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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岛慎一(著) 陈 莺(译)
张大千在古书画买卖方面也大展技能，积攒了相当财富，但仍不敷所需。据朱省斋称，张大千当时曾经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拿出两件名品作为抵押，由于金额不足而要把这两件名迹卖到国外。朱省斋提出反对，香港的徐伯郊很快向大陆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报告此事。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两件名作被大陆收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年谱》记述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
六、张大千的登场与日本舞台
前面屡次登场的张大千是一位画家，也是给东北货的流通带来最具戏剧性动向的人。“飘洋过海的中国书法”展中数量可观的作品就曾经过他收藏，并一度被带来日本。
张大千出身四川，年轻时曾来日本学画。1941至1943年战争期间居于敦煌，以对莫高窟壁画的精密摹写享有盛名。在约三年间，他所摹写的画作有二百七十六幅，其中大半遗留在现今的四川省博物馆，自己常带在身边的有五十六幅。1965年4月，朝日新闻社曾主办展览，这五十六幅因此在日本展出过。1983年他去世以后，这些作品捐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
战后，张大千离开四川去北京，打算定居而计划购置家宅。中日战争初期，他曾经住在北京颐和园的一间寓所里。《张大千年谱》里面，详细记述了当时日本军希望利用他名声而驱使其为日本人工作的事情。张大千想要购入的房产原是某座王府，定价黄金五十条。但在那时，八大公司的其中一人、玉池山房的马济川，又给他出示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两件作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最高杰作，现在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品，它们的价钱也是黄金五十条。大千衡量到房产随时可以购置，但名画则一朝错过机会不再，便买下这两件画作。
此后，张大千也积极地购买以东北货为主的书画。前述的作品如王羲之《行穰帖》、黄山谷《赠张大同卷》、《廉颇蔺相如传卷》、《伏波神祠诗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图15]、鲜于枢《御史箴卷》等，都曾经过张大千之手。1962年顾洛阜出版藏品集之际，据朱省斋《艺苑谈往》记载，六十四件法书名画之中有二十八件列为张大千旧藏。张大千不仅是超一流的画家，也是超一流的收藏家与画商。
这位张大千，同时还有绝世作伪专家的一面，特擅于伪造明末清初个性主义画家石涛与八大山人的画作。杨仁恺介绍过一则涉及北京画家陈半丁的故事，陈氏被公认为眼光精准、评鉴书画百发百中。战后不久陈氏得到一幅石涛画，并为此设宴展示。各人见画皆赞不绝口，唯有张大千一人默然不语，有人疑虑之下问其原因，他大笑说“这是我画的”。其能力不可谓不惊人。
张大千把自身收藏的书画命名为《大风堂名迹》在日本出版，第一至三集出版于1955年，由京都便利堂印刷发行，第四集出版于1956年，也是便利堂承印，但由其本人发行。第二、三集分别是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专集，一、四集则是顾闳中、董源等诸名家画作。但是，其中收录的只有绘画而无书法。或许出于补偿的想法，《行穰帖》、《伏波神祠诗》、《赠张大同卷》分别在便利堂制作了十分精美的珂罗版复制品。根据朱省斋的《艺苑谈往》，1950年代张大千曾把《韩熙载夜宴图》也带到日本，希望在便利堂进行珂罗版复制。
从这个经历判断，张大千藏的书画有几件被带来了日本。王羲之《行穰帖》曾在西川宁先生家中存放了半年，此事西川先生本人曾有说明(《西川宁著作集》第一卷·《新出的行穰帖》)。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赵孟烦《湖州妙严寺记》(图16)也曾经西川先生过目。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也曾在日本短暂停留。可遗憾的是，除了《伏波神祠诗卷》以外，最终一件也没有留在日本。从谭敬流入张大千手中的不少作品，与张大千亲近的文雅堂江田勇二氏曾提出要求把它们卖来日本。
