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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经济全球化不确定性加大变局中的一件有助于提升确定性的大事。它不仅对区域经济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对全球化格局将带来长远影响。从目前看，还没有哪个区域倡议和区域行动能够超越“一带一路”的作用。
“一带一路”已成为新阶段全球化的新主角
“一带一路”提出以后，之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不仅在于中国有这个实力，更在于它符合了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带来新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
1.“一带一路”范围在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提出之初，主要涉及64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与TPP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式的倡议，秉持着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其范围不仅限于64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从这三年来的进展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既包括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几年，笔者所在的单位，率先倡导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开展了联合研讨，数次往返欧盟进行智库研讨。中改院发布了《中欧自贸区——2020：深化中欧合作的重大选项》，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明日丝路：评估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两份研究报告都认为，推进中欧自贸区建设是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的重大战略选项。
2.“一带一路”内涵在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提出之初，以“五通”为重点，从这三年来的进展看，已经明显超过了“五通”的范畴。比如，深改组经十八次会议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货物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开放水平。这几年，我国在“一带一路”上除了五通进展外，加快推进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网络，也是一个重要进展。在新的阶段，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使命。这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有重要影响，有利于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3.“一带一路”地位在不断提升。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成为应对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一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例如，推动我国优势产能和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需求形成互补，不仅有利于带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还将有力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是重构全球价值链。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业迈向中高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加快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使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欠发达国家有机会搭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中来，提高工业化水平。三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随着G20、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发展，“一带一路”不仅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形成补充与完善，而且为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注入动力。
发挥央企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实施三年来，央企积极参与，在多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和成效。比如，海螺水泥在印尼投產水泥生产线，明显加大了印尼水泥生产量；中车株洲研究所拥有12家三级境外企业，其中BOGE公司在全球7个国家拥有10个生产基地。然而，“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贸合作倡议，更是涉及到区域与全球性经济格局变化，涉及到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这就需要在鼓励社会资本加快走出去的同时，发挥央企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作用。
1.发挥央企在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中的作用。“一带一路”不仅限于“五通”，更是多种形式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融合。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个规则、一个模式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进程，需要发挥央企的独特作用。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央企需要采用包括“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协议、双边投资协定等多种合作形式，与“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共建灵活多样的双边、多边自贸区，积极开创适合“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新局面。
2.发挥央企在探索“一带一路”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中的作用。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央企可以加大基础设施项、产能、旅游等领域的投资，为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落地实施创造条件。比如，以产能合作为重点推进能源项下自由贸易。利用中国石油等央企在早期走出去中形成的格局，与沿线能源生产国签订双边、多边能源自由贸易与产业合作协议。优先保障合作伙伴的石油供给，共同建立能源价格风险管理机制，共同建设石油合作战略储备基地，共同研究建立能源产业基金等，稳步推进能源项下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合作。
3.发挥央企在“一带一路”区域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要作用。中央企业在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更多地承担一些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当地就业、环境保护、社区公益活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环境。过去几年，央企在这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比如，中国建筑在巴基斯坦累计使用超过5万名巴籍劳工，带动了当地就业；中国海油在实施印尼项目时，保护和改善了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
尽快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风险防范机制
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央企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仅要做好自身项目的落地工作，成为“五通”的开路先锋，而且要积极探索、尽快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一机制与政府的宏观风险预警结合起来，可以有效降低“一带一路”的系统性风险。
1.积极探索“一带一路”风险管控机制。“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应对这些风险，关键是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在这方面，央企走出去的时点比较早，较早面对相应的风险冲击，也有相应的经验积累。下一步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更需要加快探索风险管控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在经济风险上，央企对海外项目整体资金的预算，必须量入为出，要有一个总盘预算，不能凭借贷款优势而有资金“软约束”。央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经济效益优先，再提其他硬性指标。在社会风险上，央企项目如何更好地惠及当地社区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100家大跨国公司海外员工的平均比例为56.87%，而我国100家大跨国公司海外员工的平均比例仅为7.64%。这就需要着力加大项目涉及的社区建设力度，使当地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2.加快形成国际化企业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具体实施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对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要求更高。关键在于加快形成国际化的治理机制。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央企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当前，需要加快落实这些改革部署，构建国际化的企业治理机制。比如，加快推进央企混改，加快规范董事会，建立科学决策、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使决策更加科学、管理更加有效、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管控能力明显加强，为央企参与“一带一路”提供坚实体制保障。
