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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九月，广东佛山镇的士绅商民愤怒了，选出代表到南海县衙门检控，抗议化工商人在佛山修建硝厂。
事情的起因，源自两位名为李润汉、冯焕的商人，承包下设于肇庆府高要县的麒麟硝厂，准备将工厂搬至佛山。当时并未经过官府审批，也没有“环保测评”程序，李润汉、冯焕便在佛山镇的栅下河边购买了数亩地，办起了硝厂。当然，两人事先已暗中买通了当地官吏，“与书吏通，事在必成”，所以才敢“未奉详准，遽行筑造”。
硝厂需要大量作为原材料的硝石，炼出硝后又会产生大量废弃物，这些硝石与废弃物就堆积在硝厂旁边的水田与河道中。而硝厂所在的栅下河本来就河道狭窄、河床淤浅，被硝石与废弃物一堆积，势必造成水道阻塞。那时的人们因为知识的局限，尚未认识到炼硝会污染土壤水质，但对河道淤塞的危害则是一清二楚的——那不但影响佛山镇商船的出行，而且由于“下流壅遏，上流益增其势”，堤岸溃决的危险也会近在眼前；汛期一来或海潮一涨，还可能会淹没居民田庐。
因此，佛山“阖镇绅耆行铺人等”坚决反对修建硝厂。佛山“大魁堂”的士绅区宏绪、劳潼二人率先出来抗议，代表佛山绅民到衙门呈控，要求硝厂搬离栅下河。但李润汉、冯焕既然敢到佛山建硝厂，也不是省油的灯，上头也有人罩着，官府派到栅下河“踏勘”（相当于今日的环保测评）的调查员便明显袒护硝厂，结论是硝厂对河道的影响并不严重。
不过，李润汉、冯焕低估了佛山士绅维护地方公共利益的担当精神与影响力。区宏绪、劳潼继续检控，这一回他们直接告到了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处——若是寻常百姓，哪里有这样的门路？同时，佛山士绅又发动商民呈控，白蜡公行的商人代表龚万和、纸行的商人代表王恒有、铁锅炉铺行的商人代表陈鼎茂等人，先后到督抚衙门陈情，声势浩大。
需要注意到，在这场抗议行动中，有两个民间组织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为佛山“大魁堂”，领导抗争的区宏绪、劳潼都是“大魁堂”值事；一为佛山的工商行会，白蜡公行、纸行、铁锅炉铺行都是佛山的工商行会。
佛山是一个有着深厚自治传统的市镇，一位晚清佛山人说：“官之治民，不如民之自治。”讲的便是佛山经验。佛山商业之发达、人烟之稠密，不让省城，但在明代之前，官方一直未在佛山设置国家行政机构。佛山的公共治理秩序，完全由当地士绅以自治的方式维持。明代时，主持佛山自治的民间组织叫做“嘉会堂”；清代时为“大魁堂”。尽管清政府先后在佛山设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检司署、分防都司署與分防千总署（这也是佛山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官派管理机构），但这些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为维持治安，佛山社会的日常运转，还是靠“大魁堂”与工商行会的自治。
“大魁堂”由一二十名值事组成，类似于市镇自治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值事都是佛山的绅民选举出来的——当时叫做“公推”，凡居住在佛山镇的士绅，不论年齿，不问功名高低，也不管是否有佛山户籍，只要热心社会公益，都可担任“大魁堂”值事。晚清时，随着绅商群体的崛起，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许多佛山商人也获得了被选举为“大魁堂”值事的机会。根据学者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大魁堂”的权力与责任包括：议决佛山镇公事，镇有大事，由“大魁堂”召集阖镇绅耆公议；组织地方公益，“大魁堂”下设义仓，“至遇荒年，或平粜或散赈”；主持乡饮酒礼，维护社会风化；代表地方社会跟官府打交道，等等。