这次展出的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西塞渔社图卷》、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图17]四件，是大都会美术馆顾洛阜藏品。顾氏所藏不仅包括书法，更有大量的宋元绘画，在美国首屈一指。
在顾洛阜藏品捐赠大都会美术馆的展品目录(1984年刊)中，当时的美术馆购藏委员会主席狄龙(Douglas Dillon)在序言中有以下的话：虽然张大千把名家赝作在美国到处出售，大千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尽管如此，他本人的中国书画收藏却给人以跟其伪作全不相关的印象。换言之，张氏在把名宝带到美国以前，就在日本研究出版。所指的大概就是前揭《大风堂名迹》的出版。然日本的专家对张大千带来作品仍盛传为赝品，致使他将最有名的几件携回香港。受到张大千是作伪高手所眩惑，正是日本对流传有绪的真迹仍下否定判断的原因。可是，狄龙未有明言者，乃正拜此所赐，顾洛阜的收藏才得以充实。
怀疑主义诚然根深蒂固，但衷心地说其实主因在于经济拮据。像原田悟朗、田中庆太郎活跃时代那样生机勃发的环境，在战后的日本已是可望而不可及。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与倾倒，与战前相比也降低了，出现在战后市场的中国书画大批远渡美国，亦非毫无缘故。
当时美国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朝鲜战争而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封锁，1951年12月17日以后从中国运出的物品，即使如艺术品，也禁止进入美国。张大千频频把中国古书画带来日本，可能基于这个缘故。暂时在日本放置然后出版，等待日本同业中的买手。把名品传来日本很可能就是伪装的策划，只为期待时间和手续的完成。
指导艾略特藏品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方闻说，在他长期居留香港期间，因尼克松访华而对大陆的经济制裁解除了。鉴于机不可失，他便与艾略特一起从日本、香港、台湾的古董市场买入了超过二百件书画(The Embodied Image·《序》)，因而建立了亚洲以外最大、最好的收藏。
张大千的终生挚爱，是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黄庭坚《赠张大同卷》三件。《赠张大同卷》[图18]由于是写给张氏同姓，尤其受到珍重。但三件都离开了张大千之手。
首先，《赠张大同卷》转让给艾略特。艾略特在1984年刊行的家藏中国书画展览图录序言中，追述如下往事：“1967年，我向方闻请教接触优秀书画作品的机会，他想试探我的兴趣深浅，便给我介绍黄庭坚《赠张大同书卷》和鲜于枢《行书御史箴卷》，我们之间的约定遂由此而开始。”
据方闻的回忆，恰好在艾略特到访之后第二个周末，张大千来到普林斯顿，艾略特对张大千毫不怀疑地受让了这两件名品。
顾洛阜也从张大千处购入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和《西塞渔社图卷》等作，他在《搜藏纪述》中有谈 到。1955年8月某个炎热的下午，顾氏在纽约麦迪逊街约瑟濑尾(Joseph U.Seo)的店里，看到了几件北宋绘画和北宋书法，便灵机一触地把它们买下来。按狄龙的记述，那些书画曾属张大千所有，因为八德园的建筑需要资金，张大千把它们出手了。顾洛阜尽管也知道它们曾是张大千的藏品，还是毫不怀疑地购藏。
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两件名迹，在1952年也脱手了。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品，这两件最后花落谁家，是中国人社会的大事，由此诞生许多逸闻。
张大千于战后离别中国大陆，辗转寓居过阿根廷、巴西、美国加州等地，最后在台北的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深处终老。巴西圣保罗市郊由于山水景色与他故乡四川相近，特别受其青睐而在那里修筑一个名为八德园的大庭园。如前文所示，张大千因为缺乏建设资金，不得已把书画脱手。
张大千有高明的画艺，作品很受欢迎。他在古书画买卖方面也大展技能，积攒了相当财富，但仍不敷所需。据朱省斋称，张大千当时曾经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拿出两件名品作为抵押，由于金额不足而要把这两件名迹卖到国外。
