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梁思成还浪漫地想,“北京很可以建设成一个环境幽美、生活舒适的‘行政中心’,像华盛顿那样。”然而,这个新首都每天都在按新政权的要求,变成另外的模样。
　　
　　1948年12月13日早晨,保姆刘妈从成府村匆匆赶到清华园,向梁思成一家讲述了她所见到的“八路”(实为解放军):他们是半夜悄悄开进村里的,连一条狗都没惊动。大冷天的,战士们竟然在胡同里挤成堆睡了一夜。清早乡亲们给“八路”送开水,也是谢了又谢才接过去喝的。刘妈止不住地感叹:“我活了六十多岁了,可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人家都说八路好,我就不信。今儿个我可瞧见了!”
　　解放军真有这么好吗?梁思成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事实很快就印证了刘妈的话。梁思成亲眼看见一位解放军战士拿着一个破柳条筐走了三里路去还给老乡。回想起前两天撤退时把一位女职员的旗袍全部带走了的国民党团长,梁思成一下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虽然影响深远,朱启钤对北京的局部规划和改造还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都市规划。自辛亥革命至1949年北平解放,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只有两次。一次是日伪时期日本主持编制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北平工务局在日本规划方案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北平都市规划”。
　　日本学者佐藤俊久与山崎桂主持编制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将北京市定位为华北地区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鉴于城内再开发需要巨额的费用,而中国传统住宅又无法满足日本人的居住要求,于是决定在西郊五棵松一带兴建日本人居住的新市区。
　　日伪《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比较重视对北京古建筑的整体保护,甚至准备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目的在于“保持中国文化”。但这些大都是纸面上的构想而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伪北京市政府除在五棵松建起了部分新市区并打通了连接复兴门和新市区的道路以外,城市建设几乎毫无建树。
　　抗战胜利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古都北平,北平市政府四处招贤纳士,成立了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会几经探讨在日伪《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北平市都市计划》。再度重申了北京作为旅游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试图通过“整理旧有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建设游览区,使之成为游览城市”,而另一方面“发展文化教育,提高文化水平,使之成为文化城”,在不改变北京旧城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
　　遗憾的是,在内战的炮火声中诞生的这份“北平都市规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到梁思成接手规划工作时,北平仍然是一个封闭落后的旧帝都,并不具备作为现代国家首都的条件。此时,渡江南下的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的气势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新政治协商会议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一旦政协召开,建国大计议定,北平就会涌入大约60万的中央行政人员及家属。已经人满为患的北京城怎能容下如此庞大的外来人口?北京城的古建筑又该怎样才能得到保护?作为建筑师的梁思成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规划方案,他迫切需要一个真正专业的城市规划师。这个人很快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迟到的规划师
　　
　　1946年,北平市政府建设局局长谭炳训发给陈占祥一封聘书,邀请这位杰出的城市规划师回国编制北平都市计划。然而,内战的爆发使陈占祥滞留南方整整三年,遗憾地与新一轮的北平都市规划失之交臂。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不过是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罢了。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统区经济的凋敝,陈占祥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痛苦。
　　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陈占祥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牛肉汤时,被一一谢绝,回到寓所便忍不住嚎啕大哭,随即将当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北平正式更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此时,陈占祥得知梁思成正在领导北平都市规划工作,心系北平的他主动写信给梁思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参加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求贤若渴的梁思成欣喜万分,他立即给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写推荐信,盛赞:“陈占祥先生在英国随名师研究都市计划学,这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获准后,他立即复信陈占祥,邀请他立即北上,共襄新中国建设盛举。
　　10月底,陈占祥举家来到北京,在清华园里,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前辈梁思成和林徽因。虽是初次见面,但彼此志趣相投,都有欧美留学的经历,谈话非常投机,真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
