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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川白鹿镇历史悠久且旅游资源丰富，经过汶川大地震后的重建现已成为国家4A级景区。文章以天主教修院教育体系为切入点，探索白鹿镇教会书院的建筑发展历程和艺术风格，以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即领报修院这一遗存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建筑特色为研究重点，进一步发掘当地宗教人文资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城镇发展提供新的思考。
关键词：修院教育;领报修院;建筑历史;艺术风格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的白鹿镇，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是龙门山系的一部分，距离成都市区60km，因佛教、天主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而具备丰富的人文资源。天主教于18世纪中叶传入四川，深刻影响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彭州也因此成为四川天主教成都教区的一部分。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教会在白鹿镇先后建立了天主教堂、无玷书院和领报修院（又称为上书院），使之成为集小修院、中修院、总修院和天主堂为一体的天主教重镇。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后，白鹿镇全镇55%的房屋倒塌，45%的房屋严重损坏，上书院、中法桥等重要历史文物古迹损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4.84多亿元，死亡人数为68人，受伤人数为1123人，属于极重灾区 。”[1]在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灾后重建的白鹿镇终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四方游客，其中，最能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遗存建筑——领报修院也被修复到20世纪初建成的样态。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修院教育的视野下来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而白鹿镇的教会书院是较为合适的研究对象。
一、教会书院及白鹿镇天主教
教育体系
“书院本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而教会书院是在中国的西方教会及其传教士们取用‘书院’这一中国教学组织的形式，加以西方宗教思想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内容，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新创造的一种书院类型。”[2]
天主教建于成都彭州市白鹿镇的书院虽然名为“书院”，其实质是修院，即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仍属于教会书院，是教会为了在中国顺利传播教义而建立的教育機构。传教士们取名不用西方通行的学校、学院、大学等，而采用当时中国传统的书院，可认为是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认识、了解、认同中国文化的结果。
清朝禁教时期，修生隐蔽上课，藏匿于农村偏僻山区。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享有特权，修院也陆续兴办起来[3]。1850年至1860年朱元璋后裔朱应淳与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先后来到白鹿镇，宣传天主教。两人结识后共同洽谈了发展白鹿镇为传教基地的事宜。1865年（同治四年），洪广化买下朱建虎的院子和地产，建造白鹿镇天主堂;1880年（光绪六年）于白鹿河对面修建备修院（即后来的无玷书院）;1895年在白鹿河上游回水村地界开始修建中修院（即领报修院），民国时改名为神哲学院（即神学院的大学）。至此，白鹿镇形成了由初级到高级的完整修院教育体系，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天主教一直把白鹿镇作为全省培养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中心。
从1885年到1948年，白鹿天主教办学方针和目标、教学内容和管理等方面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如表1所示。白鹿神哲学院办学期间的毕业学生先后八十余人，被输送到全省八个教区和西南地区教堂担任神甫。1948年学校撤离时，尚有三十多人各自疏散，一部分到印尼槟榔屿继续读书，一部分去国外当神甫，还有一部分留成都任神职[4]。
二、领报修院
（一）历史沿革
1.诞生期
成都教区派法国传教士骆书雅和伯历山，共同设计建造中修院，以培养中级层次的神职人员。建造工程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开始动工，1908年竣工（图1），动用民工近千人，从耗时之长、人力物力之多可见其修建之艰。建筑所用主要石材和彩色玻璃等均来自于海外，再通过彭州到白鹿学堂山那崎岖坎坷长达数十里的羊肠小道，全靠人力肩挑背扛运到现场[5]。中修院落成后定名为领报修院，俗称上书院。名称来于《圣经》——“耶稣为完成天主圣父的旨意，救赎人类的工程;由天神报信于圣母玛利亚，圣母领报，乃因圣神受孕”，由此救世主诞生。修院作为传报福音使者的培训基地，其命名自然具有深刻的宗教含义。
2.历劫期
