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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自然生态风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全球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一个新的视角。全球化视阈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在于能源风险的凸显、资源风险的考验、生态环境风险的加剧、核能风险的显现。当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诸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自然生态风险、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缺失、科技的“飞去来器效应”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在于调整能源发展战略、完善国家资源管理战略、加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建立核能安全机制。
关键词：全球化；自然生态风险；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85-05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间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高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社会已经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近年来，环境污染严重、灾害频发及资源结构性短缺风险逐渐加剧。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在寻求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由其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生态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所谓自然生态风险，是指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自然的、社会经济的与人们生产实践的诸种因素可能引发的危险、威胁或危机，“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①。自然生态风险当下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但纵览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这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脱离了全球化这一更加宏阔的世界视阈，我们就很难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更无法理解消解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深层意蕴和路径选择。因而，从全球化这一新视角来解读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不仅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研究的新视阈。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表征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西方社会经济的高增长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风险的凸显。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中风险问题的凸显，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传统自然生态风险的争论，也有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现代风险问题的争论，还有对全球风险社会的争议。由此，风险问题以系统的讨论和阐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及自然生态面临的危机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能源危机
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廉价石油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转换，促使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腾飞。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猛增加，但基于开采、加工、运输等条件的滞后，先后两次爆发了以石油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两伊”战争更是毁坏了大量油田，加之一些石化原材料资源的枯竭、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等因素，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再次爆发，使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疯狂地对能源进行掠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极大震荡。
2.资源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很多资源，诸如水、动物、植物、土地、矿藏等。这些资源既有可再生资源，也有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会自动更替，但如果对其消费过度就会打破它们的平衡，甚至消耗殆尽。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带来的是水资源的紧张、土壤退化与沙漠化、滥伐森林等一系列可再生资源恶化的后果，导致人们对资源的衰竭一度产生恐慌。一份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滥伐森林破坏了1500万公顷土地，绝大部分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丧失了740万公顷）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丧失了410万公顷）。②
3.生态危机
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大量能源和资源的耗费，同时将不计其数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资源衰竭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快速发展的西方工业社会。罗马俱乐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得出重要结论，工业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另一份研究也深刻揭示了西方工业社会面临的窘境：“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通，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换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③
4.核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不仅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还引起了全世界对核能的关注。由此，各国开始了核试验，核军备，核武器研发，同时也伴生着核危机和核事故。朝鲜战场一度弥漫核阴云，古巴导弹危机更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中东核危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核危机和核事故使人们意识到核能不仅有巨大威力，同时存在巨大风险。核的威胁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停留在它爆炸的那一时，它带来的巨大危害和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是长期性的。当代工业社会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了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由此带来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出现。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中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加剧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密切相关。这为我们全面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目前我国自然生态风险面临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压缩的现代化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加速，目前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形态，也不是纯粹的现代形态，而是一种混合形态，即历时态的社会形态和共时态的社会生活并存。在全球化语境下，自然生态风险类型呈现多样性，“风险共生”现象明显，表现为历时态的风险类型共时态的存在，风险相互叠加，交错复合。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和全球化的推进下，我国社会面临的自然生态风险源具有多元性，能源风险、资源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核能风险等大量呈现。各种风险的涌现，使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自然生态风险放大的诸多要素，自然生态风险的能量还将进一步释放，不管是风险的范围、主体、形式还是内容都将呈现全面性、整体性、潜在性。当前，我国社会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能源风险凸显
