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导致老年群体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增加和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为了避免老年群体对医疗的过度依赖,长期照护体系逐渐从医疗卫生资源中“剥离”,而针对老年人群的服务过于碎片化,资源的叠加和浪费又促使长期照护与医疗卫生资源走向“整合”.国际上对于二者的关系存在争论,通过对国际经验的梳理,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对于长期照护与医疗卫生体系关系处理的相关建议.
【机 构】
: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北京100096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导致老年群体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增加和长期照护体系的建立.为了避免老年群体对医疗的过度依赖,长期照护体系逐渐从医疗卫生资源中“剥离”,而针对老年人群的服务过于碎片化,资源的叠加和浪费又促使长期照护与医疗卫生资源走向“整合”.国际上对于二者的关系存在争论,通过对国际经验的梳理,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提出对于长期照护与医疗卫生体系关系处理的相关建议.
其他文献
未成年人犯罪近两年数量增加,并且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趋势.而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因素的关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中家庭教养与未成年人犯罪联系紧密.以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与亲子关系量表为基础,分出专制型家庭、溺爱型家庭、冷漠型家庭与矛盾型家庭四类不良家庭教养方式.从家庭教养与其他因素对犯罪人格形成的影响两方面入手,综合分析这四类家庭教养角度下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差异.为防治这四类家庭教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可以通过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实行家庭监督问责制度、加强对监护人的法治教育和加强政府、学校对未成年人家庭的关
青少年社会化是青少年通过学习知识,将社会规范和价值进行内化,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的过程.青少年如果缺乏家庭、学校及社会的教育和支持,其社会化就容易出现困境,这将严重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将青少年L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入访谈和案例研究剖析了家庭结构因素、代际关系因素、学校环境因素以及政府干预行动因素等对青少年社会化过程造成的影响,青少年的社会化困境主要表现在自身心理情绪受阻、家庭生活场域感知缺乏、外在的学校环境形塑及社会交往和融入程度较低.通过社工实务的形式对个案L进行深入介入并干预,旨在建立信任关系并找到青
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更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特征,甚至出现“内卷化”“麦当劳化”的趋势.把城市社区治理置于政党、国家、社会互动的主线上,将其概括为“城市社区项目制治理模式”“城市社区治理的类社区营造模式”和“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模式”三类,分别体现了政府主导、社会自主、政党组织的治理逻辑.基于此,提出以社会为本位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范式.这种新时代的实践范式,既体现了党建引领政策制度制定、纵横结构重组与优化、社会自主性培育、人民主体性获得以
我国面向青少年的网络短视频监管以法律为管制基础、以政府为管制主体,其价值取向政治化、监管方式制度化、监管内容日常化、处置措施多样化,行业自律起辅助作用.监管以促进青少年保护这一公共利益为目的 ,多以部门规章为监管手段,满足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但难以经受均衡性原则的挑战,并不符合比例原则.应当以比例原则完善网络短视频监管制度,均衡分配短视频制作者和平台的责任,缓解青少年网络权利、青少年保护及成年人言论自由等价值之间的冲突.
通过采用数据比较、案例分析、实证调查等方法,发现中关两国城市青少年毒品犯罪具有以下时空分布规律:美国此类犯罪高发于节假日期间,多出现在学校及其他青少年常聚集的地点.我国此类犯罪高发时间也集中在寒暑假,尤以春节为主,高发地点为酒吧、迪厅等娱乐场所以及宾馆、日租房等住宿场所.美国学者针对城市青少年毒品犯罪的防范研究成果丰硕,政府各部门制定有详细的防范对策,实务部门防控措施实施成效明显,特别是在家庭预防、学校预防和社会机构预防等领域均有其鲜明特色和成功经验.美国青少年毒品犯罪的预防对策对我国的借鉴包括严格控制毒
小区治理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末梢神经,对居民美好生活秩序构建具有基础性作用.小区治理能力不仅服务于日常状态下居民美好生活秩序的构建,还涉及重大突发事件的及时有效应对.当前,新冠疫情的常态化防控进一步凸显了城市小区治理能力的重要性.以美好生活需要为切入点,着眼于小区居民社会关系的高密度性、低熟悉度、强生活异质性三个特征,分析发现小区治理面临着相邻纠纷调解难、复杂事务治理难、个人与公共利益协调难、物业角色冲突等难题,提出小区治理应该激活和整合物业服务人员、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治理资源,构建居民诉求表达与回应机
对外传播是国家话语走出去建构国家形象并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着力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积极践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验与启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站位“两个大局”加强战略谋划,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为提升国际话语权铸魂赋能,构建多主体立体式的国际传播格局,把握传播规律优化国际传播策略.中国共产党从传播主体、客体、内容、策略等多角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引领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
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和关键落脚点.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亟需探索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搭建系统性的研究框架.基于耦合理论的研究视角,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在参与主体、资源依赖、发展着力点与依托路径等方面存在诸多耦合基础,进而从理论构建、实证研究、路径设计与政策保障、研究方法层面设计出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耦合发展的分析框架,以期为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从20世纪20年代起,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回顾历史,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曾帮助中国共产党成功打开国际传播的大门,直接或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和评价,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提高国际话语权提供理论支撑.现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主要路径为:加强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者直接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可以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从中制定更正式的标准和条例,并有助于确定研究和政策都应重点关注的优先问题.然而,人工智能伦理中提出的许多原则过于宽泛,不能作为行动指南.人工智能伦理的诸多原则之间有时存在着重要价值观或目标之间的冲突.应当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明确,当人工智能与人类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必须无条件地保护人类利益免受侵害.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解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冲突方面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要真正解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冲突,使人工智能发展得到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