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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1999年,我们迎来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语文课程改革经过艰苦的摸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语文教育理念到语文教育实践,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初步实现了语文课程功能的转变,体现了语文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密切了语文课程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学生的学习方式得到初步改善,正在逐步建立与素质教育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语文课程资源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等等。然而,“语文课程改革在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看待并进一步研究。反思当前的语文教学,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工具性和人文性不能割裂,脱离文本、架空语言的教学不足取;对‘语文素养’概念的界定需要明晰;对话不等于谈话,教师的角色是‘平等中的首席’;语文训练不等于语文‘操练’;诵读是基于理解的一种声音表达形式,关键在于理解文本;语文教师的主体性不容漠视。关于语文教育体制、考试模式、选修课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①语文课改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诸多困惑,也遭受了诸多批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可能走向天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因此,对语文课改十年的文化思想进行检视,不仅有助于我们明了成绩、困惑与批评,还将引领我们走向更合理、更健康的语文课改之路。
一、回顾:课改十年语文教育的文化思想检视
文化思想作为某一阶段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必定会影响到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实践操作等。回顾语文课改文化思想的十年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工具理性批判与人文精神回归阶段(1999年—2004年)
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一脉相承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其理论建构还是时间探索上都受到了这一文化思想的冲击,呈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比如教学大纲的明确化、教学内容的陈旧化、教学方法的机械化、教学评价的标准化等等。语文教育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陷入技术主义、伪科学主义的泥潭。对语文教育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的大肆批判终于在1997年引发。《北京文学》第11期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热烈而活跃,无论就批评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无法相提并论的。矛盾集中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上。如有学者批评指出“如何评价现代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语文教育观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对于人的观念的问题,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回顾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我们的语文教育的确是大大忽略了‘人’。语文教育漠视了精神,忽视了精神,也就榨干了情感,泯灭了灵性,教材与课堂也就无趣无味,干巴枯燥,贫乏单调,形同于自然科学,形同文字游戏。”②这种批评体现出对人文性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在该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论争者都希望语文教育能够承担起更多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想赋予语文学科更多的审美意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张扬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强调把语言看做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1999年开始实施的语文课改可以说是顺应了这种呼声。《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一章开宗明义:“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教育人文性回归的重要标志。随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在语文课程改革的理念和实践等各方面逐渐占据了上风。语文教育要回归人文根本,抓住人文血脉,这也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人文性是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不仅体现在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广泛的教学内容上,还体现在生成性的教学方式以及平等的师生关系上。强调立足于学生的培养与成长,立足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用怎样的“人类文化”去滋润和培育他们,并采用正确而良好的培育方法,回归语文“人文性”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涵。
(二)人文精神泛滥与理性精神呼唤阶段(2004年—当前)