领报修院位于白鹿河流域。由于境内山丘地区的河流、溪沟两岸，多处于构造破碎地带，受地震影响，地表侵蚀，疏松固体物质较多，在地形陡峻处，一遇暴雨，即往往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水石流等山地灾害。
1928年，一场泥石流将礼拜堂后堂及西楼冲垮，此后，礼拜堂仅存断壁残垣，西楼也没有再重修。1932年，中修院与成都平安桥总修院（大修院）互换地址，领报修院改名为“神哲学院”，开始负责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成为四川全省和西南地区培养神甫、主教的中心。1934年，泥石流再次冲击了领报修院而导致整个西楼与圣母堂的靠后山的大部分被损毁，之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修缮而处于荒废状态。随着建筑损毁、功能变更，书院也停止了使用。大中修院只得全部迁至成都平安桥。1948年，学院撤离，学生疏散。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上书院历经灾难又繁荣发展的阶段，两次重大泥石流灾害后的损毁状态一直维持到汶川地震发生。
3.重生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领报修院失去其宗教意义而被改用为白鹿小学校舍和矿区工人居所，20世纪60年代又成为成都军区医疗队临床科研点，而无玷书院因改建为现代的白鹿中学而消失。1951年，领报修院终结了最后的宗教使命，外国传教士、神职人员归国返乡。1984—1988年，宗教活动恢复。根据政策，房屋场地全部交还教会。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领报修院经历汶川地震后，几乎被夷为平地。2015年经过各方努力完成了建筑的保护修复，现在已经成为白鹿镇的一处著名文物景点。
无玷书院曾在解放后改成白鹿镇九年制义务学校，但主要建筑在改革开放时被拆毁，现仅存有无玷书院的围墙、青砖侧门和数十棵参天古树（图2）。无玷书院残墙总长约80米，宽约1米，高近4米，这是无玷书院建筑群中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当年的神圣与辉煌已不复存在。地震后，此地建成无玷书院遗址公园，由地震遗址“最牛教学楼”、“天心”群雕、地震体验馆、地震科普馆、抗震训练馆、地震大探槽等组成，每年吸引很多游客来此凭吊因地震逝去的同胞。但是大部分游客都不知道有关此书院的历史，仅凭遗存的残墙也无法得知当年书院的形态和规模。 （二）建筑艺术
1.平面布局
领报修院位于成都彭州白鹿镇回水村孟家林，地理坐标为北纬31°7′23″，东经103°52′58″，海拔805米。建筑群坐西朝东，依山就势，修建在学堂山半山腰的山坳里;四周九座山峰呈弧形排列，当地人称为“九龙归位”[6]。2008年5月12日的8级汶川地震中，领报修院主体建筑几乎全部坍塌，仅剩下弧形楼梯等部分地上遗存（图3）。2009年，由中央拨款进行维修将其修复到20世纪初竣工后的完整样态，该院成功地在地震废墟上进行抢救修复，是全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首例。
该书院建筑由主体教学楼和附属房舍构成（图4），系典型的中国近代仿西式砖木混合结构，教学楼是四合院形式，屋顶为悬山式。总占地面积约3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主体建筑群平面呈口字形，由礼拜堂和东、南、西、北四楼围合成中心600余平方米的内庭，东楼前则为外院。西楼居中建礼拜堂——原作为天主教教众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领报修院建筑组群的核心。
2.礼拜堂
礼拜堂平面布局为拉丁十字建筑形制，尾部为半圆形，建筑内饰卷耳花纹，带有欧洲中世纪柔和的圆顶穹窿和浮雕式的镂窗，融合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建筑特点（图5）。礼拜堂的钟楼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约12米高9米宽，共四层。直插云天的尖顶和高大的立柱给人神圣威严之感（图6）。
2008年汶川地震后，礼拜堂残存长78米，宽11.95米，高19米。震后礼拜堂采用依附式的修复方法，通过支顶上部墙体，剔除墙内裂缝白灰，埋入拉结筋，灌浆黏结，重做纸筋白灰砂浆面层等手段，修复到20世纪初礼拜堂竣工后的完整样态，让地震中的开裂痕迹保留在墙体中，在一定的部位上作历史上曾遭冲毁的标记，最大限度保存及展示文物本体。虽然修复后的整体建筑群焕然一新，但仍然保留了以前完好的未被地震破坏的部分，能看到新旧材料的强烈对比，就像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也是历史痕迹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的见证。
3.教学楼
教学楼主体建筑是四合院，其西、北、南楼都各建两层，上层有100余间分为两排的修士单人寝室，中间为走廊，下层是教室、办公室、活动房、厨房、面包房，均为木质结构（图7）。东楼是两层一底的三层构造，总高度约为11.87米，每层16间教室，层高均约为3.87 米。南北长约120米，进深约16米，置内外走廊，光线充足。底层为储藏室，每间都有半圆形砖红色窗棂拱门，屋内青砖铺地，两间或三间连在一起，又有成排拱门相通。这些都是传教的教室和学员的住宿房间，是来此进修的传教士学习、生活的地方[6]。
整体来看，主体建筑的四合院形式、房屋上部的传统穿斗结构、顶部的坡屋顶都是中国传统建筑型制。其在这个纯粹用作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学校中使用，并与典型的西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礼拜堂共存于一体，其中东西方不同文化观念能够相互融合的表达再明显不过了。这也印证了董黎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论著中提到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教会迫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压力，采取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首先倡导了中西合壁的近代大屋顶建筑形式，并在所属的教会大学建筑中广泛运用，这是一种以建筑形式传达某种社会意义的典型文化现象。”[7]同理，在领报修院采用如此中西合璧建筑形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以“本土化”和“世俗化”的策略来推进天主教的传播。
