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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卫公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这部书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成为武举试士、选拔将帅、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的官方教科书。然此书问世之后，这部旧题为唐李靖撰之《问对》却引起了一些文人的关注，其有关早期流传之问题陷入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至今仍莫衷一是。这一问题的考辨，对于我们研究《问对》军事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李卫公问对》 《武经七书》 流传
中图分类号：E892 文献标识码：A
《李卫公问对》（又称《李靖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成为武举试士、选拔将帅、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的官方教科书。然此书问世之后，这部旧题为唐李靖撰之《问对》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其有关早期流传之问题陷入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其中尤以“阮逸伪托说”、“熙宁校编说”呼声最高。然通过对这两种《问对》辨伪观点进行考察，笔者提出了一些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解释：“阮逸伪托说”是由苏洵等人对阮逸整理注释水平的批评误传而来，“熙宁校编说”是对文献记载断章取义而产生的误解。这两种说法是《问对》辨伪最主要的观点，其他如胡应麟提出的“唐末宋初俚儒村学”伪托说，都是由这两种观点衍生出来的变种，不用另作论述。但是，以上論述带有很大的推测性，是否可以成立，关键要看能否找出《武经七书》之前《问对》已经存在的史料依据。本文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增添一些新证据，由后至前，对《问对》的早期流传线索进行一番追述。
一 在《问对》列于《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注本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北宋政府“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这七部书被称为《武经七书》。这一工作持续进行了三年多，直到元丰六年冬季，负责校书工作的国子司业朱服才向宋神宗报告校定结果，最终完成《武经七书》“镂版行之”的准备工作。在这次校书工作中，官方规定所校“七书”之中，《李卫公问对》已在其中。研究《问对》真伪问题的关键，则是要考察元丰三年以前《问对》早期流传线索。
首先应注意的是，元丰三年这次校书时关于《问对》的记载：“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从主持校定七书的朱服的奏章中得知，他所说的“它书”即指除《孙子》之外的《问对》等六书。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问对》列于《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的注本。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群书考索》后集卷四七记载：“熙宁七年三月，知制诰王益柔言：‘试将作监主簿麻皓年，尝注孙、吴二书及唐李靖《对问》，颇得古人意旨。兼自撰临机兵法，甚精当，欲望许进所注书，或可采录，乞加试用。’从之。”
熙宁七年（1074），据知制诰王益柔之言，我们知道在《武经七书》颁布之前曾有一个叫麻皓年的将作监主簿为《问对》作过注，且“颇得古人意”。有关麻皓年的生平及主要活动，均无文献资料可寻，但这条材料极其重要。在辨伪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论证方法，即以古书正文与注释如出一手为理由，来判定正文也是注者伪托的。《问对》既然出自阮逸家，原来应与《元经》、《中说》等同样有阮逸注，编入《武经七书》时被朱服删去。宋人怀疑这些书都是阮逸伪托，显然以为正文和注释都出自阮逸之手。但是，这条材料说麻皓年也曾为《问对》作注，证明它在神宗时至少已有两种注，还能说是阮逸伪托的吗？我们认为，吴如嵩、王显臣的如下说法值得肯定：“阮逸伪托说之不值一驳，还不仅仅从情理上判断，其实早在《武经七书》颁布之前，就有一个叫麻皓年的官员为《问对》作注。《问对》在列为《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注本，这可从主持校定七书的朱服的奏章中得到证明。”
二 宋英宗以前就有人暗中引用《问对》
再往前追溯，我们发现，宋英宗以前就有暗中引用《问对》的。宋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杂说》说：“李靖称苻坚之败非谢玄之善。秦诸军皆溃败，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之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所以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
李靖的这一论述出自《问对》卷上：“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乃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所以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蔡襄（1012-1067）已引《问对》，说明《问对》最迟在其生前已经存在，故可将其成书时间至少推为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之前，这比熙宁年间校正李靖兵法早了七、八年，证明熙宁校编说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进一步推测，蔡襄虽然约比阮逸晚卒十二年，但他是天圣八年进士，仅晚三年，两人的年纪可能更接近，阮逸是由于被人诬告下狱才早死的。仁宗庆历三年（1043），“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阮逸整理注释《问对》很可能在此之后，流传到社会上就更晚了。蔡襄引用不知在何时，但说明他不认为《问对》是阮逸伪托的。
