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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王光祈和李劼人，因中学同窗之谊而相识，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发展中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其后，二人又同样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欧求学，各自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和行动。从对他们同时段人生经历的考察和比较中，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想脉络。
关键词：王光祈；李劼人；少年中国学会；赴欧求学；人生选择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4-0003-04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王光祈和李劼人，因中学同窗之谊而相识，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发展中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其后，二人又同样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欧求学，各自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和行动。直至王光祈逝世，李劼人都是与之相知相惜的几个好友之一。{1}从对他们同时段人生经历的考察和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想脉络。
一 、同窗好友 书生意气
1908年，王光祈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李劼人考入丁班。次年，李劼人因在班中成绩较好而被提升到丙班，遂与王光祈同学。王光祈与李劼人在中学时都是个性出众、志趣不凡的青年。王光祈是落拓不羁、冷僻孤傲的名士派，李劼人则是多闻善言、博雅修洁的学者气。二人在同辈中虽都极具诗文之名，但在中学的前两年里，他们却因个人生活习惯和处世风格的不同而几无来往，甚至有所隔膜。直到李劼人在宣统三年（1911年）春读到王光祈的诗作后，惊其才思之余亦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于是，志趣之交不拘细谨，二人在这一年里交情大进，一步步地互为知己。{2}
两人在辛亥年（1911年）秋的四川保路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他们参加罢课游行，并在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立刻果断地除去了辫子。然而，辛亥革命后，各地方势力的分裂和袁世凯乘机篡权使中国依旧陷入腐败混乱的局面中。在1912年，辛亥革命由形式上的成功到事实上的失败，这一巨大的历史落差也造成那一时代进步青年的心理落差。
面对如此时局，许多像王光祈和李劼人一样的青年都在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国家的前途。1912年初，李劼人在成都《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小说以一个小市民和一个乡下人两人在游园过程中的言谈和行状为内容，讽刺当时的时政，引起了一定的群众反响。而李劼人这一名字，也是其发表该小说时正式署定并沿用终身。他正是从此立志走上了文学道路。{3}
与李劼人相比，回到温江家中的王光祈在生活和心境上都更加艰难。王光祈存银的当铺更是在辛亥年末的“成都兵变”中被洗劫，使得其举家一时衣食交困。是年，本就是遗腹子的王光祈竟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亲人。一个是他积劳成疾的母亲，一个是他不满两岁的女儿。{4}悲痛剧烈的王光祈就在次年（1914年）春末与曾琦一道由泸县（今四川泸州市）出川了。那时，李劼人的舅父正被委任为泸县知事。李劼人则被其聘为泸县知府第三科科长。3人在泸县相聚了几日，待王、曾两人筹措好旅费后道别。两人走后，李劼人填了十几阕《浣溪沙》，其中有句：“一水惹情牵远浦，万山将意渡平芜，计行人已过巴渝。”而王光祈也用一组杂诗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其中有句：“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见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希冀与各自的抱负。{5}
二、“五四”运动 少年中国
王光祈出川后，谋职不顺，曾在上海、青岛、北京三地间辗转。终于在是年秋季，由其祖父王泽山的门生赵尔巽（时任北京清史馆馆长）的帮助而得到清史馆书记员一职，遂在北京工作直至赴德国留学。同时，他又考入了中国大学学习法律，开始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李劼人在泸县工作了1年后，次年（1915年）春随其舅父调任至四川雅安县，依然任第三科科长。同年8月，李劼人随其卸任的舅父返回成都。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定卖国“二十一条”，引起群情激愤。同年底，李劼人被聘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该报由反袁的四川商会会长樊孔周主办，确定了反袁为办报方针。次年春，李劼人聘王光祈为该报驻北京记者。王光祈每天都向成都寄简报、发消息，从事反袁护国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因此得到许多关于国内外时局的最新消息和文化的最新动向，他也写了大量同类文章与王光祈相呼应。在反袁护国之后，又反张勋复辟，抨击政治黑暗。
1917年5月，李劼人辞去了《四川群报》的主笔和编辑职务。次年6月，该报就因宣传新思潮、抨击时政而被军阀杨森查封。其间，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王光祈和李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世界大事，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深思。1918年6月15日，王光祈提出了拟建“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他将此告诉罢学{6}归国的曾琦，得到赞同。他们于是联合起在北京《京华日报》中学同学周太玄以及张尚龄、雷宝菁等5名由日本罢学归国的学生，正式发起筹组了“少年中国学会”并推王光祈起草会规章程并组织筹备处，预定了一年的筹备期。
