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华熙（1826--1916），字筱赤，又字小赤，谥“和简”，广东顺德人，清咸丰辛亥（1851）科考举人，是晚清粤籍官员中比较重要的一员。以京官出身，后担任多地地方长官，官至贵州巡抚，赐太子少保衔。
　　邓华熙曾极力推崇郑观应《盛世危言》所陈述的观点，倡导变法，光绪二十一年（1985年）3月21日上奏：“臣阅候选道郑观应所辑著《盛世危言》一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前兵部尚书彭玉麟称为时务切要之言……。臣见其语皆证实，说集众长，间有戆直之辞，莫非屯肫所发……。谨抄录原书，恭呈睿览”。光绪皇帝读后嘉叹不已，立即诏命印刷2000部，分发诸大臣阅读。他“思想甚为开通”，被康有为等革新人士“引为同调”，为维新变法起到了先导作用。在安徽、贵州巡抚任上曾致力于变法改革，进行近代化建设，是当时积极推进近代学堂教育的著名官员之一。卸任后应邀担任广东谘议局筹办处议绅，复被选为顺德自治研究社社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主持了决定广东前途的文澜书院会议，是广东近代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
　　邓华熙曾致力于近代教育改革及高等教育发展，在安徽创办了武备学堂、求是学堂，在贵州贵山书院的基础上改建贵州大学堂，聘请日籍教师充实贵州教育力量，为贵州的教育近代化及高等教育的开创贡献了力量，是晚清贵州教育改革的践行者，为贵州的近代教育作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
　　创办贵州大学堂
　　邓华熙迁任贵州巡抚之时，正值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也是贵州阶级矛盾极端尖锐之时。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摊派给贵州的赔款虽不如其他省份多，但在素有地瘠民贫的贵州，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民苦不堪言，各地民族起义不断，加上此时声势浩大的广西会党起义军兵分几路，意图进入贵州，使得贵州兵祸四起，就连统治者都惊呼“与滇、黔接壤各处，几于无地不匪，无人不匪”。清廷眼中的“匪患”已经威胁到了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似有大厦将倾之势。1899年，邓华熙奉旨接任贵州巡抚，于次年9月22日抵达贵州。上任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剿匪”。他奏报朝廷贵州起义和匪患情况，积极筹备，联合广西、广东、云南、湖南等省督抚，派兵“会剿边匪”，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维护清政府在贵州的统治。清政府在失败面前，反省了自己在施政方面的得失，决定实行“新政”，据（民国）《贵州通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下兴学诏：“人才为政事之本，……，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杭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遵照旨意，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报了其在山东设立山东大学堂的情形及办学章程，得到朝廷嘉许，并下谕旨，要求各省仿照山东的办法举办学堂。遵照此谕，贵州巡抚邓华熙根据实地情况决定以贵山书院为基础筹建贵州大学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二十七日奏报了《贵州巡抚邓华熙遵旨改设贵州大学堂折》，随后又向清廷奏报了《贵州巡抚部院邓奏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奏折称：“钦奉上谕”，“查贵州省垣旧有贵山书院一区，臣亲往相度，足可开拓办理。随即派员筹款修葺，扩充学堂，增设学舍，现已粗备规模，名曰‘贵州大学堂’”，“其学生额数，拟定正额一百二十名，附额六十名，饬令各府州县加结申送考取”，“仿照山东章程，先立备斋、正斋两项课程”，“堂中现聘正斋教习五人，课经史、政治、图算、西艺等学；备斋教习四人，课经史、文艺、各国语言文字、测算等学”。同时，遵旨“仿山东章程，参以黔省情形，略加通变”，拟定了贵州大学堂章程，随《贵州巡抚部院邓奏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附上了《贵州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贵州大学堂详细规条》。所奏详呈了其在贵州改办贵州大学堂的情况，从体制、学制、课程、招生、教习人员聘请等方面对贵州大学堂办学情况作了详细规定。这便是贵州大学堂的缘起，它既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所以“大学堂”命名的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国内创办较早的省级大学堂之一，“该学堂上承京师大学堂，下统各府州县中小学堂；一切章程教法，均与京师大学堂‘声气相通、脉络灌注’，大学堂内附设官书局一所、藏书楼一所、博物院一所、购置中外图书、搜集各种有用器物，供师生学习参考”，它开创了贵州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为贵州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树立起了第一块里程碑 。贵州大学堂是贵州近代最早采取近代化教学方式，引进自然科学为教学内容的学校之一，虽然之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几经波折，校名几度变更，但其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贵州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在贵州大学堂的基础上，最终发展成为今天历史悠久、生机蓬勃的贵州大学。而今，贵州大学正致力于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把贵州大学发展成为一所极具特色、国内一流的大学而努力奋斗。
　　教育贡献
　　虽然贵州地处西南，交通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但邓华熙任贵州巡抚期间，却先于多省与日本建立官方往来，引进了第一批日籍教师。这主要是基于邓华熙所具有的趋于革新的思想，以及他在安徽巡抚任上积累的丰富的招聘日本教习的经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邓华熙在奏折《遵旨祥议变法事宜折》中指出“多聘日国及各国学问优长之人士，相助为理，不惮借才于异地，即为能自得师”。接任贵州巡抚后，邓华熙一面着手肃清起义，一面发展贵州经济、改革教育。他认为：“黔省风气初开，尤非延聘洋人不足以弘教育”。因此，上任之初他便开始联系日本方面，商讨聘订日本教习事宜。1901年10月，他托门生郑观应致电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支助，双方经过近5个月的交涉、商讨，初步确定了聘请日本教习的合同，商讨的主要内容为：日本教习的聘期、权限、薪酬、病事假期等。1902年6月，所聘的两位日本教习高山公通和金子新太郎到贵州任教，就任贵州武备学堂。据史料记载，这两位日本教习在武备学堂的教学情况良好：“在瘴烟蛮雨之地孤高自赏，专心执掌教务，颇获信任与成绩”。这两位日本教习的来黔，是近代贵州聘请的首批日本教习，带来了先进的近代化思想和军事技术，同时也开启了贵州聘请日本教习的先例。到1904年，所招聘的日本教习达到7人。邓华熙在贵州任巡抚时建立起的与日本官方的联系，为后来的贵州地方官带来了方便，促进了贵州地方教育力量的发展。后来的地方大员不仅从日本引进教习，还纷纷派学生到日本留学，以培养本土的具有先进思想的教师。如林绍年巡抚向清政府奏请派学生赴日本留学，于1905年春秋两季，分批派遣学生赴日留学，达150多人，其中就有选自贵州大学堂的20人，为贵州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因此，20世纪20到30年代，贵州政坛、文坛上活跃的颇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很多都具有留日经验。如周恭寿、王伯群、王佩芬等人，这与当时邓华熙巡抚首开聘请日籍教师，建立中日联系是分不开的。
　　虽然，聘请日籍教师，有方便日本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渗透之嫌，但是它对于贵州人才的引进、走出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化的人才，为贵州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此意义上说，邓华熙在贵州施行教育改革政策，创办贵州大学堂，引进日籍教师，加强贵州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贵州的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凡事对发展有贡献的人，都应该被人们所铭记。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