又，宋苏辙（1039-1112）《栾城集》卷一八《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叙》云：“公始以文词得官，其后将兵于南方，与蛮战，亦有功……常学李靖兵法，知其出入变化之节。”杨乐道即杨畋（1007-1062），为杨家将第四代传人，以将家子，迁殿中丞，领湖南典刑狱，庆历三年，统兵镇压当地瑶汉民众起义。杨畋“学李靖兵法”，应在青年时期，最迟不会晚于庆历三年。从苏辙所说“知其出入变化之节”，而不是说杨畋用李靖阵法训练军队，也许他所“学李靖兵法”就是指《问对》。
最后，吴如嵩、王显臣又曾经推测：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记载，宋初就有“兵法七书”。这宋初的“兵法七书”难道不是《武经七书》的刍型？“兵法七书”中难道没有《问对》在其中？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黄朴民赞同这一说法，而于汝波对此表示怀疑：“《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虽列有《兵法七书》，但书中有其他六书语录，而无《问对》引文，说明《问对》不在《兵法七书》之中。”本文认为，《武经七书》中另六种都是汉代以前的古代经典，只有《问对》较晚，《太平御览》更加重视早期的经传子书，其不引《问对》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条材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证明宋初就有《兵法七书》这一兵家经典的丛书合编本。古代“五经”、“十三经”、“四史”、“二十四史”之类说法的形成演变，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并非一时一人心血来潮认定的。宋初的《兵法七书》与神宗时定型的《武经七书》之间，必定有着渊源关系，在没有证据说明二者包括的兵书不同的情况下，而上文又已证明伪书说并不可信，熙宁前甚至阮逸之时《问对》已经存在，则宋初《兵法七书》中包括《问对》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更大了。
三 《问对》贞观年间并未流传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曾说：“太宗谓太子不能控御李曾，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 ，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无损。’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又曰：‘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 。’使卫公自著，有此事乎？”因而认为《问对》“不得谓卫公自著耳”。黄朴民引用这一说法，并评论说：“俞氏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李靖自著之说可以排除”。
于汝波《关于〈李靖问对〉的成书时间及主要理论建树》一文主张熙宁官修说，虽然未必有当，但他关于“《问对》不是贞观时的作品”的论述，还是颇有道理的：“《问对》中有多处内容与贞观时的史实不符。唐太宗、李靖本不会讲错的事情，作者却让他们讲错了；有些地名、人名、庙号等，是在李世民、李靖逝世后才出现的，作者却让他们提前讲了出来。如是贞观时的作品，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在此书中出现了，足证其非贞观时之作。”以下对他所列四点证据再作些具体考证。
1 关于“右军”
《问对》开头讲到霍邑之战时，三次称李建成所率部队为“右军”。其有关记载见于以下条目：“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直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其中记载李建成所率部队为“右军”，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新唐书》载：“隐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高祖已起兵，密召与元吉赴太原，隋人购之，急从间道至，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从平京师。唐国建，为世子。”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载：“癸巳，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
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载：“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
新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等均载，当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统右军，而非《问对》中所记的李建成率右军、李世民率左军。如此张冠李戴，明其非出自贞观时李世民、李靖二人之口，实乃此书作者疏忽之误。
2 关于“安北都护”
《问对》（卷上）记载：“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据《玉海》所载：“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瀚海名都护府，其旧瀚海都督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北诸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又云：“总章二年（670），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则安北府之一身，即燕然府翰海府也。”
又，据《大事记续编》所记：“贞观二十一年置燕然都护府。”从文献记载得知：“安北都护”并非置于贞观之时，其始于总章二年（669），此为唐高宗时期，由“瀚海都护”改置而成。“瀚海都护”则于龙朔三年（663）由“燕然都护”改置。而“燕然都护”乃置于贞观二十一年（647）。故据此逆向推知，如果《问对》真为贞观之作，其书中所记应为“燕然都护”才是。然“安北都护”现于《问对》之中，实非贞观时人之所为也。
3 关于“太宗”
《问对》自始至终称李世民为“太宗”。太宗乃是李世民的庙号，死后才予加谥，贞观时人绝无此称谓者。
于汝波所举以上三条本书中的内证，确实足以证明《问对》非贞观时的作品。但他在“太宗”上加一“唐”字，略有不妥。因为唐人只称“太宗”，宋人才会加朝代名稱为“唐太宗”，有无“唐”字，将影响对于《问对》成书时代的判断。事实上，这三条论据都只能证明《问对》不作于贞观年间，而成书于高宗总章以后。至于它究竟为唐人还是宋人所编，应该通过更加全面研究其内容来得出最后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刘 ：《旧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张心 ：《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3]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关键词：《李卫公问对》 《武经七书》 流传
