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对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2012）的时候，如果用惯常的“抗日”眼光去看，恐怕会发生一些错位。《赛德克》是另一套迥异的叙事，除了敌对方是日本人之外，与通常的“抗日叙事”相似处寥寥，创作者对“国”与“族”的另类定义决定了该片与大陆抗战影片的本质差别。
一、 文明的碰撞
其实不难从《赛德克·巴莱》联想到美国的西部片，乃至近年的《阿凡达》（2009）。《赛德克·巴莱》的核心对抗图式是“原始VS现代”——两种异质文明的对峙，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定此片的逻辑与大陆抗日电影的逻辑从根部就不同源。
赛德克人的外表和行为方式与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丛林部落有很多共性，或可说这是原始文明的特征，他们野性难驯，对“生命”的理解与“文明世界”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与汉人（另一古老的文明，但早已脱离了“原始”）尚能够相安无事，那么当咄咄逼人的工业文明进逼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空前白热化了。
影片开头，一纸《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然是挟坚船利炮而来的日本帝国的手下败将，无论古国文明曾经多么辉煌，在现代的滚滚车轮面前，尊严全无。日本将领在甲板上俯视中国官员爬下缆梯的镜头，将文明与国族之间的俯仰关系展现无遗。
然而，赛德克人与“中华”子孙并不共享同样的文明概念，他们无所谓“九州”“国家”，甚至无所谓“民族”，他们不需要那么庞大的概念，他们眼中只有本部落的村庄，和那一片专属的猎场。因此，台湾岛主权的交替对于他们原本无甚影响，直到日本人的足迹踏入他们的森林。
原始部落之间的“出草”、彼此屠戮一直是家常便饭，虽然敌对部落的仇恨不共戴天，但他们共同遵奉着同样的原始法则，对“英雄”和“勇气”的尊崇、对祖灵的崇拜、对彩虹彼岸的向往，“生命”反而不那么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冲突，尽管种族歧视、剥削压迫的因素缠绕其中，但本质上与赛德克内部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是同一的。“你踏上我的猎场，我就要消灭你；消灭了你，我才能成为彩虹桥上的勇士。”
因此，能够发现本片从不掩饰赛德克人的“野蛮”，看他们“野蛮”，那是因为戴上了现代文明的眼镜，而赛德克人以他们的本色为豪。在大陆的抗日电影中，我们是受蹂躏的文明古国，日本人是残忍的野蛮人；在本片中，日本人反而带有更多“文明”的痕迹，可“文明”又如何？赛德克人坦荡荡地用刀说话：“野蛮无过！”不知为什么，这野性的气概让赛德克人站到了与日本人平视的位置，而抗日电影中的我们一面站在道义的高点俯视敌人，一面却又走不出当年的屈辱。也许在我们的思维中，永远无法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势均力敌的对手——日本，尽管美国可以这样看日本、德国可以这样看苏联、甚至小小的原始部落也可以这样看，但我们，做不到。
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冲突被展现为即将被灭绝的原始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反抗，这一对立图式实际已经消解了道德判断。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这一过程中各种惨烈对于人类历史不过是阵痛，正如我们审视西部片，在同情印第安人的同时，却不得不承认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甚至，我们会跟随白人的逻辑（大部分西部片都是如此），认同“文明”的白人，而不是“野蛮”的印第安人。《赛德克·巴莱》虽然痛快淋漓地书写了原始文明的最后一搏，但能够发现影片也无法从道德立场上谴责现代文明/日本人，作者没有把文明/国家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道德问题是个人的——如那个可恶的森林警察吉村，而对于代表不同文明的族群而言，影片暗示他们各有各的逻辑和立场，无所谓对错，当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就用暴力来说话吧！
