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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又是中国共产革命的最主要发起人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但由于他在共产国际的误导下，于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系统的“二次革命论”，致使中国革命几乎遭受灭顶之灾。从此，他从中央政坛上最耀眼的位置上黯然消褪。其间，任弼时与陈独秀的关系转化正是这一结局的缩影。任弼时对陈独秀认识的视角变迁，也正反映了陈独秀落后革命时代并最终被历史抛弃的悲剧必然性，也体现了任弼时等新生代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熔炉中逐渐锻炼成长的艰难历程。
一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剧变时代，启蒙与救亡成为当时两大光辉旗帜，而陈独秀是集二者为一体的冲锋旗手。许多人汇聚其麾下，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实践。任弼时就是其中一员。陈独秀逐渐影响并改变着任弼时的思想。
1919年在长郡中学求学的任弼时虽只有15岁，但作为该校学生的负责人之一，仍在长沙投身五四运动浪潮，感受到了时代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1920年4月，湖南《大公报》刊登了迟来的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废除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再次在湖南激进的爱国思潮中掀起波澜，走苏俄道路救国，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又一主旋律。其间，任弼时深受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及其言行的影响，而毛泽东等则是深受陈独秀影响并自称为其学生的马列主义者，陈独秀与《新青年》的思想通过毛泽东等湖南革命先锋传入到年青的任弼时脑海中，并被复制成一个领导中国前进的光芒四射的领袖形象。
1920年8月，任弼时进入陈独秀等在上海举办的外国语学社，这是改变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当时，已接受改造社会思潮而又苦无出路的任弼时一听到外国语学社招生去苏俄接受培养的消息，立即主动请求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毛泽东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从而顺利地跨进了外国语学社的大门。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陈独秀的关怀与问候曾使青年任弼时深深感动；在这里，他能直接读到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能亲身感受到马列主义政治思想，而且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
1921年5月，经培训后，任弼时与其他团员踏上了去苏俄的征程，8月初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一个培养与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大熔炉。任弼时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开始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此时，国内已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的共产党，1922年冬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并于12月7日去东方大学参加了中共旅莫党员支部大会。在当时所有的留苏学员中，陈独秀被毫无疑问地当作指导中国革命的旗手，他的资历、才德与威望几乎无人匹敌，是“中国的列宁”。他的到来令每个年青的学员格外兴奋，而且任弼时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会上，陈独秀宣读并讲解了中共“二大”通过的报告与文件，交由旅莫支部会议讨论，任弼时参加了其中党章和党的策略两个专题研究组，他的发言得到了陈独秀的肯定与鼓励。
任弼时在苏俄一呆就是3年。他知道，自己来苏就是为了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培养与提高自己以备随时回国参加革命，因而他在学习的同时，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发展。1924年1月国共正式合作形成革命统一战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其工作，从而自己党内人员短缺，急需大批党员干部充实。在陈独秀提议下，1924年8月，任弼时等一大批留苏学员回到了已别3年的祖国，他先任职于培养中共干部的上海大学。9月下旬，开始进入团的工作，并为《中国青年》等刊物撰稿。面对国内形势发展，任弼时感觉到现实革命的所需不止于所学的理论知识，他写信给还在苏俄的同志，谦称自己很跟不上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党团刊物的形势要求，希望他们“必须按照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能“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由于任弼时积极的社会活动，他很快适应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陈独秀也很欣赏这个沉默寡言而又勤奋务实的革命青年，不时地给他以鼓励，在12月20日亲批《新青年》上发表任弼时翻译的列宁著作《中国的战争》。
尽管任弼时在团的战线上工作，但他一直支持与配合着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筹备团的“三大”过程中，任弼时旗帜鲜明地批判建立共产党之外的“第二党”即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定。在1925年1月30日共青团“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组织部主任，5月6日，出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从而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陈独秀坐镇上海总指挥，起到了领导“五卅运动”主心骨作用。任弼时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自始至终以团员与青年学生为核心，进行广泛宣传鼓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给陈独秀以极大的支持。经过“五卅运动”，共青团由学术团体发展成为青年群众的战斗组织。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其中，工人出身的团员由原来不足10%增长到40%，而且在斗争中，为党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后备力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任弼时是“五卅”青年运动的先锋，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团中央书记。
二
