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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全国夏粮收储进入冲刺与收官阶段。中国粮食能否实现连续七年增产?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家李茂松坦言:今年的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更是本世纪最严重的年份,全国粮食基本不可能增产。但农业部种植业司人士则认为,夏收仍未结束,此判断为时过早。
而比单个年份的增产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中国粮食增产究竟已是强弩之末还是仍可持续?近日,《财经》记者前往东北粮食主产区,探寻粮食增产机制及其可持续性的真实图景。
催“肥”粮仓
吉林省榆树市属县级市,位于松嫩平原之上,土地肥沃,农耕悠久。自2004年已连续六年荣膺“中国第一产粮大县”称号,2009年榆树市粮食产量更是达到29.2亿公斤,被誉为“天下第一粮仓”,而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308亿公斤。
据榆树当地农民介绍,近几年该地自然条件不佳,干旱灾害频发。在天公不作美的情况下,要继续增加产量,主要依靠的是化肥与农药。
中国农科院研究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化肥消费量与粮食生产总量相关系数达到了0.976,呈极显著相关模式。
五棵树临江村农民李宗田介绍说,这几年粮价高涨,玉米每公斤售价可卖到1.72元至1.74元,极大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热情。为了多收粮食,农民们不断加大化肥施用量。而受高粮价照拂,多施化肥的成本完全可以在多产粮食的收入中超额弥补。
与此同时,化肥产能过剩又抑制了化肥价格,更促使农民多用多施。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统计,2009年尿素需求量为5000万吨,但供应量却高达6000万吨,产能严重过剩。榆树市众德农资经销处经理徐超坦言,去年高档化肥价格在3000元/吨以上,但现在已经降到2500元-2800元/吨。
据徐超介绍,当地化肥经销处普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夏播玉米的化肥在到货后数日内便被农民抢购一空,目前仓库里已没有存货。
数年之前,当地施肥结构还是以农家肥和化肥相结合,但近年来由于农村青年人外出打工,劳动力减少,农家肥施用大幅减少。相形之下,销售处为了促销可将化肥免费运到农民指定的地点,省时省力。现在当地大田里很少施用农家肥,只是在自家小菜园才用。
当地村民介绍说,七八年前每公顷玉米施化肥底肥在200公斤左右,但近两年来达到400多公斤,增加了一倍多。“听说还有每公顷底肥1000公斤的。”李宗田说。
施肥量激增,榆树绝非孤例。据统计,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施用了占世界40%的化肥。2008年中国施用5868万吨化肥,较之1977年的723万吨猛增7倍。中国平均每公顷施化肥400公斤以上,远远高出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
小菜园种粮背后
在榆树农村,当地农民普遍在自家房后开辟数十平米的小菜园,单独种上蔬菜粮食。“小园里种的蔬菜粮食是留给我们自家吃的。”当地农民介绍。
农村用小园种菜自食早已有之,但大多只限蔬菜瓜果,如今连粮食都开始在其中耕种,问及缘由,农民们回答说:“我们不愿吃大田里种的粮食和蔬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指出,化肥过量施用会导致土壤酸化。2010年2月12日的美国《科学》杂志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至今,中国土壤pH值下降了0.13个到0.80个单位,而通常这种规模的pH值下降“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
此外,过量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长此以往,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与化肥一样,榆树农地的农药用量也大幅增加。徐超说,近几年当地旱天较多,为保持产量,农药在旱天用量比雨水充足的天气要多出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因此近几年来农药用量显著提高。
李宗田解释说,近年来当地年轻人普遍外出到城市打工,家里劳动力缺乏,多不再用锄头人工除草了,为图省力,便加大除草剂等农药使用量。
四川农药工程研究中心的张国红指出,人类食用含有残留农药的各种食品后,残留的农药便转移到人体内。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人体内不易分解,经过长期积累会引起内脏机能受损,使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失调,造成慢性中毒,尤其是杀虫剂和除草剂引发的致癌、致畸、影响生殖功能等问题更加严重。