当前，我国的能源风险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加大，能源进口依赖上升，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我国经济从2002年到2011年持续10年保持8%以上增速，对能源产生巨大需求，我国累计消费增量占世界总增量的53%，年均增速为世界的3倍。以石油为例，2012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47613万吨，同比增长4.9%，对外依存度56.4%。④2012年，我国“高油价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未来能源的风险状况，国家发改委也进行了深入调研：预计2015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将高达38亿吨左右，消费占比仍将高达63%，国内石油消费增量几乎全部要由进口满足，对外依存度将扩大至61.4%，天然气将达到2290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8.5%。⑤这就意味着“十二五”时期中国能源需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进口依赖将继续上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提高。⑥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能源风险更为严峻，煤炭、石油能源风险将尤其突出。由于能源的快速消耗，导致国内能源短缺严重，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2.资源风险加剧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严重依赖资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资源短缺，重要资源依赖进口。据数据统计，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巨大，我国消费的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已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位（IPCC，2007）。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截至2012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m3，仅为全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属重度缺水地区。⑦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仅为933.3㎡，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全国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⑧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资源严重依赖进口。此外，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但近些年我国资本来源即储蓄率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外流严重、劳动力过剩等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
3.生态环境风险加剧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发系统性风险。例如，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减少，增加了灾害性气候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破坏，增加了依赖水体生存的生物减少和灭绝风险；农作物生长环境破坏，增加了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废物排放，增加了人与其他生物的安全风险等。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近些年，黄河、长江等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不断增加；北方地区旱灾不断，沙尘暴、雾霾肆虐；南方地区高温、多雨等现象加大了社会良性运行的风险。资源无节制的开发，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最新统计表明，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积蓄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同时，全国的国土总面积中，沙化土地面积占了近1/5，水土流失面积占了1/3。⑨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严重退化。生态环境风险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
4.核能风险显现
受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人们开始普遍关注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核电从1970年开始发展，到200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目前全球427座在运核反应堆中中国只有14座，但截至2013年7月1日，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数量占全世界在建机组总数的44%，为28台。⑩这就意味着，我国正在为核电事业发展积极做储备，未来我国将进入核电快速发展时期。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核电站布局、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核电站的安全监管、铀燃料的可持续供给、核电领域的人才培养、核电安全知识的普及和辐射防护教育培训等还没有建立了一套严格、科学、合理的体系和机制。例如，核材料管制、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没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安全法规体系，仅仅是参考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设置。核燃料的采掘、提纯生产、运输、发电、燃料的保存和后处理等过程也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我国核工业规模、核技术水平和能力、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等在发展的同时也潜存着一定的风险。
三、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
当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诸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点。
1.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自然生态风险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揭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生自然生态风险的增加，进入风险社会。高自然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自然生态风险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现代化的产物。我国在30多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发展。“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B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追逐和作用于自然生态的副作用是相伴相生的，资本作为具有无限度地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冲动的经济发展要素之一，对自然生态的统制力极强，破坏性极大，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主要根源。
2.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的缺失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即工业进程中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产生了种种“潜在的副作用”，但它又无法用工业社会已有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这些“潜在的副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商品生产越来越多，自然资源及能源消耗就越多，与之相伴的是碳排放量越来越多、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仍缺失珍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保障，如果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成是无生命、无意识、可以无偿获取和滥用的资源，那么，必然会忽视自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从而引发自然生态风险。 3.科技的“飞去来器效应”