语文课程回归人文精神是语文本色回归的内在要求。比如教材摒弃了《狼和小羊》、《农夫和蛇》等经典的寓言故事,对这些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文精神内容的清理,就已经体现了现代人文精神,是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有力表现。 但对于人文的理解偏差或者极端化强调,又导致了人文精神在语文中的泛滥。比如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泛语文现象深受批评。“当语文教学擎着人文大旗一路高歌猛进时,忽然发现阵营里出了一个异端——泛语文现象,于是不断有人仗义讨伐。这种讨伐大都是在语文是什么或语文不是什么之类的本体论上展开。但是由于语文本体论的争执一直没有一尊可定,讨伐显得有些仓皇,自然收效不大。泛语文现象依然以人文之名,波澜壮阔地蔓延下去……如此泛化语文,其后果将会是如王尚文教授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语文会走上‘自我消亡的悬崖’。”③“课程改革后课堂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活动明显增加,课堂气氛较为活跃。但是,有的教师刻意追求课堂效果而冷落了文本。教者设计了一些‘画画、唱歌’等环节,使课堂多了些‘花拳绣腿’,华而不实,既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又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弄巧成拙,犯了教学之大忌,令人心痛。”④不难看出,经过几年的新课程改革实践,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都已贯彻了新课改理念,但一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精髓还没有真正理解,在人文精神“外衣”的笼罩下,脱离了语文课程人文性的正常轨道。例如课堂教学的形式化就是新课改的一大误区。课堂教学的方法上受到深刻批判,普遍认为语文课堂教学存在表面的形式主义。
经历热热闹闹的前期课程改革后,随着课改的深入,许多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近几年引发了一股理性反思与有效修正的热潮。人们逐渐开始沉静下来理性思考存在的问题,期望对语文课改有更为全面、辩证、清醒的认识。最先反思的大概是1997年语文教育大讨论发起人之一的薛毅,他认为当年的浪漫主义哲学情结,导致了新语文“语文特性”⑤的缺失。如有学者指出语文课改当前应该从理性回归的角度考量:“语文教学目标必须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旨归、语文课程性质要真正达成“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共识、语文教材要坚持编审分开和讲究科学使用的原则、语文教学方法的选用要以‘不断优化,注重效果’为标准。”⑥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语文新课改“在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弱化了知识与理性精神”、“倡导开放性与多元性导致教学的随意与放纵”、“语文现代化进程中,丢弃了一些传统的做法与精神”⑦等。很显然,人们在热烈地呼唤着语文课程改革理性精神,提倡在面对当前语文课程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在理性反思下科学践行语文课程改革。
在检视语文课改十年文化思想后,我们发现其存在两点错误:一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同起来;二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这一等同,这一对立,使过去的语文界对人文精神的极度忽视,将科学理性狭隘地窄化成工具理性在实践中大行其事。而在课改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又把握不准确,还将科学理性像泼脏水一样全然抛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提倡科学理性为什么一定要将科学理性狭隘成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人文精神的回归又为什么要全然抛弃科学理性?语文课程改革走到今天,下一个思想路标是什么?我们不禁茫然起来。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新理性”作为未来语文课程改革新路标的概念总称,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理论表述来建构语文课程改革的文化思想意义。
二、发展: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维度
“新理性是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文化哲学的思路。”⑧它在框架上具有两个基本立场,即一方面在文化思想中继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人的解放”为主题的人文意识,另一方面它的建设是对19世纪与20世纪思想成果的合理内核的综合汲取。概而言之就是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的新理性为核心建立起关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因此,新理性精神既是对旧科学理性的反拨,也是对“重人文轻理性”的纠正,一种注入新质的理性。它以语文课程本色为基点,以新人文精神内涵为核心,以交往对话为思维方式。我们寄希望于新理性为当下语文课程理论重构提供新的观念以及立足点,对语文课程建设起到理论和现实的支撑作用。下面,将从语文课程本色、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的理论维度来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新理性以“语文课程本色”为基点。语文教育的新理性是以“语文课程本色”作为理论基点切入的。紧紧抓住语文课程本色是新理性精神的立足点。语文课程作为基础性母语教育课程,是陶冶人性、建构灵魂、完善心智、促进生命个体成长的摇篮。与别的课程相比,语文课程的母语本色更浓厚,它是“诗意的回归、生活的感悟、生命的体验”⑨。语文课程的母语本色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品质。一方面汉民族语言文字造就了语文课程的文化品格,汉语言文字是汉民族文化的真实存在,积淀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髓。如汉民族语言文字体现出汉民族重领悟、重意会的思维风格和崇尚简约、以神驭形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语文课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成就了语文课程的母语基质,语文课程要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体验生命的存在,获得生命的自我实现。未来语文课程应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上,以人的全面培育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为了使语文课程改革走到自己的正路上来,新理性把语文课程本色视为一种反思和一种文化寻根,一种文化的批判力。正是这种反思和寻根,才能使语文课程改革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吐故纳新,保持其自身应有的活力。
