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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始终以美国为核心，通过军事力量、国际机构、决策机制、政策工具、跨国公司和文化理念形成导向鲜明的价值取向。2016年，在全球力量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后危机期，把握机遇，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需着力创新，充分用好G20主场平台。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改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受全球经济局势发展影响，变得更加脆弱，凝聚力显著减弱，已经无法支撑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革。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为公平合理的治理秩序
作为资源能源产出地、低附加值环节生产加工地，以及低端商品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上陷于低端位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很弱，多数情况下只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受要素整合的规模经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和消费均保持较快增速，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和协商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受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约束，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空间与其能力仍无法匹配，自身经济的增长受到较大压制，且易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对更公平合理治理秩序的需求迫切。
发达经济体需要破解治理体系发展的僵局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管理和协调着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伴随着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主体多极化、利益多元化、联动复杂化，现有治理体系日益不能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以WTO为例，作为覆盖最广泛的经贸协定，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秩序的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WTO协商一致才能进行改变的决策模式下，受经济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和规则理念差异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发挥其自身优势、推动各成员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选择通过TISA和TPP等协定另辟蹊径。
经济危机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冲击巨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由虚拟经济层面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供需发生逆转，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发达经济体以其需求决定发展中经济体供给的时代迅速终结，全球产业分工面临新的重要调整，再平衡期远离平衡态的治理体系产生调整乃至重构的巨大势能。在危机冲击下，IMF等现有机制无法起到全面、有效的维持稳定作用，在国际游资狙击和市场信心崩溃的相互加强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即便是对外贸依赖度较低的最不发达国家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对外援助减少的较大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压力增强。
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全球大国，其行为受到更多关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应立足自身需求和价值取向，注重长远利益并寻求最优的路径组合。
明确战略重点需求与价值取向
作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双向投资量都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按照传统模式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空间，在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禀赋的制约下将至极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作为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受益者，中国需要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自身需求的新规则，明确战略重点需求，坚持自身价值取向。战略重点既要能够解决中国传统加工贸易和重工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将协调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全球治理的改革发展应有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利益。
综合实施路径优化与动态同盟
全球治理体系应坚持公平与效益并重，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以公平为先。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可能存在多条路径，而不同路径对于各国损益的影响可能差异较大。在寻求各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目标认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受到各方关注，应该在实施路径优化上发挥更为积极的引导作用。事实上，中国需要面向未来寻找长期利益的支撑点。尽管各国经济阶段、要素禀赋和产业环境存在差异，开放和发展的理念不同，但存在利益交集。为谋求优化路径的有效实施，既要广泛寻求共识，又要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不同阶段择重要伙伴，形成动态同盟关系，以实现改革效果的累加推进。
面向未来谋求中国利益最大化
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在当期与未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攻与防守等多个二元甚至多元抉择中做出取舍。尽管中国仍在努力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但不可能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已经与传统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随着国务院所制定发展蓝图的实现，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位的调整是渐进的过程，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需要立足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提前布局。
G20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空间
G20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需要认识到，受其自身机制特点的约束，G20机制的有效推动力仍然不足，且受各参与方意愿和能力的较大限制。
新兴经济体参与治理改革平台
作为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囊括了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10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首次获得与其全球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机会，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展平等对话，协调立场。G20成为新兴经济体表达自身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在G20框架内，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货币体系改革及发展问题等领域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利用G20开展协商，新兴经济体发出倡议，寻求共识，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获得了重要进展，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多元利益方共建协商民主典范
与联合国、IMF和WTO等机制中采取“选票表决”的决策方式不同，G20的“协商与共识”方式是全球治理中为数不多的协商民主政治机制，为全球化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树立了新的范式。在G20机制下，国家无论大小，均享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可以就议题选择、内容设定和成果形式充分发表自身看法，有利于减少部分国家对G20成果内容的左右。G20本身的峰会形式以主要国家首脑宣言的方式，联合向全球释放强烈信号，形成明确的引导，有助于推动对全球层面重大问题的解决。协商民主的形式还有助于调动成员方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思想和理念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获得合作共治机会
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下，只有主要经济体联合行动才能推动经济协调有序发展，需要共建合作治理的模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利益差异，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并不甘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而G20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国家领导人间定期对话交流平台实现了突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问题等领域诉求不尽相同，但这种定期就国际关切的全球经济议题深入交流的机制为各国增强理解、求同存异、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有助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成员间通过对话找到利益平衡点，增进合作，加强G20作为一种机制的可信度和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周密，商务部贸研院研究员；陈晶，商务部贸研院副研究员）
