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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对话正在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如何善用智库平台、在国际交往中高效听取和交流意见，如何提升智库在重大国际议题上的研究能力、强化其在公共外交上的主导力，是中国新型特色智库需要不断探讨、探索和应对的难题。可以说，通过脚踏实地构建新型智库外交模式、吸纳他国智慧并传播中国理念，是眼下新型特色智库的一项重要工作。从这个意义上看，近日中美元首首次会晤前的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可以作为最新案例，为我们更好地利用和释放智库力量开展对外传播、推进公共外交提供实践参考。
把握有利时机 密集高效对话
2017年4月3-5日，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赴美考察，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以及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CCUSC）等多家智库的几十位学者密集开展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我有幸作为中方代表团一员，与中国人民大学吴晓球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赵锡军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王文执行院长一起，就“习特会”“一带一路”与中美潜在合作，以及更长远的中美关系等议题，与美方专家深入对话交流。
该系列对话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美方合作智库均属全球顶尖智库。从最终效果看，此次调研对话梳理了特殊时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最新思路，向美国社会传播了中国政策与价值理念，从高校智库的角度为把握和开展下一轮中美关系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首先与对时机的良好把握密不可分。单从时间节点看，该系列对话会在“习特会”即将开始前，仅用三天时间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有效摸底。
可以说，智库对话的开展需要首先踩对“点”。对重大议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细水常流的，但智库对话的开展和相关政策建议必须把握重要时间点。在国际交往中，这种时间点一定是双方乃至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以此次对话为例，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中美元首间首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各个领域，包括经贸、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专家，在“习特会”前都有一些看法和信息需要表达和释放。智库对话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上举办国际智库对话在各方看来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在此次智库系列对话会的筹备过程中，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感十分明显。此次对话会主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华府智库一条街上的多家全球顶级智库欣然应约，高效协调合作。从实际执行效果看，与多家智库的一对一闭门对话会在三天时间内密集顺利完成，没有丝毫错漏。这是双方在特殊时间点上高度合作、为了共同目标通力协调的结果。
在对话过程中，这一重时间点也被反复提及，并被放置到更长的历史维度中明确点出。如美方一位前任高官、现任智库领袖指出的，在像他本人那样的久居华盛顿的专家眼中，特朗普上台是美国近60年来最大的政治转折，美国建制派专家评估特朗普新政府的难度，不亚于特朗普新政府研究如何在华盛顿理政治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会晤、找到有效的高层互动方式尤为重要。多位美方智库专家在对话会中提及该系列对话会的时间点，就双方高层最关注的重大敏感话题积极建言。
主动设置议题 传播中国理念
灵活度高、弹性大是智库平台对话的重要特点，在议题设置上，双方商量空间相对充分，组织方或建议方主导议题的可能性很大。就本次中美智库对话而言，双方此前已有良好的交流基礎，我方在先期议题设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该系列对话会全程围绕我们设置的相关议题，效率高、气氛好、干货足，对话会相关报告也及时成为我国相关关键部门的重要参考。这正是摸索构建新型智库外交模式的具体体现：以智库平台对话为手段，吸纳他国智慧用于中国发展，同时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有三点尤为必要。第一，充分发挥临场应变与博弈能力，确保主议题沟通和相关信号释放。
在智库国际对话的过程中，主动设置议题，更多体现在实际交流时的应变沟通，而非先期沟通和设置对话会主题。主要原因在于，对话会主题往往相对宏大，即使是只有三至四位发言嘉宾的小规模平行论坛，先期商定的议题也只是给出讨论框架、而非讨论方向。
这样的设置方便各方、各领域专家学者充分发言，各抒己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话很容易零散化，“跑偏”的现象履见不鲜。尤其在针对欧美大国智库的沟通中，不少资深研究人士和前任高官已有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在讨论过程中就其习惯性批评的点滔滔不绝，这不仅耽误沟通效率，也影响沟通质量。
在实际讨论过程中拥有推挡博弈能力、在有限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就最关键话题进行沟通交流，十分必要。以此次系列对话会为例。我们的核心交流点之一是关于“一带一路”问题上的中美潜在合作，包括在美国新任政府上台后聚焦基础设施的背景下，美国如能开放投资市场，将有助于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实现共赢、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在对话过程中，一些与议题无关的、甚至有碍交流的杂音难免存在，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的相关美方专家的长篇大论。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及时化解，在清晰有效表达我方在对方关心议题上的看法的同时，确保主议题得到有效沟通。
第二，知己知彼，使用对方听得懂、能接受的逻辑，保证信息传递质量。智库交流忌外交辞令、忌各说各话，在此基础上用实实在在的事实、数据和逻辑打动对方，依据对话对象的不同调整沟通策略和表达逻辑，以理服人。