西方工业社会认为科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科技可以将自然生态呈现的自然力为人类所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发挥其“飞去来器效应”，即人们在通过科技创新渔利的同时，最终也会获得风险的回馈。科技既可以使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劳动力替代品，创造污染少且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丰富的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又可以加速资本雇佣劳动力创造过度剩余价值，造成自然生态资源的恶性损耗、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恶化。而科技带来自然生态风险的加剧是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发展所无法避免的。
四、我国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同样存在过。如果我们深入展开对自然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将西方社会积极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有益经验和敏锐的风险意识应用到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规避自然生态风险的实践中，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阈内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真正适合我国社会应对自然生态风险之路。
1.调整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发展战略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调整中国现有能源发展战略，需要将能源发展从“供应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B12具体要做好下面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政府管理职能，强化需求管理。既要保证大型能源项目审批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又要确保能源统计与需求预测工作规范化、实用化。二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一方面，通过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优质化与高效化，开源节流；另一方面，调整国内资源配置，重点放在新能源的研发上，通过科技创新加强核能、水能、氢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改变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结构。三是积极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及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扩大石油进口，完善中国能源储备体系。在国际原油贸易资源充裕、国际原油价格比较稳定、中国进口原油经济合算的前提下，在国际能源市场寻找解决国内能源供不应求的出路，建立储备应急的国际合作机制。
2.完善国家资源管理战略
国家资源管理战略是国家有关资源博弈的制度安排，我们要着力构建多重资源管理战略。根本战略之一是根据我国国情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灵活管理。例如，在耕地资源方面，要立足有限耕地资源的现状，加快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加强现有耕地资源保障和生产能力保护。在水资源方面，要结合水循环的特点，从“开源”上重视径流和非径流性水资源，在“节流”上加强耗水管理。B13我们要通过制定法律制度保障落实国家资源战略，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引导相关资源机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保障资源战略落实；要通过规划与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优化对保障性资源、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布局，加强交通运输能力建设；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风险成本转移、经营成本补贴等，控制资源替代风险；要通过加强战略资源储备，均衡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出现资源短缺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加大力度对国内资源勘查、重要资源产权与开采设计、替代资源研发及重要资源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等，确保战略性资源能够满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3.加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
加强我国生态环境风险治理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削弱资本对自然生态的统制力，建立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减轻资本作为具有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冲动的对自然生态的消耗和束缚，通过健全制度保障自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二是大力开展全民生态环境风险教育。要让人们意识到社会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要认识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滥用科技引发的负面效应，要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是建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警系统、生态环境风险分析系统、生态环境风险控制系统、生态环境风险补偿系统，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提供科学分析，合理分配生态风险环境管理责任，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环境风险。四是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之路。
4.建立核能安全机制
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但核能的利用也伴生着很大风险，所以一定要建立健全核能安全机制。我国在利用核能时要做到：一要进一步完善核电风险控制机制及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要完善我国核电厂运行风险的管理控制、技术控制措施，通过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保证电厂运行安全有序；要积极参与核能国际组织关于核技术研发的相关项目，在核安全、人员培养、技术研发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突破，共享国际核电风险控制研发成果。二要健全核电安全、监管法律法规。要通过改善国家法律、国务院条例和国务院各部委部门规章，完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要通过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一步深化对核设施的核安全监管。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宣传核安全文化，减少人们的核恐慌心理。通过核安全文化宣传和核安全文化培训，建立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及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核安全机制。
五、结语
迄今为止，人们对自然生态风险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即风险的概念和理论虽然还不太成熟，但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培养了人们的反思意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因此我们要改变传统社会的思维逻辑，要从全球化风险视角下探求符合我国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诚然，任何一种理论及其价值从提出到被人们认识和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如果能够从全球化这一更加宏阔的视阈出发，就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自然生态开发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化解我国的自然生态风险和理解自然生态管理创新的深层意蕴及对策选择。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6页。
③[美]丁·里夫金、[美]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④《以全球视野谋划中国能源顶层设计》，《中国石油企业》2013年第3期。
⑤韩文科、杨玉峰：《中国能源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9月，第3—4页。
⑥本文中提到的“十二五”时期均指2011—2015年。
⑦廖强等：《北京市水资源短缺风险等级评价与预测》，《资源科学》2013年第1期。
⑧王浩等：《水土资源约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
⑨蒋南平、向仁康：《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⑩Mycle Schneider，Antony Froggatt，Julie Hazemann.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2013. http：//www.worldnuclearreport.org/-2013-.html/20130716msc-worldnuclearreport2013-1r-v4.pdf，pp.16—20.