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改革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但受全球经济局势发展影响，变得更加脆弱，凝聚力显著减弱，已经无法支撑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改革。
发展中国家需要更为公平合理的治理秩序
作为资源能源产出地、低附加值环节生产加工地，以及低端商品的消费市场，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全球价值链上陷于低端位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很弱，多数情况下只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受要素整合的规模经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和消费均保持较快增速，经济总量持续扩大，与发达国家平等对话和协商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受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约束，发展中国家获得的空间与其能力仍无法匹配，自身经济的增长受到较大压制，且易受到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对更公平合理治理秩序的需求迫切。
发达经济体需要破解治理体系发展的僵局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治理体系长期以来管理和协调着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伴随着全球经贸格局的演变，主体多极化、利益多元化、联动复杂化，现有治理体系日益不能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以WTO为例，作为覆盖最广泛的经贸协定，对全球贸易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秩序的规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WTO协商一致才能进行改变的决策模式下，受经济产业结构、利益诉求和规则理念差异的影响，发达经济体发挥其自身优势、推动各成员服务业市场开放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选择通过TISA和TPP等协定另辟蹊径。
经济危机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冲击巨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由虚拟经济层面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层面，市场供需发生逆转，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发达经济体以其需求决定发展中经济体供给的时代迅速终结，全球产业分工面临新的重要调整，再平衡期远离平衡态的治理体系产生调整乃至重构的巨大势能。在危机冲击下，IMF等现有机制无法起到全面、有效的维持稳定作用，在国际游资狙击和市场信心崩溃的相互加强影响下，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情况下，即便是对外贸依赖度较低的最不发达国家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对外援助减少的较大冲击，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压力增强。
中国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全球大国，其行为受到更多关注。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应立足自身需求和价值取向，注重长远利益并寻求最优的路径组合。
明确战略重点需求与价值取向
作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中国的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双向投资量都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按照传统模式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空间，在劳动力、土地和环境等要素禀赋的制约下将至极限，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作为现有国际经贸规则的受益者，中国需要在遵守现有规则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自身需求的新规则，明确战略重点需求，坚持自身价值取向。战略重点既要能够解决中国传统加工贸易和重工业面临的发展瓶颈，又要充分考虑中国经济不平衡的特点，将协调发展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全球治理的改革发展应有利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利益。
综合实施路径优化与动态同盟
全球治理体系应坚持公平与效益并重，在二者发生矛盾时以公平为先。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可能存在多条路径，而不同路径对于各国损益的影响可能差异较大。在寻求各方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目标认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态度和行动受到各方关注，应该在实施路径优化上发挥更为积极的引导作用。事实上，中国需要面向未来寻找长期利益的支撑点。尽管各国经济阶段、要素禀赋和产业环境存在差异，开放和发展的理念不同，但存在利益交集。为谋求优化路径的有效实施，既要广泛寻求共识，又要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不同阶段择重要伙伴，形成动态同盟关系，以实现改革效果的累加推进。
面向未来谋求中国利益最大化
经济发展往往需要在当期与未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进攻与防守等多个二元甚至多元抉择中做出取舍。尽管中国仍在努力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但不可能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态。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特点已经与传统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随着国务院所制定发展蓝图的实现，中国经济将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地位的调整是渐进的过程，反映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角色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需要立足长期利益的最大化提前布局。
G20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空间
G20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需要认识到，受其自身机制特点的约束，G20机制的有效推动力仍然不足，且受各参与方意愿和能力的较大限制。
新兴经济体参与治理改革平台
作为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囊括了世界最发达经济体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10个新兴市场国家。新兴经济体首次获得与其全球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机会，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开展平等对话，协调立场。G20成为新兴经济体表达自身利益、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在G20框架内，新兴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机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货币体系改革及发展问题等领域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利用G20开展协商，新兴经济体发出倡议，寻求共识，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中获得了重要进展，提高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多元利益方共建协商民主典范
与联合国、IMF和WTO等机制中采取“选票表决”的决策方式不同，G20的“协商与共识”方式是全球治理中为数不多的协商民主政治机制，为全球化新形势下的全球治理树立了新的范式。在G20机制下，国家无论大小，均享有平等的表达机会，可以就议题选择、内容设定和成果形式充分发表自身看法，有利于减少部分国家对G20成果内容的左右。G20本身的峰会形式以主要国家首脑宣言的方式，联合向全球释放强烈信号，形成明确的引导，有助于推动对全球层面重大问题的解决。协商民主的形式还有助于调动成员方的参与积极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思想和理念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获得合作共治机会
在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下，只有主要经济体联合行动才能推动经济协调有序发展，需要共建合作治理的模式。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利益差异，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经济体并不甘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而G20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国家领导人间定期对话交流平台实现了突破。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在宏观经济政策、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问题等领域诉求不尽相同，但这种定期就国际关切的全球经济议题深入交流的机制为各国增强理解、求同存异、建立互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有助于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成员间通过对话找到利益平衡点，增进合作，加强G20作为一种机制的可信度和可持续性。
（作者简介：周密，商务部贸研院研究员；陈晶，商务部贸研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