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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汪东兴是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的一名战士。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见证“进京赶考”的历史壮举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警卫战士乘坐吉普车开道。他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历史壮举。
浩荡的车队在尘土飞扬中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等五大书记换乘火车抵达北平，当晚住颐和园升平署（现中央党校南院）。这天，汪东兴则来到北平香山，忙碌着察看毛泽东主席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李银桥等人到颐和园迎接毛泽东前往双清别墅。汪东兴回忆说，“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
“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1949年8、9月份，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他身边保卫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工作也非常细致。在他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交由汪东兴落实的。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能如实、完整地表达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
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10月6日晚7时，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一笑。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汪东兴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让秘书曹万贵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表示说：“我马上就到。”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带人去抓捕姚文元。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的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晚年生活别样精彩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他家乡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1994年，家乡的同志拜访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写序。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家乡来的同志终于明白了汪东兴的意思，他认为党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党史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意见，加进方志敏、余汉潮两人。
在汪东兴家客厅西墙靠窗处挂着一幅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其书法笔力雄浑，令人精神激奋。这一天，毛泽东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写了他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怀念之情。
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如今，近百岁高龄的汪东兴神智尚健，仍保持多年来阅读书报的习惯。毛主席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汪老就是这种人。他愈老弥坚，令人尊敬。
汪东兴是方志敏创建的红十军的一名战士。先后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袖身边担任警卫工作，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器重，见证了众多惊心动魄的历史大转折和经典瞬间。
见证“进京赶考”的历史壮举
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参加方志敏等人创建的红十军。1933年1月，他随红十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5年随部队参加长征。解放战争时期，汪东兴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优秀的军队干部，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7年春，他被调到毛泽东等领导身边负责警卫工作。
1949年3月23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汪东兴带着警卫战士乘坐吉普车开道。他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登车前“进京赶考”的那一段经典对话，也跟随领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的历史壮举。
浩荡的车队在尘土飞扬中向北前进。25日，毛泽东等五大书记换乘火车抵达北平，当晚住颐和园升平署（现中央党校南院）。这天，汪东兴则来到北平香山，忙碌着察看毛泽东主席的住处——双清别墅周围的地形，布置警卫岗哨。
3月26日，汪东兴、李银桥等人到颐和园迎接毛泽东前往双清别墅。汪东兴回忆说，“我们和主席的心情一样兴奋，经过了那么多年的奋斗，毛主席终于带领我们来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此后还兼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总参警卫局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虽然汪东兴的职务众多，但有一项任务从未改变过，这就是承担中南海及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
“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1949年冬，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访苏之前，他就选定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汪东兴在日记里这样记述：