B1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B12韩文科、杨玉峰：《中国能源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页。
B13王浩等：《水土资源约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
责任编辑：思齐
关键词：全球化；自然生态风险；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2-0085-05
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间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高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社会已经实现人均GDP4000美元的跨越，然而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近年来，环境污染严重、灾害频发及资源结构性短缺风险逐渐加剧。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在寻求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由其引发的一系列自然生态风险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普遍关注。所谓自然生态风险，是指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自然的、社会经济的与人们生产实践的诸种因素可能引发的危险、威胁或危机，“与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概念是分不开的”①。自然生态风险当下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显学。但纵览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这是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脱离了全球化这一更加宏阔的世界视阈，我们就很难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语境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更无法理解消解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深层意蕴和路径选择。因而，从全球化这一新视角来解读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不仅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研究的新视阈。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表征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西方社会经济的高增长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和风险的凸显。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中风险问题的凸显，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讨论。这个过程中，既有对传统自然生态风险的争论，也有对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现代风险问题的争论，还有对全球风险社会的争议。由此，风险问题以系统的讨论和阐述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工业社会发展及自然生态面临的危机和风险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1.能源危机
能源是指自然界中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廉价石油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完成了从煤炭到石油的能源转换，促使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腾飞。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猛增加，但基于开采、加工、运输等条件的滞后，先后两次爆发了以石油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两伊”战争更是毁坏了大量油田，加之一些石化原材料资源的枯竭、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等因素，以石油、煤炭、电力为主的世界能源危机再次爆发，使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由此疯狂地对能源进行掠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极大震荡。
2.资源危机
人类社会的发展依赖于自然界的很多资源，诸如水、动物、植物、土地、矿藏等。这些资源既有可再生资源，也有不可再生资源。可再生资源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中会自动更替，但如果对其消费过度就会打破它们的平衡，甚至消耗殆尽。西方工业社会高速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带来的是水资源的紧张、土壤退化与沙漠化、滥伐森林等一系列可再生资源恶化的后果，导致人们对资源的衰竭一度产生恐慌。一份数据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滥伐森林破坏了1500万公顷土地，绝大部分发生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丧失了740万公顷）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丧失了410万公顷）。②
3.生态危机
经济的高速增长导致大量能源和资源的耗费，同时将不计其数的污染物和废弃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资源衰竭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快速发展的西方工业社会。罗马俱乐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得出重要结论，工业增长和科学技术发展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另一份研究也深刻揭示了西方工业社会面临的窘境：“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流通，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换的速度也就越高，有效能量就耗散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③
4.核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不仅加速了战争的结束，还引起了全世界对核能的关注。由此，各国开始了核试验，核军备，核武器研发，同时也伴生着核危机和核事故。朝鲜战场一度弥漫核阴云，古巴导弹危机更是接近了核战争的边缘，中东核危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这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核危机和核事故使人们意识到核能不仅有巨大威力，同时存在巨大风险。核的威胁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也不仅仅停留在它爆炸的那一时，它带来的巨大危害和风险是全球性的，而且也是长期性的。当代工业社会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
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了科学技术不受限制的发展，由此带来了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出现。可以说，全球化进程中自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加剧与对现代性的反思密切相关。这为我们全面把握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也为我们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自然生态风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目前我国自然生态风险面临的困境
中国是一个外源型后发展国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压缩的现代化及当前社会转型的加速，目前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的传统形态，也不是纯粹的现代形态，而是一种混合形态，即历时态的社会形态和共时态的社会生活并存。在全球化语境下，自然生态风险类型呈现多样性，“风险共生”现象明显，表现为历时态的风险类型共时态的存在，风险相互叠加，交错复合。在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和全球化的推进下，我国社会面临的自然生态风险源具有多元性，能源风险、资源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核能风险等大量呈现。各种风险的涌现，使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着自然生态风险放大的诸多要素，自然生态风险的能量还将进一步释放，不管是风险的范围、主体、形式还是内容都将呈现全面性、整体性、潜在性。当前，我国社会自然生态风险的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能源风险凸显
