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太专注有用的事，只要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就没用了，英国人说宁可失去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这样的话会让中国的市长笑掉大牙。
　　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但中国的市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
　　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
　　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
　　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
　　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
　　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
　　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
　　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
　　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
　　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