如今，修复后的领报修院可以呈现给世人天主教在那个时期的活动历史，为研究其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对宗教文化的发展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信息。驻足于这座书院的庭院中，可以想象到20世纪的神职人员每日在此开朝会、唱圣诗、读圣经的情形。资料显示当时学员的起居被统一管理，每日三餐和睡觉前必须到经堂去念经，吃饭时不准说话而要静听圣经故事，平时只能在院内活动，星期日外出必由院长或神甫带领、监督，并且不准和女性接触。文物建筑的魅力在于让人不禁由今忆往，感受文化的积淀和时间的厚重，一墙一柱诉说着历史，一方土地贯穿了古今。
三、结语
19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当时的白鹿镇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低下、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阵地，从而使得这个地方有了特殊的文化符号。
领报修院所代表的修院教育是为了于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这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也是教会书院的宗旨。虽然从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初衷和发展历程来看，不可否认，教会书院仍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华的产物，是具有消极意义的。但是，客观上，这种教育形式及其影响力一定程度促进了偏远山区人们的文化教育，对当地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待到传教士在书院用中文向中国教徒和学生传教、授课时，传教士就成了中西文化联系的纽带，因而教会书院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融通中西文化的实体，代表西方文明主要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与反映东方文明主体精神的儒家思想在这里相聚、相撞、相融，使得它成为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重要园地，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作出了重要贡献。”[8]
因此，近代的教会建筑承载了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到逐渐融合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赋予了白鹿镇特殊的文化意义，也是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文化资源的源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地震中几乎被毁灭的小镇，重建之后又能焕发活力并吸引各方人士前去旅游、调查、研究，绝不仅仅因为其是地震遗址。无玷书院早年被拆毁的损失暂且不提，对领报修院的修复工程付出辛苦的工作者是值得赞赏的，他们尽最大努力对历史文物建筑加强了保护。领报修院从初次竣工至今110多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地质灾害仍能以初生之貌屹立于世，人为因素必不可少，但其内在生命力也不容忽视。对于建筑本身未来以何种功能应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保证教众现如今不多的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以外，是否也应考虑将它部分用作博物馆、陈列室或纪念馆，可吸引游客，增加活力。除了作为旅游景点，借助该建筑举办文化类或公益性活动也是目前领报修院发挥其他现代功能的方式之一，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可以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尝试多种模式和方法开发其现代价值，进一步丰富当地旅游项目，完善服务设施，吸引更多游客来此旅游，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李传英.汶川大地震后旅游景观的重构与保护研究：以四川白鹿景区为例[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
[2][8]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56.
[3]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宗教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48.
[4]冯慧珠.彭县白鹿乡天主教教会学校考述[J].成都师专学报，1995（1）：35-37.
[5]徐朝中.彭州白鹿上书院[J].巴蜀史志，2007（4）：1.
[6]徐宁.彭州白鹿上书院的历史与现状[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增刊1）：144，150.
[7]董黎.建筑符號的社会意义表达方式：以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为例[J].南方建筑，1996（3）：11-15.