据了解,为卫冕粮食状元县的地位,确保粮食增产,当地政府多次开会部署平抑农资价格,确保化肥农药能够“敞开供应”“足量供应”。
粮食增产也并非多施化肥农药一途。当地农民介绍,如果水利能够跟上,仍然可以保持增产,但兴修农田水利是长期事业,需进行跨区域协调,为保证眼下增产,多施化肥农药效用最为直接。
“为追求粮食增产,加大化肥农药用量,导致粮食和蔬菜含毒量日渐增加。海南毒豇豆事件只是一次预警,光靠卫生部门查禁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更大的危害将在未来逐步显现,等到觉察之时恐怕为时已晚。这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全国猛施化肥农药的农作物是温水,而13亿中国百姓就是青蛙。”卫生部内部人士对此忧心忡忡。
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日前在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指出,经过连续六年增产,中国粮食的存销比达到34%,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17%-1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
“在此背景下,对‘以粮为纲’策略的简单理解已不合时宜。13亿人的吃饭问题诚然重要,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成问题,而13亿民众的健康则应同样予以重视。如何由高风险的简单粗放增长转向低公害、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值得认真思考。”尹成杰说。
就地产业化隐忧
榆树市政府网站的一张照片显示,在2008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亲自向榆树市市长王立学颁发奖状。是年,榆树市第五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会前,回良玉还接见了榆树市代表,详细询问了当地粮食生产的情况。
然而,先进的光环和领导关怀,似乎并不能抚平当地官民对真金白银的渴盼。长期以来,榆树都是全国商品粮输出大县,其玉米、大豆和水稻行销于全国市场,但这个产粮大县却一度陷于“财政穷县”的尴尬。作为中国第一产粮大县,榆树财政收入只有4亿元,人均收入也一度徘徊于全国平均线之下,与百强县的同行们相比相形见绌。
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曾组织到吉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考察。据考察团成员介绍,对于目前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包括榆树在内的产粮大县的领导们多有微词。
榆树市市委书记李国强说,作为全国产粮状元县的书记,当然要对国家粮食安全负责,但单纯依靠粮食生产,既不能富民也不能强市。“带领100多万人种地,我有责任让大伙富起来,光种粮食,别说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养活4万多财政供养人口都有困难。”李国强说。
为强县富民,发展工业成为必然的选择。榆树作为产粮大县,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深加工自然顺理成章。
近年来,榆树市市政府引进中粮集团、吉粮集团,在五棵树镇投资大型玉米深加工项目。在榆树五棵树开发区和环城工业区内,中粮生化、禾丰米业、榆树钱酒业、丰谷酒业等厂区内都是一派繁忙景象,车间内生产线运转不停。在榆树,类似的工业项目还有数十个,投资规模80多亿元。
从产粮基地到农产品加工基地和酒业基地,榆树正处在“经济转型期”,迅速膨胀的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粮食供需格局。
当地农业局官员介绍说,在数年前,榆树地区180万吨的玉米年产量中,外销的数量能达到120万-140万吨,占总产量的80%左右。目前,年加工玉米70万吨左右,外销玉米的数量明显下降,外销比例已经不到40%,只剩下50万吨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进驻,再加上畜牧业消耗30万吨左右,榆树本地玉米将无法满足需求,可能还要从外地购买玉米。李宗田介绍说,这两年田里种出的玉米大多被当地工厂收走,去搞深加工,根本不用担心销路,价格也有保证,基本年年保持上涨。
以工促农给当地带来了实惠。2009年数据显示,榆树龙头企业年加工粮食150多万吨,销售收入45亿元,年上缴利税1.3亿元。在此基础上,榆树GDP同比增长2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9%,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9.6%。该市还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连续三年荣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如此示范效应之下,各地纷纷搞起粮食深加工。吉林省是农产品加工业大省,2009年吉林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2150亿元,较2003年增长了2.4倍。同年,东北三省、内蒙古、山东等八个玉米产区深加工消耗玉米量占全国深加工玉米消耗总量的80%。