影片的符号体系非常完备，原始文明一方以森林、溪流、冷兵器、野兽为标志；而现代文明有两张面孔，一面是温和的——学校、邮局、医院、桥梁、运动会、风琴，一面是残酷的——飞机、大炮、机枪、化学武器。当这两面同时展现在原始文明面前，古老的部落困惑了，生活条件的些许改变，是以精神上的屈辱为代价的，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受是被强迫的，而这正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症候。发达的工业文明强行进驻其他文明的势力范围，迫使对方敞开大门，前现代文明的自然资源滋养了工业文明的利益，同时不可避免地沦落成等级秩序中的下流。如今，现代文明已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始文明的痛苦越来越被视为“正常”的历史。这也是《赛德克》与大陆抗日电影的不同，《赛德克》是哀悼原始文明的一曲挽歌，现代化进程让双方都付出了代价，这是“正常”的；而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把那场战争、战争中的屠杀视为“正常”。因此《赛德克》可以面无愧色地展现赛德克人屠杀日本平民，而我们只能一方面哀哭南京被屠杀的生命，一面竖起正义的旗帜讨伐日本鬼子。
二、 现实主义的战争观
谈及军事伦理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战争观大致有三：现实主义、正义战争论与和平主义。正义战争论认为面对战争，道德有权力发言，在战争中违背道德的一方要担负责任，国际战争审判正是建立正义战争论的基础上。和平主义反驳正战论：“不存在正义的战争，所有战争都是罪恶的。”是和平主义支撑着反战运动，尽管现实可行性有限，作为理想仍有值得钦佩之处。现实主义战争观与另两种观点相比，看上去最为冷酷和功利。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战争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一席之地，“战争永远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生、发展、升级和结束，道德被战争的规律排除在外而无法干涉战争。”[1]
大陆的抗日电影毫无疑问是“正义战争论”的产物，那么《赛德克·巴莱》呢？恐怕更贴近现实主义的观点。赛德克人为了民族的利益，更为了民族的尊严而战，作为被割让一岛上的一小撮少数民族，他们与日本人的对抗与中国的抗日不同，并不强调敌人是否“侵略”、是否“正义”，这些概念在他们的原始思维中根本不存在，正如日本人到来之前他们部落之间的血腥残杀。没有什么“条约”“道义”或是“人性”的约束，杀人如吃饭饮酒一般自然。简单说，我们痛恨日本鬼子，是因为我们认定自己不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事，因此双方的牺牲是不平等的；而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出于原始的本能，他们默认对非我族类者应当残忍，仇恨敌人却并不反对敌人的逻辑，但凡可能，他们对日本人的狠甚至狠过日本人对他们。 当敌对双方在暴力程度上“势均力敌”时，现实主义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把对方视为平等的对手，赢家甚至会流露出几分高姿态，对勇敢智慧的敌人略加肯定。典型的叙事是美国的《虎！虎！虎！》（1970）和《硫磺岛来信》（2006），日本看美国也一样，如《山本五十六》（1968）、《盛夏猎户座》（2009）。《赛德克·巴莱》以极少数群体——赛德克人为主人公，竟然也达到了平视日本的程度，这和影片中泛滥的原始暴力有关，影片试图站在原始文明的角度赋予暴力以合理性。大陆抗日电影出于正战论立场，认定有一种普世的“正义”存在，敌人违背了它；而《赛德克》只强调己方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内向性的，不求“普世”“我杀你，与你无关”。有趣的是，这种内向性的思维方式其实与日本如出一辙，不知这是不是岛民的共性，日本民族在现代化外表之下的原始性也已经被世人发现，难怪影片结尾日军司令会站在樱花树下肯定赛德克人的“武士精神”。赛德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坚守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因此碰撞、因此厮杀。当我们指责日本的错误和罪责时，赛德克人无意追究日本人的逻辑是对是错，作为异族，他们有不同的逻辑是“正常”的，无需讲理只需战斗，异族就是原罪。在本片中，善恶对立的图式其实不存在，个体有善恶，族群无所谓善恶。
三、 精神VS功利
