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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的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本部，成立于1936年。当时，日军占领了满洲（编注：指我东北地区），为与军事上对其构成威胁的苏军对抗，该部队着手研发生化武器。尽管国际条约明文禁止发展生化武器，但该部队最高军事长官石井四郎却率领军医打着“防卫”的幌子推进研究。
731部队的秘密研究所
该部队人数最多时达3000人。他们驻扎于满洲哈尔滨市郊的秘密研究所，表面上是进行士兵防疫和安全供水系统的相关研究，但实际上是在反复秘密地做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研发以实战为目的的生化武器。据资料，731部队秘密从事的生化研究曾导致3000多名无辜者丧生。且从事人体实验的不仅有军人，还包括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招集来的医学精英。
731部队少年兵
距哈尔滨市区20多公里处至今仍保留着731部队本部遗址。该部队在方圆数公里内进行秘密实验，并在秘密基地大规模且有组织地进行非人道人体实验。在一座四方形的三层建筑中，有配备最先进设备的研究室，还设有监狱，关押被用作实验材料的人。
少年兵须永就在这个被视为“日本陆军史上最残暴的部队”里度过了自己的14岁至17岁。如今，能证实731部队真实状况的士兵已经很少了，须永则是其中之一。他在满洲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在日本战败75年后的今天，须永再次道出了731部队的种种真相。
制造令敌方士兵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细菌炸弹”是731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该部队开发的“鼠疫菌炸弹”通过爆炸散发出可以传播病菌的跳蚤，使对方感染鼠疫。须永从长野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就进入了731部队，在为期一年的训练后，于1943年被安排在执行该任务的“灼烧班”。“我的工作是烧制收纳鼠疫菌炸弹的陶瓷容器，这种材质的容器不但能使炸弹在少量火药的引燃下爆炸，且能被炸成粉状，使里面的鼠疫菌尽可能多地散发出来。”须永说。
731部隊用大量残暴的人体实验来检测细菌炸弹的威力。中国和苏联的俘虏遭到非人的虐待并被残忍杀害，日军将实验受害者称为“马路大”。须永说，俘虏们被带出实验室到室外实验场，然后被结实地绑在树桩上，相互间隔数米。接着，细菌炸弹会在俘虏们身边爆炸，让他们感染。实验人员则记录下他们身体在感染前后所发生的变化。
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器具 
1943年的哈尔滨街头
每次鼠疫炸弹的测试都要用十多个俘虏做实验。为测定炸弹的感染力和有效范围，实验人员反复试验，不断改变俘虏与爆炸地点间的距离和炸弹的火药量，令俘虏感染鼠疫。实验结束后，日军也不给感染的俘虏们治疗，任其在数周内全部死亡。俘虏们死后，实验人员还要解剖他们的遗体，以彻底检查内脏受损状况。这些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简直是丧失人性，让人不忍直视。但和须永同龄的那些少年兵明知残忍的事实，却仍能坦然地度过军队生活，着实令人吃惊。
须永说，被编入“灼烧班”后，他就知道了部队在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在秘密基地本部三楼的窗口，可以看见操场上的“马路大”。第一次看见人体实验过程，须永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他回忆说：“军官们告诉我，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是被判处了死刑的间谍。因此，即使亲眼见到他们被用于人体实验，我良心上也没有感到不安。我们这批14岁入伍的少年兵都是抱着忠于国家和无私奉献的想法去执行任务的。军官也对我们说，‘如果能制成这种细菌炸弹，就可以扭转战局’。”
1945年在哈尔滨的日本兵