1918年8月，樊孔周遇刺，其所办昌福公司营业不振，遂约请李劼人创办《川报》，聘其出任社长兼总编。王光祈则再次被聘为驻北京记者。{7}两人思想一致，合作得十分密切，为成都成为除北京、上海外的第三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出力不少。{8}这一合作的成效在“五四”运动时，迎来了高潮。王光祈直接参加了运动。他加入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队伍，并在当天下午就将游行的情况用专电发回了成都。此后，他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不断迅速地向成都发出通讯和文章，有时甚至达到一天连续两三封信之多。李劼人回忆到：“……他那支挟有情感的笔，简单明了地写出了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支援这一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我们编辑部当时也非常重视这一运动，对他的通信用了许多手法使其格外突出。当时的成都，虽有几家日报，而最能及时推动这一运动的，实在要算《川报》，而王光祈在这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9}
“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此前，由于王光祈的邀约，李劼人很爽快地加入了学会。李劼人对王光祈在学会筹备期中所提出的学会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10}十分认同。于是，十分热心地帮助宣传，邀约志同道合的青年入会。但由于成都与北京相距较远，个别联系不便，所以，李劼人等会员，向总会筹备处申请了设立成都分会的资格。得到总会筹备处批准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于1919年6月15日成立，竟比总会的成立还早了两周。李劼人在分会成立会上被选为书记兼书报保管员，成为了分会的核心。{11}在当时，成都会员的思想是相当统一的。“即是说，对于现况都不满，都有一种爱国热情，都不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于苏联革命成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得不到许多资料作深刻研究，仅止朦朦胧胧认为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值得欢迎而已。”{12}因此，李劼人虽说是分会的核心人物，但主要工作无非是组织会员们读书、读报、集会讨论和编辑会刊《星期日》。他并未对学会抱有过多过大的理想，一切只本着客观务实的精神，将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团体而已。{13}
与之相比，作为北京总会核心成员的王光祈则不同。他在作为学会宣言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一文中就发出了对学会未来的呼吁：“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因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一新纪元。……吾人最终之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14}无疑，王光祈对自己一手发起的学会有着十分理想主义的计划。他并不只是想学会能够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激励和培养新青年方面取得成绩；更希望由此能振新文教、发展实业、改造中国。此时的王光祈虽和李劼人一样不信奉任何政治主义，也不愿亲近各类政党，但王光祈却希望能以学会成立时提出的那些抽象的、松散的章程将所有会员，乃至全中国的青年都凝聚成一股改造社会的力量。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学会会刊《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上海和北京的会员们关于“主义和学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分歧已然显露。学会渐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力量。{15}与王光祈一样属于政治中间派的李劼人在将分会会务交给了会员卢作孚后，便于1919年11月随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浪潮远航了；而王光祈则不得不为学会的前途苦恼，他为改进会务提出很多建议，也作过很多努力。然而，那些建议和努力也不能止住学会会众日益巨大的分歧。最终，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王光祈倾注了极大心血，寄托了极大希望的青年社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16}1923年，会刊《少年中国》停刊。1924年，学会停止活动。1925年7月，学会试图改组，却因改组无效而自行解散。{17}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场由众多饱含着民主政治热情和科学文化精神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一场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在军阀割据的大革命时代，虽然它因思想观念、组织形式和具体行动举措等方面的诸多缺陷而在现实环境中显得幼稚和脆弱，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在它兴起和发展的时期里，无数中国进步青年的强国精神、承担意识被激励，许多日后在中国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功勋显赫的志士仁人在其中受到了巨大的人生启迪。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所显示出的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可磨灭。而与之相关的如王光祈与李劼人一般的“少年中国”主义先驱者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无论成功与失败，则都是值得后人尊敬并反思的历史经验。{18}
三、 勤工俭学 人生选择{19}
