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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你就爱的粮食如同脸颊的石油一样，也许已经变成陈年旧事了。”加入是在一两年前，人们也许很难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最近，在《纽约时报》网站上读到保罗·克鲁格曼谈及全球谷物价格猛涨的文章。文章最后一句话格外触动人心：“廉价的粮食如同廉价的石油一样，也许已经变成陈年旧事了。”假如是在一两年前，人们也许很难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一、在通货膨胀下生存
曾有人对我说，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水平还算说得过去，家庭负担又不重，不必买房或按月向银行归还房贷，那么，即使是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完全可以过上轻松自在的日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清楚。对于住房和居住问题早已得到妥善解决，没有多少负担的人们来说，至少在一年前，他們对物价上涨也许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由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特殊统计方法，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无法充分地反映到这个经济指标上去。而我需要买房，我的“轻松自在”，只有在每次因房租上涨而被迫搬家的过程暂时结束后，才能坐在书堆旁体会片刻。也就在半年前，我会因为鸡蛋涨到了4.5元一斤而拒不购买；今年春节之时，我会在超市的生鲜柜台前踌躇徘徊，为该不该割上两斤猪肉而犹豫再三；上周，看到小区外的超市里，饼干从每斤5元涨到了6元，我便发誓再也不买它了。
此时读罢克鲁格曼那句话，确实让人心生感慨!是啊，也许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消费者，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像我一样，在收入渐渐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习惯性地享受着低价的农产品；就像欧美消费者享受着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而他们的企业还想着能否要求政府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当物价普涨的时代来临，我们一下子还转不过神儿来。
细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以食品类领衔的所谓物价结构性上涨，由于主流的经济分析师们一直把这归因于供给方面的短期扰动因素，估计有许多消费者会和我一样，也曾一度天真地以为，只要猪妈妈和猪宝宝躲过了蓝耳病的袭扰，只要鸡爸爸和鸡崽崽扛过了H5N1型高致病禽流感的关口，只要抗击南方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战役能大获全胜，就还可以过上丰衣足食、高枕无忧、尚可算做小康的日子。可是每当你进行交易时，马上就会明白，不只是国外原料供应商，还包括街边地摊小贩，人人都在提高交易报价……这些现象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正在通货膨胀下讨生活。
让每个消费者正视通货膨胀并不难，这并不需要有什么外界导向，或者接受什么特别的教育，因为他每天都要吃穿住用。不论情愿与否，没有人会因为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而不再消费。当每个投资者、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全都清醒地意识到了通货膨胀，并开始有所行动，此时，这就意味着无论引起通货膨胀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在没有任何其他超经济力量作用下，这场通货膨胀都会持续下去。中国物价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之后，当我们还把价格上涨归因于短期因素，并试图稳定消费者预期的时候，国外有些媒体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全面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了。
尽管有利益集团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获益，但从整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危害既深且广。其中受通胀损害最严重的，往往是各个行业的生产链条上最脆弱的环节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弱势的群体。在重庆，去年11月初，人们因抢购特价促销的食品油而发生踩踏事故，并致3人死亡31人受伤。在莫桑比克，抗议粮食上涨的示威演变成掠夺商铺的暴力事件，造成6人死亡。在喀麦隆，今年2月末抗议粮食价格和油价上涨的出租车罢工演变成反政府示威事件，造成至少24人死亡。不只是非洲，从南美洲到南亚，群众上街抗议物价飙涨的骚乱事件时有发生。这样的惨剧真是让人哀痛不已。可见，通货膨胀仅仅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就不容小视。
世界各国政府如今都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验。通货膨胀作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要解决它，个人完全无能为力。通货膨胀问题是需要由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来加以解决的，政府必须及时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状态，首先是对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做出正确判断，才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治理。最重要的是，为了及时采取适当的、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政府首先应正视通货膨胀，而不是避重就轻。
二、正视通货膨胀
对于经济肌体来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就像是一个人的感冒发烧一样，既难以完全避免，又可积极预防或加以治疗。也许近十年来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让一些人淡忘了经济波动。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粗线条地回顾一下过去若干年来的发展历程，然后讨论一下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
我们把2007年下半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当成观察经济形势变化态势的一段特定的考察时期，同时约略地用这段时间作为参照时点。在此之前约30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改革正式启程，但在1978年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在此前约25年，城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国内城市物价出现了较快上涨。在此前约20年，虽然针对1984年经济增长达到15.2％的经济过热局面进行了两年宏观调控，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此后，1987－1988年经济持续过热，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的价格改革，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由此导致“价格闯关”的失败，改革开放事业出现小小波折。在此前约15年，1992－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又一轮经济过热，物价变动幅度增大。在此前10年，经过3年多的调控，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挑战。在5年前，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开始驶入快车道，但政府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控，调整了一些过热行业，基本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这种“平稳增长”局面也使得近10余年来，人们乐观地以为，中国经济似乎正享受着“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成果。