现代文明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的功利天性裹挟在一起，日本人谋求的是实利，他们砍伐树木，侵犯自然，也象征着对原始文明的破坏。虽然建造了房屋、修筑了铁索桥，却无法收服土著居民的心，正相反，日本人的剥削压榨——资本主义的必然行径，让赛德克人怒从心起。他们掌握的资源极其有限，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根本无法与日本人抗衡，即使他们有心融入现代，也已经远远地输在了起跑线上。正如读过师范高等学校的花冈一郎，教育按理说是一条阶层爬升的道路，却因为他的土著身份，无法让他获得应得的利益。
尽管如此，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一郎仍然认同了日本，原始文明并非绝对美好，他看到了野蛮习俗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怀抱着理想主义，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能够被消解。然而，最终理想破灭，他面临自我被撕裂的身份认同困境，莫那的问话：“你是想入日本人的神社，还是想回赛德克祖灵的家？”一郎无以作答，他成了一个被诅咒的他者，无论在日本人中间，还是本部落同胞之间。因为有原始文明对抗现代文明的大背景在，一郎身穿日本和服剖腹的段落恐怕不能再用“X奸”或“叛徒”的眼光视之，他对日本的认同与他对现代文明的认同是一致的，他那一身制服与其说是日本帝国的符号，不如说是现代国家体制的符号。如何判定认同现代文明之罪呢？
与现代文明对功利的斤斤计较相反，原始文明崇尚性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延续，因此莫那·鲁道以全族性命为代价的一搏在原始的逻辑中是万分合理的，与彼岸的荣耀相比，此岸的生命何足惜？如果因此认为他愚勇，便又陷入“现代眼镜”的视域了。莫那的选择并非全然不可理喻，再这样忍受下去，赛德克人保全性命的同时，也必然失去本色，被日本人驯化成一群没有自我的人。可以想见，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无法同化为日本人并被日本人平等接受的；丧失自我的过程要迅速得多，民族的自尊也将荡然无存，最终心安理得地接受被奴役的命运。“如果你的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见野蛮的骄傲，赛德克人可以输去身体，但不能失掉灵魂。”为了赛德克精神的不灭，莫那·鲁道带领族人赌上了一切，影片认同其逻辑，因此在下部后半段马赫坡和道泽部落的溪水血战，影片无意让人们哀叹这些赛德克人为何不一致对付日本人，反而自相残杀，而是试图让人们理解这种残杀是原始文明的一部分，对敌对部落出草，和杀日本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勇士精神的彰显。
当然，影片也从侧面指出了现代文明介入原始文明之后，打破了原有平衡，促使原始文明自我毁灭。在日本人介入之前，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但尚能保持相对均衡，没有哪一个部落能够完全毁灭另外一个部落，最强大的马赫坡也不能。但日本人到来之后，原始文明的规则被现代文明的推行者们利用，从而坐收渔利，那场溪中血战，便是原始文明的负面无限制发展，最终扼杀自身的悲剧。的确，没有日本人，道泽和马赫坡也是世仇，铁木·瓦力斯也会寻机杀死莫那·鲁道，但是日本人的参与，让原本小规模的出草，变成部落之间同归于尽的大厮杀。莫那·鲁道本人就是图腾般的存在，原始文明的正面和负面都刻印在他身上，铁木在厮杀中出现幻觉，莫那·鲁道的身影挥之不去，这正是原始文明的悲剧所在，赛德克人实践了原始文明的法则，让勇士精神不朽，却为此失去了真实的生命。在现代文明的功利考量面前，这样不重实效的文明必然失落。
正因为逻辑不同，影片并未过多谴责现代文明/日本人，流露出一种隐含的达观：重精神者得精神，重实利者得实利，双方各得其所。从结尾日本司令对赛德克人的钦佩之语，不能否认，赛德克精神的确胜利了。而现实中他们则依旧被歧视，正如那个用头颅换钱的细节，个别日本人基于武士道的观念，敬佩赛德克人的勇敢，但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的赛德克人会得到更好的对待。
四、 反战
尽管影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把其中一切血腥和残忍都视为自然，但某些细节仍隐隐透出反战的气息。