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结局，王光祈和李劼人之前应该是有所察觉和预料的。因此，在李劼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时，王光祈也试图在中国国内发起一场与勤工俭学运动有某些举措上的类似，然而思想全新的社会群体实验。王光祈提出了“工读互助团”的主张。这是他在秉承了少年中国学会以民主科学为根本，不依靠任何政治主义、政党组织的理想精神后提出的，也是他在分析综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主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乃至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相关理论学说后，提出的个人的乌托邦方案。
他为“工读互助团”制定了理想化的宗旨、条约甚至组织安排细则。希望所有的“工读互助团”都能实现“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0}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显然就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即便有文化名流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帮忙热心鼓吹、筹款支持，“工读互助团”也只能在极少数城市中建立、开展起来。而在所有“工读互助团”组织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不过半年左右时间。{21}
自1920年3月后，众多“工读互助团”相继解体。王光祈眼见自己的又一重大心血落空，倍感失望，于是决心出国留学。并立誓：“若果学无所成，愿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22}
1920年4月，由中学同窗好友，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魏时珍资助，出洋赴德留学。是年5月7日，他先到达法国巴黎，李劼人与一干好友前来火车站迎接。王光祈在巴黎盘桓三日后别去，这应该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留学期间，少年中国学会分裂趋势加剧。由于王、李二人均坚持原有立场，又与国内形势相距遥远，自然就与左右两派渐渐脱离了联系，最终成了各自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依然不减。他们各自开始了事业转向，欲以学术精神和新成绩来推动社会进步。
王光祈选择了音乐，李劼人选择了文学。前者试图通过音乐来唤醒民众的美好情感，振奋中国的社会精神，恢复中国“礼乐之邦”的光辉传统；{23}后者则大量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写了许多译介和宣传文章，继续为中国国内的进步读者输送新的思想和文化。
1924年8月，李劼人离开法国回到成都。此时的王光祈仍然在德国钻研音乐学，并写出了一批音乐学专著。
李劼人回到成都后，数年之内，经历丰富。在“九一八”事变前,他除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他还曾再次参与过《川报》的编辑，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任过教，和一帮朋友一起创办了乐山嘉乐纸厂并负责过经营，甚至在某段特殊时期自办餐馆谋生。而同时期的王光祈则心无旁骛，刻苦钻研音乐，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学者，还写出了一部具有当时世界先进学术水准的中国人自己的《中国音乐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中华民族遭受巨大损失之际，王光祈和李劼人不约而同地放下了自己个人的事业和理想。由于洋纸在事变后不易运入四川，曾因故濒临关闭的嘉乐纸厂随即复工，李劼人将全副精力投入了纸厂经营中去。其间，他又为使四川人民免遭内战，而作过军阀刘湘与田颂尧之间的和谈使者。王光祈更是停下了手中成绩辉煌的音乐研究，转而编译国防资料、写作宣传文章，希望能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和军事。1934年2月15日，他还带领留德学生抗议一日本教授在德国波恩大学作《满洲国与日本》的侵华讲演。那时，正值希特勒独裁德国，德日沆瀣一气之时。但王光祈仍然不惧危险，坚持完成了抗议斗争。事后，他更加留心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1935年华北事变后，连蒋介石也闻其声名，专电致柏林大使馆，询问王光祈可有回国效力的打算。但耿直的王光祈不肯苟合，以波恩大学留任其继续执教的理由拒绝回国从政。
可惜，此次未能回国，王光祈竟再也不能回国。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突发脑溢血而死于德国波恩医院。2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讣告，国内各界痛惜。4月19日，在成都文庙西街成公中学举行追悼会，李劼人等一干生前好友都前往悼念。8月15日，王光祈遗骸在波恩火化。骨灰于10月运回上海，再运回四川成都，最后安放了在四川李劼人的家中{24}。
1941年，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将王光祈的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1938年7月，由李劼人在成都东郊沙河堡买地自建）的附近墓地。李劼人专门从乐山购置青石一块为之立碑。碑文由周太玄手书：温江王光祈先生墓。
王光祈火化后不到一年，李劼人完成了他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他以此煌煌百万言之巨的小说系列为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记录。其中也无比全面和精细地描绘了近现代四川的风土民情、世俗生活。所有小说内容都是用纯熟的四川话写的，它们也可算是李劼人对王光祈这位客死异乡的人生至交的一种灵魂的慰藉罢！
自“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全国各界通力合作。一向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李劼人也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政治运动中。是年秋，李劼人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成立的“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11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增定李劼人为成都分会筹备员。1939年2月，“文协”成都分会创立会刊《笔阵》，李劼人为编委之一。直至抗战胜利结束，李劼人一直在“文协”中以笔作枪，战斗不止。同时，嘉乐纸厂的厂务工作因抗战需要也更加紧张，李劼人依然奋起精神，毫不懈怠。他出任过该厂的董事长、代总经理和总经理，全力以赴地支持了抗战时期后方的纸张供应，这无疑是李劼人人生中最繁忙也是最有现实热情的阶段之一。试想，要是王光祈还在世，我们必定又能看到他们两个知交好友如“五四”时期那样为中国的光明未来共同拼搏。