任弼时与陈独秀的关系转变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五卅运动”前，陈独秀一直是任弼时心目中革命导师形象，任弼时一直尊崇地称之为“老先生”，把他当作自己学习与行动的指针，从未有任何怀疑。在“五卅运动”中，任弼时作为团中央书记，经常面对许多必须自己考虑与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中他体会到工人与农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主力军，而面对敌人，组织自己军队的念头也开始在任弼时心头萌发。1925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组织军队的决议，并成立了以张国焘、任弼时和王一飞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会后，有的省区开始建立军委，在上海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一批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军事干部，如熊雄、叶挺、聂荣臻等，已被派到广东开展军事运动。1926年2月21日，任弼时出席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准备发动青年迎接国民革命军，并提议加强党的军委工作，但遭到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陈独秀反对，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要“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结果军委的工作受到限制。
与军事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任弼时认为，“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在军队中创造力量”，“在军队中应当建立党与团的组织”。陈独秀却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尤其是军队是应当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CP和CY，其势必将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以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于是，任弼时在军队中发展力量的计划不得不被搁置起来，团中央除了派团员和青年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外，再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发展，而且投入军校的团员很快转为党员，完全受党管理，团中央几乎被排除在军队之外。
任弼时非常关注工农运动问题，并且很重视其政治思想教育引导。为了将马列主义与工农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他经常在自己主持的团刊上刊登大量类似文章。任弼时认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很可以用来教育广大青年去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于是在1926年3月将其刊登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而陈独秀认为此篇文章有碍国共合作，竟严令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禁止发表。
可事态的发展却不同于陈独秀的想象：1926年3月，蒋介石故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5月，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排共现象。针对这种挑衅信号，党内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陈独秀的权威话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以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而陈独秀对此采取容忍态度，认为必须服从国共统一战线，决不能有任何的过火行动，为了替蒋介石辩护，维护所谓的国共团结，陈独秀还在《向导》上著文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多种声音的衡量中，平时沉默寡言的任弼时经过反复的思考，总觉得陈独秀的观点非常偏执而且对党的发展非常危险，他认为，“我们要防止类似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然，革命的前途很危险！”
不久后北伐战争的开始，使共产党暂时抛开了国民党右派蓄意留下的伤痕，于是全党集中力量，同仇敌忾，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6年10月底，任弼时接到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来电，决定立即出发参加11月12日的第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的讲坛上，中国青年的革命业绩受到了国际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但当任弼时被问及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和方法时，仿佛内心深处的伤口被无情地刺痛了，他的确不止一次地向陈独秀提出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但都被党中央书记陈独秀否定，他只好如实告诉了原因：“我们的党禁止我们在军队中有组织，因为恐怕反而因我们的工作破坏了革命军队！”其实心里却一直深深自责，“现在看这样的答复是何等的要引起俄国同志耻笑”！“共产青年运动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军队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团的一件耻辱！”
11月30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聆听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说，心中曾经被压抑许久的思潮又澎湃起来，仿佛无形中找到了革命的巨大力量。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深刻和活生生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尖锐和沉痛地感到必须与这种压迫作斗争”，中国青年任重道远。“为什么斯大林与陈独秀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呢”，任弼时在深沉而又痛苦地思索中找到了答案，放弃革命与军事的领导权，无异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必须早日赶回祖国！此时，他对国内的革命前途深深地担忧！
三