佛山的工商行会也非常发达，一位清代人感叹：“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据学者统计，史料明确记载的清代佛山会馆、公所有80多家，很多行业都成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与公所，承担了城市社会的大部分自治功能，包括制订行业标准与行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表达本行业集体利益、提供同行或同乡救济、主持地方公益等。
发达的社会自组织，使得明清时期的佛山镇保持着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的自治水平，也让佛山人获得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博弈能力。所以，当乾隆年间佛山出现了危及地方公益的硝厂时，佛山人并不是作出分散的、无序的、非理性的抗争，而是由绅商群体带头、出面，借助“大魁堂”与工商行会的组织力量，通过合法的渠道向政府提起了代表佛山地方社会利益的意见。由于绅商群体及其背后的自治组织在佛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官府也不敢漠视他们的意见。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大魁堂”的力量：“大魁堂”控制下的义仓，是一个由佛山商民捐资创立的完全自治的公益机构，“所入有铺租渡息，出纳有专司，稽核有衿耆，不贷敛于民间，不经手于官吏”。道光四年（1824年），佛山同知衙门提出要将义仓收归官管，官府已经准备好接手，但此举立即遭到包括“大魁堂”值事在内的佛山士绅群体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使佛山同知只能放弃了将义仓归官的图谋。
回到佛山抗议修建硝厂的话题，在代表们向督抚衙门呈控之后，两广总督饬令广东布政司详查。经查，官方承认建设硝厂确实将对佛山造成危害，并作出裁决：栅下河靠近佛山，“不堪建设硝厂”；李润汉、冯焕若要建厂“尽可在高要地方办理”；栅下河边的硝厂限期拆掉。
栅下河硝厂很快就被拆除了，佛山的士绅商民还担心日后会有别的贪利商人再在栅下河建厂，又向政府提出申请，将这次抗议建硝厂的经过及官府的裁决文字，全部勒刻在石碑上，作为一项公约公示于众：“俾一切贪图射利、淤塞河道者，永不敢稍存兴建之念。”
这场化工商人与地方社会的较量，尽管双方各不相让，但基本上还是控制在合法渠道内解决，最后以地方社会的胜出宣告结束。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事情的起因，源自两位名为李润汉、冯焕的商人，承包下设于肇庆府高要县的麒麟硝厂，准备将工厂搬至佛山。当时并未经过官府审批，也没有“环保测评”程序，李润汉、冯焕便在佛山镇的栅下河边购买了数亩地，办起了硝厂。当然，两人事先已暗中买通了当地官吏，“与书吏通，事在必成”，所以才敢“未奉详准，遽行筑造”。
硝厂需要大量作为原材料的硝石，炼出硝后又会产生大量废弃物，这些硝石与废弃物就堆积在硝厂旁边的水田与河道中。而硝厂所在的栅下河本来就河道狭窄、河床淤浅，被硝石与废弃物一堆积，势必造成水道阻塞。那时的人们因为知识的局限，尚未认识到炼硝会污染土壤水质，但对河道淤塞的危害则是一清二楚的——那不但影响佛山镇商船的出行，而且由于“下流壅遏，上流益增其势”，堤岸溃决的危险也会近在眼前；汛期一来或海潮一涨，还可能会淹没居民田庐。
因此，佛山“阖镇绅耆行铺人等”坚决反对修建硝厂。佛山“大魁堂”的士绅区宏绪、劳潼二人率先出来抗议，代表佛山绅民到衙门呈控，要求硝厂搬离栅下河。但李润汉、冯焕既然敢到佛山建硝厂，也不是省油的灯，上头也有人罩着，官府派到栅下河“踏勘”（相当于今日的环保测评）的调查员便明显袒护硝厂，结论是硝厂对河道的影响并不严重。
不过，李润汉、冯焕低估了佛山士绅维护地方公共利益的担当精神与影响力。区宏绪、劳潼继续检控，这一回他们直接告到了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处——若是寻常百姓，哪里有这样的门路？同时，佛山士绅又发动商民呈控，白蜡公行的商人代表龚万和、纸行的商人代表王恒有、铁锅炉铺行的商人代表陈鼎茂等人，先后到督抚衙门陈情，声势浩大。