其次,新理性把“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内容。回顾20世纪的文化思想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理性主义的扩张,使人不断产生焦虑和失望的孤独感,普遍走向一种无信仰和悲观的情绪;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个体的人的本真意蕴丧失殆尽,人们失去了良知和同情,人文精神遭到扼杀;而语文新课程改革以来提倡的人文精神,又由于把握不准确或者矫枉过正而带来了不确定和混乱。所以,在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必须重建新人文精神。所谓的新人文精神,就是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照下,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追问和关怀人的生存和命运,确立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精神追求。这种新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而新理性正是把这样的“新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内容的。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中含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即对人的生存命运处境的关怀。如古代的陶冶性教学过程关注生命成长,注重生命的关怀,强调情感的陶冶和心性的滋养。儒家教化思想就是指“下”者经过“上”者的教育感化,接受一定的价值导向,使内在灵魂、精神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语文课程新人文精神的建立需要在发扬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础上,适度吸收西方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协调好各种关系,并使实践者能够付诸于课程实践的新的人文精神,使这种精神成为语文课程新理性的灵魂。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握住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要让学生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地得以延续,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才能真正地实现。
再次,新理性奉行“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新理性精神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核心的综合研究方法。人文理解应当成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式。人文理解作为一种理论方式是以主体间关系为内容的理论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理论原则。人文理解认为,真正的理解是从人出发、展开于人际关系中、以领悟意义为目的的价值评价与艺术审美。因此,人文理解把主体间关系作为理解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在语文课程研究领域里运用人文理解的思维方式,强调语文课程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关系之上的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并坚持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突出主体设身处地的体验和感悟。“离开了作为交往活动论辩性实践,往往既得不到合理性,也得不到真理。”⑩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打破语文界人们长期以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体现新理性的价值尺度和精神诉求。再具体到语文教学来说,正如学者所说,“一切的教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复杂的、高密度的、形式多样的沟通与合作。教学沟通从广义上说,可以而且必须理解为拥有心灵接触、人际结合并形成共同体的要素,心理性语言性合作要素,以及现实的交互主体性。”{11}换言之,在语文课程中奉行“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就是要在理论上进行综合和创新。通过对话交往,将多种“声音”在交流沟通中达到更大程度上的合理,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三、期待: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意义
全面阐述新理性作为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维度,旨在描绘一种语文教育可能的文化思想进程,即在语文课程改革深入推进之际,语文教育文化思想建设的可能性和意义。当前语文课程改革中,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又在不断地寻求一种理性回归。新理性已经成为很多语文人观察各种语文现象的新视点、语文教育理论建构和创新的立足点和思维方式,为当下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具有综合性、立体性的立场和方法。伴随着语文教育的深入发展,新理性精神的意义将逐步敞示出来。