如女性的遭遇，部落头领的女儿、蕃人警察的妻子欧嫔因为身穿和服，险些和日本妇女一起被机枪打死，她原本是兴高采烈来参加运动会庆典的。小学运动会在日本电影中时常出现，是最有代表性的社区聚会仪式，《卡门还乡》（1951）、《车手夫之恋》（1958）等许多名片中都有运动会的重头戏，运动会与教育、城镇生活相关，可以说是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活动。欧嫔和丈夫二郎已经受到现代文明熏陶，逐渐融入日本人社群，她对于运动会这一场合是充满期待的，不料大屠杀突然发生。当她被父亲解救出来时，她怨恨地哭泣：“父亲，为什么要出草？”对于她和二郎、一郎夫妇这样的人来说，盼望以温和的方式完成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过度，而不是鱼死网破。在大屠杀发生之后，导演的镜头扫过染血的黑板，破碎的学校玻璃，血迹斑斑的纸鹤，对于日本在强行推动现代化时付出的代价，影片未尝没有感伤。而后来日军从小学房屋中间列队穿过，小学生的桌椅被摆到一边，意味着暴力将取代教化，完成征服。 影片展现了战争中的残酷和可怕，一旦战事开始，双方都将陷入非理性状态，暴力必然不断升级。通过表现双方付出的巨大代价，反战的意识虽未明言，却如影子一般时不时闪现，尤其当个体生命在战争中毁灭时，如那个临死前望着火光叹息“真美”的日本士兵；或是表现人道主义温情的段落，赛德克孕妇们在诊所受到日本医生的照顾。孩子也在追问：“我们和马赫坡的战争是不是要永远打下去？那我们到了彩虹桥的另一边共同守护祖先的猎场，那时是不是就不用打了？”这触及了原始思维的死角，连他的父亲铁木首领也无法回答，影片为原始文明的失落而感伤，但并非单纯肯定原始文明的一切，战争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日本人带来的灾难，但后者的确加剧了战争的毁灭性。
结语
总的来看，《赛德克·巴莱》不失为一部有史诗质感的影片，而此类影片往往容易因宏大而拖沓。在战争片的画廊中，本片不能算最精彩的，对现实主义战争观的认同也远不如和平主义人性叙事讨巧——奥斯卡最吃这一套。然而，影片站在了一个超越国家战争层面的角度，与殖民主义相伴生的全球现代化——某种程度上，这个角度视野更广阔。在这个框架下，矛盾更错综复杂，而非简单地表现“正义对抗邪恶”。
另一面，又会发现该片和日本电影共享着某些类似的观念。如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对于族群内部排外的单一逻辑持理解态度；迷恋壮烈的死亡，尤其是同归于尽的方式。无论从影片内部看，还是从影片与影片的对话角度来看，这都是两个尚武民族的交锋，与我们的思维方式隔着距离。
记得美国电影《兄弟连》（2001）的结尾，点题之语出自德国将军之口，在投降仪式上，德国将军对下属训话，E连懂德语的弟兄（注意，偏偏是一个犹太裔士兵）翻译：“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你们英勇并骄傲地为祖国作战。你们是不平凡的一群，彼此紧密相连，这样的友谊只存在于战斗中。在兄弟之间，共用散兵坑，在最需要的时刻彼此扶持，你们看过死亡，一起接受磨难。我很骄傲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你们有权享受长寿、快乐的平静生活。”镜头在美国士兵与德国士兵之间平行地切换，他们的眼神、姿态并无差别，敌对群体之间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跨越国籍、种族，达成了职业军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赛德克·巴莱》的内在思路与之颇为相似，战争成了国家/族群雄性气质的演练场。
职业军人天然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战争，当战争作为族群利益不可调和时唯一的解决方式，双方各为其主，无可厚非。《赛德克·巴莱》批判了日本的种族主义自大，又用赛德克人的英勇扳回一城，最终双方算是打成平手，至少在精神层面上。片中赛德克人面对日本人，心态是平衡的，也不乏文化自信，以少数群体的血性震慑了强大的对手。相比之下，中国的二战国族叙事永远找不回平衡，因此也无法把近代以来同日本人的纠葛想象成一场勇士之间的决斗游戏。《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文明之殇，而绝大多数抗日影片无法奢谈文明。
《赛德克·巴莱》在大陆公映的版本有多处删改，能够看出电影审查机构力求把该片纳入到典型“抗日神话”框架之中的尝试，最为明显的是结尾处以字幕的方式梳理了近代中国被日本侵犯的历史，将“台湾理藩”一段纳入其中，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并列。在这种引导和惯性思维下，观众也很有可能对《赛德克·巴莱》产生误读，视之为另一部“抗日神话”。然而，原版本上下部的《赛德克·巴莱》却是带有鲜明台湾在地意识形态特质的影片，导演魏德圣此前在《海角七号》中流露出对日据时代的怀旧温情，被疑“亲日”，后拍《赛德克·巴莱》，与其说是从“亲日”到“反日”的180度转变，不如说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心境。
参考文献：
[1]顾智明.当代外国军事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0：34.