责任编辑：郭爽
注释：
{1}在现存于世最完备的一部李劼人文集——《李劼人选集·第五卷》中，收录了怀念王光祈的专门文章有两篇（《诗人之孙》、《“五四”追忆王光祈》），内容与王光祈密切相关的有两篇（《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星期日〉》）以及一封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如此数量的关于某个故交好友人的文字，在李劼人文集中，王光祈是唯一的一人。
{2}关于王光祈和李劼人在分设中学时期的相关情况参见：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文章原载于1937年《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二期，后收入《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版）。
{3}参见：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王光祈之妻在辛亥起义那年曾为之生下头胎儿子。但在数月后不幸夭折。在次女早殇后，王光祈便再无子嗣。对此，李劼人在《诗人之孙》一文中不禁叹到：“于是诗人之泽，便从此而斩。”
{5}参见：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密约而罢学。
{7}除王光祈外，李劼人还增聘了周太玄为驻上海记者，曾琦为驻日本东京记者。
{8}参见：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参见：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至12页。
{10}参见：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1}参见：李劼人《致王光祈先生》（这是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2}参见：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3}参见：李海金《李劼人早年报人生涯》，《李劼人研究：2007》，巴蜀书社，2008年3月版。
{14}参见：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19至220页。
{15}左派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成员，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右派是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巴黎分会会员，后来组成中国青年党。中间派是以王光祈为代表的主张民主自由而无具体政治倾向的会员，后来大多成为无党派爱国知识分子（如：李劼人、周太玄等）。
{16}关于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协会成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纠葛。可参见：赵晓铃《王光祈的寂寞与少年中国协会的分裂》（《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余三乐《恽代英与王光祈——五四时代同始异终的典型》（《北京党史》，1998年第4期），谭晓钟《王光祈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述评》（《音乐探索》，2003年第2期）等文章。
{17}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中有关中国少年学会的内容。
{18}同上。
{19}该节内容中所有涉及王光祈和李劼人生平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下述三种资料：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韩立文、毕兴《辛勤的探索者——记著名音乐家王光祈的一生》，收入《王光祈文集》（音乐卷），巴蜀书社1992年3月版。李眉《李劼人年谱》，收入《李劼人与菱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0}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原载于《晨报》（1919年12月4日）；转引自：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543页。
{21}详情可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中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内容。
{22}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原载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转引自：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543页。
{23}参见：方惠生、朱舟《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人民音乐》，1984年第9期 。
{24}魏时珍《忆王光祈》，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Wang Guangqi and Li Jieren
Guo ZhiqiangZhong Siyuan
Abstract:As famous cultural figures in modern China,Wang Guangqi and Li Jieren were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during middle school and made a close cooperation in setting up and develop-
ing the Yang China Association. Then, both of them went to Europe to seek knowledge, making their own choices for life and starting their own move-
ments.Compared with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e can see the thread of thought of Chinese young intellectuals.