朱省斋提出反对，香港的徐伯郊很快向大陆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报告此事。徐伯郊是解放前任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战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版本学者徐森玉之子，以银行副经理的身份驻留香港，实际上是担任大陆的遥距管理工作，对大陆收回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有功。《郑振铎全集》书简篇，发表有郑振铎致徐伯郊书简十三通(1951至1952年间)，内容是关于购入文物的详细指示，例如有暂缓购买《行穰帖》的指示。关于收回董源和顾闳中作品的指示未见公报，但在记述其父亲事迹的(徐森玉——中国的保护神)(《博物馆与收藏家》)中，明确记载了徐伯郊活跃于这两件名品的回收事情上。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两件名作被大陆收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年谱》记述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经宋美龄夫人劝解后才稍微平复。同书还记述当时成交价每件各一万美元，但实际上价格只为五分之一，世传张大千事实上是把这两件名作赠与了祖国。
结果，张大千在《大风堂名迹》中收录的名迹大部分都离手了。尽管这舞台的一端是由日本承托，但主角却是美国的艾略特和顾洛阜。
据说艾略特在十六七岁时候就开始对中国画发生兴趣，他忆述说：“对中国画中表现的简洁线条和空白的优雅一见倾心。”然后，在大学里也曾修读中国美术史的课程，四十岁时感悟到“对中国人来说，书法是仅次于诗的崇高艺术”，从此开始收集书法作品。艾略特的收藏绝非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抱有明确的动机和深情倾倒于中国美术的一份情怀。
顾洛阜(搜藏纪述)中也这样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延续最久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基础和骨架正是绘画和书法，唯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也唯有这样的洞察，最能说明中国书画收藏家顾洛阜的动机。
尽管经济能力是主要的因素，中国书法之远涉重洋后在美国被大量收藏，正是由于艾略特和顾洛阜二位的此般态度，而成为理所当然。
张大千在古书画买卖方面也大展技能，积攒了相当财富，但仍不敷所需。据朱省斋称，张大千当时曾经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拿出两件名品作为抵押，由于金额不足而要把这两件名迹卖到国外。朱省斋提出反对，香港的徐伯郊很快向大陆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报告此事。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两件名作被大陆收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年谱》记述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
六、张大千的登场与日本舞台
前面屡次登场的张大千是一位画家，也是给东北货的流通带来最具戏剧性动向的人。“飘洋过海的中国书法”展中数量可观的作品就曾经过他收藏，并一度被带来日本。
张大千出身四川，年轻时曾来日本学画。1941至1943年战争期间居于敦煌，以对莫高窟壁画的精密摹写享有盛名。在约三年间，他所摹写的画作有二百七十六幅，其中大半遗留在现今的四川省博物馆，自己常带在身边的有五十六幅。1965年4月，朝日新闻社曾主办展览，这五十六幅因此在日本展出过。1983年他去世以后，这些作品捐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