一、 文明的碰撞
其实不难从《赛德克·巴莱》联想到美国的西部片，乃至近年的《阿凡达》（2009）。《赛德克·巴莱》的核心对抗图式是“原始VS现代”——两种异质文明的对峙，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定此片的逻辑与大陆抗日电影的逻辑从根部就不同源。
赛德克人的外表和行为方式与美洲的印第安人、非洲的丛林部落有很多共性，或可说这是原始文明的特征，他们野性难驯，对“生命”的理解与“文明世界”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们与汉人（另一古老的文明，但早已脱离了“原始”）尚能够相安无事，那么当咄咄逼人的工业文明进逼时，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空前白热化了。
影片开头，一纸《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然是挟坚船利炮而来的日本帝国的手下败将，无论古国文明曾经多么辉煌，在现代的滚滚车轮面前，尊严全无。日本将领在甲板上俯视中国官员爬下缆梯的镜头，将文明与国族之间的俯仰关系展现无遗。
然而，赛德克人与“中华”子孙并不共享同样的文明概念，他们无所谓“九州”“国家”，甚至无所谓“民族”，他们不需要那么庞大的概念，他们眼中只有本部落的村庄，和那一片专属的猎场。因此，台湾岛主权的交替对于他们原本无甚影响，直到日本人的足迹踏入他们的森林。
原始部落之间的“出草”、彼此屠戮一直是家常便饭，虽然敌对部落的仇恨不共戴天，但他们共同遵奉着同样的原始法则，对“英雄”和“勇气”的尊崇、对祖灵的崇拜、对彩虹彼岸的向往，“生命”反而不那么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冲突，尽管种族歧视、剥削压迫的因素缠绕其中，但本质上与赛德克内部各个部落之间的冲突是同一的。“你踏上我的猎场，我就要消灭你；消灭了你，我才能成为彩虹桥上的勇士。”
因此，能够发现本片从不掩饰赛德克人的“野蛮”，看他们“野蛮”，那是因为戴上了现代文明的眼镜，而赛德克人以他们的本色为豪。在大陆的抗日电影中，我们是受蹂躏的文明古国，日本人是残忍的野蛮人；在本片中，日本人反而带有更多“文明”的痕迹，可“文明”又如何？赛德克人坦荡荡地用刀说话：“野蛮无过！”不知为什么，这野性的气概让赛德克人站到了与日本人平视的位置，而抗日电影中的我们一面站在道义的高点俯视敌人，一面却又走不出当年的屈辱。也许在我们的思维中，永远无法以平视的眼光——看待势均力敌的对手——日本，尽管美国可以这样看日本、德国可以这样看苏联、甚至小小的原始部落也可以这样看，但我们，做不到。
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冲突被展现为即将被灭绝的原始文明对工业文明的反抗，这一对立图式实际已经消解了道德判断。工业文明的浪潮席卷整个世界，这一过程中各种惨烈对于人类历史不过是阵痛，正如我们审视西部片，在同情印第安人的同时，却不得不承认现代文明不可阻挡；甚至，我们会跟随白人的逻辑（大部分西部片都是如此），认同“文明”的白人，而不是“野蛮”的印第安人。《赛德克·巴莱》虽然痛快淋漓地书写了原始文明的最后一搏，但能够发现影片也无法从道德立场上谴责现代文明/日本人，作者没有把文明/国家作为道德行为的主体，道德问题是个人的——如那个可恶的森林警察吉村，而对于代表不同文明的族群而言，影片暗示他们各有各的逻辑和立场，无所谓对错，当矛盾无法调和，那么就用暴力来说话吧！
影片的符号体系非常完备，原始文明一方以森林、溪流、冷兵器、野兽为标志；而现代文明有两张面孔，一面是温和的——学校、邮局、医院、桥梁、运动会、风琴，一面是残酷的——飞机、大炮、机枪、化学武器。当这两面同时展现在原始文明面前，古老的部落困惑了，生活条件的些许改变，是以精神上的屈辱为代价的，他们对现代文明的接受是被强迫的，而这正是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症候。发达的工业文明强行进驻其他文明的势力范围，迫使对方敞开大门，前现代文明的自然资源滋养了工业文明的利益，同时不可避免地沦落成等级秩序中的下流。如今，现代文明已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原始文明的痛苦越来越被视为“正常”的历史。这也是《赛德克》与大陆抗日电影的不同，《赛德克》是哀悼原始文明的一曲挽歌，现代化进程让双方都付出了代价，这是“正常”的；而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把那场战争、战争中的屠杀视为“正常”。因此《赛德克》可以面无愧色地展现赛德克人屠杀日本平民，而我们只能一方面哀哭南京被屠杀的生命，一面竖起正义的旗帜讨伐日本鬼子。