Key words:Wang Guangqi; Li Jieren;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to go to Europe to seek knowledge
关键词：王光祈；李劼人；少年中国学会；赴欧求学；人生选择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0)04-0003-04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名人的王光祈和李劼人，因中学同窗之谊而相识，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建、发展中密切合作，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其后，二人又同样以勤工俭学的方式赴欧求学，各自开始了新的人生选择和行动。直至王光祈逝世，李劼人都是与之相知相惜的几个好友之一。{1}从对他们同时段人生经历的考察和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的诸多思想脉络。
一 、同窗好友 书生意气
1908年，王光祈考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李劼人考入丁班。次年，李劼人因在班中成绩较好而被提升到丙班，遂与王光祈同学。王光祈与李劼人在中学时都是个性出众、志趣不凡的青年。王光祈是落拓不羁、冷僻孤傲的名士派，李劼人则是多闻善言、博雅修洁的学者气。二人在同辈中虽都极具诗文之名，但在中学的前两年里，他们却因个人生活习惯和处世风格的不同而几无来往，甚至有所隔膜。直到李劼人在宣统三年（1911年）春读到王光祈的诗作后，惊其才思之余亦起了惺惺相惜之心。于是，志趣之交不拘细谨，二人在这一年里交情大进，一步步地互为知己。{2}
两人在辛亥年（1911年）秋的四川保路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他们参加罢课游行，并在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立刻果断地除去了辫子。然而，辛亥革命后，各地方势力的分裂和袁世凯乘机篡权使中国依旧陷入腐败混乱的局面中。在1912年，辛亥革命由形式上的成功到事实上的失败，这一巨大的历史落差也造成那一时代进步青年的心理落差。
面对如此时局，许多像王光祈和李劼人一样的青年都在苦苦思索着自己的出路、国家的前途。1912年初，李劼人在成都《晨钟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游园会》。小说以一个小市民和一个乡下人两人在游园过程中的言谈和行状为内容，讽刺当时的时政，引起了一定的群众反响。而李劼人这一名字，也是其发表该小说时正式署定并沿用终身。他正是从此立志走上了文学道路。{3}
与李劼人相比，回到温江家中的王光祈在生活和心境上都更加艰难。王光祈存银的当铺更是在辛亥年末的“成都兵变”中被洗劫，使得其举家一时衣食交困。是年，本就是遗腹子的王光祈竟失去了两个最亲的亲人。一个是他积劳成疾的母亲，一个是他不满两岁的女儿。{4}悲痛剧烈的王光祈就在次年（1914年）春末与曾琦一道由泸县（今四川泸州市）出川了。那时，李劼人的舅父正被委任为泸县知事。李劼人则被其聘为泸县知府第三科科长。3人在泸县相聚了几日，待王、曾两人筹措好旅费后道别。两人走后，李劼人填了十几阕《浣溪沙》，其中有句：“一水惹情牵远浦，万山将意渡平芜，计行人已过巴渝。”而王光祈也用一组杂诗记录了他当时的心情，其中有句：“千载忧难已，深宵剑自鸣；直行终有路，何必计枯荣。”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见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希冀与各自的抱负。{5}
二、“五四”运动 少年中国
王光祈出川后，谋职不顺，曾在上海、青岛、北京三地间辗转。终于在是年秋季，由其祖父王泽山的门生赵尔巽（时任北京清史馆馆长）的帮助而得到清史馆书记员一职，遂在北京工作直至赴德国留学。同时，他又考入了中国大学学习法律，开始研究《国际公法》和《中西外交史》。李劼人在泸县工作了1年后，次年（1915年）春随其舅父调任至四川雅安县，依然任第三科科长。同年8月，李劼人随其卸任的舅父返回成都。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定卖国“二十一条”，引起群情激愤。同年底，李劼人被聘为《四川群报》首任主笔。该报由反袁的四川商会会长樊孔周主办，确定了反袁为办报方针。次年春，李劼人聘王光祈为该报驻北京记者。王光祈每天都向成都寄简报、发消息，从事反袁护国和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李劼人因此得到许多关于国内外时局的最新消息和文化的最新动向，他也写了大量同类文章与王光祈相呼应。在反袁护国之后，又反张勋复辟，抨击政治黑暗。
1917年5月，李劼人辞去了《四川群报》的主笔和编辑职务。次年6月，该报就因宣传新思潮、抨击时政而被军阀杨森查封。其间，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王光祈和李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世界大事，引发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前途的深思。1918年6月15日，王光祈提出了拟建“少年中国学会”的想法。他将此告诉罢学{6}归国的曾琦，得到赞同。他们于是联合起在北京《京华日报》中学同学周太玄以及张尚龄、雷宝菁等5名由日本罢学归国的学生，正式发起筹组了“少年中国学会”并推王光祈起草会规章程并组织筹备处，预定了一年的筹备期。
1918年8月，樊孔周遇刺，其所办昌福公司营业不振，遂约请李劼人创办《川报》，聘其出任社长兼总编。王光祈则再次被聘为驻北京记者。{7}两人思想一致，合作得十分密切，为成都成为除北京、上海外的第三个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出力不少。{8}这一合作的成效在“五四”运动时，迎来了高潮。王光祈直接参加了运动。他加入了火烧赵家楼的游行队伍，并在当天下午就将游行的情况用专电发回了成都。此后，他密切关注运动的发展，不断迅速地向成都发出通讯和文章，有时甚至达到一天连续两三封信之多。李劼人回忆到：“……他那支挟有情感的笔，简单明了地写出了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支援这一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我们编辑部当时也非常重视这一运动，对他的通信用了许多手法使其格外突出。当时的成都，虽有几家日报，而最能及时推动这一运动的，实在要算《川报》，而王光祈在这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9}