这些少年兵对“人体解剖”和“用军犬运送细菌炸弹”之类的谈话习以为常。在秘密基地里执行任务的同时，这些少年兵也过着与普通年轻人一样的生活。“我所在班的驻扎地距离哈尔滨市中心很近，比其他班更自由。在军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休息日可以离开基地到市中心逛逛。在哈尔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美味的饺子。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并没有饺子，所以我经常跟战友说那家店的饺子非常好吃。而且，我们还去看过电影。”须永说，“不过，每次外出回到基地时，都会在门口看见那个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部允许，任何进入内部的人都将被枪毙’的警告牌。第一次见时，我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
一边在秘密基地冷漠地参与残暴的人体实验，一边到“外面的世界”吃饺子、看电影，“享受生活”，这就是731部队少年兵们的日常。
1945年8月8日，苏联军队越过国境占领满洲，须永所在的少年兵部队接到命令，破坏秘密基地内的研究室以保守秘密。紧接着，工兵就将秘密基地本部建筑物炸毁，并将证据悉数销毁后撤出满洲。须永说，一些少年兵在撤退时将一些不再需要的俘虏直接枪杀“处死”，为毁尸灭迹用汽油燃烧俘虏尸体，秘密基地的一角一直冒着浓浓的黑烟。
撤出满洲后，须永与部队经朝鲜回到日本。回国后，须永一直心感恐惧。他回忆说：“尽管好不容易回到国内，但内心却有一种我们部队所属人员‘是否哪天就被驻日盟军司令部逮捕并处死’的强烈不安。不过，后来听说石井四郎长官与美国方面交涉，通过交换实验数据的方式让士兵们免受责罚，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件事石井长官做得很漂亮。”
战后，须永一直不愿提及从军之事。他说：“因为接受新兵教育时，我们就被告知，在部队的所见所闻一概不能说，所以战争结束后，我甚至对家人都没有说起过731部队的事。”但在七八年前，须永开始接受一些媒体的专访。“由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731部队的报道有限，我与健在的战友觉得应该公开当时的所有情况。于是，我数年前就开始接受媒体采访。现在我知道了，通过非人道的实验来研发细菌武器是错误的，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须永说道。
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
在战时，异常的环境也会被人轻易接受，误认为是“正常”的。对于须永等少年兵来说，从事非人道的人体实验是与品尝美味饺子一样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审视须永证言中的日军暴虐行径。
[编译自日本《现代商业》]
编辑：侯寅
该部队人数最多时达3000人。他们驻扎于满洲哈尔滨市郊的秘密研究所，表面上是进行士兵防疫和安全供水系统的相关研究，但实际上是在反复秘密地做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研发以实战为目的的生化武器。据资料，731部队秘密从事的生化研究曾导致3000多名无辜者丧生。且从事人体实验的不仅有军人，还包括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招集来的医学精英。
距哈尔滨市区20多公里处至今仍保留着731部队本部遗址。该部队在方圆数公里内进行秘密实验，并在秘密基地大规模且有组织地进行非人道人体实验。在一座四方形的三层建筑中，有配备最先进设备的研究室，还设有监狱，关押被用作实验材料的人。
少年兵须永就在这个被视为“日本陆军史上最残暴的部队”里度过了自己的14岁至17岁。如今，能证实731部队真实状况的士兵已经很少了，须永则是其中之一。他在满洲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在日本战败75年后的今天，须永再次道出了731部队的种种真相。
| 惨不忍睹的人体实验 |
制造令敌方士兵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细菌炸弹”是731部队的主要任务之一。该部队开发的“鼠疫菌炸弹”通过爆炸散发出可以传播病菌的跳蚤，使对方感染鼠疫。须永从长野县高等小学毕业后就进入了731部队，在为期一年的训练后，于1943年被安排在执行该任务的“灼烧班”。“我的工作是烧制收纳鼠疫菌炸弹的陶瓷容器，这种材质的容器不但能使炸弹在少量火药的引燃下爆炸，且能被炸成粉状，使里面的鼠疫菌尽可能多地散发出来。”须永说。