二、 现实主义的战争观
谈及军事伦理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战争观大致有三：现实主义、正义战争论与和平主义。正义战争论认为面对战争，道德有权力发言，在战争中违背道德的一方要担负责任，国际战争审判正是建立正义战争论的基础上。和平主义反驳正战论：“不存在正义的战争，所有战争都是罪恶的。”是和平主义支撑着反战运动，尽管现实可行性有限，作为理想仍有值得钦佩之处。现实主义战争观与另两种观点相比，看上去最为冷酷和功利。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战争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一席之地，“战争永远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生、发展、升级和结束，道德被战争的规律排除在外而无法干涉战争。”[1]
大陆的抗日电影毫无疑问是“正义战争论”的产物，那么《赛德克·巴莱》呢？恐怕更贴近现实主义的观点。赛德克人为了民族的利益，更为了民族的尊严而战，作为被割让一岛上的一小撮少数民族，他们与日本人的对抗与中国的抗日不同，并不强调敌人是否“侵略”、是否“正义”，这些概念在他们的原始思维中根本不存在，正如日本人到来之前他们部落之间的血腥残杀。没有什么“条约”“道义”或是“人性”的约束，杀人如吃饭饮酒一般自然。简单说，我们痛恨日本鬼子，是因为我们认定自己不会做和他们一样的事，因此双方的牺牲是不平等的；而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仇恨出于原始的本能，他们默认对非我族类者应当残忍，仇恨敌人却并不反对敌人的逻辑，但凡可能，他们对日本人的狠甚至狠过日本人对他们。 当敌对双方在暴力程度上“势均力敌”时，现实主义的观念很容易被接受，把对方视为平等的对手，赢家甚至会流露出几分高姿态，对勇敢智慧的敌人略加肯定。典型的叙事是美国的《虎！虎！虎！》（1970）和《硫磺岛来信》（2006），日本看美国也一样，如《山本五十六》（1968）、《盛夏猎户座》（2009）。《赛德克·巴莱》以极少数群体——赛德克人为主人公，竟然也达到了平视日本的程度，这和影片中泛滥的原始暴力有关，影片试图站在原始文明的角度赋予暴力以合理性。大陆抗日电影出于正战论立场，认定有一种普世的“正义”存在，敌人违背了它；而《赛德克》只强调己方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内向性的，不求“普世”“我杀你，与你无关”。有趣的是，这种内向性的思维方式其实与日本如出一辙，不知这是不是岛民的共性，日本民族在现代化外表之下的原始性也已经被世人发现，难怪影片结尾日军司令会站在樱花树下肯定赛德克人的“武士精神”。赛德克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坚守着自身的一套逻辑，因此碰撞、因此厮杀。当我们指责日本的错误和罪责时，赛德克人无意追究日本人的逻辑是对是错，作为异族，他们有不同的逻辑是“正常”的，无需讲理只需战斗，异族就是原罪。在本片中，善恶对立的图式其实不存在，个体有善恶，族群无所谓善恶。
三、 精神VS功利
现代文明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的功利天性裹挟在一起，日本人谋求的是实利，他们砍伐树木，侵犯自然，也象征着对原始文明的破坏。虽然建造了房屋、修筑了铁索桥，却无法收服土著居民的心，正相反，日本人的剥削压榨——资本主义的必然行径，让赛德克人怒从心起。他们掌握的资源极其有限，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中，根本无法与日本人抗衡，即使他们有心融入现代，也已经远远地输在了起跑线上。正如读过师范高等学校的花冈一郎，教育按理说是一条阶层爬升的道路，却因为他的土著身份，无法让他获得应得的利益。