当前，我国的能源风险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程度加大，能源进口依赖上升，能源消费结构变动。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我国经济从2002年到2011年持续10年保持8%以上增速，对能源产生巨大需求，我国累计消费增量占世界总增量的53%，年均增速为世界的3倍。以石油为例，2012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47613万吨，同比增长4.9%，对外依存度56.4%。④2012年，我国“高油价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于未来能源的风险状况，国家发改委也进行了深入调研：预计2015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将高达38亿吨左右，消费占比仍将高达63%，国内石油消费增量几乎全部要由进口满足，对外依存度将扩大至61.4%，天然气将达到2290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8.5%。⑤这就意味着“十二五”时期中国能源需求、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进口依赖将继续上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大幅度提高。⑥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能源风险更为严峻，煤炭、石油能源风险将尤其突出。由于能源的快速消耗，导致国内能源短缺严重，环境污染加剧，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2.资源风险加剧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严重依赖资源的大量消耗，国内资源短缺，重要资源依赖进口。据数据统计，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消耗巨大，我国消费的化石燃料所排放的CO2已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位（IPCC，2007）。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截至2012年，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00m3，仅为全国人均的1/10，世界人均的1/40，属重度缺水地区。⑦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仅为933.3㎡，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全国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⑧铁矿石、有色金属、木材等资源严重依赖进口。此外，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但近些年我国资本来源即储蓄率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本外流严重、劳动力过剩等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
3.生态环境风险加剧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风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发系统性风险。例如，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减少，增加了灾害性气候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破坏，增加了依赖水体生存的生物减少和灭绝风险；农作物生长环境破坏，增加了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废物排放，增加了人与其他生物的安全风险等。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引发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近些年，黄河、长江等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不断增加；北方地区旱灾不断，沙尘暴、雾霾肆虐；南方地区高温、多雨等现象加大了社会良性运行的风险。资源无节制的开发，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最新统计表明，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积蓄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同时，全国的国土总面积中，沙化土地面积占了近1/5，水土流失面积占了1/3。⑨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出现严重退化。生态环境风险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
4.核能风险显现
受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影响，人们开始普遍关注核能的开发和利用。中国核电从1970年开始发展，到2005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尽管目前全球427座在运核反应堆中中国只有14座，但截至2013年7月1日，中国在建的核电站数量占全世界在建机组总数的44%，为28台。⑩这就意味着，我国正在为核电事业发展积极做储备，未来我国将进入核电快速发展时期。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核电站布局、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核电站的安全监管、铀燃料的可持续供给、核电领域的人才培养、核电安全知识的普及和辐射防护教育培训等还没有建立了一套严格、科学、合理的体系和机制。例如，核材料管制、核燃料循环设施、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没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安全法规体系，仅仅是参考国际通用的标准来设置。核燃料的采掘、提纯生产、运输、发电、燃料的保存和后处理等过程也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我国核工业规模、核技术水平和能力、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等在发展的同时也潜存着一定的风险。
三、我国自然生态风险产生的根源
当下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诸多困境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点。
1.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自然生态风险
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揭示，任何一个社会发展到现代化的一定阶段后，必然伴生自然生态风险的增加，进入风险社会。高自然生态风险是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自然生态风险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是现代化的产物。我国在30多年的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经济高速发展。“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B1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追逐和作用于自然生态的副作用是相伴相生的，资本作为具有无限度地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冲动的经济发展要素之一，对自然生态的统制力极强，破坏性极大，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主要根源。
2.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的缺失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了工业社会本身深刻的制度性危机，即工业进程中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合理产生了种种“潜在的副作用”，但它又无法用工业社会已有的制度框架来解决这些“潜在的副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商品生产越来越多，自然资源及能源消耗就越多，与之相伴的是碳排放量越来越多、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目前我国仍缺失珍惜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保障，如果仅仅把自然生态系统看成是无生命、无意识、可以无偿获取和滥用的资源，那么，必然会忽视自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从而引发自然生态风险。 3.科技的“飞去来器效应”
西方工业社会认为科技是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自然生态风险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科技可以将自然生态呈现的自然力为人类所用，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发挥其“飞去来器效应”，即人们在通过科技创新渔利的同时，最终也会获得风险的回馈。科技既可以使自然力转化为绿色环保、高效能的劳动力替代品，创造污染少且能满足人类需求的丰富的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又可以加速资本雇佣劳动力创造过度剩余价值，造成自然生态资源的恶性损耗、生态系统和环境的恶化。而科技带来自然生态风险的加剧是任何一个社会工业文明发展所无法避免的。