“五四”运动后不久，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成立。此前，由于王光祈的邀约，李劼人很爽快地加入了学会。李劼人对王光祈在学会筹备期中所提出的学会宗旨：“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10}十分认同。于是，十分热心地帮助宣传，邀约志同道合的青年入会。但由于成都与北京相距较远，个别联系不便，所以，李劼人等会员，向总会筹备处申请了设立成都分会的资格。得到总会筹备处批准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于1919年6月15日成立，竟比总会的成立还早了两周。李劼人在分会成立会上被选为书记兼书报保管员，成为了分会的核心。{11}在当时，成都会员的思想是相当统一的。“即是说，对于现况都不满，都有一种爱国热情，都不再相信十八世纪法国革命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于苏联革命成功，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因为得不到许多资料作深刻研究，仅止朦朦胧胧认为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值得欢迎而已。”{12}因此，李劼人虽说是分会的核心人物，但主要工作无非是组织会员们读书、读报、集会讨论和编辑会刊《星期日》。他并未对学会抱有过多过大的理想，一切只本着客观务实的精神，将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团体而已。{13}
与之相比，作为北京总会核心成员的王光祈则不同。他在作为学会宣言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一文中就发出了对学会未来的呼吁：“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因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一新纪元。……吾人最终之目的，即为创造‘少年中国’。夫少年中国之形式为何如乎？则应之曰：吾人所欲创造之‘少年中国’，即适于二十世纪之少年中国是也。”{14}无疑，王光祈对自己一手发起的学会有着十分理想主义的计划。他并不只是想学会能够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激励和培养新青年方面取得成绩；更希望由此能振新文教、发展实业、改造中国。此时的王光祈虽和李劼人一样不信奉任何政治主义，也不愿亲近各类政党，但王光祈却希望能以学会成立时提出的那些抽象的、松散的章程将所有会员，乃至全中国的青年都凝聚成一股改造社会的力量。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学会会刊《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就刊出了上海和北京的会员们关于“主义和学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分歧已然显露。学会渐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力量。{15}与王光祈一样属于政治中间派的李劼人在将分会会务交给了会员卢作孚后，便于1919年11月随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浪潮远航了；而王光祈则不得不为学会的前途苦恼，他为改进会务提出很多建议，也作过很多努力。然而，那些建议和努力也不能止住学会会众日益巨大的分歧。最终，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王光祈倾注了极大心血，寄托了极大希望的青年社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16}1923年，会刊《少年中国》停刊。1924年，学会停止活动。1925年7月，学会试图改组，却因改组无效而自行解散。{17}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场由众多饱含着民主政治热情和科学文化精神的青年爱国知识分子所发起的一场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在军阀割据的大革命时代，虽然它因思想观念、组织形式和具体行动举措等方面的诸多缺陷而在现实环境中显得幼稚和脆弱，并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在它兴起和发展的时期里，无数中国进步青年的强国精神、承担意识被激励，许多日后在中国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功勋显赫的志士仁人在其中受到了巨大的人生启迪。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所显示出的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不可磨灭。而与之相关的如王光祈与李劼人一般的“少年中国”主义先驱者所作出的努力与探索，无论成功与失败，则都是值得后人尊敬并反思的历史经验。{18}
三、 勤工俭学 人生选择{19}
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结局，王光祈和李劼人之前应该是有所察觉和预料的。因此，在李劼人远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同时，王光祈也试图在中国国内发起一场与勤工俭学运动有某些举措上的类似，然而思想全新的社会群体实验。王光祈提出了“工读互助团”的主张。这是他在秉承了少年中国学会以民主科学为根本，不依靠任何政治主义、政党组织的理想精神后提出的，也是他在分析综合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无政府主义、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乃至武者小路实笃新村主义等相关理论学说后，提出的个人的乌托邦方案。