然而，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通货膨胀幽灵重现。自2007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突破3％，达到3.4％以来，6、7、8月的CPI指数迭创新高，分别达到4.4％、5.6％和6.5％。9月CPI指数同比上涨6.2％，虽然与8月份相比略有回落，但10月CPI同比增长重新回到6.5％，11月和12月，CPI同比上涨分别为6.9％和6.5％。总体来看，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涨幅高出2006年3.3个百分点。进入2008年以来，物价水平上涨趋势进一步强化，1月份CPI同比上涨7.1％，2月份则同比上涨了8.7％。2008年1棗2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上涨已达7.9％。
正视通货膨胀，才能解决通胀。故有必要探讨造成这一轮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
(一)综合评估需求拉动的力度
经济学理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当总供求的均衡比较接近于各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状态时，总需求的增加会造成均衡价格的上升，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有在各生产要素处在远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状态，或者由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获得了显著提升，在这两种情况下，总需求的增长才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正是由于对总需求是否过剩以及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高低存在不同判断，关于本轮通货膨胀是否因需求拉动而形成的问题，人们见解各异。
有人看到中国的内需低于潜在供给，由此推断不存在过热。某些投资规模增长超速的过热行业甚至主张，只要是需求就是真实的，没有过剩或不合理可言。有的则断言，中国目前存在过剩需求和经济过热，而且通货膨胀恶化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我们认为，虽然本轮通货膨胀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某些特殊的运行特征，但需求拉动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需要综合评估它的作用力度。
首先，考虑国内消费需求。随着中国近五年来年均10.6％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此带动消费需求的明显增长。此外，股票市场复苏，股票市值一度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效应。虽然如此，中国边际消费倾向最大的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系统尚未建立和完善，且近两年并无跳跃性的收入增长，所以不可能带来消费需求的脱出常轨的突发性增长。事实上，从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看，一旦剔除价格因素，其增长并不存在跳跃性。仅仅是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在短期内没有出现任何足以诱发通胀的大幅度变化。
但是，从中长期趋势来看，由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也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从国内消费来说，若考虑长期变动因素，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粮食和石油需求量的增长趋势。人们饮食和营养结构持续发生改变，动物性食品消费比重的迅速上升，当然意味着获得同样热值的营养需要耗费更多的粮食。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向西方人靠拢，肉食比重的上升是最明显的标致这一趋势连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类似变化，被克鲁格曼列为全球粮价上涨的一个影响因素。此外，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就连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有许多也已不再骑马放羊，而是把摩托车当成了便捷的放牧工具。这个例子表明，现代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日益需要耗费大量能源，而现代农牧业的能耗标准也远远高于传统农牧业，石油需求量因此将持续增加。
从国内投资需求看，虽然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速度在25％以上，但相比2004年和2005年也不存在跳跃性增长，所以，从表面上看，投资需求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拉动似乎也不是主要的。但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累计增长，是否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爆发点呢?国外一些经济评论员曾指出，中国经常账户相对于GDP出现增长，这必定意味着经济体的实际和潜在产出增长快干国内需求，考虑到快速增长、规模庞大的家庭储蓄，相对于潜在和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国内需求的增长总体而言仍处于被抑制状态。这一类看法倾向于严重低估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危害及危险性。但我们认为，对国内需求增长的影响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就国外消费需求即中国的净出口而言，目前对通货膨胀的拉动反而比此轮通货膨胀出现前的拉动作用还要小，因为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按国际收支表口径，2006年贸易顺差增长率为62.2％，而2007年增长率为20.4％。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拖累，对华商品需求减少。美国占中国出口量的比重由35％降到25％，但是，因为中国进出口总量增加，所以，美国对华商品需求的减少，仍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放缓带来较大的和较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只是就短期内的进出口情况所做的估计。而2008年1月份的外贸顺差远高于预期，今年净出口的变动趋势尚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综合内需和外需来考察，总需求的高速增长是否能成为此轮通货膨胀的关键性解释因素呢?
