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不久，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舆论。10月6日，党中央果断采取措施，抓捕“四人帮”。为迅速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以二机部部长刘西尧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彻底调查这一事件。
　　进驻光明日报社之后，工作组立即召集报社党组成员和编委会成员开会，传达了中央派遣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的主要任务，并宣布对报社党组成员、总编莫艾，党组成员、副总编孙关龙采取暂时隔离审查的措施。
　　10月14日，工作组的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先后多次分别对莫艾和孙关龙进行了审问。孙关龙交代：10月3日中午，由迟群、谢静宜来报社将稿件交到他手上，要求次日务必见报。迟群走后，他当即转给总编莫艾，莫艾阅后安排他去总编室发稿。他们两人承认对签发《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负有政治责任，已铸成严重错误，追悔莫及。但一再申明没有参与过这篇文章的研究和起草，也没有推敲和修改。
　　与此同时，工作组双管齐下，由张维鹏和我去秦城监狱提审迟群和谢静宜。
　　谢静宜回答：《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稿子经过了“文革首长”研究，曾作为“行动纲领”由姚文元组织“清华200号”拟稿。与迟群有联系，当时的召集人是李加宽。她参与了传递修改稿和联络工作。当问及“文革首长”指的是谁？她回答：一般都称江青、张春桥为首长。
　　迟群交代：最初由姚文元根据中央文革领导研究的意图，组织“清华200号”起草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亲自做了几次修改。张春桥也参加过审核修改，详细情况可以问“清华200号”的李加宽。
　　“清华200号”是“四人帮”一个御用写作班子的所在地，李加宽是北大历史系的副教授，造反派头头，“清华200号”主要负责人。这个写作班子的大部分人是从北大、清华的文、史、哲等学科选调过来的教师，常以“梁效”（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署名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在二龙路看守所提审了李加宽。他承认组织写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姚文元曾同他们研究过内容，阐述了江青、张春桥的指导思想及重要性。但是，李加宽不肯提供具体活动的材料。经过我们的劝导，再次重申政策，并用谢静宜、迟群的坦白态度启发他，他才说了具体情况。
　　该文在唐山大地震后期（约8月初）受命组织动笔，一个多月，三易其稿，送姚文元修改过两次。重点在于如何控制领导权。第二稿才逐步明确“按既定方针办”是毛泽东的临终嘱咐，要求参照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强调其重要性，形成了社评的中心内容。9月19日由姚文元主持修改座谈会。《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这个命题，是张春桥提出来的，认为中心突出，醒目易记，用语既隐晦了“夺权”字眼，又使人觉得像“行动纲领”。在这次会上，姚文元还提出这篇稿子不是一般的政治论文，是传达重要行动的信号，见报前必须严格保密。何时发表，由文革首长决定。李加宽证实：迟群和谢静宜为这篇文章来过“清华200号”三次，主要是传递修改稿，过问工作进度。
　　情况调查清楚后，派驻新华社工作组的负责人建议，如能将光明日报社专案调查的情况加以整理写篇评论，将对深入批判“按既定方针办”的政治阴谋，进一步剖析“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瓦解帮派组织，肃清其流毒影响，掀起大批判新高潮很有意义，并提议将文章题目定为《灭亡前的挣扎》。耿飚略加思索，表示赞同，并建议把题目改为《灭亡前的猖狂一跳》。当晚，我们专案组复查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并逐条核实了提审口供和访谈查证的材料。11月20日，由我整理成“备忘录”，向新华社有关撰稿小组做了口头汇报，并递交了“备忘录”。三天后，专案情况汇编提交工作组审议之后，正式移交给中央设置的“四人帮”专案组。
　　12月上旬，随着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进一步推动了光明日报社的“揭批查”工作。紧张的专案工作也在大批判的逐步深入之中告一段落。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