尽管如此，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一郎仍然认同了日本，原始文明并非绝对美好，他看到了野蛮习俗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怀抱着理想主义，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能够被消解。然而，最终理想破灭，他面临自我被撕裂的身份认同困境，莫那的问话：“你是想入日本人的神社，还是想回赛德克祖灵的家？”一郎无以作答，他成了一个被诅咒的他者，无论在日本人中间，还是本部落同胞之间。因为有原始文明对抗现代文明的大背景在，一郎身穿日本和服剖腹的段落恐怕不能再用“X奸”或“叛徒”的眼光视之，他对日本的认同与他对现代文明的认同是一致的，他那一身制服与其说是日本帝国的符号，不如说是现代国家体制的符号。如何判定认同现代文明之罪呢？
与现代文明对功利的斤斤计较相反，原始文明崇尚性灵的自由和精神的延续，因此莫那·鲁道以全族性命为代价的一搏在原始的逻辑中是万分合理的，与彼岸的荣耀相比，此岸的生命何足惜？如果因此认为他愚勇，便又陷入“现代眼镜”的视域了。莫那的选择并非全然不可理喻，再这样忍受下去，赛德克人保全性命的同时，也必然失去本色，被日本人驯化成一群没有自我的人。可以想见，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无法同化为日本人并被日本人平等接受的；丧失自我的过程要迅速得多，民族的自尊也将荡然无存，最终心安理得地接受被奴役的命运。“如果你的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见野蛮的骄傲，赛德克人可以输去身体，但不能失掉灵魂。”为了赛德克精神的不灭，莫那·鲁道带领族人赌上了一切，影片认同其逻辑，因此在下部后半段马赫坡和道泽部落的溪水血战，影片无意让人们哀叹这些赛德克人为何不一致对付日本人，反而自相残杀，而是试图让人们理解这种残杀是原始文明的一部分，对敌对部落出草，和杀日本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勇士精神的彰显。
当然，影片也从侧面指出了现代文明介入原始文明之后，打破了原有平衡，促使原始文明自我毁灭。在日本人介入之前，各个部落彼此争斗，但尚能保持相对均衡，没有哪一个部落能够完全毁灭另外一个部落，最强大的马赫坡也不能。但日本人到来之后，原始文明的规则被现代文明的推行者们利用，从而坐收渔利，那场溪中血战，便是原始文明的负面无限制发展，最终扼杀自身的悲剧。的确，没有日本人，道泽和马赫坡也是世仇，铁木·瓦力斯也会寻机杀死莫那·鲁道，但是日本人的参与，让原本小规模的出草，变成部落之间同归于尽的大厮杀。莫那·鲁道本人就是图腾般的存在，原始文明的正面和负面都刻印在他身上，铁木在厮杀中出现幻觉，莫那·鲁道的身影挥之不去，这正是原始文明的悲剧所在，赛德克人实践了原始文明的法则，让勇士精神不朽，却为此失去了真实的生命。在现代文明的功利考量面前，这样不重实效的文明必然失落。
正因为逻辑不同，影片并未过多谴责现代文明/日本人，流露出一种隐含的达观：重精神者得精神，重实利者得实利，双方各得其所。从结尾日本司令对赛德克人的钦佩之语，不能否认，赛德克精神的确胜利了。而现实中他们则依旧被歧视，正如那个用头颅换钱的细节，个别日本人基于武士道的观念，敬佩赛德克人的勇敢，但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的赛德克人会得到更好的对待。
四、 反战
尽管影片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原始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把其中一切血腥和残忍都视为自然，但某些细节仍隐隐透出反战的气息。
如女性的遭遇，部落头领的女儿、蕃人警察的妻子欧嫔因为身穿和服，险些和日本妇女一起被机枪打死，她原本是兴高采烈来参加运动会庆典的。小学运动会在日本电影中时常出现，是最有代表性的社区聚会仪式，《卡门还乡》（1951）、《车手夫之恋》（1958）等许多名片中都有运动会的重头戏，运动会与教育、城镇生活相关，可以说是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活动。欧嫔和丈夫二郎已经受到现代文明熏陶，逐渐融入日本人社群，她对于运动会这一场合是充满期待的，不料大屠杀突然发生。当她被父亲解救出来时，她怨恨地哭泣：“父亲，为什么要出草？”对于她和二郎、一郎夫妇这样的人来说，盼望以温和的方式完成原始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过度，而不是鱼死网破。