2004年经济出现过热时，前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30％，后半年才开始回落，并且当时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升幅要大大高于CPI升幅。比照2003年与2005年数据，对于2004年的物价上涨，投资拉动的解释力比较强。此轮通货膨胀中，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4.8％，并且是自5月份起CPI高涨，而PPI从10月份起才开始上涨，表面上看投资拉动的解释力不强。
然而，2007年各季度的GDP增速确实迅猛，都在11％以上。2008年1、2月份，PPI同比增长6.1％和6.6％，涨幅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高。CPI和PPI同创新高，而且PPI的增长将为下阶段CPI的上涨带来新的压力。这一局面虽然主要是采掘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食品类价格上涨所致，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整体上的普遍上涨十分显著。这种状况开始接近于上一轮经济过热时的情况，顯示出在信贷规模扩大和投资活跃的支撑下国内经济需求旺盛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以来农产品推动CPI上涨、工业品价格相对稳定的格局，已演化为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变动相互传导并扩散从而导致全面上涨的局面，而且存在未来价格进一步上行的趋势。
去年11月末，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余永定所长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稳定》一文中指出，判断需求是否过剩，不能仅仅考虑内需，即使内需低于潜在供给，总需求也会出现过剩。很难相信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已足以支撑11％的潜在增长率，并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而不导致严重的通胀。中国经历了20027 004年的投资热之后，虽然2005年初经济显现了过剩迹象，但紧接着的第二轮投资热快速膨胀起来，因而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放缓。而2005年后激增的净出口额有些部分也是这种产能过剩的表征。他特别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的生产能力来吸收过剩的产能”，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高投资率和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个特点的具体表现。因此，从整个这一轮经济周期来说，可以认为，“中国存在需求过剩并且过剩的需求正在增加”。
总体上说，我们赞同这个判断。若考虑到CPI指标设计上的不足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暴涨及股票市场的情况，本轮通货膨胀实际上可能比CPI去年5月开始上涨的时间发生得更早一些，其程度也比CPI上涨所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一些。过剩和不合理需求的拉动作用，在类似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以及部分出口 行业之类过热产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造成的通胀预期已广泛扩散到各个行业和领域。随着过剩需求的增加，通胀的压力正在不断上升。
(二)需衡量成本推动的作用
成本推动与货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对此轮通货膨胀的两种主流解释。虽然说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这仅仅是表象，甚至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过于看重货币了。应该说，通货膨胀是货币与现实经济物(实物和金融资产)的匹配发生持续显著变化的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其外部经济环境状况变动较大、处于变革之中的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现象的非货币方面的原因也需要仔细加以分析。
美国早在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即采取持续降息政策，向世界经济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近期由于美国的持续逆差以及次贷危机的影响，美联储继续采取美元贬值策略，这导致了以美元定价的矿石产品、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大幅涨价。玉米涨价，主要由于美国采用玉米提炼乙醇计划发展迅速，且对其进行大量补贴，使玉米需求大增。虽然玉米种植面积相应增加，但玉米本身仍在供求调整中持续涨价。同时，其他农作物如大豆由于减产而涨价，石油涨价的影响虽然由于它在当下经济中的地位不如1994年之前而有所减弱，但石油涨价影响仍很大。矿石产品、石油、粮食的中短期价格波动，与国际主权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相关性。但目前看，这些国际主要基础贸易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很大，还处在上升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前的价格上升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
综合来看，国际市场作为外部因素，毫无疑问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影响，特别是对饲料、油脂等价格有直接影响。而这些产品的涨价又直接反映到CPI中。不过，这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开始时似乎仅仅局限于CPI中占比1／3权重的食品价格的变动，另2／3的非食品价格以及核心CPI没有大幅攀升。
但是，从国内角度看，从2007年10月份开始，PPI增长率已经超越3％，并开始大幅持续上升，2008年2月份已达6.6％。PPI的增长正在给CPI中非食品价格的上涨积蓄动力。鉴于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紧迫性，并高度重视实现节能减排等环保目标的重要性，这类产品近期提价的可能性较大。PPI攀升所积蓄的这种力量已经给CPI的全面上涨带来了巨大隐忧。
PPI上升而CPI中相应商品价格尚未开始上涨，表明中间企业正在消化价格上涨，但从基础性商品的国际价格趋势看，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普遍形成，中间企业的承压能力很快就会到达极限，进而将价格上压力转移至外部。那时将是CPI的全面上涨!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一词就可以从此废弃不用了。理论上，存在著生产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PPI的可能性，就有学者认为前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就是由于生产企业不断提高了生产效率。不可否认，对总体上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效率提高是肯定存在的。但目前看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已开始无法抵挡不断上升的涨价压力。
还有专家认为，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工资率的上升。近五年，全国新增城镇就业51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工资、薪金以及隐性收入大幅度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的实惠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各类产品及服务的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根据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农村富余的中壮年劳动力已基本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劳动供求市场正面临转折点。李稻葵通过调研亦有类似的发现。按照蔡昉的研究，保守的数据是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而2006年则提高了11.5％。但问题是工资率的上升并未在我们当下所讨论的通货膨胀中体现出来，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并非与此有关。
但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农民不断进城，减少了农产品的供给者，最终使农产品供求趋紧。商务部对2008年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市场供求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91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数量达到235种，比2007年下半年增加95种。如果调研反映了真实的供求关系，那么结合不断上涨的PPI，说明很有可能工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了较显著的增长。另外，调查显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中分别有8个和13个品种供应偏紧，这应该能够较好地解释近期CPI的不断上升。