任弼时的担忧很快得到了证实。1927年4月，刚回到上海的任弼时，不得不立即转往武汉。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团组织遭到严重损失的惨状，任弼时非常愤怒地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强烈责怪陈独秀的言行“是安心投降资产阶级，再机会主义没有的见解”，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任弼时也深深引以为自责：“团虽然感觉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勇气与党抗争，这也是不小的错误了。”他决定向陈独秀表明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已经公开向我们进攻了，我们不信赖群众的力量，反而处处退让，简直是等于投降！青年团应当起来斗争！”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革命局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召开，总结“四一二”反革命屠杀的教训、提出挽救革命的良方理应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但是陈独秀更多地认为是由于党内某些同志的“过火行动”，才导致了蒋介石的屠杀，完全没有认清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本质，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和任弼时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任弼时认为，党必须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否则“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且党中央“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然而，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与其说是他们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抗争”，还不如说是一场“苦谏”，对陈独秀还存在着促其警醒的侥幸，批判的矛头没有直接指向陈独秀本人，最多也是批判其助手彭述之等人及右倾指导路线，没有触及陈独秀的权威地位，最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还继续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所谓的国共合作政策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指导思想继续在党内把持主导地位。
党的“五大”闭幕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四大”，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鲜明提出共青团的任务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发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武装；领导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作改善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号召广大青年团员“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着中国革命而踏着烈士的血路前进！”
革命的形势日益严峻，5月13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兵逼武昌；21日湖南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不久，湖南唐生智通电联蒋反共，江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四川刘湘和山西阎锡山先后宣布反共，汉口卫戍司令何键也叫嚣“清共”，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一再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共产党“捣乱”。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共领导的叶挺率军截击叛军，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400多名学员和恽代英率领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500多名学员已经拿起武器，开赴前线，任弼时组织青年团员和童子军加强巡逻，担任武汉警戒任务……可陈独秀和苏联顾问却仍寄希望于汪精卫，责备工农运动“过火”，取消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否则童子团应当枪毙”，“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
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6月9日，任弼时提议党中央应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的假面具，和他摊牌，却遭到陈独秀的严厉拒绝：“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曾深受列宁主义建党思想教育的任弼时，此时尽管内心如焚，但还是从尊重党中央出发，决定“起草一份致党中央的团中央政治意见书，诚恳表明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尽共青团的最大责任”。
第一次递交《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是在团中央讨论会议上，可到会的陈独秀一看意见书竟怒形于色，将其撕碎丢在地上，并斥责说，“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然后扬长而去。第二次递交是在6月底的中央常委会议上，任弼时因不是常委，只好将意见书委托交会讨论，但陈独秀仍“大发雷霆，碎之于地”，不予在会议上讨论。此时的任弼时试图促陈独秀警醒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一种革命的责任感涌上心头，他决心第三次呈交《意见书》。
7月3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与陈独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成为直接揭露批判陈独秀的第一声。当陈独秀还在会上津津乐道于服从武汉国民政府的国共关系的十一条《政纲》时，任弼时代表众多的反对意见说出自己的当前政治看法，又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但任弼时以沉着、冷静、坚定的勇气赢得了“斗争”的主动权，激起了大家的共鸣，尤其在批判陈独秀为什么要隐瞒而不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时，全场一片沸腾。尽管“五月指示”有诸多的不合当时中国国情，但在组织武装、发动土地革命等方面至少提供了革命的发展思路，虽是共产国际代表指示陈独秀不予执行，可陈独秀也难逃抗拒共产国际政策的责任。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之一的罗易，竟然将党内的最高机密文件交给汪精卫过目，从而加速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步伐。这次“斗争”使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一天天崩溃，形势的发展也更加证实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八七”会议上，中共确定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禁止参与会议。大会集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任弼时也从土地革命、领导群众等方面对他进行了批评。在谈到陈独秀今后的走向时，任弼时提出“老头子可去莫”。尽管后来共产国际也提出让陈独秀去莫斯科，但陈独秀总认为自己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错了，而自己却成为其“替罪羊”，因此誓死也不去莫斯科。陈独秀从中共最高层的政坛上永远地消失了。