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
关键词：修院教育;领报修院;建筑历史;艺术风格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的白鹿镇，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是龙门山系的一部分，距离成都市区60km，因佛教、天主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并存而具备丰富的人文资源。天主教于18世纪中叶传入四川，深刻影响了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彭州也因此成为四川天主教成都教区的一部分。经过几代人的发展，教会在白鹿镇先后建立了天主教堂、无玷书院和领报修院（又称为上书院），使之成为集小修院、中修院、总修院和天主堂为一体的天主教重镇。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后，白鹿镇全镇55%的房屋倒塌，45%的房屋严重损坏，上书院、中法桥等重要历史文物古迹损毁，直接经济损失达14.84多亿元，死亡人数为68人，受伤人数为1123人，属于极重灾区 。”[1]在政府、社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灾后重建的白鹿镇终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四方游客，其中，最能代表中西文化交流的遗存建筑——领报修院也被修复到20世纪初建成的样态。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所以我们仍然有必要在修院教育的视野下来探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而白鹿镇的教会书院是较为合适的研究对象。
一、教会书院及白鹿镇天主教
教育体系
“书院本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而教会书院是在中国的西方教会及其传教士们取用‘书院’这一中国教学组织的形式，加以西方宗教思想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内容，在西学东渐大潮中新创造的一种书院类型。”[2]
天主教建于成都彭州市白鹿镇的书院虽然名为“书院”，其实质是修院，即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学院，仍属于教会书院，是教会为了在中国顺利传播教义而建立的教育機构。传教士们取名不用西方通行的学校、学院、大学等，而采用当时中国传统的书院，可认为是自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认识、了解、认同中国文化的结果。
清朝禁教时期，修生隐蔽上课，藏匿于农村偏僻山区。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享有特权，修院也陆续兴办起来[3]。1850年至1860年朱元璋后裔朱应淳与法国传教士洪广化先后来到白鹿镇，宣传天主教。两人结识后共同洽谈了发展白鹿镇为传教基地的事宜。1865年（同治四年），洪广化买下朱建虎的院子和地产，建造白鹿镇天主堂;1880年（光绪六年）于白鹿河对面修建备修院（即后来的无玷书院）;1895年在白鹿河上游回水村地界开始修建中修院（即领报修院），民国时改名为神哲学院（即神学院的大学）。至此，白鹿镇形成了由初级到高级的完整修院教育体系，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天主教一直把白鹿镇作为全省培养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中心。
从1885年到1948年，白鹿天主教办学方针和目标、教学内容和管理等方面已形成较完整的体系，如表1所示。白鹿神哲学院办学期间的毕业学生先后八十余人，被输送到全省八个教区和西南地区教堂担任神甫。1948年学校撤离时，尚有三十多人各自疏散，一部分到印尼槟榔屿继续读书，一部分去国外当神甫，还有一部分留成都任神职[4]。
二、领报修院
（一）历史沿革
1.诞生期
成都教区派法国传教士骆书雅和伯历山，共同设计建造中修院，以培养中级层次的神职人员。建造工程从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开始动工，1908年竣工（图1），动用民工近千人，从耗时之长、人力物力之多可见其修建之艰。建筑所用主要石材和彩色玻璃等均来自于海外，再通过彭州到白鹿学堂山那崎岖坎坷长达数十里的羊肠小道，全靠人力肩挑背扛运到现场[5]。中修院落成后定名为领报修院，俗称上书院。名称来于《圣经》——“耶稣为完成天主圣父的旨意，救赎人类的工程;由天神报信于圣母玛利亚，圣母领报，乃因圣神受孕”，由此救世主诞生。修院作为传报福音使者的培训基地，其命名自然具有深刻的宗教含义。
2.历劫期
领报修院位于白鹿河流域。由于境内山丘地区的河流、溪沟两岸，多处于构造破碎地带，受地震影响，地表侵蚀，疏松固体物质较多，在地形陡峻处，一遇暴雨，即往往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水石流等山地灾害。