中图分类号：E892 文献标识码：A
《李卫公问对》（又称《李靖问对》，以下简称《问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部书在北宋元丰年间被朝廷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立于官学，成为武举试士、选拔将帅、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的官方教科书。然此书问世之后，这部旧题为唐李靖撰之《问对》却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其有关早期流传之问题陷入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其中尤以“阮逸伪托说”、“熙宁校编说”呼声最高。然通过对这两种《问对》辨伪观点进行考察，笔者提出了一些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解释：“阮逸伪托说”是由苏洵等人对阮逸整理注释水平的批评误传而来，“熙宁校编说”是对文献记载断章取义而产生的误解。这两种说法是《问对》辨伪最主要的观点，其他如胡应麟提出的“唐末宋初俚儒村学”伪托说，都是由这两种观点衍生出来的变种，不用另作论述。但是，以上論述带有很大的推测性，是否可以成立，关键要看能否找出《武经七书》之前《问对》已经存在的史料依据。本文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增添一些新证据，由后至前，对《问对》的早期流传线索进行一番追述。
一 在《问对》列于《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注本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北宋政府“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书，镂版行之”，这七部书被称为《武经七书》。这一工作持续进行了三年多，直到元丰六年冬季，负责校书工作的国子司业朱服才向宋神宗报告校定结果，最终完成《武经七书》“镂版行之”的准备工作。在这次校书工作中，官方规定所校“七书”之中，《李卫公问对》已在其中。研究《问对》真伪问题的关键，则是要考察元丰三年以前《问对》早期流传线索。
首先应注意的是，元丰三年这次校书时关于《问对》的记载：“国子司业朱服言，承诏校定《孙子》、《吴子》、《司马兵法》、《李卫公问对》、《三略》、《六韬》，诸家所注《孙子》互有得失，未能去取；它书虽有注解，浅陋无足采者，臣谓宜去注行本书，以待学者之自得。”从主持校定七书的朱服的奏章中得知，他所说的“它书”即指除《孙子》之外的《问对》等六书。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问对》列于《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的注本。
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一、《群书考索》后集卷四七记载：“熙宁七年三月，知制诰王益柔言：‘试将作监主簿麻皓年，尝注孙、吴二书及唐李靖《对问》，颇得古人意旨。兼自撰临机兵法，甚精当，欲望许进所注书，或可采录，乞加试用。’从之。”
熙宁七年（1074），据知制诰王益柔之言，我们知道在《武经七书》颁布之前曾有一个叫麻皓年的将作监主簿为《问对》作过注，且“颇得古人意”。有关麻皓年的生平及主要活动，均无文献资料可寻，但这条材料极其重要。在辨伪学史上，有一种常见的论证方法，即以古书正文与注释如出一手为理由，来判定正文也是注者伪托的。《问对》既然出自阮逸家，原来应与《元经》、《中说》等同样有阮逸注，编入《武经七书》时被朱服删去。宋人怀疑这些书都是阮逸伪托，显然以为正文和注释都出自阮逸之手。但是，这条材料说麻皓年也曾为《问对》作注，证明它在神宗时至少已有两种注，还能说是阮逸伪托的吗？我们认为，吴如嵩、王显臣的如下说法值得肯定：“阮逸伪托说之不值一驳，还不仅仅从情理上判断，其实早在《武经七书》颁布之前，就有一个叫麻皓年的官员为《问对》作注。《问对》在列为《武经七书》之前就有不同注本，这可从主持校定七书的朱服的奏章中得到证明。”
二 宋英宗以前就有人暗中引用《问对》
再往前追溯，我们发现，宋英宗以前就有暗中引用《问对》的。宋蔡襄《端明集》卷三四《杂说》说：“李靖称苻坚之败非谢玄之善。秦诸军皆溃败，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之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所以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
李靖的这一论述出自《问对》卷上：“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乃苻坚之不善也。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所以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蔡襄（1012-1067）已引《问对》，说明《问对》最迟在其生前已经存在，故可将其成书时间至少推为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之前，这比熙宁年间校正李靖兵法早了七、八年，证明熙宁校编说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进一步推测，蔡襄虽然约比阮逸晚卒十二年，但他是天圣八年进士，仅晚三年，两人的年纪可能更接近，阮逸是由于被人诬告下狱才早死的。仁宗庆历三年（1043），“置武学于武成王庙，以太常丞阮逸为武学教授”。阮逸整理注释《问对》很可能在此之后，流传到社会上就更晚了。蔡襄引用不知在何时，但说明他不认为《问对》是阮逸伪托的。
又，宋苏辙（1039-1112）《栾城集》卷一八《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叙》云：“公始以文词得官，其后将兵于南方，与蛮战，亦有功……常学李靖兵法，知其出入变化之节。”杨乐道即杨畋（1007-1062），为杨家将第四代传人，以将家子，迁殿中丞，领湖南典刑狱，庆历三年，统兵镇压当地瑶汉民众起义。杨畋“学李靖兵法”，应在青年时期，最迟不会晚于庆历三年。从苏辙所说“知其出入变化之节”，而不是说杨畋用李靖阵法训练军队，也许他所“学李靖兵法”就是指《问对》。