其一,新理性为构建当代形态语文教育理论确立了立足点。新理性直面当前语文教育的现状,凸显解决问题的现实性,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实践命题。鉴于以往语文教育对科学理性的极端化引入和当前人文精神的过分张扬,语文教育迫切需要以新理性为思想基点,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关注如下问题:一是引进移植国外语文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的重构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以西方教育理论话语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新理性“是在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12},它要求构建语文教育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践和民族深厚土壤的基础上,产生具有语文学科特色的本土化的课程文化。二是传统语文教育话语的现代化。由于国外教育话语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土话语的冷落,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套现成的可以直接用来解释我们传统的本土话语的学术话语体系了。如“陶冶”、“感悟”、“涵泳”、“玩味”等是少之又少了。对外来话语体系的陌生以及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实践者行为的“异化”,这就需要对传统语文教育话语的开掘、整理、改制,使它的价值在当代语文教育实践中凸显出来,成为语文教育理论创新的基点。
其二,新理性为实践本真语文教育改革造就了路标。以往的语文教育,人们习惯于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比如语文学科的“性质”难题在很大程度上使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陷入谜团。争论中有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始终贯穿着一个“性化”的逻辑。从工具性开始,接着是思想性,后来又出现了人文性、文学性、科学性、综合性、文化性等等。百年语文教育发展以来,语文教育界都处在这样一种性化的逻辑思维中。应该说,这种思维的偏执化、极端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由“性化”文化本身所导致,“性化”文化作为人们所拥有的认识论的某种理论无可非议,但性化逻辑思维却让人们以偏激的思维理念去分裂语文的性质,使人们在认识语文性质时出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比如,有人看到了工具性,却忽视了人文性,看到了人文性却又忽视了科学性的发展等。面对当前语文课改的困惑,人们面对鲜活的语文教育,原先那种两极式的实践视角已经慢慢开始转向立体式的、动态的、互为主体的实践视角,强调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的交往对话关系。新理性的实践思维方式,为语文教育改革突破此前长久一贯的二元对立视角,点亮了实践语文课程改革的新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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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晓:《语文课程改革:反思与建议——中学语文高层论坛暨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第29届年会综述》,《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2期。
②李海林、韩军:《关于“新语文教育”的通信》,《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11期。
③黄琼:《一个异端的前世今生——泛语文批判》,《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6期。
④黄永祥:《新课程呼唤理性与真实的语文课堂——对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若干浮躁现象的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
⑤薛毅:《反思新语文观》,《书城》,2003第11期。
⑥赵荣新:《理性回归:语文课改的反思与考量》,《学术论坛》,2008年第4期。
⑦陈玉秋、邱福明:《语文课程改革代价的理性思考》,《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
⑧姜义华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3页。
⑨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3页。
⑩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第117页。
{11}曹明海:《语文新课程教学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5页。
{12}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作者通联: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回顾:课改十年语文教育的文化思想检视
文化思想作为某一阶段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必定会影响到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内容选择、实践操作等。回顾语文课改文化思想的十年历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一)工具理性批判与人文精神回归阶段(1999年—2004年)
