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评价音乐，是音乐评价我”
　　毋庸置疑，陈丹青不是个随和的聊天对象。在发布会现场，他要求工作人员把现场的灯光调暗，原因是“这个灯光适合拍摄但不适合交流，因为我根本看不清观众的脸”；他不喜欢提问者动辄使用“大师”“老师”这样的称呼，说“这是权力社会的产物”，以至于搞得全场媒体和观众都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开场；他也不喜欢听到从事艺术的年轻人一直在讲艺术是他们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们吃了多少苦，受到了多少误解，付出了多少坚持，对于这些，陈丹青往往一句话就打发了：“没有人让你干艺术这件事，觉得高兴就继续，坚持不下去了就停止好了。”
　　这样的说法，同许多已经泛滥到廉价的鼓励相比是相当不中听的劝告。就如同一个自感身体不适的病人带着对名医的无限信任去上门讨一个药方，结果医生却告诉他，不舒服的感觉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回去停止这种想象就好了。甚至在病人临出门告别前还要加一句：“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医生，别听他们谣传。”
　　面对这样一个“医生”，最是考验“病人”的时刻——如果是个通透机灵的人，可能瞬间就会明白，令你击节赞叹、钦佩不已的陈丹青最不在乎的也正是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地位。“我想要的不是你能给的”，这在两个对谈者之间，当然就是巨大的障碍。
　　相较于医生，他更像是一个冷静而平等的观察者，为了创作，或者为了满足好奇，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听一些说说笑笑的声音，遇到感兴趣的话题就参与一阵，看到不喜欢的事物就评论两句，顺便告诉你他见到过的更美好是个什么样子，就此打住，回家仍旧是画画、写书、过日子。他有着读书人和艺术家所该有的但却并不陈腐的智慧和敏锐，甚至还有一点点不懂装腔作势的狡黠，非常直接地告诉你他之所以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和音乐相关的发布会上是因为和陈其钢及主办方的朋友情谊，以及自己到国家大剧院看歌剧时提供方便的回报。他也有着上海人对外表的在意：“今天到现场的三位往届获奖的年轻作曲家就很有样子，很会穿衣服，这很好，不像画画的，得奖的时候可能还是蓬头垢面的，一些是落拓不羁的范儿，另一些就有点土。”
　　同时陈丹青又对自己所真正看重的充满敬畏。比如他听了几十年的古典音乐，比如他非常尊敬曾经多次著书解说的鲁迅先生，再比如他帮故去的老师木心先生整理书稿遗作，在翻出乐谱后心心念念想要找到可以演奏的乐手。当你问他是否有评价音乐的标准的时候，他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不是我评价音乐，一直都是音乐评价我。”他记得自己当年一边画画一边听着收音机中音乐的瞬间，他也能说得出自己偶尔在电影或者酒吧中听到的流行音乐所带来的感动。“崔健就不用说了，那永远是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人物，还有王菲。”
　　“美国结结实实地教育了我”
　　当天，陈丹青还用他的方式讲述了他在美国的一些片段：
　　“我当时为什么想出国？原因太简单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过去的30年没人能出国，一下子能出去了，当然想去看看。”
　　“刚到美国的时候人一下子就傻掉了，和国内的差别太大了。那时候我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去博物馆和美术馆里面看画，那些名著让我还能找到一点熟悉，否则就觉得迷失了。”
　　“在美国的时候最让我吃惊的是，我没想到我会那么地想念中国。”
　　“在为画廊画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格外关注画下面的那个小红点（在画廊中展出的画，贴上小红点标签的就意味着此张画已售出）。于是我就决定不再为画廊画了，我就跑到广场上去画人像。”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美国的生活结结实实地教育了他。在那里，搞艺术的人要么就需要在餐馆和咖啡馆中端盘子，要么就奔波于几百个艺术基金会，希望能申请到一些创作基金，很多艺术家一辈子都靠基金生活，包括陈丹青本人都得到过基金。他们不抱怨自己的生活状态，更不抱怨自己所做出的选择。“相比较欧洲国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比如他们刻意保护像古典音乐这样的艺术门类，美国对待艺术的方法是比较‘放任自流’的，艺术作品是好的就留下了，不好的自然就被淘汰了，政府不会刻意地保护。艺术家也一样，那些端盘子或者当搬用工的作曲家、画家、导演中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出路。在中国艺术家被看得很高，有时候艺术甚至还能获得政治地位，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做艺术家也只是一种选择，艺术家就是受雇于有钱人的，艺术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
　　这种“教育”、对比和思考使得陈丹青更清楚每一种事物所应该纳入的体系，每一种评价所应该有的语境，他不会盲从地“追高”，也不会轻视地“看低”，对话如此，生活也如此。
　　即使是对他很喜爱的，会主动去听，并且听了几十年的古典音乐，他也不是非要很矫情地去要求必须是黑胶或者CD，一个iPhone、一副耳机就可以满足既便捷又有一定音质保证的要求。“我不是音响发烧友，好的效果当然好，但我还是相信音乐在内心。iPhone和耳机让我觉得我好像就像是乐队中的某一个人，离音乐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