最后，吴如嵩、王显臣又曾经推测：据《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记载，宋初就有“兵法七书”。这宋初的“兵法七书”难道不是《武经七书》的刍型？“兵法七书”中难道没有《问对》在其中？这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黄朴民赞同这一说法，而于汝波对此表示怀疑：“《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虽列有《兵法七书》，但书中有其他六书语录，而无《问对》引文，说明《问对》不在《兵法七书》之中。”本文认为，《武经七书》中另六种都是汉代以前的古代经典，只有《问对》较晚，《太平御览》更加重视早期的经传子书，其不引《问对》可能是这个原因。这条材料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证明宋初就有《兵法七书》这一兵家经典的丛书合编本。古代“五经”、“十三经”、“四史”、“二十四史”之类说法的形成演变，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并非一时一人心血来潮认定的。宋初的《兵法七书》与神宗时定型的《武经七书》之间，必定有着渊源关系，在没有证据说明二者包括的兵书不同的情况下，而上文又已证明伪书说并不可信，熙宁前甚至阮逸之时《问对》已经存在，则宋初《兵法七书》中包括《问对》的可能性，当然也就更大了。
三 《问对》贞观年间并未流传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曾说：“太宗谓太子不能控御李曾，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 ，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无损。’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又曰：‘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 。’使卫公自著，有此事乎？”因而认为《问对》“不得谓卫公自著耳”。黄朴民引用这一说法，并评论说：“俞氏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李靖自著之说可以排除”。
于汝波《关于〈李靖问对〉的成书时间及主要理论建树》一文主张熙宁官修说，虽然未必有当，但他关于“《问对》不是贞观时的作品”的论述，还是颇有道理的：“《问对》中有多处内容与贞观时的史实不符。唐太宗、李靖本不会讲错的事情，作者却让他们讲错了；有些地名、人名、庙号等，是在李世民、李靖逝世后才出现的，作者却让他们提前讲了出来。如是贞观时的作品，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在此书中出现了，足证其非贞观时之作。”以下对他所列四点证据再作些具体考证。
1 关于“右军”
《问对》开头讲到霍邑之战时，三次称李建成所率部队为“右军”。其有关记载见于以下条目：“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直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其中记载李建成所率部队为“右军”，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新唐书》载：“隐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门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隋末，高祖被诏，捕贼汾、晋间，留建成护家，居河东。高祖已起兵，密召与元吉赴太原，隋人购之，急从间道至，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定西河，从平京师。唐国建，为世子。”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载：“癸巳，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敦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等隶焉。”
又，《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载：“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及鹰扬郎将高平王长谐、天水姜宝谊、阳屯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随才授任。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属……”
新旧《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资治通鉴》等均载，当时李建成统左军，李世民统右军，而非《问对》中所记的李建成率右军、李世民率左军。如此张冠李戴，明其非出自贞观时李世民、李靖二人之口，实乃此书作者疏忽之误。
2 关于“安北都护”
《问对》（卷上）记载：“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据《玉海》所载：“龙朔三年二月十五日，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瀚海名都护府，其旧瀚海都督府移置云中古城，改名云中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北诸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又云：“总章二年（670），八月二十八日，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则安北府之一身，即燕然府翰海府也。”
又，据《大事记续编》所记：“贞观二十一年置燕然都护府。”从文献记载得知：“安北都护”并非置于贞观之时，其始于总章二年（669），此为唐高宗时期，由“瀚海都护”改置而成。“瀚海都护”则于龙朔三年（663）由“燕然都护”改置。而“燕然都护”乃置于贞观二十一年（647）。故据此逆向推知，如果《问对》真为贞观之作，其书中所记应为“燕然都护”才是。然“安北都护”现于《问对》之中，实非贞观时人之所为也。
3 关于“太宗”
《问对》自始至终称李世民为“太宗”。太宗乃是李世民的庙号，死后才予加谥，贞观时人绝无此称谓者。
于汝波所举以上三条本书中的内证，确实足以证明《问对》非贞观时的作品。但他在“太宗”上加一“唐”字，略有不妥。因为唐人只称“太宗”，宋人才会加朝代名稱为“唐太宗”，有无“唐”字，将影响对于《问对》成书时代的判断。事实上，这三条论据都只能证明《问对》不作于贞观年间，而成书于高宗总章以后。至于它究竟为唐人还是宋人所编，应该通过更加全面研究其内容来得出最后的结论。
参考文献：
[1] 刘 ：《旧唐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
[2] 张心 ：《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3]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4]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6年版。
[5]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