大量粮食在粮食主产区就地消化,输出粮食有所减少,平抑全国粮价的杠杆作用有所弱化,一旦供需矛盾凸显,全国粮价上涨压力将不容忽视。
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专家李茂松坦言:今年的自然灾害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年份之一,更是本世纪最严重的年份,全国粮食基本不可能增产。但农业部种植业司人士则认为,夏收仍未结束,此判断为时过早。
而比单个年份的增产与否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中国粮食增产究竟已是强弩之末还是仍可持续?近日,《财经》记者前往东北粮食主产区,探寻粮食增产机制及其可持续性的真实图景。
催“肥”粮仓
吉林省榆树市属县级市,位于松嫩平原之上,土地肥沃,农耕悠久。自2004年已连续六年荣膺“中国第一产粮大县”称号,2009年榆树市粮食产量更是达到29.2亿公斤,被誉为“天下第一粮仓”,而200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5308亿公斤。
据榆树当地农民介绍,近几年该地自然条件不佳,干旱灾害频发。在天公不作美的情况下,要继续增加产量,主要依靠的是化肥与农药。
中国农科院研究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化肥消费量与粮食生产总量相关系数达到了0.976,呈极显著相关模式。
五棵树临江村农民李宗田介绍说,这几年粮价高涨,玉米每公斤售价可卖到1.72元至1.74元,极大刺激了农民的种粮热情。为了多收粮食,农民们不断加大化肥施用量。而受高粮价照拂,多施化肥的成本完全可以在多产粮食的收入中超额弥补。
与此同时,化肥产能过剩又抑制了化肥价格,更促使农民多用多施。中国化学工业学会统计,2009年尿素需求量为5000万吨,但供应量却高达6000万吨,产能严重过剩。榆树市众德农资经销处经理徐超坦言,去年高档化肥价格在3000元/吨以上,但现在已经降到2500元-2800元/吨。
据徐超介绍,当地化肥经销处普遍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夏播玉米的化肥在到货后数日内便被农民抢购一空,目前仓库里已没有存货。
数年之前,当地施肥结构还是以农家肥和化肥相结合,但近年来由于农村青年人外出打工,劳动力减少,农家肥施用大幅减少。相形之下,销售处为了促销可将化肥免费运到农民指定的地点,省时省力。现在当地大田里很少施用农家肥,只是在自家小菜园才用。
当地村民介绍说,七八年前每公顷玉米施化肥底肥在200公斤左右,但近两年来达到400多公斤,增加了一倍多。“听说还有每公顷底肥1000公斤的。”李宗田说。
施肥量激增,榆树绝非孤例。据统计,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施用了占世界40%的化肥。2008年中国施用5868万吨化肥,较之1977年的723万吨猛增7倍。中国平均每公顷施化肥400公斤以上,远远高出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公顷的安全上限。
小菜园种粮背后
在榆树农村,当地农民普遍在自家房后开辟数十平米的小菜园,单独种上蔬菜粮食。“小园里种的蔬菜粮食是留给我们自家吃的。”当地农民介绍。
农村用小园种菜自食早已有之,但大多只限蔬菜瓜果,如今连粮食都开始在其中耕种,问及缘由,农民们回答说:“我们不愿吃大田里种的粮食和蔬菜。”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指出,化肥过量施用会导致土壤酸化。2010年2月12日的美国《科学》杂志指出,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至今,中国土壤pH值下降了0.13个到0.80个单位,而通常这种规模的pH值下降“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
此外,过量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长此以往,将严重危害身体健康。
与化肥一样,榆树农地的农药用量也大幅增加。徐超说,近几年当地旱天较多,为保持产量,农药在旱天用量比雨水充足的天气要多出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因此近几年来农药用量显著提高。
李宗田解释说,近年来当地年轻人普遍外出到城市打工,家里劳动力缺乏,多不再用锄头人工除草了,为图省力,便加大除草剂等农药使用量。
四川农药工程研究中心的张国红指出,人类食用含有残留农药的各种食品后,残留的农药便转移到人体内。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人体内不易分解,经过长期积累会引起内脏机能受损,使肌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失调,造成慢性中毒,尤其是杀虫剂和除草剂引发的致癌、致畸、影响生殖功能等问题更加严重。
