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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妈妈和我的父亲叶浅予
我的3个母亲，除了生母，另外两个都是名女人：一个是和父亲有过30年不幸婚姻的名伶王人美；一个是和父亲有过10年幸福生活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前者，父亲评价和她的生活是磕磕碰碰的30年，而后者，是父亲在心里怀念一生的人。
父亲和戴妈妈的相识并非偶然。当年，宋庆龄的秘书找到父亲，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画家在宣传上给予帮助。就这样，他们一来二去很快熟悉并相爱了。
认识父亲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生活中，戴妈妈一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父亲的英文虽只有中学水平，但基本的沟通不成问题。
接下来的10年，就如父亲回忆所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父亲的这个比喻的确是他们那10年幸福生活的写照。
人家说婚姻有“7年之痒”，也不完全对，戴妈妈和父亲的婚姻就“痒”在了第10个年头。
1950年，戴妈妈被文化部聘请担任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那年秋天，父亲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妈妈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这个男人比戴妈妈小几岁。父亲不在戴妈妈身边，戴妈妈身上保留的西方人开放、直率的特点暴露了出来。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已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中，这个男人卷了戴妈妈的所有钱款逃走了。戴妈妈后来常向我表露对这段荒唐姻缘的懊悔。
6年后，父亲才从他和戴妈妈的感情中走出来，和大明星王人美结婚了。
我陪戴妈妈走过一生
我10岁那年，对于父亲领回来的这个女子，曾不自觉地对她充满了敌意。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还无法交流，戴妈妈对此并不懊恼，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一热就睡不着觉，戴妈妈了解情况后，每天临睡前就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我那时也不跟她讲话，她要扇扇子，我也不反对。后来我才知道，戴妈妈因为不能生育，而父亲又特别喜欢女孩，他们就达成默契，要好好地教养、疼爱我。
1948年，我们全家到了北京以后，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小家。戴妈妈这时开始动脑子教育我了。她教我英文、舞蹈，还给我做跳舞用的芭蕾舞软鞋，但我喜欢和好多同龄的孩子一起学习跳舞，而戴妈妈则是一对一地教我，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学了一段就停了。戴妈妈也不勉强我。后来，我去史家胡同小学念书，因为家住大佛寺，离学校较远，戴妈妈就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差不多有一个学期之久。戴妈妈个子矮小，而我是13岁的大孩子了，体重也不轻，可戴妈妈总是风里雨里地接送我，从不叫累。
“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湖北的干校劳动了两年。戴妈妈经历了第二次离婚，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当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后，却找不到父亲，当时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戴妈妈，可她也在干校劳动。“文革”之后，戴妈妈的待遇还没恢复之前，我把她接到了我那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起生活了半年。后来，戴妈妈的学生不忍心看她和我们挤在一起生活，临时帮她解决了住房。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戴妈妈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待遇都得到了解决，可老人心里一直是孤独和苦闷的。晚年的戴妈妈还想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做点贡献，可毕竟青春已逝，她的力量非常有限，而情感上的孤独更是带给了老人莫大的苦闷。戴妈妈经常一个人守着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无人交流。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于是跟她约好每周三下午，我都会去陪陪她。这个约定，我们坚持了30年。而我也知道，她是想和父亲说说话的，那时天天和王人美吵架的父亲又何尝不想呢!有几次，实在是想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我便创造了戴妈妈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实在不多，戴妈妈非常珍惜，每次都会和父亲说很多话，临走时把我们送下楼后，两人还会依依不舍。