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即特朗普上台后的华盛顿智库学者，尤其是建制派学者，被新上台的决策者疏离。以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的第五场对话会为例，该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知名中国通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有一句经典表述。他在对话一开始就说：“别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离白宫只有半英里，但在心理距离上我们和白宫差着100英里。” 正确地理解特朗普上台以来华盛顿政界与学界的关系，对于有效开展智库外交，乃至展开下一轮对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特朗普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与华盛顿建制派精英关系僵化，不少智库学者在交流过程中直接表示，虽然智库层面与特朗普政府内部有私人联系，但理性的、可执行性强的政策建议普遍被忽略。把握美国智库这一心理、在此基础上做工作十分有必要。例如，不少美国智库的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在“贸易赤字和就业”问题上的相关论调十分荒谬，是没有理论逻辑与实践基础的空谈。
在美国智库圈意见不一、特朗普政府内部保护主义派和温和派两大阵营分裂严重的情况下，特朗普到底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受外部影响的变量很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对美的塑造力加强。在把握这一逻辑的基础上，此次系列对话会卓有成效，双方围绕如何实现中美经贸平衡、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更大程度开放投资市场三大问题广泛研讨，集思广益。多位美国智库学者也转而为中国出主意，希望中国“持续开放”“理性政策”能够推进中美进程，建议主动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
第三，苦练内功、思维广阔是高效开展智库对话和智库外交的深厚根基。
上述临场应变、知己知彼，更多是策略层面的技巧。智库外交的长期深厚根基始终是中方智库学者自身的基本功。智库对话是现实问题讨论，既要有基础研究功底和逻辑作为立场根基，又要有对时事动态的了解，拥有开阔的知识面和思考力。在对话过程中，双方抛向对方的问题都是棘手、复杂的现实问题。例如，美方专家反问：“如果您是特朗普本人的经济政策顾问，您会最优先推动和制定的两项重大经济政策是什么？”类似的问题需要有见地、有学理和逻辑支撑的扼要阐述。参与对话的人士不仅要对本领域有深入理解，更要有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敏感度和思考见地。
如能做好以上几点，智库对话的平台优势和桥梁优势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智库连接着政府、学界、社会，是各种各样精华观点的汇集处。在智库平台上的表达并非官方的发言人式表述，学者们谨代表自身观点，更加灵活、自由地各抒己见。这让重大敏感议题上的智库对话成为可能。这样的对话是广泛、深入、高效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善听对方声音，为我所用，更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传递我们的立场，传播我们的思想。从大的话语权建设的角度来说，这是点滴的努力，却是十分重要的努力。
培育更长远的智库对话合作机制
从纵向的历史视角看，我国的智库外交尚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整个国家的崛起，智库的国际进程在加速、智库外交的机遇在增加，对新型特色智库建设和发展来说，这是难得的国家机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从点滴摸索做起，立足长远，建设更常规、更频密、更高效的智库对话合作机制。
就中美智库对话而言，人大重阳近年做出重要摸索，取得一定进展。2016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合作主办“亚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这是中美之间首次公开讨论“一带一路”的智库对话。2016年7月5日，由中國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办（CEIP）、中国南海研究院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协办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美两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南海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
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则是推进对美智库外交的最新案例，其灵活高效的组织对话方式，以及在重要时间节点上把握对方精英舆论、传递中国政策理念的做法，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参考借鉴。4月份“习特会”的一大成果，是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保持沟通协调、加强协作的大势不可逆。在这样的大势下，我们可以预期，随着中美竞合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智库外交必须也必将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二战”以来美国智库的崛起经验看，美国的智库外交为美国外交理念的传播和美国对外利益的协调立下汗马功劳。时至今日，美国强大的软实力，有一大部分是其顶尖智库设置全球议程、影响世界舆论、打造国际朋友圈的能力。对中国智库而言，我们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智库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有效力量。