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对20世纪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一脉相承的语文教育无论在其理论建构还是时间探索上都受到了这一文化思想的冲击,呈现出明显的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比如教学大纲的明确化、教学内容的陈旧化、教学方法的机械化、教学评价的标准化等等。语文教育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陷入技术主义、伪科学主义的泥潭。对语文教育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倾向的大肆批判终于在1997年引发。《北京文学》第11期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刊登了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中学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等三篇文章,由此引发了20世纪末语文教育问题大讨论。人们对语文教育的批评热烈而活跃,无论就批评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批评无法相提并论的。矛盾集中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上。如有学者批评指出“如何评价现代语文教育的问题,就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语文教育观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对于人的观念的问题,关于人的价值的问题”、“回顾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我们的语文教育的确是大大忽略了‘人’。语文教育漠视了精神,忽视了精神,也就榨干了情感,泯灭了灵性,教材与课堂也就无趣无味,干巴枯燥,贫乏单调,形同于自然科学,形同文字游戏。”②这种批评体现出对人文性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在该次语文教育大讨论中,一些论争者都希望语文教育能够承担起更多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想赋予语文学科更多的审美意识、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张扬语文教育的人文精神,强调把语言看做生命主体、生命整体,强化人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1999年开始实施的语文课改可以说是顺应了这种呼声。《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一章开宗明义:“语文是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是语文教育人文性回归的重要标志。随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在语文课程改革的理念和实践等各方面逐渐占据了上风。语文教育要回归人文根本,抓住人文血脉,这也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人文性是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不仅体现在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广泛的教学内容上,还体现在生成性的教学方式以及平等的师生关系上。强调立足于学生的培养与成长,立足于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用怎样的“人类文化”去滋润和培育他们,并采用正确而良好的培育方法,回归语文“人文性”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内涵。
(二)人文精神泛滥与理性精神呼唤阶段(2004年—当前)
语文课程回归人文精神是语文本色回归的内在要求。比如教材摒弃了《狼和小羊》、《农夫和蛇》等经典的寓言故事,对这些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人文精神内容的清理,就已经体现了现代人文精神,是呼唤人文精神回归的有力表现。 但对于人文的理解偏差或者极端化强调,又导致了人文精神在语文中的泛滥。比如在具体的课程内容上,泛语文现象深受批评。“当语文教学擎着人文大旗一路高歌猛进时,忽然发现阵营里出了一个异端——泛语文现象,于是不断有人仗义讨伐。这种讨伐大都是在语文是什么或语文不是什么之类的本体论上展开。但是由于语文本体论的争执一直没有一尊可定,讨伐显得有些仓皇,自然收效不大。泛语文现象依然以人文之名,波澜壮阔地蔓延下去……如此泛化语文,其后果将会是如王尚文教授曾忧心忡忡地指出的那样,语文会走上‘自我消亡的悬崖’。”③“课程改革后课堂的最大特点就是学生的活动明显增加,课堂气氛较为活跃。但是,有的教师刻意追求课堂效果而冷落了文本。教者设计了一些‘画画、唱歌’等环节,使课堂多了些‘花拳绣腿’,华而不实,既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又不利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弄巧成拙,犯了教学之大忌,令人心痛。”④不难看出,经过几年的新课程改革实践,大多数语文教师的课堂教学都已贯彻了新课改理念,但一些教师对新课程的精髓还没有真正理解,在人文精神“外衣”的笼罩下,脱离了语文课程人文性的正常轨道。例如课堂教学的形式化就是新课改的一大误区。课堂教学的方法上受到深刻批判,普遍认为语文课堂教学存在表面的形式主义。
经历热热闹闹的前期课程改革后,随着课改的深入,许多深层次问题不断涌现,近几年引发了一股理性反思与有效修正的热潮。人们逐渐开始沉静下来理性思考存在的问题,期望对语文课改有更为全面、辩证、清醒的认识。最先反思的大概是1997年语文教育大讨论发起人之一的薛毅,他认为当年的浪漫主义哲学情结,导致了新语文“语文特性”⑤的缺失。如有学者指出语文课改当前应该从理性回归的角度考量:“语文教学目标必须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为旨归、语文课程性质要真正达成“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共识、语文教材要坚持编审分开和讲究科学使用的原则、语文教学方法的选用要以‘不断优化,注重效果’为标准。”⑥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语文新课改“在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弱化了知识与理性精神”、“倡导开放性与多元性导致教学的随意与放纵”、“语文现代化进程中,丢弃了一些传统的做法与精神”⑦等。很显然,人们在热烈地呼唤着语文课程改革理性精神,提倡在面对当前语文课程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努力做到在理性反思下科学践行语文课程改革。
