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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是武汉政府解体原因之一
当革命重心从广州移至武汉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就面临着财政经济问题上的重大危机。
原本经济不充实的广州国民政府，战事不断，军事迭兴，费用浩繁，能取得北伐的初步胜利，一靠国民支持，二靠海外华侨援助。移都武汉后，财政收支悬殊，赤字不断增加，加之政治上的分裂加剧，军事上的各自为政和蒋介石的有意破坏，以及武汉国民政府长期入不敷出的财政现况，最终导致武汉国民政府解体。
武汉政府从表面上看管辖着南方十省，然而在财政上只有湘鄂赣粤四省有财政联系，湖南和江西又被唐生智就地征收，不向中央上缴，广州每月提供400万元协助饷银，又多被蒋介石扣用，武汉政府财政部实际控制的就只有湖北省，而湖北省一贯是素苦支绌，历年亏短，恒赖借债的局面，况且在北洋军阀的历年摧残下，工商业十分不景气。市场呆滞，财源枯渴，基本上无款可筹，武汉政府的直接收入每月仅在600万元左右，还要经常接济唐生智部队，军费开支猛增，仅军饷这一项就比广东时增加了12倍，占财政支出的89%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了脆生生的武汉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债款累累。
为挽救日益困难的财政危机，财政当局在点金乏术的情形下，除了增加纸币实行通货膨胀这一临时办法外，于4月17日，通过了《集中现金条例》，《条例》的实施，使武汉在金融财政上成为孤军，上海、南京、江浙皖各省银行联合通告各界停止使用武汉政府所发行的钞券，一时间全国各地不准使用武汉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武汉与国内各金融市场联系顿时中断，店门十有九闭，物价猛涨，纸币壅积，市场僵结，9月中旬，汉发纸币成为废纸，武汉政府的财政金融最后破产。
这种举措失当，贸然集中现金于前，猝然自坏其法于后，驯圣酿成恐慌的政策，使金融瓦解，财政破产，进而使大革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是不得不令人深思远虑的。
政治上的离心离德是武汉政府解体的另一原因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早逝，由于他所持主义的资产阶级动摇性质，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就更见端倪。
当革命形势变了时，各种派别，各种人物都掩饰其本来面目投机革命，正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虽然武汉国民政府是共产党参与领导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政权，还应该指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中，除一部分像宋庆龄、邓演达等那样一些坚定的左派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变化的。由革命的、动摇不定的和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们组成的武汉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最后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在大革命风雨中暴露出其真实面目。
按照马克思国家学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结构是其政治组织和政权的基础。我们不难看出，从这个阶级结构中所反映的政治派别及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除了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最终的政治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反革命的，但在真实的中国革命中，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甚至连豪绅、地主阶级也参加进来，他们革谁的命，不过是伺机扼杀革命而已。
在阶级结构比较复杂，政治派别又比较鲜明的武汉国民政府中，各个派别的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各个部门、战线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他们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工作，谁也不让谁得逞。既然政治目的不一样，自然也就离心离德。
中国共产党因其年青，在领导工农革命的斗争中，势单力薄，缺乏经验。而国民党左派又太善良，对反革命势力认识不够，再加上国民党右派的残酷和狡诈，最终使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反动和瓦解。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是武汉政府走向反动和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本应有自己指挥的军队，然而由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民党左派的幼稚、善良，放弃了这样一个大好时机。而这时的蒋介石军事独裁已经到了令他利令智昏的地步了，在挑起迁都南昌的阴谋失败后，蒋介石决心脱离苏联的援助，并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寻找新的靠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武力恐吓和政治、经济引诱下，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
武汉政府期间，蒋介石于27年3月6日制造赣州惨案，捣毁市总工会，枪杀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在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共活动，制造4.12大惨案，在北方奉系军阀配合蒋介石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革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却依赖的是不可靠的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等军官，结果他们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及武汉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斗争中，实际上一直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长期以来不被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重视，他们看不起军队，不重视军事工作，只搞“收买将军”的事，而轻视士兵，使军队士兵只知道领军饷就打仗，而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谁去打仗去扛枪，致使革命遇到了挫折、失败就茫然，就垂头丧气，失去斗志，以至被反动军官镇压革命。而广大工农革命战士却有着打倒列强，打倒封建专制及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明确目标。这种现状当时只有毛泽东、邓演达、蔡和森、方志敏等革命志士重视。但比起蒋介石训练有素的军官们又相差太远，加之蒋介石收买了经过多年内战的旧军阀的反革命武装，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就不难想象。
血的教训告诫人们，武汉国民政府是一个不成熟的，存在着许多弊端的政权，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没有取得完全的领导权，没有属于自己的革命队伍，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作基础，构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失败的三要素。武汉国民政府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它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找出一条正确的，符合国情的革命政权建设的道路。