一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的剧变时代，启蒙与救亡成为当时两大光辉旗帜，而陈独秀是集二者为一体的冲锋旗手。许多人汇聚其麾下，并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马克思主义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实践。任弼时就是其中一员。陈独秀逐渐影响并改变着任弼时的思想。
1919年在长郡中学求学的任弼时虽只有15岁，但作为该校学生的负责人之一，仍在长沙投身五四运动浪潮，感受到了时代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1920年4月，湖南《大公报》刊登了迟来的苏俄政府对华宣言，废除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再次在湖南激进的爱国思潮中掀起波澜，走苏俄道路救国，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又一主旋律。其间，任弼时深受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及其言行的影响，而毛泽东等则是深受陈独秀影响并自称为其学生的马列主义者，陈独秀与《新青年》的思想通过毛泽东等湖南革命先锋传入到年青的任弼时脑海中，并被复制成一个领导中国前进的光芒四射的领袖形象。
1920年8月，任弼时进入陈独秀等在上海举办的外国语学社，这是改变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当时，已接受改造社会思潮而又苦无出路的任弼时一听到外国语学社招生去苏俄接受培养的消息，立即主动请求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毛泽东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从而顺利地跨进了外国语学社的大门。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陈独秀的关怀与问候曾使青年任弼时深深感动；在这里，他能直接读到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能亲身感受到马列主义政治思想，而且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团员之一。
1921年5月，经培训后，任弼时与其他团员踏上了去苏俄的征程，8月初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是一个培养与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大熔炉。任弼时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开始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此时，国内已成立了以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的共产党，1922年冬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并于12月7日去东方大学参加了中共旅莫党员支部大会。在当时所有的留苏学员中，陈独秀被毫无疑问地当作指导中国革命的旗手，他的资历、才德与威望几乎无人匹敌，是“中国的列宁”。他的到来令每个年青的学员格外兴奋，而且任弼时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会上，陈独秀宣读并讲解了中共“二大”通过的报告与文件，交由旅莫支部会议讨论，任弼时参加了其中党章和党的策略两个专题研究组，他的发言得到了陈独秀的肯定与鼓励。
任弼时在苏俄一呆就是3年。他知道，自己来苏就是为了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培养与提高自己以备随时回国参加革命，因而他在学习的同时，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发展。1924年1月国共正式合作形成革命统一战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参与其工作，从而自己党内人员短缺，急需大批党员干部充实。在陈独秀提议下，1924年8月，任弼时等一大批留苏学员回到了已别3年的祖国，他先任职于培养中共干部的上海大学。9月下旬，开始进入团的工作，并为《中国青年》等刊物撰稿。面对国内形势发展，任弼时感觉到现实革命的所需不止于所学的理论知识，他写信给还在苏俄的同志，谦称自己很跟不上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及其党团刊物的形势要求，希望他们“必须按照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不能“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由于任弼时积极的社会活动，他很快适应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陈独秀也很欣赏这个沉默寡言而又勤奋务实的革命青年，不时地给他以鼓励，在12月20日亲批《新青年》上发表任弼时翻译的列宁著作《中国的战争》。
尽管任弼时在团的战线上工作，但他一直支持与配合着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筹备团的“三大”过程中，任弼时旗帜鲜明地批判建立共产党之外的“第二党”即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决定。在1925年1月30日共青团“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组织部主任，5月6日，出任团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从而导致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陈独秀坐镇上海总指挥，起到了领导“五卅运动”主心骨作用。任弼时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自始至终以团员与青年学生为核心，进行广泛宣传鼓动，极大地推动了全国青年运动的发展，给陈独秀以极大的支持。经过“五卅运动”，共青团由学术团体发展成为青年群众的战斗组织。据1925年9月统计，全国团员人数已由“三大”时的2400多人发展到9000多人，其中，工人出身的团员由原来不足10%增长到40%，而且在斗争中，为党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后备力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任弼时是“五卅”青年运动的先锋，7月，他被正式任命为团中央书记。
二