四、我国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在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同样存在过。如果我们深入展开对自然生态风险问题的研究，将西方社会积极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有益经验和敏锐的风险意识应用到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与规避自然生态风险的实践中，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视阈内将国际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真正适合我国社会应对自然生态风险之路。
1.调整能源发展战略
能源发展战略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保障。调整中国现有能源发展战略，需要将能源发展从“供应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转变。B12具体要做好下面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改革政府管理职能，强化需求管理。既要保证大型能源项目审批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又要确保能源统计与需求预测工作规范化、实用化。二是调整能源消费结构。一方面，通过技术研发，提高能源利用优质化与高效化，开源节流；另一方面，调整国内资源配置，重点放在新能源的研发上，通过科技创新加强核能、水能、氢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改变过度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结构。三是积极开发利用国际能源市场及新兴经济体的作用，扩大石油进口，完善中国能源储备体系。在国际原油贸易资源充裕、国际原油价格比较稳定、中国进口原油经济合算的前提下，在国际能源市场寻找解决国内能源供不应求的出路，建立储备应急的国际合作机制。
2.完善国家资源管理战略
国家资源管理战略是国家有关资源博弈的制度安排，我们要着力构建多重资源管理战略。根本战略之一是根据我国国情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灵活管理。例如，在耕地资源方面，要立足有限耕地资源的现状，加快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加强现有耕地资源保障和生产能力保护。在水资源方面，要结合水循环的特点，从“开源”上重视径流和非径流性水资源，在“节流”上加强耗水管理。B13我们要通过制定法律制度保障落实国家资源战略，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管理、引导相关资源机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保障资源战略落实；要通过规划与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优化对保障性资源、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布局，加强交通运输能力建设；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风险成本转移、经营成本补贴等，控制资源替代风险；要通过加强战略资源储备，均衡优化资源配置，防范出现资源短缺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加大力度对国内资源勘查、重要资源产权与开采设计、替代资源研发及重要资源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等，确保战略性资源能够满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3.加强生态环境风险治理
加强我国生态环境风险治理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削弱资本对自然生态的统制力，建立自然生态消耗及补偿制度。减轻资本作为具有追求最大剩余价值内在冲动的对自然生态的消耗和束缚，通过健全制度保障自然生态补偿及生态平衡。二是大力开展全民生态环境风险教育。要让人们意识到社会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生态环境风险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要认识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滥用科技引发的负面效应，要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正确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三是建立生态环境风险管理机制。通过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警系统、生态环境风险分析系统、生态环境风险控制系统、生态环境风险补偿系统，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提供科学分析，合理分配生态风险环境管理责任，构建多元参与治理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环境风险。四是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治理方式，共享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成果，走全球生态环境风险治理之路。
4.建立核能安全机制
核能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但核能的利用也伴生着很大风险，所以一定要建立健全核能安全机制。我国在利用核能时要做到：一要进一步完善核电风险控制机制及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要完善我国核电厂运行风险的管理控制、技术控制措施，通过先进的管理、技术手段保证电厂运行安全有序；要积极参与核能国际组织关于核技术研发的相关项目，在核安全、人员培养、技术研发和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突破，共享国际核电风险控制研发成果。二要健全核电安全、监管法律法规。要通过改善国家法律、国务院条例和国务院各部委部门规章，完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要通过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进一步深化对核设施的核安全监管。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宣传核安全文化，减少人们的核恐慌心理。通过核安全文化宣传和核安全文化培训，建立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及生存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核安全机制。
五、结语
迄今为止，人们对自然生态风险的认识尚未达成共识，但有一点认识是一致的，即风险的概念和理论虽然还不太成熟，但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培养了人们的反思意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因此我们要改变传统社会的思维逻辑，要从全球化风险视角下探求符合我国应对自然生态风险的出路。诚然，任何一种理论及其价值从提出到被人们认识和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对我国自然生态风险的解读如果能够从全球化这一更加宏阔的视阈出发，就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清醒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自然生态开发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化解我国的自然生态风险和理解自然生态管理创新的深层意蕴及对策选择。
注释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86页。
③[美]丁·里夫金、[美]特德·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④《以全球视野谋划中国能源顶层设计》，《中国石油企业》2013年第3期。
⑤韩文科、杨玉峰：《中国能源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9月，第3—4页。
⑥本文中提到的“十二五”时期均指2011—2015年。
⑦廖强等：《北京市水资源短缺风险等级评价与预测》，《资源科学》2013年第1期。
⑧王浩等：《水土资源约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
⑨蒋南平、向仁康：《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若干问题》，《当代经济研究》2013年第2期。
⑩Mycle Schneider，Antony Froggatt，Julie Hazemann.World Nuclear Industry Status Report 2013. http：//www.worldnuclearreport.org/-2013-.html/20130716msc-worldnuclearreport2013-1r-v4.pdf，pp.16—20.
B1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
B12韩文科、杨玉峰：《中国能源展望》，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页。
B13王浩等：《水土资源约束下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思考》，《中国科学院院刊》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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