3.深耕内需市场，从根源上防范系统性风险。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建筑行业，只有当其境外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的时候，企业才需要考虑走出去，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如果在内需市场上没有站稳脚跟，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将明显加大。因此，央企走出去的基础是必须在本土具备相当的实力，是立足于13亿人的大市场。这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之策。
“一带一路”已成为新阶段全球化的新主角
“一带一路”提出以后，之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和积极参与，不仅在于中国有这个实力，更在于它符合了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为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为世界经济走出阴霾带来新希望。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构建开放、包容、共享的经济全球化的新主角。
1.“一带一路”范围在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提出之初，主要涉及64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与TPP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式的倡议，秉持着开放、包容、共享、均衡的理念，其范围不仅限于64个沿线国家和地区。从这三年来的进展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既包括对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开放，也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这几年，笔者所在的单位，率先倡导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开展了联合研讨，数次往返欧盟进行智库研讨。中改院发布了《中欧自贸区——2020：深化中欧合作的重大选项》，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了《明日丝路：评估中欧自由贸易协定》。两份研究报告都认为，推进中欧自贸区建设是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深化中欧经贸合作的重大战略选项。
2.“一带一路”内涵在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提出之初，以“五通”为重点，从这三年来的进展看，已经明显超过了“五通”的范畴。比如，深改组经十八次会议提出，要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货物贸易等多个领域的开放水平。这几年，我国在“一带一路”上除了五通进展外，加快推进多种形式的自由贸易网络，也是一个重要进展。在新的阶段，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成为“一带一路”重要使命。这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有重要影响，有利于增强各方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3.“一带一路”地位在不断提升。正是因为“一带一路”成为应对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其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一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例如，推动我国优势产能和高端装备制造走出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需求形成互补，不仅有利于带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还将有力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是重构全球价值链。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制造业迈向中高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正加快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转移，使处于工业化初期的欠发达国家有机会搭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中来，提高工业化水平。三是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随着G20、金砖机制、上合组织、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发展，“一带一路”不仅对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形成补充与完善，而且为重塑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注入动力。
发挥央企在“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建设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实施三年来，央企积极参与，在多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和成效。比如，海螺水泥在印尼投產水泥生产线，明显加大了印尼水泥生产量；中车株洲研究所拥有12家三级境外企业，其中BOGE公司在全球7个国家拥有10个生产基地。然而，“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简单的经贸合作倡议，更是涉及到区域与全球性经济格局变化，涉及到相关公共产品的供给。这就需要在鼓励社会资本加快走出去的同时，发挥央企在某些方面的独特作用。
1.发挥央企在推进“一带一路”自贸区网络中的作用。“一带一路”不仅限于“五通”，更是多种形式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融合。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很难用一个标准、一个规则、一个模式来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要推进自贸区网络建设进程，需要发挥央企的独特作用。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央企需要采用包括“早期收获计划”、框架协议、双边投资协定等多种合作形式，与“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国家共建灵活多样的双边、多边自贸区，积极开创适合“一带一路”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新局面。
2.发挥央企在探索“一带一路”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中的作用。对于“一带一路”沿线条件尚不成熟的国家，央企可以加大基础设施项、产能、旅游等领域的投资，为产业项下自由贸易政策落地实施创造条件。比如，以产能合作为重点推进能源项下自由贸易。利用中国石油等央企在早期走出去中形成的格局，与沿线能源生产国签订双边、多边能源自由贸易与产业合作协议。优先保障合作伙伴的石油供给，共同建立能源价格风险管理机制，共同建设石油合作战略储备基地，共同研究建立能源产业基金等，稳步推进能源项下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合作。
3.发挥央企在“一带一路”区域与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要作用。中央企业在走出去开展“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更多地承担一些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当地就业、环境保护、社区公益活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环境。过去几年，央企在这方面积累了重要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比如，中国建筑在巴基斯坦累计使用超过5万名巴籍劳工，带动了当地就业；中国海油在实施印尼项目时，保护和改善了项目所在地生态环境。
尽快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风险防范机制
只要是投资就会有风险。央企在走出去过程中，不仅要做好自身项目的落地工作，成为“五通”的开路先锋，而且要积极探索、尽快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风险防范机制。这一机制与政府的宏观风险预警结合起来，可以有效降低“一带一路”的系统性风险。
1.积极探索“一带一路”风险管控机制。“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风险。应对这些风险，关键是构建风险防范机制。在这方面，央企走出去的时点比较早，较早面对相应的风险冲击，也有相应的经验积累。下一步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一带一路”，更需要加快探索风险管控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在经济风险上，央企对海外项目整体资金的预算，必须量入为出，要有一个总盘预算，不能凭借贷款优势而有资金“软约束”。央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需要经济效益优先，再提其他硬性指标。在社会风险上，央企项目如何更好地惠及当地社区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100家大跨国公司海外员工的平均比例为56.87%，而我国100家大跨国公司海外员工的平均比例仅为7.64%。这就需要着力加大项目涉及的社区建设力度，使当地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2.加快形成国际化企业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具体实施中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不确定性，使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对决策的科学化程度要求更高。关键在于加快形成国际化的治理机制。中央高度重视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央企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当前，需要加快落实这些改革部署，构建国际化的企业治理机制。比如，加快推进央企混改，加快规范董事会，建立科学决策、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机制，使决策更加科学、管理更加有效、风险防范意识和内部管控能力明显加强，为央企参与“一带一路”提供坚实体制保障。
3.深耕内需市场，从根源上防范系统性风险。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在建筑行业，只有当其境外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的时候，企业才需要考虑走出去，考虑相关的制度安排。如果在内需市场上没有站稳脚跟，参与“一带一路”的风险将明显加大。因此，央企走出去的基础是必须在本土具备相当的实力，是立足于13亿人的大市场。这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