他为“工读互助团”制定了理想化的宗旨、条约甚至组织安排细则。希望所有的“工读互助团”都能实现“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0}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显然就是空想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即便有文化名流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帮忙热心鼓吹、筹款支持，“工读互助团”也只能在极少数城市中建立、开展起来。而在所有“工读互助团”组织中，维持时间最长的不过半年左右时间。{21}
自1920年3月后，众多“工读互助团”相继解体。王光祈眼见自己的又一重大心血落空，倍感失望，于是决心出国留学。并立誓：“若果学无所成，愿到太平洋与鱼虾作伴”。{22}
1920年4月，由中学同窗好友，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魏时珍资助，出洋赴德留学。是年5月7日，他先到达法国巴黎，李劼人与一干好友前来火车站迎接。王光祈在巴黎盘桓三日后别去，这应该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留学期间，少年中国学会分裂趋势加剧。由于王、李二人均坚持原有立场，又与国内形势相距遥远，自然就与左右两派渐渐脱离了联系，最终成了各自独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依然不减。他们各自开始了事业转向，欲以学术精神和新成绩来推动社会进步。
王光祈选择了音乐，李劼人选择了文学。前者试图通过音乐来唤醒民众的美好情感，振奋中国的社会精神，恢复中国“礼乐之邦”的光辉传统；{23}后者则大量翻译法国文学作品，写了许多译介和宣传文章，继续为中国国内的进步读者输送新的思想和文化。
1924年8月，李劼人离开法国回到成都。此时的王光祈仍然在德国钻研音乐学，并写出了一批音乐学专著。
李劼人回到成都后，数年之内，经历丰富。在“九一八”事变前,他除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他还曾再次参与过《川报》的编辑，在成都大学和四川大学任过教，和一帮朋友一起创办了乐山嘉乐纸厂并负责过经营，甚至在某段特殊时期自办餐馆谋生。而同时期的王光祈则心无旁骛，刻苦钻研音乐，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学者，还写出了一部具有当时世界先进学术水准的中国人自己的《中国音乐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中华民族遭受巨大损失之际，王光祈和李劼人不约而同地放下了自己个人的事业和理想。由于洋纸在事变后不易运入四川，曾因故濒临关闭的嘉乐纸厂随即复工，李劼人将全副精力投入了纸厂经营中去。其间，他又为使四川人民免遭内战，而作过军阀刘湘与田颂尧之间的和谈使者。王光祈更是停下了手中成绩辉煌的音乐研究，转而编译国防资料、写作宣传文章，希望能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和军事。1934年2月15日，他还带领留德学生抗议一日本教授在德国波恩大学作《满洲国与日本》的侵华讲演。那时，正值希特勒独裁德国，德日沆瀣一气之时。但王光祈仍然不惧危险，坚持完成了抗议斗争。事后，他更加留心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1935年华北事变后，连蒋介石也闻其声名，专电致柏林大使馆，询问王光祈可有回国效力的打算。但耿直的王光祈不肯苟合，以波恩大学留任其继续执教的理由拒绝回国从政。
可惜，此次未能回国，王光祈竟再也不能回国。1936年1月12日，王光祈因突发脑溢血而死于德国波恩医院。2月28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讣告，国内各界痛惜。4月19日，在成都文庙西街成公中学举行追悼会，李劼人等一干生前好友都前往悼念。8月15日，王光祈遗骸在波恩火化。骨灰于10月运回上海，再运回四川成都，最后安放了在四川李劼人的家中{24}。
1941年，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等将王光祈的骨灰安葬于成都沙河堡李劼人住宅“菱窠”（1938年7月，由李劼人在成都东郊沙河堡买地自建）的附近墓地。李劼人专门从乐山购置青石一块为之立碑。碑文由周太玄手书：温江王光祈先生墓。
王光祈火化后不到一年，李劼人完成了他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他以此煌煌百万言之巨的小说系列为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作了彪炳史册的历史记录。其中也无比全面和精细地描绘了近现代四川的风土民情、世俗生活。所有小说内容都是用纯熟的四川话写的，它们也可算是李劼人对王光祈这位客死异乡的人生至交的一种灵魂的慰藉罢！
自“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全国各界通力合作。一向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的李劼人也全身心地投入爱国政治运动中。是年秋，李劼人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成立的“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11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增定李劼人为成都分会筹备员。1939年2月，“文协”成都分会创立会刊《笔阵》，李劼人为编委之一。直至抗战胜利结束，李劼人一直在“文协”中以笔作枪，战斗不止。同时，嘉乐纸厂的厂务工作因抗战需要也更加紧张，李劼人依然奋起精神，毫不懈怠。他出任过该厂的董事长、代总经理和总经理，全力以赴地支持了抗战时期后方的纸张供应，这无疑是李劼人人生中最繁忙也是最有现实热情的阶段之一。试想，要是王光祈还在世，我们必定又能看到他们两个知交好友如“五四”时期那样为中国的光明未来共同拼搏。
责任编辑：郭爽
注释：
{1}在现存于世最完备的一部李劼人文集——《李劼人选集·第五卷》中，收录了怀念王光祈的专门文章有两篇（《诗人之孙》、《“五四”追忆王光祈》），内容与王光祈密切相关的有两篇（《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回忆〈星期日〉》）以及一封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如此数量的关于某个故交好友人的文字，在李劼人文集中，王光祈是唯一的一人。
{2}关于王光祈和李劼人在分设中学时期的相关情况参见：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文章原载于1937年《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二期，后收入《李劼人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版）。