　　很快,陈占祥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规划调查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梁思成和陈占祥在规划思路上逐渐达成一致。
　　梁思成认为北京是中世纪最伟大的首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文化价值,因而主张对古都北京实施整体保护。早在这年3月,梁思成就在北平市建设局召开的第一次专家座谈会上提出了在西郊五棵松一带集中建设中央行政区的建议。陈占祥对北京的建筑遗产抱有同样的认识,也认为北京城应该全面保护。唯一不同在于他认为五棵松离旧城太远,不方便居住在旧城的政府工作人员上下班。因此,他主张在西郊三里河一带集中建设中央行政区。梁思成对陈占祥的修正欣然接受。
　　一个异地建城,整体保护北京旧城的规划方案正在梁陈二人的头脑里逐渐清晰起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北京的都市规划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消费城市与生产城市
　　
　　
　　1949年12月,经过短短两三个月的调查研究,苏联专家组就正式提出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报告人巴兰尼克夫完全按照莫斯科为样板,认为北京的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4%,莫斯科为25%,因此,北京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而中央行政中心则应该模仿莫斯科,集中建设于旧城之内。为了论证行政中心建于旧城的合理性,苏联专家引用所谓的“苏联经验”,用一堆数据“证明”旧城改造确实比在郊区新市区要廉价得多。
　　面对这些完全政治化的逻辑和一大串经不起推敲的数据,梁思成、陈占祥与苏联专家展开了争论。面对梁陈的质问,阿布拉莫夫搬出了毛泽东,明确表示毛主张政府机关在城内,只有次要机关才设在新市区。甚至认为梁陈主张把城市中心区移出城外,就是“承认市内130万的人口对政府是没有益处的”,却并没有阐明这个推理的逻辑。
　　事实上,与会的北京政府官员似乎没有理会梁陈的争辩。会后,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一边倒的状况已经十分明显了。
　　苏联专家的报告结束后,梁思成和陈占祥决定立即起草一份具体的方案,试图纠正苏联方案的错误。
　　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完成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并由梁思成自费刊印,报送相关领导。
　　在方案中,梁陈建议在月坛以西的三里河地区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考虑到党中央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需要,提出了在东郊和南郊设置建设工业区的计划。同时详细论证了旧城改造的费用要比建造新城高得多。
　　这份方案显然是一种妥协,梁思成和陈占祥没有继续坚持反对北京工业化。但是,书生意气的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即使是经过妥协的方案也会引来一场轩然大波。他们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认可了苏联方案,并指示聂荣臻市长:照此方针。据梁思成的第二任夫人林洙的回忆,文革时期曾传出毛泽东对梁陈方案的批评 “有的教授要把我们赶出北京城”。足见得毛泽东对梁陈方案很不以为然。
　　方案发出却久无回音,而北京城内已经开始出现国家机关乱占地、乱建设的情况。情急之下,梁思成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恳请总理于百忙之中阅读其方案并听取他的当面汇报。而信发出后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便发表了《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重申了苏联专家将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的意见。
　　事情远不是梁思成、陈占祥想象的纯粹学术争论那么简单。时隔不久,就有人指责梁陈方案是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方针“背道而驰”。甚至无端指责在城外兴建行政中心就是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又是一次技术与政治的较量。
　　
　　遗憾的是,梁思成和陈占祥依然未能听出谣言背后的弦外之音。梁思成不断撰写文章,呼吁全面保护北京的建筑遗产。
　　1953年6月,北京市委单独成立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做指导。梁思成、陈占祥被“请”到了规划小组之外。同年11月,该小组公布了一份《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明确提出要把行政中心设在旧城区,并且批评梁思成等人对古建筑采取一概保留的态度,认为这是束缚发展的错误观点和做法。
　　梁陈方案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消失的老北京
　　
　　异地建城,整体保护已然行不通,面对轰轰烈烈的建设浪潮,梁思成和妻子林徽因不得不逐一诤谏,希望以一己之力为北京保留下更多的古建筑。他们为城墙苦苦呼告,为城门牌楼而落泪,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经过上书周恩来保住了北海团城。然而,像团城这样成功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
　　有趣的是,北京的城市规划也未能完全按照苏联方案得到执行。因为拆迁费用过高,不少机关单位宁肯建到郊外,结果是新建筑大约三分之二建到了城外。苏联专家所谓的旧城改造费用低于建造新城的“苏联经验”一下子不攻自破了。
　　1972年1月,备受政治斗争煎熬的梁思成因病逝世。此时,尽管北京城市规划已经完全乱了章法,但因为人口密度大,拆迁困难,北京城内的大片胡同民宅竟于私搭乱建中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随着90年代房地产开发的兴起,老北京城数以千计的胡同被冠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拆除。2001年3月,陈占祥逝世。此时,北京的胡同正以每年600条速度消失着,成为不可再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