（作者单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当革命重心从广州移至武汉的同时，武汉国民政府就面临着财政经济问题上的重大危机。
原本经济不充实的广州国民政府，战事不断，军事迭兴，费用浩繁，能取得北伐的初步胜利，一靠国民支持，二靠海外华侨援助。移都武汉后，财政收支悬殊，赤字不断增加，加之政治上的分裂加剧，军事上的各自为政和蒋介石的有意破坏，以及武汉国民政府长期入不敷出的财政现况，最终导致武汉国民政府解体。
武汉政府从表面上看管辖着南方十省，然而在财政上只有湘鄂赣粤四省有财政联系，湖南和江西又被唐生智就地征收，不向中央上缴，广州每月提供400万元协助饷银，又多被蒋介石扣用，武汉政府财政部实际控制的就只有湖北省，而湖北省一贯是素苦支绌，历年亏短，恒赖借债的局面，况且在北洋军阀的历年摧残下，工商业十分不景气。市场呆滞，财源枯渴，基本上无款可筹，武汉政府的直接收入每月仅在600万元左右，还要经常接济唐生智部队，军费开支猛增，仅军饷这一项就比广东时增加了12倍，占财政支出的89%的军费开支大大超过了脆生生的武汉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债款累累。
为挽救日益困难的财政危机，财政当局在点金乏术的情形下，除了增加纸币实行通货膨胀这一临时办法外，于4月17日，通过了《集中现金条例》，《条例》的实施，使武汉在金融财政上成为孤军，上海、南京、江浙皖各省银行联合通告各界停止使用武汉政府所发行的钞券，一时间全国各地不准使用武汉政府所发行的纸币，武汉与国内各金融市场联系顿时中断，店门十有九闭，物价猛涨，纸币壅积，市场僵结，9月中旬，汉发纸币成为废纸，武汉政府的财政金融最后破产。
这种举措失当，贸然集中现金于前，猝然自坏其法于后，驯圣酿成恐慌的政策，使金融瓦解，财政破产，进而使大革命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的结局，是不得不令人深思远虑的。
政治上的离心离德是武汉政府解体的另一原因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早逝，由于他所持主义的资产阶级动摇性质，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初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到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就更见端倪。
当革命形势变了时，各种派别，各种人物都掩饰其本来面目投机革命，正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虽然武汉国民政府是共产党参与领导影响下的国民党左派政权，还应该指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国民党左派中，除一部分像宋庆龄、邓演达等那样一些坚定的左派外，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的政治态度是随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变化的。由革命的、动摇不定的和反革命的代表人物们组成的武汉政府本身就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最后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在大革命风雨中暴露出其真实面目。
按照马克思国家学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阶级结构是其政治组织和政权的基础。我们不难看出，从这个阶级结构中所反映的政治派别及所代表的阶级利益。
在武汉国民政府中，除了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们最终的政治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根本上是反革命的，但在真实的中国革命中，在革命的最初阶段，甚至连豪绅、地主阶级也参加进来，他们革谁的命，不过是伺机扼杀革命而已。
在阶级结构比较复杂，政治派别又比较鲜明的武汉国民政府中，各个派别的代表、各个阶级的利益，在各个部门、战线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他们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工作，谁也不让谁得逞。既然政治目的不一样，自然也就离心离德。
中国共产党因其年青，在领导工农革命的斗争中，势单力薄，缺乏经验。而国民党左派又太善良，对反革命势力认识不够，再加上国民党右派的残酷和狡诈，最终使武汉国民政府不得不走向反动和瓦解。
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是武汉政府走向反动和解体的根本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本应有自己指挥的军队，然而由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国民党左派的幼稚、善良，放弃了这样一个大好时机。而这时的蒋介石军事独裁已经到了令他利令智昏的地步了，在挑起迁都南昌的阴谋失败后，蒋介石决心脱离苏联的援助，并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寻找新的靠山，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武力恐吓和政治、经济引诱下，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
武汉政府期间，蒋介石于27年3月6日制造赣州惨案，捣毁市总工会，枪杀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在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共活动，制造4.12大惨案，在北方奉系军阀配合蒋介石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革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而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却依赖的是不可靠的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等军官，结果他们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在北伐及武汉国民政府进行革命斗争中，实际上一直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革命，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长期以来不被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所重视，他们看不起军队，不重视军事工作，只搞“收买将军”的事，而轻视士兵，使军队士兵只知道领军饷就打仗，而没有政治信仰，不知为谁去打仗去扛枪，致使革命遇到了挫折、失败就茫然，就垂头丧气，失去斗志，以至被反动军官镇压革命。而广大工农革命战士却有着打倒列强，打倒封建专制及打倒土豪分田地的明确目标。这种现状当时只有毛泽东、邓演达、蔡和森、方志敏等革命志士重视。但比起蒋介石训练有素的军官们又相差太远，加之蒋介石收买了经过多年内战的旧军阀的反革命武装，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就不难想象。
血的教训告诫人们，武汉国民政府是一个不成熟的，存在着许多弊端的政权，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没有取得完全的领导权，没有属于自己的革命队伍，没有巩固的工农联盟作基础，构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失败的三要素。武汉国民政府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它启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找出一条正确的，符合国情的革命政权建设的道路。
（作者单位：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