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腐败成风，是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的。而晚清有两个重臣，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人，那就是张之洞和李鸿章。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与曾国藩，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在现在数不清的清朝宫廷戏里，只要有慈禧太后或者晚清皇帝出场，那么，这两个人或左或右，总有一个人会出现在她（他）们旁边。
　　 这两个人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少负盛名、聪颖过人，而且都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但是，张之洞有一点是远远高于李鸿章的，那就是他的个人操守。
　　 1901年的某日，李鸿章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自知不起，就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上了最后一道奏折，这实际上也是他的遗嘱。在奏折里，李鸿章除了希望最高统治者要“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外，也表明自己的心迹，说自己“为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
　　 而时隔八年，即1909年，晚清的另一个重臣张之洞，生命也油尽灯枯。在临终前，他给子孙们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至今读来，还是铮铮有声。
　　 张之洞一生為官清廉。现在说来可能有人还不会相信，当了这么大的官，有时家里竟拮据到年关都过不去，只好派人去当铺典当东西。当年，武昌城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条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派人拿皮箱来当，每口皮箱都给二百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是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宽裕一点，必会派人拿银两赎回箱子。张之洞的弟子傅岳回忆张之洞身后的情形：“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也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当官四十余年，官至大臣，生前却要经常派人去当铺典当东西度年关，死后办丧事还得靠僚属的赙仪，真算得上是一个少见的清官。所以，张之洞在遗嘱里能坦荡荡地说：“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而李鸿章就不敢如此坦荡了。这个与张之洞同享盛名的晚清重臣，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据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即从道胜银行获得沙俄三百万卢布的回扣，时值五十万两白银。他官当得越大，贪腐的胃口也越大。从办洋务、办海军中，更是捞了数不清的好处。李鸿章初入仕时，他家只是中产，可李府最盛时，拥有良田达百余万亩。当时老百姓讽刺他：“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用自己的实践，诠释了升官发财的内涵。也许是心里有鬼吧，所以李鸿章在遗嘱里只敢说自己“为官四十年，未尝因病请假”，而不敢像张之洞一样声明自己“不谋私利”。所以，后世诟病李鸿章的种种不是时，说他贪财是很重要的一点。
　　 当官要有操守，要“心术则大中至正”，要“勤奋做事，不谋私利”，这是张之洞留给我们现代人的精神财富，也是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根本区别。
　　 从李鸿章联想到今天的贪官，虽然他们与李鸿章是两个时代的人，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何其相似乃尔。这些党内的蛀虫，利用自己当官的特权，疯狂侵占国家利益、聚集个人财产。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干部的基本操守，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唾弃。
　　 古语说：“利在一己勿谋，利在天下则谋;利在一时勿谋，利在万世则谋。”古人尚且如此，作为我们共产党人，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共产党干部，就更应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了。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种一心为人民办好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好干部，也是不胜枚举。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他们的名字都永远记在百姓的心里。他们的个人操守，与张之洞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我想，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经常想想身后留点啥，这是追求进取的动力，也是拒绝诱惑、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的动力。
　　 【原载《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