在大屠杀发生之后，导演的镜头扫过染血的黑板，破碎的学校玻璃，血迹斑斑的纸鹤，对于日本在强行推动现代化时付出的代价，影片未尝没有感伤。而后来日军从小学房屋中间列队穿过，小学生的桌椅被摆到一边，意味着暴力将取代教化，完成征服。 影片展现了战争中的残酷和可怕，一旦战事开始，双方都将陷入非理性状态，暴力必然不断升级。通过表现双方付出的巨大代价，反战的意识虽未明言，却如影子一般时不时闪现，尤其当个体生命在战争中毁灭时，如那个临死前望着火光叹息“真美”的日本士兵；或是表现人道主义温情的段落，赛德克孕妇们在诊所受到日本医生的照顾。孩子也在追问：“我们和马赫坡的战争是不是要永远打下去？那我们到了彩虹桥的另一边共同守护祖先的猎场，那时是不是就不用打了？”这触及了原始思维的死角，连他的父亲铁木首领也无法回答，影片为原始文明的失落而感伤，但并非单纯肯定原始文明的一切，战争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日本人带来的灾难，但后者的确加剧了战争的毁灭性。
结语
总的来看，《赛德克·巴莱》不失为一部有史诗质感的影片，而此类影片往往容易因宏大而拖沓。在战争片的画廊中，本片不能算最精彩的，对现实主义战争观的认同也远不如和平主义人性叙事讨巧——奥斯卡最吃这一套。然而，影片站在了一个超越国家战争层面的角度，与殖民主义相伴生的全球现代化——某种程度上，这个角度视野更广阔。在这个框架下，矛盾更错综复杂，而非简单地表现“正义对抗邪恶”。
另一面，又会发现该片和日本电影共享着某些类似的观念。如将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对于族群内部排外的单一逻辑持理解态度；迷恋壮烈的死亡，尤其是同归于尽的方式。无论从影片内部看，还是从影片与影片的对话角度来看，这都是两个尚武民族的交锋，与我们的思维方式隔着距离。
记得美国电影《兄弟连》（2001）的结尾，点题之语出自德国将军之口，在投降仪式上，德国将军对下属训话，E连懂德语的弟兄（注意，偏偏是一个犹太裔士兵）翻译：“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你们英勇并骄傲地为祖国作战。你们是不平凡的一群，彼此紧密相连，这样的友谊只存在于战斗中。在兄弟之间，共用散兵坑，在最需要的时刻彼此扶持，你们看过死亡，一起接受磨难。我很骄傲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你们有权享受长寿、快乐的平静生活。”镜头在美国士兵与德国士兵之间平行地切换，他们的眼神、姿态并无差别，敌对群体之间共享着同一种价值观念，跨越国籍、种族，达成了职业军人之间的互相理解。《赛德克·巴莱》的内在思路与之颇为相似，战争成了国家/族群雄性气质的演练场。
职业军人天然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眼光看战争，当战争作为族群利益不可调和时唯一的解决方式，双方各为其主，无可厚非。《赛德克·巴莱》批判了日本的种族主义自大，又用赛德克人的英勇扳回一城，最终双方算是打成平手，至少在精神层面上。片中赛德克人面对日本人，心态是平衡的，也不乏文化自信，以少数群体的血性震慑了强大的对手。相比之下，中国的二战国族叙事永远找不回平衡，因此也无法把近代以来同日本人的纠葛想象成一场勇士之间的决斗游戏。《赛德克·巴莱》讲述的是文明之殇，而绝大多数抗日影片无法奢谈文明。
《赛德克·巴莱》在大陆公映的版本有多处删改，能够看出电影审查机构力求把该片纳入到典型“抗日神话”框架之中的尝试，最为明显的是结尾处以字幕的方式梳理了近代中国被日本侵犯的历史，将“台湾理藩”一段纳入其中，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并列。在这种引导和惯性思维下，观众也很有可能对《赛德克·巴莱》产生误读，视之为另一部“抗日神话”。然而，原版本上下部的《赛德克·巴莱》却是带有鲜明台湾在地意识形态特质的影片，导演魏德圣此前在《海角七号》中流露出对日据时代的怀旧温情，被疑“亲日”，后拍《赛德克·巴莱》，与其说是从“亲日”到“反日”的180度转变，不如说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心境。
参考文献：
[1]顾智明.当代外国军事伦理[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