食品价格的上涨可以归因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内供求紧张，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的预期上涨和可能产生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7年4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被调查者认为4季度“物价过高，难以接受”，超过6成居民预期明年物价继续上升。而最近公布的2008年1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认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居民从2007年1季度的25.9％已上升至本季度的49.2％这一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由于统计本身、季节等因素，居民对下季度物价“上升”的预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劳动力已经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前提下，这意味着生产率在低工资水平上的跨越性提高阶段已接近尾声，普遍的名义工资的上升直接带来真实工资的增长，将使得通货膨胀进入自我维持阶段。
(三)考察货币因素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货币与现实经济物匹配比例发生持续显著变化的现象。一旦从货币角度考察此轮通货膨胀，就必须考虑整个市场的货币流动性分布情况，包括资产价格的变动。
首先看国内总体的货币供应情况，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长分别为10.5％、15.3％和16.5％，而2007年M0、M1、M2分别增长16.7％、21.0％和12.0％。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自身GDP的增长速度。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但由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基础货币的发行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不受中国央行的掌控了。1994年和2004年两次发生通货膨胀时，外汇储备增加额都有跳跃性的增加。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上述倾向。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对于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央行都必须换出对应数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数量因而与国际收支状况密切相关。
2007年外汇储备增加额为4619亿美元，而2006年仅为2475亿美元，增加了86.6％，创下年度外汇储备增加额的新高。在这样的顺差形势下，通胀压力自然 十分巨大。央行采取不停发央票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多地回笼基础货币，并且，财政部于2007年以直接面向市场和非直接面向市场形式，发行了旨在于购买外汇进而减少流动性的2000亿美元特别国债。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从总体上看，在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形势依然严峻，货币供给还是与外汇储备同趋势不断增长。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自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整体经济开始下滑，美联储则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图刺激经济。但由于人们普遍对经济预期悲观，投资渠道骤减，世界经济整体的流动性过剩反而更加严峻。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成为投资的理想对象。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747.7亿美金，同比增加13.6％，较2005年和2006年的－0.5％和4.5％的增长率可谓有跳跃性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储蓄负的实际利率、加息预期特别是资产价格飞涨等国内因素，国际流动性过剩对中国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通货膨胀被触发后即进入了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交互作用的自我持续状态。更加危险的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彼此强化，一方面会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另一方面又会诱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把通货膨胀仅仅说成是物价的结构性上涨，把食品价格的上涨说成是家畜疫病或冰雪灾害短期的一次性冲击造成的，实在是避重就轻。这种态度既不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面临的挑战，也无助于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最坏的情况是，越是把物价上涨理解成短期的、一次性的、偶发的外部冲击造成的事件，它就越有可能演化成长期的、持续的、必然的严重通货膨胀，并带来其他方面更大的危害。因此，政府应理智地正视通货膨胀，并把通货膨胀视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
三、加强宏观调控
此轮通货膨胀虽然由食品价格高涨开始，但到目前为止可以把流动性过剩作为比较主要的解释因素。我国整体经济不断升温，投资、消费和出口高速增长，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过剩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带来通胀压力。同时，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更多的成本推动影响。此轮价格上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来自于我国本身的银根松弛和一部分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因素。除去CPI中所涵盖的猪肉、肉禽及其制品、油脂三项价格的突出持续上涨有其特定推动原因外，其余商品价格的攀升更多地当归因于货币供应因素，而无法归因于成本上涨。考虑到当前我国市场的具体特点(石油价格管制、部分粮食自给和粮食出口管制等)，国际基础商品价格上涨无法很好地解释所有其余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
其实，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并发生了通货膨胀，早已做出了準确及时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些是自身经济体独有的，有些属于东亚一些经济体或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共有的，有的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实中的巨大挑战在于，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如今纠结在了一起。前些年价格运行平稳时，我们并没有及时地以足够大的力度，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没有在垄断部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如今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短期内有效推进这些改革的空间已相当逼仄。同时，通货膨胀在中国恶化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已具备，而且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二者之间危险地共生在一起。政府理应高度警惕，并做好戒备。从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过去五年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体会是“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论及我们面临的诸多新挑战和风险时，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拉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仍然突出。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率持续偏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是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8％，主要是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物价上涨有多方面的因素：国内农产品价格多年在低位运行，近期的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对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生活影响较大；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也直接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由于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还将存在，今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而面临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则涉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可见，政府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背景、价格上涨的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都有通盘考虑。