1928年，一场泥石流将礼拜堂后堂及西楼冲垮，此后，礼拜堂仅存断壁残垣，西楼也没有再重修。1932年，中修院与成都平安桥总修院（大修院）互换地址，领报修院改名为“神哲学院”，开始负责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成为四川全省和西南地区培养神甫、主教的中心。1934年，泥石流再次冲击了领报修院而导致整个西楼与圣母堂的靠后山的大部分被损毁，之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修缮而处于荒废状态。随着建筑损毁、功能变更，书院也停止了使用。大中修院只得全部迁至成都平安桥。1948年，学院撤离，学生疏散。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上书院历经灾难又繁荣发展的阶段，两次重大泥石流灾害后的损毁状态一直维持到汶川地震发生。
3.重生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领报修院失去其宗教意义而被改用为白鹿小学校舍和矿区工人居所，20世纪60年代又成为成都军区医疗队临床科研点，而无玷书院因改建为现代的白鹿中学而消失。1951年，领报修院终结了最后的宗教使命，外国传教士、神职人员归国返乡。1984—1988年，宗教活动恢复。根据政策，房屋场地全部交还教会。早在2006年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领报修院经历汶川地震后，几乎被夷为平地。2015年经过各方努力完成了建筑的保护修复，现在已经成为白鹿镇的一处著名文物景点。
无玷书院曾在解放后改成白鹿镇九年制义务学校，但主要建筑在改革开放时被拆毁，现仅存有无玷书院的围墙、青砖侧门和数十棵参天古树（图2）。无玷书院残墙总长约80米，宽约1米，高近4米，这是无玷书院建筑群中保留下来的唯一遗迹，当年的神圣与辉煌已不复存在。地震后，此地建成无玷书院遗址公园，由地震遗址“最牛教学楼”、“天心”群雕、地震体验馆、地震科普馆、抗震训练馆、地震大探槽等组成，每年吸引很多游客来此凭吊因地震逝去的同胞。但是大部分游客都不知道有关此书院的历史，仅凭遗存的残墙也无法得知当年书院的形态和规模。 （二）建筑艺术
1.平面布局
领报修院位于成都彭州白鹿镇回水村孟家林，地理坐标为北纬31°7′23″，东经103°52′58″，海拔805米。建筑群坐西朝东，依山就势，修建在学堂山半山腰的山坳里;四周九座山峰呈弧形排列，当地人称为“九龙归位”[6]。2008年5月12日的8级汶川地震中，领报修院主体建筑几乎全部坍塌，仅剩下弧形楼梯等部分地上遗存（图3）。2009年，由中央拨款进行维修将其修复到20世纪初竣工后的完整样态，该院成功地在地震废墟上进行抢救修复，是全国文物保护史上的首例。
该书院建筑由主体教学楼和附属房舍构成（图4），系典型的中国近代仿西式砖木混合结构，教学楼是四合院形式，屋顶为悬山式。总占地面积约3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其主体建筑群平面呈口字形，由礼拜堂和东、南、西、北四楼围合成中心600余平方米的内庭，东楼前则为外院。西楼居中建礼拜堂——原作为天主教教众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是领报修院建筑组群的核心。
2.礼拜堂
礼拜堂平面布局为拉丁十字建筑形制，尾部为半圆形，建筑内饰卷耳花纹，带有欧洲中世纪柔和的圆顶穹窿和浮雕式的镂窗，融合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建筑特点（图5）。礼拜堂的钟楼由白色大理石构成，约12米高9米宽，共四层。直插云天的尖顶和高大的立柱给人神圣威严之感（图6）。
2008年汶川地震后，礼拜堂残存长78米，宽11.95米，高19米。震后礼拜堂采用依附式的修复方法，通过支顶上部墙体，剔除墙内裂缝白灰，埋入拉结筋，灌浆黏结，重做纸筋白灰砂浆面层等手段，修复到20世纪初礼拜堂竣工后的完整样态，让地震中的开裂痕迹保留在墙体中，在一定的部位上作历史上曾遭冲毁的标记，最大限度保存及展示文物本体。虽然修复后的整体建筑群焕然一新，但仍然保留了以前完好的未被地震破坏的部分，能看到新旧材料的强烈对比，就像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也是历史痕迹与现代技术相融合的见证。
3.教学楼
教学楼主体建筑是四合院，其西、北、南楼都各建两层，上层有100余间分为两排的修士单人寝室，中间为走廊，下层是教室、办公室、活动房、厨房、面包房，均为木质结构（图7）。东楼是两层一底的三层构造，总高度约为11.87米，每层16间教室，层高均约为3.87 米。南北长约120米，进深约16米，置内外走廊，光线充足。底层为储藏室，每间都有半圆形砖红色窗棂拱门，屋内青砖铺地，两间或三间连在一起，又有成排拱门相通。这些都是传教的教室和学员的住宿房间，是来此进修的传教士学习、生活的地方[6]。
整体来看，主体建筑的四合院形式、房屋上部的传统穿斗结构、顶部的坡屋顶都是中国传统建筑型制。其在这个纯粹用作培养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学校中使用，并与典型的西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礼拜堂共存于一体，其中东西方不同文化观念能够相互融合的表达再明显不过了。这也印证了董黎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的论著中提到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教会迫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压力，采取了‘中国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首先倡导了中西合壁的近代大屋顶建筑形式，并在所属的教会大学建筑中广泛运用，这是一种以建筑形式传达某种社会意义的典型文化现象。”[7]同理，在领报修院采用如此中西合璧建筑形式，也可以说是为了以“本土化”和“世俗化”的策略来推进天主教的传播。
