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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调结构、促改革；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这一表态，表示了中国新政府承认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事实。
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曾告诉记者，他看中国经济数据最关注的就是用电量数据，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生产和消费最核心的数据，全国用电量统计一向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核心。但是，2014年9月1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让很多关注的人大吃一惊，8月全社会用电量5，02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17个月以来该数据再次出现负增长，上一次该数据出现负增长是在2013年年初，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交叉路口。
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布的工业数据显示，8月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6%，较7月的7.6%增速大幅上涨；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1.5%，较7月的3%增速大幅放缓；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较7月的4.6%增速大幅放缓。这与人们印象中火热的中国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不太符合。对此，中国经济界给出的普遍解释是，第二产业调整效果开始显现，居民生活用电和以楼宇、交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用电量下滑则是由于中小服务性企业出现困难造成的。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悲观地表示：“现在实体经济还存在明显去库存压力，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中小企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萎缩，另外一方面是融资难，其面临着更糟糕的生存环境，如果持续下去，将出现难以预料的风险。”而8月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滑5.7%则提示了另一种可能：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有着通货紧缩的可能。
这或许可以从8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得到印证。2014年9月，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2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环比下滑3%。其中，出口1.28万亿元，同比增长9.2%，环比下滑2.29%；进口0.98万亿元，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3.92%。中国经济学家对8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更为悲观，他们对其的预测均值为-1.2%，较7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宏观经济市场内需相对薄弱的态势未见明显改观。
自今年年初中国GDP增速下滑到7.5%以来，中国宣布增长开始进入到新的增长区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进行金融改革，这与上世纪日本未及时处理巨额银行不良资产、过早结束零利率政策和过早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远比其他国家要复杂，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其调整方案落实的困难成倍增加。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是：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环境迅速恶化、资源枯竭。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投入过多，成本过高，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障碍没有消除，改革的力度不够。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提升资本效率、促进国内消费将是后工业时代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好在中国很明白自己的需求，并在逐渐改变以往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通过政策大力发展中产阶级。在中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问题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问题，长时间来看，用投资拉动经济，就会挤压消费。但现在如果中国降低投资，经济就会下行，可广大的中国人民又需要增长来实现自己向中产阶级的平稳过渡，中国政府也希望用增长来保持社会稳定。
目前，中国接受经济新常态也就意味着中国允许用GDP指标下行来换取经济调整，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国有企业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劣势也一样明显：生产效率低下、易于滋生腐败和阻碍竞争，降低经济效率，而之前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曾在人民网举办的“2010中国产业经济论坛”上对记者说：政策执行不力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当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像中央政策执行力不够、扩大分配落不到实处、政府职能弱化、“土地财政”不合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与初衷相背离，且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牵制。
这样的情况甚至在4年后依旧改变不大。2014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小微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56.9%的参访企业表示未享受到国家关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有些地区表示，不仅国家扶持小微企业的许多政策不能落地，连地方直接颁布的优惠措施，许多民营企业也未曾享受。这样的现象显然不是靠强制执行能顺利推进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人民日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谈论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目标有四个：一是大部分国有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二是根据我国发展实际，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降低国有股权比重；三是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四是国有资本也可以参与到非公有制经济中。这样，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切实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吴敬琏曾在谈到改革时说：“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现在，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反腐来进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间的一环，如何确保其顺利推进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原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曾告诉记者，他看中国经济数据最关注的就是用电量数据，作为现代工业国家生产和消费最核心的数据，全国用电量统计一向是众多投资者关心的核心。但是，2014年9月16日，国家能源局发布的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让很多关注的人大吃一惊，8月全社会用电量5，025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17个月以来该数据再次出现负增长，上一次该数据出现负增长是在2013年年初，当时中国经济正处在交叉路口。
值得注意的是，新公布的工业数据显示，8月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6%，较7月的7.6%增速大幅上涨；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1.5%，较7月的3%增速大幅放缓；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较7月的4.6%增速大幅放缓。这与人们印象中火热的中国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过渡不太符合。对此，中国经济界给出的普遍解释是，第二产业调整效果开始显现，居民生活用电和以楼宇、交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用电量下滑则是由于中小服务性企业出现困难造成的。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悲观地表示：“现在实体经济还存在明显去库存压力，产能过剩依然严重，中小企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实体经济萎缩，另外一方面是融资难，其面临着更糟糕的生存环境，如果持续下去，将出现难以预料的风险。”而8月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滑5.7%则提示了另一种可能：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有着通货紧缩的可能。
这或许可以从8月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中得到印证。2014年9月，海关总署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2.2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环比下滑3%。其中，出口1.28万亿元，同比增长9.2%，环比下滑2.29%；进口0.98万亿元，同比下降2.4%，环比下降3.92%。中国经济学家对8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更为悲观，他们对其的预测均值为-1.2%，较7月下降0.3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宏观经济市场内需相对薄弱的态势未见明显改观。
自今年年初中国GDP增速下滑到7.5%以来，中国宣布增长开始进入到新的增长区间。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始着手进行金融改革，这与上世纪日本未及时处理巨额银行不良资产、过早结束零利率政策和过早实行财政紧缩政策进行了修正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远比其他国家要复杂，作为世界人口第二大国，其调整方案落实的困难成倍增加。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是：工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环境迅速恶化、资源枯竭。对此，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投入过多，成本过高，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障碍没有消除，改革的力度不够。
由此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提升资本效率、促进国内消费将是后工业时代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任务。好在中国很明白自己的需求，并在逐渐改变以往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通过政策大力发展中产阶级。在中国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问题最主要的矛盾还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问题，长时间来看，用投资拉动经济，就会挤压消费。但现在如果中国降低投资，经济就会下行，可广大的中国人民又需要增长来实现自己向中产阶级的平稳过渡，中国政府也希望用增长来保持社会稳定。
目前，中国接受经济新常态也就意味着中国允许用GDP指标下行来换取经济调整，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国有企业虽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其劣势也一样明显：生产效率低下、易于滋生腐败和阻碍竞争，降低经济效率，而之前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曾在人民网举办的“2010中国产业经济论坛”上对记者说：政策执行不力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当前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像中央政策执行力不够、扩大分配落不到实处、政府职能弱化、“土地财政”不合理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政府各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与初衷相背离，且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受到牵制。
这样的情况甚至在4年后依旧改变不大。2014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小微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56.9%的参访企业表示未享受到国家关于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有些地区表示，不仅国家扶持小微企业的许多政策不能落地，连地方直接颁布的优惠措施，许多民营企业也未曾享受。这样的现象显然不是靠强制执行能顺利推进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在其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释放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人民日报》就曾发表评论文章谈论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看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一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目标有四个：一是大部分国有企业逐步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二是根据我国发展实际，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降低国有股权比重；三是支持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四是国有资本也可以参与到非公有制经济中。这样，通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有机地融合为一体，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切实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吴敬琏曾在谈到改革时说：“目前改革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与垄断和政府职能有关。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现在，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反腐来进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间的一环，如何确保其顺利推进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