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未来五年所面临的挑战这个问题时，突出强调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就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也曾面临高通胀的压力，当时中国采取了放缓经济增长的对策。那么，这一次中国是不是也打算放缓经济的增长呢?温总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现在我们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左右，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控制在4.8％左右，就是想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深知这件事情的困难……”中央政府对待这一轮通货膨胀及其挑战的清醒认识、加强宏观调控的指导原则和政策思路其实都已包含其中，惟须切实地加以贯彻落实，以求实效。
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正视通货膨胀，要比以往更加关心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既要管住货币，也要控制信贷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要以“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从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两方面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未来而言，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变数较大，今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也很不确定。虽然国际市场基础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可能性较大，但目前相对更重要的货币因素未来是否会因国际收支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这还不够确定。而需求在未来会如何变动，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和观察。为此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
最近，在《纽约时报》网站上读到保罗·克鲁格曼谈及全球谷物价格猛涨的文章。文章最后一句话格外触动人心：“廉价的粮食如同廉价的石油一样，也许已经变成陈年旧事了。”假如是在一两年前，人们也许很难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
一、在通货膨胀下生存
曾有人对我说，如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水平还算说得过去，家庭负担又不重，不必买房或按月向银行归还房贷，那么，即使是在北京或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完全可以过上轻松自在的日子。真的是这样吗?我不清楚。对于住房和居住问题早已得到妥善解决，没有多少负担的人们来说，至少在一年前，他們对物价上涨也许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感受。由于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特殊统计方法，房地产价格的猛涨无法充分地反映到这个经济指标上去。而我需要买房，我的“轻松自在”，只有在每次因房租上涨而被迫搬家的过程暂时结束后，才能坐在书堆旁体会片刻。也就在半年前，我会因为鸡蛋涨到了4.5元一斤而拒不购买；今年春节之时，我会在超市的生鲜柜台前踌躇徘徊，为该不该割上两斤猪肉而犹豫再三；上周，看到小区外的超市里，饼干从每斤5元涨到了6元，我便发誓再也不买它了。
此时读罢克鲁格曼那句话，确实让人心生感慨!是啊，也许有许许多多的中国消费者，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像我一样，在收入渐渐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习惯性地享受着低价的农产品；就像欧美消费者享受着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而他们的企业还想着能否要求政府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当物价普涨的时代来临，我们一下子还转不过神儿来。
细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以食品类领衔的所谓物价结构性上涨，由于主流的经济分析师们一直把这归因于供给方面的短期扰动因素，估计有许多消费者会和我一样，也曾一度天真地以为，只要猪妈妈和猪宝宝躲过了蓝耳病的袭扰，只要鸡爸爸和鸡崽崽扛过了H5N1型高致病禽流感的关口，只要抗击南方罕见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战役能大获全胜，就还可以过上丰衣足食、高枕无忧、尚可算做小康的日子。可是每当你进行交易时，马上就会明白，不只是国外原料供应商，还包括街边地摊小贩，人人都在提高交易报价……这些现象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正在通货膨胀下讨生活。
让每个消费者正视通货膨胀并不难，这并不需要有什么外界导向，或者接受什么特别的教育，因为他每天都要吃穿住用。不论情愿与否，没有人会因为基本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而不再消费。当每个投资者、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全都清醒地意识到了通货膨胀，并开始有所行动，此时，这就意味着无论引起通货膨胀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在没有任何其他超经济力量作用下，这场通货膨胀都会持续下去。中国物价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大幅上涨之后，当我们还把价格上涨归因于短期因素，并试图稳定消费者预期的时候，国外有些媒体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发达国家全面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黄金十年已经结束了。
尽管有利益集团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获益，但从整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危害既深且广。其中受通胀损害最严重的，往往是各个行业的生产链条上最脆弱的环节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弱势的群体。在重庆，去年11月初，人们因抢购特价促销的食品油而发生踩踏事故，并致3人死亡31人受伤。在莫桑比克，抗议粮食上涨的示威演变成掠夺商铺的暴力事件，造成6人死亡。在喀麦隆，今年2月末抗议粮食价格和油价上涨的出租车罢工演变成反政府示威事件，造成至少24人死亡。不只是非洲，从南美洲到南亚，群众上街抗议物价飙涨的骚乱事件时有发生。这样的惨剧真是让人哀痛不已。可见，通货膨胀仅仅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就不容小视。
世界各国政府如今都面临着这样严峻的考验。通货膨胀作为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要解决它，个人完全无能为力。通货膨胀问题是需要由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来加以解决的，政府必须及时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状态，首先是对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做出正确判断，才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治理。最重要的是，为了及时采取适当的、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政府首先应正视通货膨胀，而不是避重就轻。
二、正视通货膨胀
对于经济肌体来说，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就像是一个人的感冒发烧一样，既难以完全避免，又可积极预防或加以治疗。也许近十年来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让一些人淡忘了经济波动。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粗线条地回顾一下过去若干年来的发展历程，然后讨论一下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