需要注意到，在这场抗议行动中，有两个民间组织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为佛山“大魁堂”，领导抗争的区宏绪、劳潼都是“大魁堂”值事；一为佛山的工商行会，白蜡公行、纸行、铁锅炉铺行都是佛山的工商行会。
佛山是一个有着深厚自治传统的市镇，一位晚清佛山人说：“官之治民，不如民之自治。”讲的便是佛山经验。佛山商业之发达、人烟之稠密，不让省城，但在明代之前，官方一直未在佛山设置国家行政机构。佛山的公共治理秩序，完全由当地士绅以自治的方式维持。明代时，主持佛山自治的民间组织叫做“嘉会堂”；清代时为“大魁堂”。尽管清政府先后在佛山设立了“文武四衙”——佛山海防分府同知署、巡检司署、分防都司署與分防千总署（这也是佛山历史上首度出现的官派管理机构），但这些官方机构的职能主要为维持治安，佛山社会的日常运转，还是靠“大魁堂”与工商行会的自治。
“大魁堂”由一二十名值事组成，类似于市镇自治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值事都是佛山的绅民选举出来的——当时叫做“公推”，凡居住在佛山镇的士绅，不论年齿，不问功名高低，也不管是否有佛山户籍，只要热心社会公益，都可担任“大魁堂”值事。晚清时，随着绅商群体的崛起，作为时代精神的反映，许多佛山商人也获得了被选举为“大魁堂”值事的机会。根据学者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大魁堂”的权力与责任包括：议决佛山镇公事，镇有大事，由“大魁堂”召集阖镇绅耆公议；组织地方公益，“大魁堂”下设义仓，“至遇荒年，或平粜或散赈”；主持乡饮酒礼，维护社会风化；代表地方社会跟官府打交道，等等。
佛山的工商行会也非常发达，一位清代人感叹：“佛山镇之会馆盖不知凡几矣！”据学者统计，史料明确记载的清代佛山会馆、公所有80多家，很多行业都成立了自己的会馆或公所。这些会馆与公所，承担了城市社会的大部分自治功能，包括制订行业标准与行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表达本行业集体利益、提供同行或同乡救济、主持地方公益等。
发达的社会自组织，使得明清时期的佛山镇保持着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的自治水平，也让佛山人获得了理性化程度很高的博弈能力。所以，当乾隆年间佛山出现了危及地方公益的硝厂时，佛山人并不是作出分散的、无序的、非理性的抗争，而是由绅商群体带头、出面，借助“大魁堂”与工商行会的组织力量，通过合法的渠道向政府提起了代表佛山地方社会利益的意见。由于绅商群体及其背后的自治组织在佛山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官府也不敢漠视他们的意见。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大魁堂”的力量：“大魁堂”控制下的义仓，是一个由佛山商民捐资创立的完全自治的公益机构，“所入有铺租渡息，出纳有专司，稽核有衿耆，不贷敛于民间，不经手于官吏”。道光四年（1824年），佛山同知衙门提出要将义仓收归官管，官府已经准备好接手，但此举立即遭到包括“大魁堂”值事在内的佛山士绅群体的强烈反对，最后迫使佛山同知只能放弃了将义仓归官的图谋。
回到佛山抗议修建硝厂的话题，在代表们向督抚衙门呈控之后，两广总督饬令广东布政司详查。经查，官方承认建设硝厂确实将对佛山造成危害，并作出裁决：栅下河靠近佛山，“不堪建设硝厂”；李润汉、冯焕若要建厂“尽可在高要地方办理”；栅下河边的硝厂限期拆掉。
栅下河硝厂很快就被拆除了，佛山的士绅商民还担心日后会有别的贪利商人再在栅下河建厂，又向政府提出申请，将这次抗议建硝厂的经过及官府的裁决文字，全部勒刻在石碑上，作为一项公约公示于众：“俾一切贪图射利、淤塞河道者，永不敢稍存兴建之念。”
这场化工商人与地方社会的较量，尽管双方各不相让，但基本上还是控制在合法渠道内解决，最后以地方社会的胜出宣告结束。
（作者系文史学者、资深媒体人）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