731部隊用大量残暴的人体实验来检测细菌炸弹的威力。中国和苏联的俘虏遭到非人的虐待并被残忍杀害，日军将实验受害者称为“马路大”。须永说，俘虏们被带出实验室到室外实验场，然后被结实地绑在树桩上，相互间隔数米。接着，细菌炸弹会在俘虏们身边爆炸，让他们感染。实验人员则记录下他们身体在感染前后所发生的变化。
每次鼠疫炸弹的测试都要用十多个俘虏做实验。为测定炸弹的感染力和有效范围，实验人员反复试验，不断改变俘虏与爆炸地点间的距离和炸弹的火药量，令俘虏感染鼠疫。实验结束后，日军也不给感染的俘虏们治疗，任其在数周内全部死亡。俘虏们死后，实验人员还要解剖他们的遗体，以彻底检查内脏受损状况。这些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简直是丧失人性，让人不忍直视。但和须永同龄的那些少年兵明知残忍的事实，却仍能坦然地度过军队生活，着实令人吃惊。
| 两种“日常”重叠的生活 |
须永说，被编入“灼烧班”后，他就知道了部队在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在秘密基地本部三楼的窗口，可以看见操场上的“马路大”。第一次看见人体实验过程，须永并没有感到特别吃惊。他回忆说：“军官们告诉我，被当作人体实验对象的是被判处了死刑的间谍。因此，即使亲眼见到他们被用于人体实验，我良心上也没有感到不安。我们这批14岁入伍的少年兵都是抱着忠于国家和无私奉献的想法去执行任务的。军官也对我们说，‘如果能制成这种细菌炸弹，就可以扭转战局’。”
这些少年兵对“人体解剖”和“用军犬运送细菌炸弹”之类的谈话习以为常。在秘密基地里执行任务的同时，这些少年兵也过着与普通年轻人一样的生活。“我所在班的驻扎地距离哈尔滨市中心很近，比其他班更自由。在军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休息日可以离开基地到市中心逛逛。在哈尔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到了美味的饺子。因为当时日本国内并没有饺子，所以我经常跟战友说那家店的饺子非常好吃。而且，我们还去看过电影。”须永说，“不过，每次外出回到基地时，都会在门口看见那个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部允许，任何进入内部的人都将被枪毙’的警告牌。第一次见时，我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地方。”
一边在秘密基地冷漠地参与残暴的人体实验，一边到“外面的世界”吃饺子、看电影，“享受生活”，这就是731部队少年兵们的日常。
| 审视残酷史实 |
1945年8月8日，苏联军队越过国境占领满洲，须永所在的少年兵部队接到命令，破坏秘密基地内的研究室以保守秘密。紧接着，工兵就将秘密基地本部建筑物炸毁，并将证据悉数销毁后撤出满洲。须永说，一些少年兵在撤退时将一些不再需要的俘虏直接枪杀“处死”，为毁尸灭迹用汽油燃烧俘虏尸体，秘密基地的一角一直冒着浓浓的黑烟。
撤出满洲后，须永与部队经朝鲜回到日本。回国后，须永一直心感恐惧。他回忆说：“尽管好不容易回到国内，但内心却有一种我们部队所属人员‘是否哪天就被驻日盟军司令部逮捕并处死’的强烈不安。不过，后来听说石井四郎长官与美国方面交涉，通过交换实验数据的方式让士兵们免受责罚，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坦率地说，我觉得这件事石井长官做得很漂亮。”
战后，须永一直不愿提及从军之事。他说：“因为接受新兵教育时，我们就被告知，在部队的所见所闻一概不能说，所以战争结束后，我甚至对家人都没有说起过731部队的事。”但在七八年前，须永开始接受一些媒体的专访。“由于人们所知道的关于731部队的报道有限，我与健在的战友觉得应该公开当时的所有情况。于是，我数年前就开始接受媒体采访。现在我知道了，通过非人道的实验来研发细菌武器是错误的，但当时我却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须永说道。
在战时，异常的环境也会被人轻易接受，误认为是“正常”的。对于须永等少年兵来说，从事非人道的人体实验是与品尝美味饺子一样的“日常生活”。今天，我们应该继续审视须永证言中的日军暴虐行径。
[编译自日本《现代商业》]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