在此过程中，智库首先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推进和汲取相关重要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这是推进公共外交主导力的根基。“踩热点”的前提是在重点领域的长期耕耘和观察，应充分重视和认识基础研究工作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欧美一流研究机构长期追踪、严谨治学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巨大矿藏，离开了对基础研究的发掘利用，所谓对策和预测只能是空谈。智库在国际交往中的建言献策，也必须建立在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厚根基之上。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寻找和探索智库外交方式和智库合作渠道，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在关键议题上促成对话交流，利用社会渠道为两国交往创造积极氛围、拓宽对话空间，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将智库外交的力量最大化。在中国国家崛起的进程中，智库大有可为，但智库唯有善用自身作用，方能行稳致远。
把握有利时机 密集高效对话
2017年4月3-5日，中国人民大学代表团赴美考察，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以及丹佛大学美中合作中心（CCUSC）等多家智库的几十位学者密集开展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我有幸作为中方代表团一员，与中国人民大学吴晓球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赵锡军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王文执行院长一起，就“习特会”“一带一路”与中美潜在合作，以及更长远的中美关系等议题，与美方专家深入对话交流。
该系列对话会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美方合作智库均属全球顶尖智库。从最终效果看，此次调研对话梳理了特殊时期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最新思路，向美国社会传播了中国政策与价值理念，从高校智库的角度为把握和开展下一轮中美关系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首先与对时机的良好把握密不可分。单从时间节点看，该系列对话会在“习特会”即将开始前，仅用三天时间对相关议题进行了有效摸底。
可以说，智库对话的开展需要首先踩对“点”。对重大议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是细水常流的，但智库对话的开展和相关政策建议必须把握重要时间点。在国际交往中，这种时间点一定是双方乃至各方都高度关注的。以此次对话为例，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中美元首间首次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各个领域，包括经贸、政治、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专家，在“习特会”前都有一些看法和信息需要表达和释放。智库对话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在合适的时间节点上举办国际智库对话在各方看来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在此次智库系列对话会的筹备过程中，这种“天时地利人和”感十分明显。此次对话会主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华府智库一条街上的多家全球顶级智库欣然应约，高效协调合作。从实际执行效果看，与多家智库的一对一闭门对话会在三天时间内密集顺利完成，没有丝毫错漏。这是双方在特殊时间点上高度合作、为了共同目标通力协调的结果。
在对话过程中，这一重时间点也被反复提及，并被放置到更长的历史维度中明确点出。如美方一位前任高官、现任智库领袖指出的，在像他本人那样的久居华盛顿的专家眼中，特朗普上台是美国近60年来最大的政治转折，美国建制派专家评估特朗普新政府的难度，不亚于特朗普新政府研究如何在华盛顿理政治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会晤、找到有效的高层互动方式尤为重要。多位美方智库专家在对话会中提及该系列对话会的时间点，就双方高层最关注的重大敏感话题积极建言。
主动设置议题 传播中国理念
灵活度高、弹性大是智库平台对话的重要特点，在议题设置上，双方商量空间相对充分，组织方或建议方主导议题的可能性很大。就本次中美智库对话而言，双方此前已有良好的交流基礎，我方在先期议题设置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该系列对话会全程围绕我们设置的相关议题，效率高、气氛好、干货足，对话会相关报告也及时成为我国相关关键部门的重要参考。这正是摸索构建新型智库外交模式的具体体现：以智库平台对话为手段，吸纳他国智慧用于中国发展，同时传播中国理念以影响他国社会。
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有三点尤为必要。第一，充分发挥临场应变与博弈能力，确保主议题沟通和相关信号释放。
在智库国际对话的过程中，主动设置议题，更多体现在实际交流时的应变沟通，而非先期沟通和设置对话会主题。主要原因在于，对话会主题往往相对宏大，即使是只有三至四位发言嘉宾的小规模平行论坛，先期商定的议题也只是给出讨论框架、而非讨论方向。
这样的设置方便各方、各领域专家学者充分发言，各抒己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对话很容易零散化，“跑偏”的现象履见不鲜。尤其在针对欧美大国智库的沟通中，不少资深研究人士和前任高官已有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在讨论过程中就其习惯性批评的点滔滔不绝，这不仅耽误沟通效率，也影响沟通质量。
在实际讨论过程中拥有推挡博弈能力、在有限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就最关键话题进行沟通交流，十分必要。以此次系列对话会为例。我们的核心交流点之一是关于“一带一路”问题上的中美潜在合作，包括在美国新任政府上台后聚焦基础设施的背景下，美国如能开放投资市场，将有助于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实现共赢、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在对话过程中，一些与议题无关的、甚至有碍交流的杂音难免存在，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的相关美方专家的长篇大论。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及时化解，在清晰有效表达我方在对方关心议题上的看法的同时，确保主议题得到有效沟通。
第二，知己知彼，使用对方听得懂、能接受的逻辑，保证信息传递质量。智库交流忌外交辞令、忌各说各话，在此基础上用实实在在的事实、数据和逻辑打动对方，依据对话对象的不同调整沟通策略和表达逻辑，以理服人。