战后，张大千离开四川去北京，打算定居而计划购置家宅。中日战争初期，他曾经住在北京颐和园的一间寓所里。《张大千年谱》里面，详细记述了当时日本军希望利用他名声而驱使其为日本人工作的事情。张大千想要购入的房产原是某座王府，定价黄金五十条。但在那时，八大公司的其中一人、玉池山房的马济川，又给他出示了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潇湘图》两件作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的最高杰作，现在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品，它们的价钱也是黄金五十条。大千衡量到房产随时可以购置，但名画则一朝错过机会不再，便买下这两件画作。
此后，张大千也积极地购买以东北货为主的书画。前述的作品如王羲之《行穰帖》、黄山谷《赠张大同卷》、《廉颇蔺相如传卷》、《伏波神祠诗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图15]、鲜于枢《御史箴卷》等，都曾经过张大千之手。1962年顾洛阜出版藏品集之际，据朱省斋《艺苑谈往》记载，六十四件法书名画之中有二十八件列为张大千旧藏。张大千不仅是超一流的画家，也是超一流的收藏家与画商。
这位张大千，同时还有绝世作伪专家的一面，特擅于伪造明末清初个性主义画家石涛与八大山人的画作。杨仁恺介绍过一则涉及北京画家陈半丁的故事，陈氏被公认为眼光精准、评鉴书画百发百中。战后不久陈氏得到一幅石涛画，并为此设宴展示。各人见画皆赞不绝口，唯有张大千一人默然不语，有人疑虑之下问其原因，他大笑说“这是我画的”。其能力不可谓不惊人。
张大千把自身收藏的书画命名为《大风堂名迹》在日本出版，第一至三集出版于1955年，由京都便利堂印刷发行，第四集出版于1956年，也是便利堂承印，但由其本人发行。第二、三集分别是八大山人和石涛的专集，一、四集则是顾闳中、董源等诸名家画作。但是，其中收录的只有绘画而无书法。或许出于补偿的想法，《行穰帖》、《伏波神祠诗》、《赠张大同卷》分别在便利堂制作了十分精美的珂罗版复制品。根据朱省斋的《艺苑谈往》，1950年代张大千曾把《韩熙载夜宴图》也带到日本，希望在便利堂进行珂罗版复制。
从这个经历判断，张大千藏的书画有几件被带来了日本。王羲之《行穰帖》曾在西川宁先生家中存放了半年，此事西川先生本人曾有说明(《西川宁著作集》第一卷·《新出的行穰帖》)。黄庭坚《赠张大同卷》、赵孟烦《湖州妙严寺记》(图16)也曾经西川先生过目。范成大《西塞渔社图卷跋》也曾在日本短暂停留。可遗憾的是，除了《伏波神祠诗卷》以外，最终一件也没有留在日本。从谭敬流入张大千手中的不少作品，与张大千亲近的文雅堂江田勇二氏曾提出要求把它们卖来日本。
这次展出的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西塞渔社图卷》、耶律楚材《送刘满诗卷》[图17]四件，是大都会美术馆顾洛阜藏品。顾氏所藏不仅包括书法，更有大量的宋元绘画，在美国首屈一指。
在顾洛阜藏品捐赠大都会美术馆的展品目录(1984年刊)中，当时的美术馆购藏委员会主席狄龙(Douglas Dillon)在序言中有以下的话：虽然张大千把名家赝作在美国到处出售，大千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尽管如此，他本人的中国书画收藏却给人以跟其伪作全不相关的印象。换言之，张氏在把名宝带到美国以前，就在日本研究出版。所指的大概就是前揭《大风堂名迹》的出版。然日本的专家对张大千带来作品仍盛传为赝品，致使他将最有名的几件携回香港。受到张大千是作伪高手所眩惑，正是日本对流传有绪的真迹仍下否定判断的原因。可是，狄龙未有明言者，乃正拜此所赐，顾洛阜的收藏才得以充实。
怀疑主义诚然根深蒂固，但衷心地说其实主因在于经济拮据。像原田悟朗、田中庆太郎活跃时代那样生机勃发的环境，在战后的日本已是可望而不可及。对中国文化的关心与倾倒，与战前相比也降低了，出现在战后市场的中国书画大批远渡美国，亦非毫无缘故。
当时美国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朝鲜战争而对中国大陆实施经济封锁，1951年12月17日以后从中国运出的物品，即使如艺术品，也禁止进入美国。张大千频频把中国古书画带来日本，可能基于这个缘故。暂时在日本放置然后出版，等待日本同业中的买手。把名品传来日本很可能就是伪装的策划，只为期待时间和手续的完成。
指导艾略特藏品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方闻说，在他长期居留香港期间，因尼克松访华而对大陆的经济制裁解除了。鉴于机不可失，他便与艾略特一起从日本、香港、台湾的古董市场买入了超过二百件书画(The Embodied Image·《序》)，因而建立了亚洲以外最大、最好的收藏。
张大千的终生挚爱，是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黄庭坚《赠张大同卷》三件。《赠张大同卷》[图18]由于是写给张氏同姓，尤其受到珍重。但三件都离开了张大千之手。