我们把2007年下半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当成观察经济形势变化态势的一段特定的考察时期，同时约略地用这段时间作为参照时点。在此之前约30年，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农村改革正式启程，但在1978年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在此前约25年，城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国内城市物价出现了较快上涨。在此前约20年，虽然针对1984年经济增长达到15.2％的经济过热局面进行了两年宏观调控，但并未收到应有效果。此后，1987－1988年经济持续过热，在通货膨胀预期下进行的价格改革，在社会上引发了大规模的抢购风潮，由此导致“价格闯关”的失败，改革开放事业出现小小波折。在此前约15年，1992－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经历了又一轮经济过热，物价变动幅度增大。在此前10年，经过3年多的调控，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随后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挑战。在5年前，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开始驶入快车道，但政府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控，调整了一些过热行业，基本保持了经济平稳运行。这种“平稳增长”局面也使得近10余年来，人们乐观地以为，中国经济似乎正享受着“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成果。
然而，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通货膨胀幽灵重现。自2007年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突破3％，达到3.4％以来，6、7、8月的CPI指数迭创新高，分别达到4.4％、5.6％和6.5％。9月CPI指数同比上涨6.2％，虽然与8月份相比略有回落，但10月CPI同比增长重新回到6.5％，11月和12月，CPI同比上涨分别为6.9％和6.5％。总体来看，2007年全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涨幅高出2006年3.3个百分点。进入2008年以来，物价水平上涨趋势进一步强化，1月份CPI同比上涨7.1％，2月份则同比上涨了8.7％。2008年1棗2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累计同比上涨已达7.9％。
正视通货膨胀，才能解决通胀。故有必要探讨造成这一轮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真正原因，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 症下药。
(一)综合评估需求拉动的力度
经济学理论和国民经济运行的经验和常识都告诉我们，当总供求的均衡比较接近于各生产要素的充分就业状态时，总需求的增加会造成均衡价格的上升，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有在各生产要素处在远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状态，或者由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获得了显著提升，在这两种情况下，总需求的增长才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正是由于对总需求是否过剩以及中国潜在增长率的高低存在不同判断，关于本轮通货膨胀是否因需求拉动而形成的问题，人们见解各异。
有人看到中国的内需低于潜在供给，由此推断不存在过热。某些投资规模增长超速的过热行业甚至主张，只要是需求就是真实的，没有过剩或不合理可言。有的则断言，中国目前存在过剩需求和经济过热，而且通货膨胀恶化的所有条件都已具备。我们认为，虽然本轮通货膨胀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某些特殊的运行特征，但需求拉动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只是需要综合评估它的作用力度。
首先，考虑国内消费需求。随着中国近五年来年均10.6％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此带动消费需求的明显增长。此外，股票市场复苏，股票市值一度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额，存在着明显的财富效应。虽然如此，中国边际消费倾向最大的8亿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系统尚未建立和完善，且近两年并无跳跃性的收入增长，所以不可能带来消费需求的脱出常轨的突发性增长。事实上，从200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看，一旦剔除价格因素，其增长并不存在跳跃性。仅仅是对日常生活消费品的需求，在短期内没有出现任何足以诱发通胀的大幅度变化。
但是，从中长期趋势来看，由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也须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从国内消费来说，若考虑长期变动因素，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粮食和石油需求量的增长趋势。人们饮食和营养结构持续发生改变，动物性食品消费比重的迅速上升，当然意味着获得同样热值的营养需要耗费更多的粮食。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越来越多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向西方人靠拢，肉食比重的上升是最明显的标致这一趋势连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类似变化，被克鲁格曼列为全球粮价上涨的一个影响因素。此外，不仅有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就连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有许多也已不再骑马放羊，而是把摩托车当成了便捷的放牧工具。这个例子表明，现代城市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转日益需要耗费大量能源，而现代农牧业的能耗标准也远远高于传统农牧业，石油需求量因此将持续增加。
从国内投资需求看，虽然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速度在25％以上，但相比2004年和2005年也不存在跳跃性增长，所以，从表面上看，投资需求的增长对通货膨胀的拉动似乎也不是主要的。但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的累计增长，是否达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爆发点呢?国外一些经济评论员曾指出，中国经常账户相对于GDP出现增长，这必定意味着经济体的实际和潜在产出增长快干国内需求，考虑到快速增长、规模庞大的家庭储蓄，相对于潜在和实际产出的快速增长，国内需求的增长总体而言仍处于被抑制状态。这一类看法倾向于严重低估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的危害及危险性。但我们认为，对国内需求增长的影响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考察。
就国外消费需求即中国的净出口而言，目前对通货膨胀的拉动反而比此轮通货膨胀出现前的拉动作用还要小，因为出口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按国际收支表口径，2006年贸易顺差增长率为62.2％，而2007年增长率为20.4％。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经济受次贷危机拖累，对华商品需求减少。美国占中国出口量的比重由35％降到25％，但是，因为中国进出口总量增加，所以，美国对华商品需求的减少，仍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放缓带来较大的和较直接的影响。当然，这只是就短期内的进出口情况所做的估计。而2008年1月份的外贸顺差远高于预期，今年净出口的变动趋势尚有待于做进一步的观察。
那么，综合内需和外需来考察，总需求的高速增长是否能成为此轮通货膨胀的关键性解释因素呢?
2004年经济出现过热时，前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30％，后半年才开始回落，并且当时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升幅要大大高于CPI升幅。比照2003年与2005年数据，对于2004年的物价上涨，投资拉动的解释力比较强。此轮通货膨胀中，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4.8％，并且是自5月份起CPI高涨，而PPI从10月份起才开始上涨，表面上看投资拉动的解释力不强。
然而，2007年各季度的GDP增速确实迅猛，都在11％以上。2008年1、2月份，PPI同比增长6.1％和6.6％，涨幅创下2005年以来的新高。CPI和PPI同创新高，而且PPI的增长将为下阶段CPI的上涨带来新的压力。这一局面虽然主要是采掘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和食品类价格上涨所致，但工业品出厂价格整体上的普遍上涨十分显著。这种状况开始接近于上一轮经济过热时的情况，顯示出在信贷规模扩大和投资活跃的支撑下国内经济需求旺盛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以来农产品推动CPI上涨、工业品价格相对稳定的格局，已演化为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变动相互传导并扩散从而导致全面上涨的局面，而且存在未来价格进一步上行的趋势。
去年11月末，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余永定所长在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稳定》一文中指出，判断需求是否过剩，不能仅仅考虑内需，即使内需低于潜在供给，总需求也会出现过剩。很难相信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已足以支撑11％的潜在增长率，并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而不导致严重的通胀。中国经历了20027 004年的投资热之后，虽然2005年初经济显现了过剩迹象，但紧接着的第二轮投资热快速膨胀起来，因而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放缓。而2005年后激增的净出口额有些部分也是这种产能过剩的表征。他特别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实际上是通过创造更多的生产能力来吸收过剩的产能”，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高投资率和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个特点的具体表现。因此，从整个这一轮经济周期来说，可以认为，“中国存在需求过剩并且过剩的需求正在增加”。