任弼时与陈独秀的关系转变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五卅运动”前，陈独秀一直是任弼时心目中革命导师形象，任弼时一直尊崇地称之为“老先生”，把他当作自己学习与行动的指针，从未有任何怀疑。在“五卅运动”中，任弼时作为团中央书记，经常面对许多必须自己考虑与解决的社会问题，从中他体会到工人与农民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主力军，而面对敌人，组织自己军队的念头也开始在任弼时心头萌发。1925年9月中共中央北京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组织军队的决议，并成立了以张国焘、任弼时和王一飞三人组成的军事委员会。会后，有的省区开始建立军委，在上海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一批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军事干部，如熊雄、叶挺、聂荣臻等，已被派到广东开展军事运动。1926年2月21日，任弼时出席北京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准备发动青年迎接国民革命军，并提议加强党的军委工作，但遭到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的陈独秀反对，认为北伐的时机“尚未成熟”，要“极力避免革命军队的过早分化”，结果军委的工作受到限制。
与军事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任弼时认为，“军队也就是工人农民的成分建立起来的，同样我们应在军队中创造力量”，“在军队中应当建立党与团的组织”。陈独秀却认为，“我们既与国民党合作，那么就不应当引起国民党不放心于我们，尤其是军队是应当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因为现在军队中已经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倘若又组织CP和CY，其势必将引起与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冲突，以至于动摇其军队，并且引起老蒋对我们的怀疑和不安。”于是，任弼时在军队中发展力量的计划不得不被搁置起来，团中央除了派团员和青年投考黄埔军官学校外，再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发展，而且投入军校的团员很快转为党员，完全受党管理，团中央几乎被排除在军队之外。
任弼时非常关注工农运动问题，并且很重视其政治思想教育引导。为了将马列主义与工农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他经常在自己主持的团刊上刊登大量类似文章。任弼时认为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很可以用来教育广大青年去更深刻地认识社会，于是在1926年3月将其刊登在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而陈独秀认为此篇文章有碍国共合作，竟严令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禁止发表。
可事态的发展却不同于陈独秀的想象：1926年3月，蒋介石故意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5月，蒋介石又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同时，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排共现象。针对这种挑衅信号，党内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声音，陈独秀的权威话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必须进行坚决的反击，以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而陈独秀对此采取容忍态度，认为必须服从国共统一战线，决不能有任何的过火行动，为了替蒋介石辩护，维护所谓的国共团结，陈独秀还在《向导》上著文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多种声音的衡量中，平时沉默寡言的任弼时经过反复的思考，总觉得陈独秀的观点非常偏执而且对党的发展非常危险，他认为，“我们要防止类似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不然，革命的前途很危险！”
不久后北伐战争的开始，使共产党暂时抛开了国民党右派蓄意留下的伤痕，于是全党集中力量，同仇敌忾，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6年10月底，任弼时接到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来电，决定立即出发参加11月12日的第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的讲坛上，中国青年的革命业绩受到了国际的高度肯定与赞扬。但当任弼时被问及中国共青团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和方法时，仿佛内心深处的伤口被无情地刺痛了，他的确不止一次地向陈独秀提出在军队中建立党团组织，发展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但都被党中央书记陈独秀否定，他只好如实告诉了原因：“我们的党禁止我们在军队中有组织，因为恐怕反而因我们的工作破坏了革命军队！”其实心里却一直深深自责，“现在看这样的答复是何等的要引起俄国同志耻笑”！“共产青年运动的导师——李卜克内西时代的团是以反军国主义为当时青年运动的主要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军队压迫之下的团，完全放弃破坏敌人军队，建立工农阶级武装的工作，这真是本团的一件耻辱！”
11月30日，任弼时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聆听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说，心中曾经被压抑许久的思潮又澎湃起来，仿佛无形中找到了革命的巨大力量。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必须参加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而“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深刻和活生生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谁像中国青年这样尖锐和沉痛地感到必须与这种压迫作斗争”，中国青年任重道远。“为什么斯大林与陈独秀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呢”，任弼时在深沉而又痛苦地思索中找到了答案，放弃革命与军事的领导权，无异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必须早日赶回祖国！此时，他对国内的革命前途深深地担忧！
三