首先，《赠张大同卷》转让给艾略特。艾略特在1984年刊行的家藏中国书画展览图录序言中，追述如下往事：“1967年，我向方闻请教接触优秀书画作品的机会，他想试探我的兴趣深浅，便给我介绍黄庭坚《赠张大同书卷》和鲜于枢《行书御史箴卷》，我们之间的约定遂由此而开始。”
据方闻的回忆，恰好在艾略特到访之后第二个周末，张大千来到普林斯顿，艾略特对张大千毫不怀疑地受让了这两件名品。
顾洛阜也从张大千处购入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卷》和《西塞渔社图卷》等作，他在《搜藏纪述》中有谈 到。1955年8月某个炎热的下午，顾氏在纽约麦迪逊街约瑟濑尾(Joseph U.Seo)的店里，看到了几件北宋绘画和北宋书法，便灵机一触地把它们买下来。按狄龙的记述，那些书画曾属张大千所有，因为八德园的建筑需要资金，张大千把它们出手了。顾洛阜尽管也知道它们曾是张大千的藏品，还是毫不怀疑地购藏。
董源《潇湘图》和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两件名迹，在1952年也脱手了。作为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品，这两件最后花落谁家，是中国人社会的大事，由此诞生许多逸闻。
张大千于战后离别中国大陆，辗转寓居过阿根廷、巴西、美国加州等地，最后在台北的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深处终老。巴西圣保罗市郊由于山水景色与他故乡四川相近，特别受其青睐而在那里修筑一个名为八德园的大庭园。如前文所示，张大千因为缺乏建设资金，不得已把书画脱手。
张大千有高明的画艺，作品很受欢迎。他在古书画买卖方面也大展技能，积攒了相当财富，但仍不敷所需。据朱省斋称，张大千当时曾经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拿出两件名品作为抵押，由于金额不足而要把这两件名迹卖到国外。
朱省斋提出反对，香港的徐伯郊很快向大陆的文物局长郑振铎报告此事。徐伯郊是解放前任职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战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版本学者徐森玉之子，以银行副经理的身份驻留香港，实际上是担任大陆的遥距管理工作，对大陆收回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有功。《郑振铎全集》书简篇，发表有郑振铎致徐伯郊书简十三通(1951至1952年间)，内容是关于购入文物的详细指示，例如有暂缓购买《行穰帖》的指示。关于收回董源和顾闳中作品的指示未见公报，但在记述其父亲事迹的(徐森玉——中国的保护神)(《博物馆与收藏家》)中，明确记载了徐伯郊活跃于这两件名品的回收事情上。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指示下，两件名作被大陆收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大千年谱》记述蒋介石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经宋美龄夫人劝解后才稍微平复。同书还记述当时成交价每件各一万美元，但实际上价格只为五分之一，世传张大千事实上是把这两件名作赠与了祖国。
结果，张大千在《大风堂名迹》中收录的名迹大部分都离手了。尽管这舞台的一端是由日本承托，但主角却是美国的艾略特和顾洛阜。
据说艾略特在十六七岁时候就开始对中国画发生兴趣，他忆述说：“对中国画中表现的简洁线条和空白的优雅一见倾心。”然后，在大学里也曾修读中国美术史的课程，四十岁时感悟到“对中国人来说，书法是仅次于诗的崇高艺术”，从此开始收集书法作品。艾略特的收藏绝非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抱有明确的动机和深情倾倒于中国美术的一份情怀。
顾洛阜(搜藏纪述)中也这样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和延续最久的文明，这一文明的基础和骨架正是绘画和书法，唯此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也唯有这样的洞察，最能说明中国书画收藏家顾洛阜的动机。
尽管经济能力是主要的因素，中国书法之远涉重洋后在美国被大量收藏，正是由于艾略特和顾洛阜二位的此般态度，而成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