1949年8、9月份，毛主席给我下达了准备出访苏联的指示。由我具体负责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为确保毛主席此次出访的安全，派了足够的兵力负责从北京至满洲里沿线桥梁、涵洞、制高点的警卫工作，我具体负责毛主席专列和他身边保卫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把中南海警卫任务交给了汪东兴，他个人出国的安全工作也交给了汪东兴。汪东兴为了毛泽东安全和方便，考虑问题十分周到，工作也非常细致。在他领导下，中南海没有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所负责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中也没有出现重大漏洞。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汪东兴：“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
毛泽东外出视察，大都是由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例如，毛泽东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警卫工作都由汪东兴负责。
在特殊情况下，毛泽东还委派汪东兴做他与某些重要人物之间的联系人，毛泽东对这些人的保护，以及处理意见，都交由汪东兴去办理。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邓小平的办法都是交由汪东兴落实的。毛泽东对某些重要人物表达意见，也是经常派汪东兴转达，他还经常派汪东兴代表自己去看望、关照受到冲击的老干部。汪东兴在见这些老干部时，也能如实、完整地表达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信任还体现在自身的工作安排上。毛泽东的有些工作安排，别人也许不知道，甚至连江青也不清楚，但一般汪东兴是知道的。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江青要想知道毛泽东的行踪，需要向汪东兴打听。因为汪东兴直接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会过问。毛泽东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身安全都托付给了汪东兴。
粉碎“四人帮”建奇功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权活动。汪东兴意识到，不解决“四人帮”，就会给党和国家留下极大祸患。经过多次与叶剑英元帅等人的碰头商量，一起制订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
方案确定后，汪东兴让秘书准备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开会通知，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是商讨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汪东兴看过通知后，立即去向华国锋汇报，除了汇报上述方案，他还汇报了抓捕“四人帮”的具体行动方案。华国锋听得非常仔细，并询问了参加行动的人员安排，以及扣押“四人帮”的地点等，还要汪东兴再检查一遍，防止出现疏漏。
最后，华国锋表态：“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华国锋最后问汪东兴：“你有把握吗？”汪回答：“有把握。”华国锋当即拍板：“就在10月6日晚上抓捕‘四人帮’。”他把手向下一按说：“就这样定了！”他接过汪东兴准备好的会议通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华国锋的签字已经表明，他同意汪东兴制订的方案并批准汪东兴立即组织实施。
10月6日晚7时，汪东兴带着警卫们来到怀仁堂。因为通知开会的内容与汪东兴无关，他决定坐在屏风后边指挥战斗。考虑到这场斗争很严酷，汪东兴还随身带了一把装满子弹的手枪。
在顺利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之后，汪东兴风趣地对华国锋、叶剑英两位领导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叶听后，会心一笑。
接着，汪东兴命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对江青实施抓捕，进行得同样顺利。
随后，汪东兴建议华国锋亲自给姚文元打电话，把他叫到怀仁堂来。华国锋让秘书曹万贵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姚文元表示说：“我马上就到。”汪东兴和华国锋、叶剑英商议，抓捕姚文元，我们就不必出面了，决定由武健华带人去抓捕姚文元。汪东兴请华国锋写个手令。华国锋很快就写好了，武健华接过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与在那里的四位行动小组同志会合。不一会儿，姚文元就被戴上了手铐，押上早已等候的汽车，拘押在地下隔离室。 10月6日晚11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汪东兴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果‘四人帮’政变成功，在座的都得上断头台。”汪东兴的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同。
晚年生活别样精彩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同意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辞去职务变为平民，他很快适应了这一角色的转换。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汪东兴远离政坛赋闲居家有些年头了。那些年，颐养天年的汪东兴心情旷达淡定，潜心读书，谢绝诸多活动。尽管深居简出不会生客，可他接待家乡的干部及父老乡亲却很热情，尤其是对他家乡从事编史修志的同志几乎是有求必应。
1994年，家乡的同志拜访汪东兴，主要为编辑出版《弋阳党史人物传》来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写序。汪东兴说：“你们事先寄来的书稿我看了，没什么问题，建议这本书中人物加两个人，一个方志敏，一个余汉潮。”
来者向他解释说，方志敏在我们党史办编印的《弋阳英烈》中出现了，再收编进这本书里怕重复不妥。可汪东兴强调说：“不要怕重复，方志敏是全国著名烈士，影响很大，要经常宣传……”
家乡来的同志终于明白了汪东兴的意思，他认为党史办写方志敏考虑的是“存史”职能，而他更加强调和突出的是党史工作的“教化”职能，要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去扩大对革命英烈的宣传。
余汉潮烈士是汪东兴走向革命道路最早的领路人，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县党史办采纳了他的意见，加进方志敏、余汉潮两人。
在汪东兴家客厅西墙靠窗处挂着一幅毛泽东1961年10月16日亲笔书赠汪东兴的王勃《送别》诗。其书法笔力雄浑，令人精神激奋。这一天，毛泽东除了给汪东兴写了王勃的《送别》，还特意写了他自己脍炙人口的那篇《沁园春·雪》赠给汪东兴。
许多年来，汪东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减，每逢毛泽东的生辰、忌辰，汪东兴都会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瞻仰。每逢五周年、十周年纪念时，他往往会发表一些纪念文章以表达怀念之情。
汪东兴参加革命后，多次进党校学习，特别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他更是求知若渴，常年不懈。他说：“我之所以还有点知识和作为，都得益于学习。”如今，近百岁高龄的汪东兴神智尚健，仍保持多年来阅读书报的习惯。毛主席有句名言：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汪老就是这种人。他愈老弥坚，令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