任弼时的担忧很快得到了证实。1927年4月，刚回到上海的任弼时，不得不立即转往武汉。面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团组织遭到严重损失的惨状，任弼时非常愤怒地斥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强烈责怪陈独秀的言行“是安心投降资产阶级，再机会主义没有的见解”，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任弼时也深深引以为自责：“团虽然感觉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但没有勇气与党抗争，这也是不小的错误了。”他决定向陈独秀表明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已经公开向我们进攻了，我们不信赖群众的力量，反而处处退让，简直是等于投降！青年团应当起来斗争！”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革命局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召开，总结“四一二”反革命屠杀的教训、提出挽救革命的良方理应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但是陈独秀更多地认为是由于党内某些同志的“过火行动”，才导致了蒋介石的屠杀，完全没有认清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本质，并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瞿秋白、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和任弼时等纷纷发言，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任弼时认为，党必须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否则“必将失去对农民当前斗争的领导地位”，且党中央“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并且处处退让而接受右派的影响，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然而，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与其说是他们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抗争”，还不如说是一场“苦谏”，对陈独秀还存在着促其警醒的侥幸，批判的矛头没有直接指向陈独秀本人，最多也是批判其助手彭述之等人及右倾指导路线，没有触及陈独秀的权威地位，最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下还继续选举陈独秀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共产国际代表所谓的国共合作政策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指导思想继续在党内把持主导地位。
党的“五大”闭幕的第二天，任弼时主持召开共青团“四大”，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鲜明提出共青团的任务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领导权的斗争，反抗背叛民族利益的资产阶级，发展农村的土地革命，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武装；领导青年在工会、农协之内作改善生活与待遇和反抗压迫势力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号召广大青年团员“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我们高擎列宁主义的红旗，为着中国革命而踏着烈士的血路前进！”
革命的形势日益严峻，5月13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兵逼武昌；21日湖南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不久，湖南唐生智通电联蒋反共，江西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四川刘湘和山西阎锡山先后宣布反共，汉口卫戍司令何键也叫嚣“清共”，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上一再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共产党“捣乱”。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中共领导的叶挺率军截击叛军，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400多名学员和恽代英率领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500多名学员已经拿起武器，开赴前线，任弼时组织青年团员和童子军加强巡逻，担任武汉警戒任务……可陈独秀和苏联顾问却仍寄希望于汪精卫，责备工农运动“过火”，取消湖南武装起义计划，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否则童子团应当枪毙”，“如C·Y不听令执行，连C·Y也要解散”。
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6月9日，任弼时提议党中央应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的假面具，和他摊牌，却遭到陈独秀的严厉拒绝：“百事应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曾深受列宁主义建党思想教育的任弼时，此时尽管内心如焚，但还是从尊重党中央出发，决定“起草一份致党中央的团中央政治意见书，诚恳表明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尽共青团的最大责任”。
第一次递交《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是在团中央讨论会议上，可到会的陈独秀一看意见书竟怒形于色，将其撕碎丢在地上，并斥责说，“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然后扬长而去。第二次递交是在6月底的中央常委会议上，任弼时因不是常委，只好将意见书委托交会讨论，但陈独秀仍“大发雷霆，碎之于地”，不予在会议上讨论。此时的任弼时试图促陈独秀警醒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一种革命的责任感涌上心头，他决心第三次呈交《意见书》。
7月3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任弼时与陈独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成为直接揭露批判陈独秀的第一声。当陈独秀还在会上津津乐道于服从武汉国民政府的国共关系的十一条《政纲》时，任弼时代表众多的反对意见说出自己的当前政治看法，又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但任弼时以沉着、冷静、坚定的勇气赢得了“斗争”的主动权，激起了大家的共鸣，尤其在批判陈独秀为什么要隐瞒而不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时，全场一片沸腾。尽管“五月指示”有诸多的不合当时中国国情，但在组织武装、发动土地革命等方面至少提供了革命的发展思路，虽是共产国际代表指示陈独秀不予执行，可陈独秀也难逃抗拒共产国际政策的责任。尤其是共产国际代表之一的罗易，竟然将党内的最高机密文件交给汪精卫过目，从而加速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步伐。这次“斗争”使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一天天崩溃，形势的发展也更加证实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八七”会议上，中共确定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禁止参与会议。大会集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任弼时也从土地革命、领导群众等方面对他进行了批评。在谈到陈独秀今后的走向时，任弼时提出“老头子可去莫”。尽管后来共产国际也提出让陈独秀去莫斯科，但陈独秀总认为自己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共产国际的指导路线错了，而自己却成为其“替罪羊”，因此誓死也不去莫斯科。陈独秀从中共最高层的政坛上永远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