总体上说，我们赞同这个判断。若考虑到CPI指标设计上的不足和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暴涨及股票市场的情况，本轮通货膨胀实际上可能比CPI去年5月开始上涨的时间发生得更早一些，其程度也比CPI上涨所反映的情况更严重一些。过剩和不合理需求的拉动作用，在类似房地产和其相关产业以及部分出口 行业之类过热产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由此造成的通胀预期已广泛扩散到各个行业和领域。随着过剩需求的增加，通胀的压力正在不断上升。
(二)需衡量成本推动的作用
成本推动与货币原因是经济学家们对此轮通货膨胀的两种主流解释。虽然说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但这仅仅是表象，甚至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过于看重货币了。应该说，通货膨胀是货币与现实经济物(实物和金融资产)的匹配发生持续显著变化的现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其外部经济环境状况变动较大、处于变革之中的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现象的非货币方面的原因也需要仔细加以分析。
美国早在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即采取持续降息政策，向世界经济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近期由于美国的持续逆差以及次贷危机的影响，美联储继续采取美元贬值策略，这导致了以美元定价的矿石产品、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大幅涨价。玉米涨价，主要由于美国采用玉米提炼乙醇计划发展迅速，且对其进行大量补贴，使玉米需求大增。虽然玉米种植面积相应增加，但玉米本身仍在供求调整中持续涨价。同时，其他农作物如大豆由于减产而涨价，石油涨价的影响虽然由于它在当下经济中的地位不如1994年之前而有所减弱，但石油涨价影响仍很大。矿石产品、石油、粮食的中短期价格波动，与国际主权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相关性。但目前看，这些国际主要基础贸易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很大，还处在上升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前的价格上升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的特征。
综合来看，国际市场作为外部因素，毫无疑问会对中国市场造成影响，特别是对饲料、油脂等价格有直接影响。而这些产品的涨价又直接反映到CPI中。不过，这些因素的影响目前开始时似乎仅仅局限于CPI中占比1／3权重的食品价格的变动，另2／3的非食品价格以及核心CPI没有大幅攀升。
但是，从国内角度看，从2007年10月份开始，PPI增长率已经超越3％，并开始大幅持续上升，2008年2月份已达6.6％。PPI的增长正在给CPI中非食品价格的上涨积蓄动力。鉴于政府现在已经意识到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紧迫性，并高度重视实现节能减排等环保目标的重要性，这类产品近期提价的可能性较大。PPI攀升所积蓄的这种力量已经给CPI的全面上涨带来了巨大隐忧。
PPI上升而CPI中相应商品价格尚未开始上涨，表明中间企业正在消化价格上涨，但从基础性商品的国际价格趋势看，随着通货膨胀预期的普遍形成，中间企业的承压能力很快就会到达极限，进而将价格上压力转移至外部。那时将是CPI的全面上涨!物价的“结构性上涨”一词就可以从此废弃不用了。理论上，存在著生产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PPI的可能性，就有学者认为前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就是由于生产企业不断提高了生产效率。不可否认，对总体上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效率提高是肯定存在的。但目前看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已开始无法抵挡不断上升的涨价压力。
还有专家认为，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导致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可能因素是工资率的上升。近五年，全国新增城镇就业5100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02年的7703元增加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76元增加到4140元。工资、薪金以及隐性收入大幅度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劳动者的实惠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各类产品及服务的劳动力成本迅速增加。根据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口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农村富余的中壮年劳动力已基本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劳动供求市场正面临转折点。李稻葵通过调研亦有类似的发现。按照蔡昉的研究，保守的数据是农民工工资在2004年提高了2.8％，2005年提高了6.5％，而2006年则提高了11.5％。但问题是工资率的上升并未在我们当下所讨论的通货膨胀中体现出来，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并非与此有关。
但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农民不断进城，减少了农产品的供给者，最终使农产品供求趋紧。商务部对2008年上半年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市场供求状况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有491种；主要生产资料中供求基本平衡的数量达到235种，比2007年下半年增加95种。如果调研反映了真实的供求关系，那么结合不断上涨的PPI，说明很有可能工资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有了较显著的增长。另外，调查显示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中分别有8个和13个品种供应偏紧，这应该能够较好地解释近期CPI的不断上升。
食品价格的上涨可以归因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国内供求紧张，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人们的预期上涨和可能产生的工资——价格螺旋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07年4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被调查者认为4季度“物价过高，难以接受”，超过6成居民预期明年物价继续上升。而最近公布的2008年1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认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的居民从2007年1季度的25.9％已上升至本季度的49.2％这一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由于统计本身、季节等因素，居民对下季度物价“上升”的预期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压力很大。特别是在劳动力已经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前提下，这意味着生产率在低工资水平上的跨越性提高阶段已接近尾声，普遍的名义工资的上升直接带来真实工资的增长，将使得通货膨胀进入自我维持阶段。
(三)考察货币因素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货币与现实经济物匹配比例发生持续显著变化的现象。一旦从货币角度考察此轮通货膨胀，就必须考虑整个市场的货币流动性分布情况，包括资产价格的变动。
首先看国内总体的货币供应情况，2000－2006年M0、M1、M2年均增长分别为10.5％、15.3％和16.5％，而2007年M0、M1、M2分别增长16.7％、21.0％和12.0％。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自身GDP的增长速度。基础货币的高速增长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埋下了关键性的伏笔。但由于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基础货币的发行事实上已经越来越不受中国央行的掌控了。1994年和2004年两次发生通货膨胀时，外汇储备增加额都有跳跃性的增加。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出上述倾向。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对于每一块进入中国结汇的美元，央行都必须换出对应数量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数量因而与国际收支状况密切相关。