在检视语文课改十年文化思想后,我们发现其存在两点错误:一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同起来;二是错误地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这一等同,这一对立,使过去的语文界对人文精神的极度忽视,将科学理性狭隘地窄化成工具理性在实践中大行其事。而在课改后人文精神的回归又把握不准确,还将科学理性像泼脏水一样全然抛弃。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提倡科学理性为什么一定要将科学理性狭隘成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人文精神的回归又为什么要全然抛弃科学理性?语文课程改革走到今天,下一个思想路标是什么?我们不禁茫然起来。在本文中,我们选择“新理性”作为未来语文课程改革新路标的概念总称,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理论表述来建构语文课程改革的文化思想意义。
二、发展: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维度
“新理性是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为一体的文化哲学的思路。”⑧它在框架上具有两个基本立场,即一方面在文化思想中继承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人的解放”为主题的人文意识,另一方面它的建设是对19世纪与20世纪思想成果的合理内核的综合汲取。概而言之就是以提升人的全面素质的新理性为核心建立起关于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因此,新理性精神既是对旧科学理性的反拨,也是对“重人文轻理性”的纠正,一种注入新质的理性。它以语文课程本色为基点,以新人文精神内涵为核心,以交往对话为思维方式。我们寄希望于新理性为当下语文课程理论重构提供新的观念以及立足点,对语文课程建设起到理论和现实的支撑作用。下面,将从语文课程本色、人文精神和交往对话的理论维度来分别加以阐述。
首先,新理性以“语文课程本色”为基点。语文教育的新理性是以“语文课程本色”作为理论基点切入的。紧紧抓住语文课程本色是新理性精神的立足点。语文课程作为基础性母语教育课程,是陶冶人性、建构灵魂、完善心智、促进生命个体成长的摇篮。与别的课程相比,语文课程的母语本色更浓厚,它是“诗意的回归、生活的感悟、生命的体验”⑨。语文课程的母语本色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品质。一方面汉民族语言文字造就了语文课程的文化品格,汉语言文字是汉民族文化的真实存在,积淀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髓。如汉民族语言文字体现出汉民族重领悟、重意会的思维风格和崇尚简约、以神驭形的审美习惯。另一方面,语文课程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成就了语文课程的母语基质,语文课程要让学生在语言学习中体验生命的存在,获得生命的自我实现。未来语文课程应将语文教育定位于“人”上,以人的全面培育和个性发展为根本支点。为了使语文课程改革走到自己的正路上来,新理性把语文课程本色视为一种反思和一种文化寻根,一种文化的批判力。正是这种反思和寻根,才能使语文课程改革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吐故纳新,保持其自身应有的活力。
其次,新理性把“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内容。回顾20世纪的文化思想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的精神家园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非理性主义的扩张,使人不断产生焦虑和失望的孤独感,普遍走向一种无信仰和悲观的情绪;工具理性的盛行,使个体的人的本真意蕴丧失殆尽,人们失去了良知和同情,人文精神遭到扼杀;而语文新课程改革以来提倡的人文精神,又由于把握不准确或者矫枉过正而带来了不确定和混乱。所以,在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必须重建新人文精神。所谓的新人文精神,就是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照下,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追问和关怀人的生存和命运,确立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精神追求。这种新人文精神是人的精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要实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解放,而新理性正是把这样的“新人文精神”作为核心内容的。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中含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即对人的生存命运处境的关怀。如古代的陶冶性教学过程关注生命成长,注重生命的关怀,强调情感的陶冶和心性的滋养。儒家教化思想就是指“下”者经过“上”者的教育感化,接受一定的价值导向,使内在灵魂、精神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语文课程新人文精神的建立需要在发扬我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础上,适度吸收西方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协调好各种关系,并使实践者能够付诸于课程实践的新的人文精神,使这种精神成为语文课程新理性的灵魂。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把握住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要让学生从小就懂得和学会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人类社会才能更好地得以延续,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才能真正地实现。