据了解,为卫冕粮食状元县的地位,确保粮食增产,当地政府多次开会部署平抑农资价格,确保化肥农药能够“敞开供应”“足量供应”。
粮食增产也并非多施化肥农药一途。当地农民介绍,如果水利能够跟上,仍然可以保持增产,但兴修农田水利是长期事业,需进行跨区域协调,为保证眼下增产,多施化肥农药效用最为直接。
“为追求粮食增产,加大化肥农药用量,导致粮食和蔬菜含毒量日渐增加。海南毒豇豆事件只是一次预警,光靠卫生部门查禁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更大的危害将在未来逐步显现,等到觉察之时恐怕为时已晚。这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全国猛施化肥农药的农作物是温水,而13亿中国百姓就是青蛙。”卫生部内部人士对此忧心忡忡。
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尹成杰日前在中国农业发展论坛上指出,经过连续六年增产,中国粮食的存销比达到34%,远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17%-18%的粮食安全警戒线。
“在此背景下,对‘以粮为纲’策略的简单理解已不合时宜。13亿人的吃饭问题诚然重要,现在看起来也不太成问题,而13亿民众的健康则应同样予以重视。如何由高风险的简单粗放增长转向低公害、可持续的健康增长,值得认真思考。”尹成杰说。
就地产业化隐忧
榆树市政府网站的一张照片显示,在2008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亲自向榆树市市长王立学颁发奖状。是年,榆树市第五次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会前,回良玉还接见了榆树市代表,详细询问了当地粮食生产的情况。
然而,先进的光环和领导关怀,似乎并不能抚平当地官民对真金白银的渴盼。长期以来,榆树都是全国商品粮输出大县,其玉米、大豆和水稻行销于全国市场,但这个产粮大县却一度陷于“财政穷县”的尴尬。作为中国第一产粮大县,榆树财政收入只有4亿元,人均收入也一度徘徊于全国平均线之下,与百强县的同行们相比相形见绌。
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委员会曾组织到吉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考察。据考察团成员介绍,对于目前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包括榆树在内的产粮大县的领导们多有微词。
榆树市市委书记李国强说,作为全国产粮状元县的书记,当然要对国家粮食安全负责,但单纯依靠粮食生产,既不能富民也不能强市。“带领100多万人种地,我有责任让大伙富起来,光种粮食,别说增加农民收入,就是养活4万多财政供养人口都有困难。”李国强说。
为强县富民,发展工业成为必然的选择。榆树作为产粮大县,因地制宜发展粮食深加工自然顺理成章。
近年来,榆树市市政府引进中粮集团、吉粮集团,在五棵树镇投资大型玉米深加工项目。在榆树五棵树开发区和环城工业区内,中粮生化、禾丰米业、榆树钱酒业、丰谷酒业等厂区内都是一派繁忙景象,车间内生产线运转不停。在榆树,类似的工业项目还有数十个,投资规模80多亿元。
从产粮基地到农产品加工基地和酒业基地,榆树正处在“经济转型期”,迅速膨胀的工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粮食供需格局。
当地农业局官员介绍说,在数年前,榆树地区180万吨的玉米年产量中,外销的数量能达到120万-140万吨,占总产量的80%左右。目前,年加工玉米70万吨左右,外销玉米的数量明显下降,外销比例已经不到40%,只剩下50万吨左右。
随着越来越多企业进驻,再加上畜牧业消耗30万吨左右,榆树本地玉米将无法满足需求,可能还要从外地购买玉米。李宗田介绍说,这两年田里种出的玉米大多被当地工厂收走,去搞深加工,根本不用担心销路,价格也有保证,基本年年保持上涨。
以工促农给当地带来了实惠。2009年数据显示,榆树龙头企业年加工粮食150多万吨,销售收入45亿元,年上缴利税1.3亿元。在此基础上,榆树GDP同比增长21.8%,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0.9%,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6.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9.6%。该市还被国家确定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地、国家级生态示范区,连续三年荣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
如此示范效应之下,各地纷纷搞起粮食深加工。吉林省是农产品加工业大省,2009年吉林全省农产品加工业销售收入2150亿元,较2003年增长了2.4倍。同年,东北三省、内蒙古、山东等八个玉米产区深加工消耗玉米量占全国深加工玉米消耗总量的80%。
大量粮食在粮食主产区就地消化,输出粮食有所减少,平抑全国粮价的杠杆作用有所弱化,一旦供需矛盾凸显,全国粮价上涨压力将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