如今，修复后的领报修院可以呈现给世人天主教在那个时期的活动历史，为研究其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对宗教文化的发展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信息。驻足于这座书院的庭院中，可以想象到20世纪的神职人员每日在此开朝会、唱圣诗、读圣经的情形。资料显示当时学员的起居被统一管理，每日三餐和睡觉前必须到经堂去念经，吃饭时不准说话而要静听圣经故事，平时只能在院内活动，星期日外出必由院长或神甫带领、监督，并且不准和女性接触。文物建筑的魅力在于让人不禁由今忆往，感受文化的积淀和时间的厚重，一墙一柱诉说着历史，一方土地贯穿了古今。
三、结语
19世纪60年代，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当时的白鹿镇这样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低下、信息闭塞的农村地区，成为天主教传播的主要阵地，从而使得这个地方有了特殊的文化符号。
领报修院所代表的修院教育是为了于中国传播天主教教义，这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也是教会书院的宗旨。虽然从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初衷和发展历程来看，不可否认，教会书院仍然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华的产物，是具有消极意义的。但是，客观上，这种教育形式及其影响力一定程度促进了偏远山区人们的文化教育，对当地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文化发展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待到传教士在书院用中文向中国教徒和学生传教、授课时，传教士就成了中西文化联系的纽带，因而教会书院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融通中西文化的实体，代表西方文明主要精神的基督教教义与反映东方文明主体精神的儒家思想在这里相聚、相撞、相融，使得它成为近代中国吸收西学的重要园地，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西学东渐作出了重要贡献。”[8]
因此，近代的教会建筑承载了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到逐渐融合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赋予了白鹿镇特殊的文化意义，也是开发旅游资源、挖掘文化资源的源泉，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地震中几乎被毁灭的小镇，重建之后又能焕发活力并吸引各方人士前去旅游、调查、研究，绝不仅仅因为其是地震遗址。无玷书院早年被拆毁的损失暂且不提，对领报修院的修复工程付出辛苦的工作者是值得赞赏的，他们尽最大努力对历史文物建筑加强了保护。领报修院从初次竣工至今110多年，经历了无数次的地质灾害仍能以初生之貌屹立于世，人为因素必不可少，但其内在生命力也不容忽视。对于建筑本身未来以何种功能应用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除了保证教众现如今不多的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以外，是否也应考虑将它部分用作博物馆、陈列室或纪念馆，可吸引游客，增加活力。除了作为旅游景点，借助该建筑举办文化类或公益性活动也是目前领报修院发挥其他现代功能的方式之一，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可以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前提下尝试多种模式和方法开发其现代价值，进一步丰富当地旅游项目，完善服务设施，吸引更多游客来此旅游，从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文化的传播。
参考文献：
[1]李传英.汶川大地震后旅游景观的重构与保护研究：以四川白鹿景区为例[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2.
[2][8]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56.
[3]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成都市志：宗教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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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朝中.彭州白鹿上书院[J].巴蜀史志，20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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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