再次,新理性奉行“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新理性精神在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上,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核心的综合研究方法。人文理解应当成为人文科学的重要研究方式。人文理解作为一种理论方式是以主体间关系为内容的理论框架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理论原则。人文理解认为,真正的理解是从人出发、展开于人际关系中、以领悟意义为目的的价值评价与艺术审美。因此,人文理解把主体间关系作为理解活动中的基本关系。在语文课程研究领域里运用人文理解的思维方式,强调语文课程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关系之上的一种价值创造活动,并坚持整体、综合的思维方式,突出主体设身处地的体验和感悟。“离开了作为交往活动论辩性实践,往往既得不到合理性,也得不到真理。”⑩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就是要打破语文界人们长期以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体现新理性的价值尺度和精神诉求。再具体到语文教学来说,正如学者所说,“一切的教学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背景下,复杂的、高密度的、形式多样的沟通与合作。教学沟通从广义上说,可以而且必须理解为拥有心灵接触、人际结合并形成共同体的要素,心理性语言性合作要素,以及现实的交互主体性。”{11}换言之,在语文课程中奉行“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就是要在理论上进行综合和创新。通过对话交往,将多种“声音”在交流沟通中达到更大程度上的合理,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创新。
三、期待: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意义
全面阐述新理性作为语文教育的文化精神建构之维度,旨在描绘一种语文教育可能的文化思想进程,即在语文课程改革深入推进之际,语文教育文化思想建设的可能性和意义。当前语文课程改革中,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又在不断地寻求一种理性回归。新理性已经成为很多语文人观察各种语文现象的新视点、语文教育理论建构和创新的立足点和思维方式,为当下语文课程改革提供了具有综合性、立体性的立场和方法。伴随着语文教育的深入发展,新理性精神的意义将逐步敞示出来。
其一,新理性为构建当代形态语文教育理论确立了立足点。新理性直面当前语文教育的现状,凸显解决问题的现实性,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实践命题。鉴于以往语文教育对科学理性的极端化引入和当前人文精神的过分张扬,语文教育迫切需要以新理性为思想基点,在语文教育改革中关注如下问题:一是引进移植国外语文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新课程改革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的重构在相当程度上确立了以西方教育理论话语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新理性“是在以我为主导基础上的一种对人类一切有价值东西实行兼容并包的、开放的实践理性”{12},它要求构建语文教育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实践和民族深厚土壤的基础上,产生具有语文学科特色的本土化的课程文化。二是传统语文教育话语的现代化。由于国外教育话语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土话语的冷落,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一套现成的可以直接用来解释我们传统的本土话语的学术话语体系了。如“陶冶”、“感悟”、“涵泳”、“玩味”等是少之又少了。对外来话语体系的陌生以及理解上的偏差导致实践者行为的“异化”,这就需要对传统语文教育话语的开掘、整理、改制,使它的价值在当代语文教育实践中凸显出来,成为语文教育理论创新的基点。
其二,新理性为实践本真语文教育改革造就了路标。以往的语文教育,人们习惯于极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比如语文学科的“性质”难题在很大程度上使语文课程与教学实践陷入谜团。争论中有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始终贯穿着一个“性化”的逻辑。从工具性开始,接着是思想性,后来又出现了人文性、文学性、科学性、综合性、文化性等等。百年语文教育发展以来,语文教育界都处在这样一种性化的逻辑思维中。应该说,这种思维的偏执化、极端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由“性化”文化本身所导致,“性化”文化作为人们所拥有的认识论的某种理论无可非议,但性化逻辑思维却让人们以偏激的思维理念去分裂语文的性质,使人们在认识语文性质时出现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比如,有人看到了工具性,却忽视了人文性,看到了人文性却又忽视了科学性的发展等。面对当前语文课改的困惑,人们面对鲜活的语文教育,原先那种两极式的实践视角已经慢慢开始转向立体式的、动态的、互为主体的实践视角,强调自我主体与他我主体的交往对话关系。新理性的实践思维方式,为语文教育改革突破此前长久一贯的二元对立视角,点亮了实践语文课程改革的新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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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胡晓:《语文课程改革:反思与建议——中学语文高层论坛暨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第29届年会综述》,《课程·教材·教法》,2006年第2期。
②李海林、韩军:《关于“新语文教育”的通信》,《中学语文教学》,2000年第11期。
③黄琼:《一个异端的前世今生——泛语文批判》,《中学语文教学》,2005年第6期。
④黄永祥:《新课程呼唤理性与真实的语文课堂——对当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若干浮躁现象的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6年第2期。
⑤薛毅:《反思新语文观》,《书城》,2003第11期。
⑥赵荣新:《理性回归:语文课改的反思与考量》,《学术论坛》,2008年第4期。
⑦陈玉秋、邱福明:《语文课程改革代价的理性思考》,《教育学报》,2007年第4期。
⑧姜义华等著:《中国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83页。
⑨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3页。
⑩童世骏:《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版,第117页。
{11}曹明海:《语文新课程教学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5页。
{12}钱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作者通联: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