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即特朗普上台后的华盛顿智库学者，尤其是建制派学者，被新上台的决策者疏离。以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的第五场对话会为例，该院中国研究项目主任、知名中国通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有一句经典表述。他在对话一开始就说：“别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离白宫只有半英里，但在心理距离上我们和白宫差着100英里。” 正确地理解特朗普上台以来华盛顿政界与学界的关系，对于有效开展智库外交，乃至展开下一轮对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特朗普自2017年1月上台以来，与华盛顿建制派精英关系僵化，不少智库学者在交流过程中直接表示，虽然智库层面与特朗普政府内部有私人联系，但理性的、可执行性强的政策建议普遍被忽略。把握美国智库这一心理、在此基础上做工作十分有必要。例如，不少美国智库的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在“贸易赤字和就业”问题上的相关论调十分荒谬，是没有理论逻辑与实践基础的空谈。
在美国智库圈意见不一、特朗普政府内部保护主义派和温和派两大阵营分裂严重的情况下，特朗普到底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受外部影响的变量很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对美的塑造力加强。在把握这一逻辑的基础上，此次系列对话会卓有成效，双方围绕如何实现中美经贸平衡、如何推动“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如何更大程度开放投资市场三大问题广泛研讨，集思广益。多位美国智库学者也转而为中国出主意，希望中国“持续开放”“理性政策”能够推进中美进程，建议主动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与“一带一路”倡议等。
第三，苦练内功、思维广阔是高效开展智库对话和智库外交的深厚根基。
上述临场应变、知己知彼，更多是策略层面的技巧。智库外交的长期深厚根基始终是中方智库学者自身的基本功。智库对话是现实问题讨论，既要有基础研究功底和逻辑作为立场根基，又要有对时事动态的了解，拥有开阔的知识面和思考力。在对话过程中，双方抛向对方的问题都是棘手、复杂的现实问题。例如，美方专家反问：“如果您是特朗普本人的经济政策顾问，您会最优先推动和制定的两项重大经济政策是什么？”类似的问题需要有见地、有学理和逻辑支撑的扼要阐述。参与对话的人士不仅要对本领域有深入理解，更要有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敏感度和思考见地。
如能做好以上几点，智库对话的平台优势和桥梁优势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智库连接着政府、学界、社会，是各种各样精华观点的汇集处。在智库平台上的表达并非官方的发言人式表述，学者们谨代表自身观点，更加灵活、自由地各抒己见。这让重大敏感议题上的智库对话成为可能。这样的对话是广泛、深入、高效的，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善听对方声音，为我所用，更要适时根据实际情况，传递我们的立场，传播我们的思想。从大的话语权建设的角度来说，这是点滴的努力，却是十分重要的努力。
培育更长远的智库对话合作机制
从纵向的历史视角看，我国的智库外交尚处于初级阶段。随着整个国家的崛起，智库的国际进程在加速、智库外交的机遇在增加，对新型特色智库建设和发展来说，这是难得的国家机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应从点滴摸索做起，立足长远，建设更常规、更频密、更高效的智库对话合作机制。
就中美智库对话而言，人大重阳近年做出重要摸索，取得一定进展。2016年4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在华盛顿合作主办“亚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这是中美之间首次公开讨论“一带一路”的智库对话。2016年7月5日，由中國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办（CEIP）、中国南海研究院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协办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美两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南海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意见。
此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会则是推进对美智库外交的最新案例，其灵活高效的组织对话方式，以及在重要时间节点上把握对方精英舆论、传递中国政策理念的做法，值得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参考借鉴。4月份“习特会”的一大成果，是中美两国元首宣布两国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等四个高级别的对话机制。可以说，中美两个大国保持沟通协调、加强协作的大势不可逆。在这样的大势下，我们可以预期，随着中美竞合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和开放，智库外交必须也必将在公共外交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二战”以来美国智库的崛起经验看，美国的智库外交为美国外交理念的传播和美国对外利益的协调立下汗马功劳。时至今日，美国强大的软实力，有一大部分是其顶尖智库设置全球议程、影响世界舆论、打造国际朋友圈的能力。对中国智库而言，我们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智库真正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有效力量。
在此过程中，智库首先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推进和汲取相关重要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这是推进公共外交主导力的根基。“踩热点”的前提是在重点领域的长期耕耘和观察，应充分重视和认识基础研究工作对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欧美一流研究机构长期追踪、严谨治学的做法是值得学习的榜样。扎实细致的基础性研究是对策研究的巨大矿藏，离开了对基础研究的发掘利用，所谓对策和预测只能是空谈。智库在国际交往中的建言献策，也必须建立在相关区域研究的深厚根基之上。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寻找和探索智库外交方式和智库合作渠道，审时度势，灵活变通，在关键议题上促成对话交流，利用社会渠道为两国交往创造积极氛围、拓宽对话空间，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将智库外交的力量最大化。在中国国家崛起的进程中，智库大有可为，但智库唯有善用自身作用，方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