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1914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比1904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的邓小平整整小10岁。在革命资历上，邓小平是张震的前辈。1929年12月，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邓小平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第七军政委；次年4月，张震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0年5月，张震参加革命队伍后，战斗在彭德怀创建的红五军（后改编为红三军团），从该军第二纵队宣传员干起，很快成为师司令部文书。
　　1930年10月，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离开广西，主动向中央苏区转移。1931年7月，经数千里转战，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红七军和中央红军会师之时，正值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红七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投入战斗，全歼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第五十二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做出了贡献。经此一战，红七军及其创建人邓小平、张云逸在中央苏区家喻户晓。从中央军委下发的战报中，张震知道了邓小平的大名。
　　1933年6月，红三军团整编，下辖3个师——第四、第五、第六师，其中第五师是由邓小平等创建的红七军改编而成。不久，以红三军团为主，组建了由彭德怀、滕代远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的东方军，东征福建西部地区。当时，张震在第四师十团工作，先后任团通信主任、三营营长，常与第五师并肩作战。那时，第五师的战友们经常向张震讲起邓小平，他对邓小平也有了大致了解，知道邓小平到法国留学，和张云逸一起领导过广西百色起义，当过红都瑞金县委书记，因拥护毛泽东曾被“左”倾路线领导人打成“毛派头子”，等等。从这时起，张震就对邓小平产生了由衷的敬慕。
　　1937年8月，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形成，张震一度在太原彭雪枫处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不久，他出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1939年8月，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坚持豫皖苏边区的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改任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十一旅旅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分区司令员。在彭雪枫的领导下，从统战战场到抗日战场，张震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能参善谋”的美誉不胫而走。
　　1938年1月，邓小平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和刘伯承一起挥戈华北，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坚力量，并领导创建了著名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张震和邓小平不在一个战略区，仍然未能谋面。不过，从党中央发给各根据地的战报中，张震可以经常看到邓小平、刘伯承领导一二九师在华北奋战的消息，了解到他们创建和领导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与发展。这些胜利消息，给战斗在陇海路以南的淮北地区的张震以巨大的鼓舞。
　　1945年8月，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危机随即到来。同年11月，在邓小平、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打响平汉战役前后，粟裕、谭震林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的华中野战军成立，张震担任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积极投入反内战的斗争中。1947年春，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成立，张震担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履行纵队参谋长职能，随部队南征北战。
　　1947年七八月间，根据解放战争大势，毛泽东决定：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6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主力组成华东野战军西（西线，外线）兵团，首先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挺进豫皖边区，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的广大地域内往来歼敌，逐步将鲁西南、豫皖苏两区创造成有利于我的战场及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后方。张震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直接担负起协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任。作为这支大军的参谋长，张震“凡事参谋，每出妙计”，很好地帮助陈毅等完成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交给的援助刘邓的战略任务。
　　1948年5月，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中央军委决定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政委、第一副司令员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这一举措，加强了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的协调，为随后的淮海战役奠定了扎实的组织、人事基础。
　　
　　二
　　
　　1948年底，时任华东军区兼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第一次与敬慕已久的邓小平一起战斗。此时，淮海战役越打越大，成为南线我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两支大军并肩作战，仗打得非常好。在战役进程中，粟裕、张震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常收到总前委的电报指示。邓小平卓越的军事领导艺术，特别是他的慎思决断，给张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黄维兵团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啃掉，杜聿明集团也已成瓮中之鳖。考虑到平津战场的需要，为防止蒋介石痛下决心，断然把傅作义集团南调，毛泽东要求淮海前线部队，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2月12日，他又电示要总前委开一次会，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并将意见由刘伯承带给党中央。这样，总前委就决定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一次会议。
　　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在安徽萧县东南一个名叫蔡洼的村子里。听说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要来，张震等都非常兴奋，跟随粟裕一块到村边去迎接。当时，邓小平一行几个人坐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他一下汽车就风趣地说：“你们住那么大的村子，不怕国民党飞机把你们炸了？还是要‘怕死’一点啰！”说得大家哈哈笑了起来。张震赶忙插上一句话：“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面对淮海战役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军已成强弩之末的大好形势，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在蔡洼，总前委召开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不是淮海战役本身，而是关于渡江作战的问题了。大家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讨论了两大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兵力编成和部署，以及渡江作战的时机和协同等问题。会议休息时，总前委还在一起照了相，就是那张著名的5人合影，使今天的人们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成员的战斗风采。当时，华东野战军的三大部门领导同志都在旁边，照相时，总前委首长拉张震等参加，但他们谁也没有靠上前去。多年后，张震有点遗憾地说：“今天想起来，真有点后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历史镜头呵!”会后，刘伯承和陈毅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邓小平返回中原野战军司令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和总前委会议的精神，张震等人开始认真落实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