2007年外汇储备增加额为4619亿美元，而2006年仅为2475亿美元，增加了86.6％，创下年度外汇储备增加额的新高。在这样的顺差形势下，通胀压力自然 十分巨大。央行采取不停发央票的方式试图尽可能多地回笼基础货币，并且，财政部于2007年以直接面向市场和非直接面向市场形式，发行了旨在于购买外汇进而减少流动性的2000亿美元特别国债。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从总体上看，在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的情况下，流动性过剩形势依然严峻，货币供给还是与外汇储备同趋势不断增长。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流动性过剩愈加严重。自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美国整体经济开始下滑，美联储则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图刺激经济。但由于人们普遍对经济预期悲观，投资渠道骤减，世界经济整体的流动性过剩反而更加严峻。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成为投资的理想对象。2007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747.7亿美金，同比增加13.6％，较2005年和2006年的－0.5％和4.5％的增长率可谓有跳跃性增加。加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储蓄负的实际利率、加息预期特别是资产价格飞涨等国内因素，国际流动性过剩对中国通胀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通货膨胀被触发后即进入了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交互作用的自我持续状态。更加危险的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彼此强化，一方面会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另一方面又会诱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把通货膨胀仅仅说成是物价的结构性上涨，把食品价格的上涨说成是家畜疫病或冰雪灾害短期的一次性冲击造成的，实在是避重就轻。这种态度既不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面临的挑战，也无助于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最坏的情况是，越是把物价上涨理解成短期的、一次性的、偶发的外部冲击造成的事件，它就越有可能演化成长期的、持续的、必然的严重通货膨胀，并带来其他方面更大的危害。因此，政府应理智地正视通货膨胀，并把通货膨胀视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
三、加强宏观调控
此轮通货膨胀虽然由食品价格高涨开始，但到目前为止可以把流动性过剩作为比较主要的解释因素。我国整体经济不断升温，投资、消费和出口高速增长，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态势，过剩需求的增加必然会带来通胀压力。同时，国际市场流动性过剩所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的通货膨胀具有更多的成本推动影响。此轮价格上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来自于我国本身的银根松弛和一部分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因素。除去CPI中所涵盖的猪肉、肉禽及其制品、油脂三项价格的突出持续上涨有其特定推动原因外，其余商品价格的攀升更多地当归因于货币供应因素，而无法归因于成本上涨。考虑到当前我国市场的具体特点(石油价格管制、部分粮食自给和粮食出口管制等)，国际基础商品价格上涨无法很好地解释所有其余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
其实，国际上对于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并发生了通货膨胀，早已做出了準确及时的判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些是自身经济体独有的，有些属于东亚一些经济体或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共有的，有的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现实中的巨大挑战在于，各方面的不利因素如今纠结在了一起。前些年价格运行平稳时，我们并没有及时地以足够大的力度，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没有在垄断部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如今在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的条件下，短期内有效推进这些改革的空间已相当逼仄。同时，通货膨胀在中国恶化的所有必要条件都已具备，而且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二者之间危险地共生在一起。政府理应高度警惕，并做好戒备。从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过去五年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重要的体会是“必须坚持搞好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我们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在论及我们面临的诸多新挑战和风险时，报告中特别强调了：“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拉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粗放问题仍然突出。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投资率持续偏高……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是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8％，主要是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物价上涨有多方面的因素：国内农产品价格多年在低位运行，近期的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对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生活影响较大；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也直接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由于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还将存在，今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而面临的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则涉及：“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可见，政府对于通货膨胀产生的背景、价格上涨的因素和国际环境的影响都有通盘考虑。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未来五年所面临的挑战这个问题时，突出强调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这就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价过快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隐藏的风险是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的路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也曾面临高通胀的压力，当时中国采取了放缓经济增长的对策。那么，这一次中国是不是也打算放缓经济的增长呢?温总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现在我们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8％左右，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控制在4.8％左右，就是想找到一个平衡点。我深知这件事情的困难……”中央政府对待这一轮通货膨胀及其挑战的清醒认识、加强宏观调控的指导原则和政策思路其实都已包含其中，惟须切实地加以贯彻落实，以求实效。
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为了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必须正视通货膨胀，要比以往更加关心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既要管住货币，也要控制信贷和其他金融创新工具。要以“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坚定信念，从增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两方面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就未来而言，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变数较大，今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也很不确定。虽然国际市场基础商品价格继续上升可能性较大，但目前相对更重要的货币因素未来是否会因国际收支的变化发生相应的改变，这还不够确定。而需求在未来会如何变动，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和观察。为此要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大的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