真的，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彼此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吴大为摘自《中国妇女》)
我的3个母亲，除了生母，另外两个都是名女人：一个是和父亲有过30年不幸婚姻的名伶王人美；一个是和父亲有过10年幸福生活的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前者，父亲评价和她的生活是磕磕碰碰的30年，而后者，是父亲在心里怀念一生的人。
父亲和戴妈妈的相识并非偶然。当年，宋庆龄的秘书找到父亲，说孙夫人想为延安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于是请从英国到香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希望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画家在宣传上给予帮助。就这样，他们一来二去很快熟悉并相爱了。
认识父亲后不久，两人就结婚了。生活中，戴妈妈一直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父亲的英文虽只有中学水平，但基本的沟通不成问题。
接下来的10年，就如父亲回忆所说：“我和爱莲在那几年就互相当对方的跟班了。她开表演会，我就给她打杂、当翻译、做饭、做舞台监制，而我忙碌时，这些事情又轮到她替我做。我们两人的关系就像一对跑江湖的夫妇，女的跳舞，男的击鼓。”
父亲的这个比喻的确是他们那10年幸福生活的写照。
人家说婚姻有“7年之痒”，也不完全对，戴妈妈和父亲的婚姻就“痒”在了第10个年头。
1950年，戴妈妈被文化部聘请担任戏剧学院舞蹈团团长。那年秋天，父亲受命参加民族访问团去新疆考察。小别的那半年，戴妈妈爱上了她参与指导的一个大型舞剧的男主角，这个男人比戴妈妈小几岁。父亲不在戴妈妈身边，戴妈妈身上保留的西方人开放、直率的特点暴露了出来。等到父亲回来时，戴妈妈非常直接地对父亲说：“我不爱你了，我们离婚。”这个消息对父亲来说是晴天霹雳，可男人的自尊心已不允许他再挽留戴妈妈，父亲为此伤感地流过泪，甚至一生都难以释怀。戴妈妈也为这段婚外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文革”中，这个男人卷了戴妈妈的所有钱款逃走了。戴妈妈后来常向我表露对这段荒唐姻缘的懊悔。
6年后，父亲才从他和戴妈妈的感情中走出来，和大明星王人美结婚了。
我陪戴妈妈走过一生
我10岁那年，对于父亲领回来的这个女子，曾不自觉地对她充满了敌意。因为语言不通，我们还无法交流，戴妈妈对此并不懊恼，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做她认为该做的事情。我夏天特别怕热，一热就睡不着觉，戴妈妈了解情况后，每天临睡前就给我扇扇子，直到我睡着。我那时也不跟她讲话，她要扇扇子，我也不反对。后来我才知道，戴妈妈因为不能生育，而父亲又特别喜欢女孩，他们就达成默契，要好好地教养、疼爱我。
1948年，我们全家到了北京以后，才算真正有了自己的小家。戴妈妈这时开始动脑子教育我了。她教我英文、舞蹈，还给我做跳舞用的芭蕾舞软鞋，但我喜欢和好多同龄的孩子一起学习跳舞，而戴妈妈则是一对一地教我，我觉得比较枯燥，所以学了一段就停了。戴妈妈也不勉强我。后来，我去史家胡同小学念书，因为家住大佛寺，离学校较远，戴妈妈就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学，差不多有一个学期之久。戴妈妈个子矮小，而我是13岁的大孩子了，体重也不轻，可戴妈妈总是风里雨里地接送我，从不叫累。
“文革”期间，我被发配到湖北的干校劳动了两年。戴妈妈经历了第二次离婚，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当我从湖北回到北京后，却找不到父亲，当时我下意识地就想到了戴妈妈，可她也在干校劳动。“文革”之后，戴妈妈的待遇还没恢复之前，我把她接到了我那不足40平方米的房子里，和我们一家四口一起生活了半年。后来，戴妈妈的学生不忍心看她和我们挤在一起生活，临时帮她解决了住房。
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戴妈妈的政治地位和工作待遇都得到了解决，可老人心里一直是孤独和苦闷的。晚年的戴妈妈还想为她热爱的舞蹈事业做点贡献，可毕竟青春已逝，她的力量非常有限，而情感上的孤独更是带给了老人莫大的苦闷。戴妈妈经常一个人守着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无人交流。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于是跟她约好每周三下午，我都会去陪陪她。这个约定，我们坚持了30年。而我也知道，她是想和父亲说说话的，那时天天和王人美吵架的父亲又何尝不想呢!有几次，实在是想让两位老人开心一下，我便创造了戴妈妈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实在不多，戴妈妈非常珍惜，每次都会和父亲说很多话，临走时把我们送下楼后，两人还会依依不舍。
真的，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彼此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吴大为摘自《中国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