　　
　　1949年1月15日，华东野战军改称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机关随后搬到了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3月下旬，邓小平到三野机关驻地来，召集第三野战军领导开作战会议。按照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全面分析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利用长江防线，拒我于长江以北，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的战略图谋和主要部署。蒋介石的计划是，如江防被我军突破，反击不奏效，南京东西地段之兵力即撤守上海，皖南地区之兵力撤守浙赣线，以组织新的防御。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我军渡江作战要达到如下战略目的：第一是不让沿岸敌人收缩到上海；第二是不让皖南敌人收缩到浙赣线。为此，他要求第三野战军部队集中研究怎样就地歼敌、不让敌人收缩到上海和今后如何消灭上海之敌的问题。为便于组织协同，邓小平还介绍了第二野战军部队的编成和渡江计划。因粟裕当时在济南养病，由张震向邓小平汇报了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有关方案、部署和基本打法，得到了他的赞同。邓小平工作十分深入、细致。会议期间，他亲自找第三野战军七、八、九兵团的主要领导谈话，了解情况，交代行动注意事项。会后，邓小平要陈毅将讨论的情况整理一下，陈毅把任务交给张震。作为参谋长，多年的司令部工作使张震养成了起草周密细致的作战命令的习惯，于是，他按照会议讨论意见，写了两个野战军渡江作战的计划、方案：主要讲的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防线等等。邓小平看了之后说，这个文件对组织部队作战是可以的，但上报军委和指导战役全盘，就显得太具体了，作为总前委，应该站得高一些，更原则一些。于是，他亲自动手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这个《纲要》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电台拍发上报军委，军委很快就回电表示同意。邓小平这种简洁明快的工作作风，高屋建瓴的领导艺术，使张震深受教益。按照邓小平制定的《纲要》，第三野战军在渡江作战中，采取了宽正面同时强渡和有重点多路突击的战法，迅速突破江防，占领了南京。随后，采取中、东集团对进，分割包围的战略战术，取得了渡江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邓小平的一篇重要军事文献，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在国防大学工作时，张震曾把这篇文章印发给全军战役进修班，供高中级领导干部学习研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52年初，张震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协助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处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事宜，还兼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委，这是张震走上全军大舞台的开始。1952年7月，邓小平被调到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这是邓小平走上全国政治大舞台的开始。
　　1954年底至1957年夏，张震进入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毕业后留任副院长。在学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张震向院长刘伯承请示能否把挺进大别山作为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伯承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张震的意见。接着，他突然反问：“你看小平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为什么打仗决心那么正确？”张震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这时，张震想起与邓小平的短暂接触中自己所受到的教益，想起跟第二野战军同志一起学习时，常听他们讲到的——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一对团结战斗的楷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密切配合，亲密无间，就像一个人一样。第二野战军打仗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邓小平下决心，刘伯承具体组织。邓小平平时话不多，不大开玩笑，但决心坚定，不会轻易改变。想到这里，张震大胆回答：可能是小平同志了解上级的意图、当面的敌情和自己的部队吧。刘帅颔首表示同意，并说道：“关键在于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啊!”军事大家刘伯承对邓小平的欣赏，让张震对邓小平更加折服。
　　
　　四
　　
　　1958年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对全军院校进行调研，认为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刘伯承、萧克等受到错误批判。刘伯承挨批后去职，张震接任军事学院院长，继续刘伯承的正确办学方针，有人说是“古有萧规曹随，今有刘规张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那时，张震也被“造反派”关起来了，后来下放武汉钢铁公司劳动。1971年9月，林彪叛逃摔死后，张震恢复了工作，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随即担任葛洲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1973年起，他又重新回到军队工作。看到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训练也很少有人抓，他感到非常着急和忧虑。就在这时，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领导职务，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邓小平的指示抓住了整军治军的关键环节，使张震等一大批心忧军队的老同志精神为之一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大家把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办教导队，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1975年7月，张震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前往北京，粟裕代表中央军委与他谈了话，告诉他：中央军委决定，由他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感到很突然，表示自己没有做过后勤工作，怕做不好。粟裕却说这次工作调动是邓小平点的将。因为现代条件下作战，后勤问题越来越重要了，你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到总后勤部正可以发挥你的长处。当时，粟裕还介绍了周恩来病重、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以及“四人帮”加紧夺权的政治形势。听完，张震激动地表示：一定要在邓小平领导下，干好工作。
