查处。在回顾自己的堕落过程时，段义和将全部责任推到情妇柳海平身上，他说：“我从农民一步步成长为一名高级干部，是党培养的结果。之所以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完全是因为那个女人。”
　　有的贪官胆子更大，他们居然将腐化堕落的责任归之为纪委、检察院。贪腐金额超过1100万人民币，另有900余万元人民币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甘肃窑街煤电集团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李人志说：“我曾经有过美好向上的追求，没想到如今却沦为一名罪孽深重的阶下囚。如果纪委、检察院能够定期不定期地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进行预防腐败、廉政警示谈话，我就可能不会犯罪，即使犯了也会有所收敛，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严重程度。”
　　你看，这些贪官级别最低的都是副厅级，级别高的到了正部级，可是他们检查自己贪腐的原因时，无一例外地认为都是别人使自己变坏的，自己是“受害者”，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应该担负什么责任。
　　客观环境对官员贪腐有无影响？当然有。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功利，一些人评判别人是否成功基本上就是两条标准：一是你当了多大的官，二是你弄到了多少钱，因此千方百计媚官媚权，有时也难免有官员被拖下水的情况。纪委、检察院的监督也的确比较弱。有句话是形容现在的权力监督的：“下级监督太虚，同级监督太弱，上级监督太远”。然而，一个官员只有在社会风清气正时才能清廉吗？咱们不也有死后只有几件旧衣服的纪检干部王海洋、退休后将自己承包的价值连城的山林捐给国家的老干部杨善洲吗？晚清那么腐败，还有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等清官呢！
　　自然，我们指出贪官的狡辩不实，不是要跟已经成为贪官的人举行辩论赛，更不是要论证道德防腐论，贪官贪腐金额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事实也在教育我们：现在的权力监督太不及时和充分。其实，要斩掉贪官以权谋私的邪恶念头，要使他们不敢为自己的贪腐行为寻找种种借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权力时刻接受阳光的曝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