{3}参见：李劼人《谈创作经验》，《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王光祈之妻在辛亥起义那年曾为之生下头胎儿子。但在数月后不幸夭折。在次女早殇后，王光祈便再无子嗣。对此，李劼人在《诗人之孙》一文中不禁叹到：“于是诗人之泽，便从此而斩。”
{5}参见：李劼人《诗人之孙》，《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日本签定《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一卖国密约而罢学。
{7}除王光祈外，李劼人还增聘了周太玄为驻上海记者，曾琦为驻日本东京记者。
{8}参见：李劼人《“五四”追忆王光祈》，《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9}参见：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1至12页。
{10}参见：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五四时期的社团》，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
{11}参见：李劼人《致王光祈先生》（这是李劼人在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成立时写给王光祈的会务报告信）。《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2}参见：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李劼人选集·第五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13}参见：李海金《李劼人早年报人生涯》，《李劼人研究：2007》，巴蜀书社，2008年3月版。
{14}参见：王光祈《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形》，《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19至220页。
{15}左派是以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成员，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右派是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巴黎分会会员，后来组成中国青年党。中间派是以王光祈为代表的主张民主自由而无具体政治倾向的会员，后来大多成为无党派爱国知识分子（如：李劼人、周太玄等）。
{16}关于王光祈与少年中国协会成立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纠葛。可参见：赵晓铃《王光祈的寂寞与少年中国协会的分裂》（《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余三乐《恽代英与王光祈——五四时代同始异终的典型》（《北京党史》，1998年第4期），谭晓钟《王光祈五四时期的文化选择述评》（《音乐探索》，2003年第2期）等文章。
{17}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中有关中国少年学会的内容。
{18}同上。
{19}该节内容中所有涉及王光祈和李劼人生平的内容，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下述三种资料：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韩立文、毕兴《辛勤的探索者——记著名音乐家王光祈的一生》，收入《王光祈文集》（音乐卷），巴蜀书社1992年3月版。李眉《李劼人年谱》，收入《李劼人与菱窠》，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6月版。
{20}王光祈《城市中的新生活》，原载于《晨报》（1919年12月4日）；转引自：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543页。
{21}详情可参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中有关工读互助团的内容。
{22}王光祈《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原载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转引自：韩立文、毕兴《王光祈生平综述》，收入《黄钟流韵集》，成都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543页。
{23}参见：方惠生、朱舟《王光祈为什么要改学音乐》，《人民音乐》，1984年第9期 。
{24}魏时珍《忆王光祈》，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
Wang Guangqi and Li Jieren
Guo ZhiqiangZhong Siyuan
Abstract:As famous cultural figures in modern China,Wang Guangqi and Li Jieren were acquainted with each other during middle school and made a close cooperation in setting up and develop-
ing the Yang China Association. Then, both of them went to Europe to seek knowledge, making their own choices for life and starting their own move-
ments.Compared with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e can see the thread of thought of Chinese young intellectuals.
Key words:Wang Guangqi; Li Jieren;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to go to Europe to seek know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