　　张震到总后勤部工作不久，“四人帮”就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领导的各项整顿被迫中断，形势发生了逆转。期间，在党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张震看到了邓小平，他见邓小平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便关切地问：“身体好吗？”邓小平回答：“还好。”张震劝慰道：“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小平沉思着，没有吭声。不过，他明白了张震的关心。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段曲折，邓小平终于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张震等老同志都由衷地高兴，感到军队有了希望。十年动乱，对军队的破坏太大了。总后勤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工作一度阻力重重，进展缓慢。1977年底，针对这一情况，张震写信向邓小平请示，建议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遗留的问题。邓小平马上打电话给他，表示同意所提建议。第二天，他又做出重要批示：“我已电话答复同意。总后勤部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邓小平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总后勤部系统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所在，成为对总后勤部党委工作的有力支持。按照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张震等狠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使总后勤部的形势很快有了明显转变。不久，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张震出任总后勤部部长。
　　邓小平对军队后勤建设十分关心，经常听取汇报，打电话做指示。1978年3月，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前夕，他专门把政委王平和张震叫去谈话，对后勤工作讲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其中专门讲了军队生产经营问题。谈话中，邓小平明确强调：“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要断这条路。为了搞材料，四处派人拉关系，这样，有的坏分子也混进来了。军办工厂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就是戈壁滩或边远地区的部队也不准办工厂，有困难可以搞点合法补贴。需要办的，经过批准应集中在大军区、军兵种办。”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邓小平就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慧眼独具。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指示完全正确，他确实比其他人看得远。
　　
　　五
　　
　　1980年初，邓小平不再兼任总参谋长，他安排张震到总参谋部工作，担任副总参谋长，协助新任总参谋长杨得志。邓小平之所以看中张震，是源于张在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段工作经历。张震善于协调，并养成了凡事及时请示中央军委首长的良好工作作风，使他被邓小平选中，成为“总参谋部的参谋长”。
　　当时，我军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军队要搞现代化，必须从加强院校建设抓起。我军的院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破坏尤为严重，1958年夏的“反教条主义”，刘伯承受到错误批评，许多从事院校教育的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一伙更是借机大砍军队院校。因此，对于恢复院校，不少人背着思想包袱，顾虑重重，担心再批教条主义。很显然，如果不从根本上分清是非，院校建设就没法前进。带着这些问题，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邓小平回顾了当年批判教条主义的一些情况，并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根据邓小平这次谈话精神，总参谋部在第十一次全军院校会议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院校建设中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破坏院校建设的罪行，彻底纠正“反教条主义”的错误，给许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长期从事军事院校工作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这些举措，为新时期我军院校的恢复与发展，进一步加强院校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1981年9月，在总参谋部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在国家和军队处在继往开来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进行的。演习前，邓小平通知：要亲临现场检阅参演部队，并做重要讲话。总参谋部作为职能部门，要为邓小平准备一个讲话草稿。建议邓小平讲些什么呢？张震等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我军刚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肩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全面提高我军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军队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围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这个主题，张震等具体地提出：军队要抓好政治思想建设，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改善武器装备，加强军政训练，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等。草拟的讲稿送给邓小平后，他充分肯定了这个稿子，并在关于军队建设目标的提法中亲笔加上了“正规化”这一重要内容。这个讲话，第一次形成了对我军新时期建设总目标的完整表述，对于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一直高度重视培养军队高级干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做出军队与国防建设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前夕，酝酿着一个历史性的构想：要组建一所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军事学府，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当时，邓小平决定由张震负责筹建工作。经过调查论证，筹备小组就学校的性质与任务、建校方针、教学内容和方法等重大问题，写了一个筹建方案，得到邓小平的首肯。1985年11月30日，邓小平发布命令，任命张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李德生为政治委员，还亲笔为国防大学题写了校名，这些都给予张震等人以巨大的鞭策和鼓舞。1986年1月15日，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政治学院3大学院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当天，国防大学成立和授旗大会在北京举行。后来，国防大学研究生院成立时，张震请邓小平题写院名，邓小平也很快满足了大家的愿望，表达了对培养军队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激励着张震等人把国防大学办得更好。
　　1992年初秋，党的十四大前夕，邓小平从永葆人民军队性质的高度着眼，对新时期军队建设进行了深刻思考，谆谆嘱咐军队要发扬优良传统，保持老红军本色。他关注着十四大上军队的人事安排，在给党中央的信中也谈到这一问题，要求张震等老同志要搞好传帮带，建议张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选举产生了中央新的领导机构，全会决定江泽民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华清、张震为副主席。同日下午，邓小平同新当选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出席中共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并合影留念。见面时，邓小平特意走到张震跟前，握着张震的手，亲切地问了他的近况，反复交代要协助军委主席江泽民，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1997年2月19日，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张震无比悲痛。在纪念文章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为党为军队建立的功勋彪炳千古。我有幸在小平同志领导下经历了淮海决战，百万雄师渡长江，特别是新时期治军的长期实践，深感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