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去了湘乡土桥公社茶场当知青，因为母亲的成分不好，我便尽可能干好每一个农活每一件事，免得让贫下中农说我这个“五类分子”的子女表现不好，再牵连着家人。
　　茶场不大，立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9个知青和贫下中农加在一起20多人，住的是土坯房子，吃的是“红锅子菜”，生活非常艰难，可每个知青干活出工积极，没有怨言。我知道，他们都是想好好表现自己，希望早早地被推荐，回城工作。我却没那想法，不是不想，唯成分论的年代，好事是很难落到一个“狗崽子”身上的。
　　那是一个初春的晚上，场长找到我说，你明天去一趟东山茶场，把那一百斤红薯种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咋交给我了呢？红薯种关系着全茶场今年红薯的播种，不是有信用的人，他绝对是不会让去的。我很激动，说谢谢场长，高兴得我一夜没睡觉。
　　因为总记着去运红薯种的事，天毛毛亮我就起了床。场长是上了年纪的老贫农，也是一个文盲，他拿了介绍信给我。天呀，什么介绍信！纸上画着一个红薯和一个麻袋，一双握着的手，落款就是土桥公社茶场的公章。我说这行吗，场长？场长不高兴了，拉着脸，用他那半眯半睁的小眼睛睃着我，没吭一声。我吓得早饭都不敢吃就上了路。
　　抵达东山茶场时，太阳升得老高，他们已经吃过了早饭。东山茶场的场长姓罗，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笑了：这个眯老倌（我们场长的诨名），红薯画得不错么！罗场长很热情，不停地问我们场长的事儿，甚是关心，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亲戚。罗场长帮我装满了一麻袋红薯，说100斤只有多不会少了，过称果真多出了5斤。我很佩服罗场长的眼睛。走时罗场长没让我退去那多余的5斤红薯。我很想吃点饭再走，可东山茶场的人一个也不认识，米贵如金的年代，谁也不会留我吃饭。我饿着肚子上了路。
　　湘中农村运物的工具大都是土车子，土车子又叫独轮车，推着走的，有一个落地的主轮和车前悬着的次轮，主轮一看便知是承载东西滚地走的，次轮乍看似乎没用，可在当时农村的毛路上，它却是不可缺少的。车过越口（越口即行路的中间有一条沟，湘中地方话），主轮过不去的时候，次轮便可作为支点着地，借助人的手劲抬起，次轮一转便可滑过越口。从东山茶场到我们茶场，路虽不远，沿途越口很多，我用土车子运红薯，60余里的路程，走了整整一天。
　　那部土车子很久没有使用过了，我推着红薯走着，那主轮滚走一周，就会发出“吱呀”的一声。起初还不在意那叫声，直到走上了那个叫双泉坳的上仑，我浑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加上没有吃早饭，身上一点儿劲也没有了，腿打战。那车轮“吱呀”的叫唤如一把小刀，叫一句就割我的心一下。
　　时至正午，路旁的房子已有了炊烟和饭菜的香味，肚子“咕咕”地叫着，很想吃一个麻袋里的红薯，停车刚把手伸进麻袋，一触到红薯，心便一跳，不可，那是一袋革命的红薯种呀！我为自己的行为狠狠地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时，就在路边歇一会儿。太阳西下的时候，我终于看见了茶场的屋顶，全身便舒坦开来，在路边有草的地方停好车，一伸胳膊一伸腿，躺了下来。呵呵，我竟然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一轮月亮替换了茶场屋顶的太阳，浑圆浑圆的，银白色，极美丽。当时我觉得，那轮月亮是为我而升起为我而明亮的，我不知哪來的力量，站起来推车就走。
　　我越过了路上的九个越口，越过了五个土坡，一口气推到了我们茶场门口。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场长问我。我说我走走停停一天都没有吃饭实在没办法。场长有点不相信，像路边那个卖牛肉屠夫的脸。他看看那袋红薯，拿了一个大称来称。当发现红薯多了5斤，他眯着的小眼睛才泛着光亮。场长家三代贫农，他的父亲曾经欠地主家一年的租子，还不上自杀了，于是他的阶级觉悟非常高。后来我猜想，场长是否是有意安排我去运红薯，对我这个“狗崽子”进行考验？
　　之后，场长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对我每每阴着的脸也有了阳光，安排我的活计也不再繁重。1978年，在许多知青都想当兵的情况下，他竟推荐我去体检。是的，我能走出农村去当兵，顺利回城参加工作，要感谢那位眯着小眼睛的场长。
　　印象很深的是，戴上大红花要走的那天，场长推着那部“吱呀”作声的土车子送我。不知咋的，那土车子“吱呀”的叫声不再像刀子了，倒像是一首我从未听过的欢快乐曲。30多年过去，梦里也时常听见“吱呀”的声音。生活就像那部土车子，我坐在土车子上，越过了人生路上那个大大的越口。
　　选自《诗音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