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的“筠带”与
　　异彩纷呈的銙板
　　自唐代开始，束系装饰有金、银、玉、犀角等质地带筠的革带，成为官服的固定组成部分。这种革带也称“銙带”，其的形制一般由带鞓、带畲銙、带头及带尾组成。鞓就是皮带，带尾是钉在革呈头用以保护革带的一种装置，后来发展成一种装饰。带銙是从蹀躞带上的牌饰演变而来，其造型有方形、圆形、椭圆形、鸡心形、半圆形等，也有以半圆雕手法制成的动物、禽鸟形象。
　　有筠革带的“源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蹀躞带。在南北朝时期，革带（多为蹀躞带）已成为官服的一部分，在北方则更为盛行。隋代服饰深受北朝影响，舆服“采用东齐之法”，从皇帝至百官均使用革带。但当时还没有详细的带制，十三环金带最为高贵，被视为“天子服”。史载，杨坚代周前，并州总管李穆曾秘密献上十三环金带，表示支持他称帝；杨坚登位后，赐大将杨素“万钉宝带”。隋以后，腰带上多不系鞣，带銙成为纯粹的装饰物。
　　唐代舆服继承隋制，并对带制加以严格规定，施有精美纹饰的带銙不仅具有实用和装饰功能，其质地、形状、数量、纹饰还是使用者身份与地位的标志。《新唐书·车服志》记唐代唐高宗显庆元年官服腰带之制：“以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皆鍮石带銙八；黄为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铜铁带銙七。”
　　銙板，是嵌缀在腰带上饰物的总称。制作时所用的材料有玉、金、银、犀牛角、铁和石等。当时的风气是，腰带上的装饰物材料越珍贵，饰纹越丰富，数量越多，越能代表权力、地位和财富。筠带还是皇帝奖掖臣子的重要物品，有记载说唐太宗李世民曾拿金子做成“笏头带”，赏赐给辅臣。笏头，指的是铊尾，腰带扎好，铊尾自然下垂，表示“顺下”的意思。唐代多用玉制作带板，銙板多制成方形，其雕琢方法多采用压地隐起的工艺，图案边缘用细而短的密集阴刻线整齐排列雕刻，然后自边缘向内缓缓凹下，使中部纹饰凸起，与边缘同高，再用较粗的阴刻线勾勒出轮廓，类似于浅浮雕。
　　近年来，金、银、铜等类材料制作的唐代带銙也时有发现，龙江龙博物馆便收藏了多种唐代金、银、玉、砗磲和青铜质地的銙带。其中，舞狮纹青铜鎏金跨带、佛教护法天王纹青铜鎏金带饰、西域蕃人进宝纹青铜畲每带、西域职贡人物纹银质筠带、高士人物纹银质鎏金銙带、人物联珠纹银质鎏金筠带、浮雕龙纹砗磲夸带、方形浮雕熊纹砗磲銙带、佛教迦陵频迦纹金筠带，不仅制作精美，并且十分罕见；两条砗磲带饰，质地上则为目前仅见。其中的西域“蕃人进宝”纹青铜带饰、西域职贡人物纹银质带饰，分别刻画数个蕃人或御狮，或吹笙，或奉宝瓶，一路行进，内容丰富，场景新奇，确是难得一见的珍品。这种描绘蕃人形象并辅以动物和器物纹饰的带銙，在唐代的其他造型艺术中都有出现，如从各地零散出土及传世的唐代玉銙来看，所琢刻的纹饰就有着人进宝、蕃人执凤头壶、蕃人持杯、蕃人弹琵琶、蕃人乐舞、蕃人吹奏、蕃人击鼓等形象。其实，这类西域“蕃人进宝”图案的出现，是有其特定史实背景的：当时，古代西域的于阗王国（中国唐代安西四镇之一）大量开采玉石，并制成精巧的玉器，向唐朝廷进贡。有记载说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于阗国派遣使者到长安献玉带。《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上》记载，唐德宗在位时（780-805年），“初，德宗即位，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于于阗，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銙三百，簪四十，奁三十，钏十，杵三，瑟瑟百斤，并它宝等”。据此推测，其中“带銙三百”的各种纹饰，或许就是西域“原创”。因此，大唐带筠上的胡人形象，必然是受到于阗国的影响。
　　龙江龙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副佛教迦陵频迦纹金质质夸带，宝夸板十一件，中间一块方形銙板饰佛陀坐像，另外十块方銙铊尾上均饰人首鸟身、站立引颈作歌迦陵频迦一只。此带画面精美，材质华贵，堪称是佛教艺术中一件罕见的奇妙之作。
　　北宋（960-1127年）建国之初，舆服仿照唐制，但制度并不明确，“国初，士庶所服革带未有定制，大抵贵者以金，贱者以银，富者尚侈，贫者尚俭”（宋·王术永撰《燕翼诒谋录》）。宋太祖时期，最重玉带，太祖于建隆元年（960年）正月登极时，曾赐犀带和玉带给宰臣、枢密使和诸军校。宋太宗时期，官员服带制度日益完善。宋太宗对带制进行了改革，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设立了文思院，统一制造内府使用及赏赐用的舆服器物。他还创立了宋代特有的官员金带等级制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以金代玉”和优宠文臣。
　　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其带制前期多承袭辽制，中后期多模仿宋制，而且一直保留了许多自己的民族特色。《金史·舆服下》记载，金人的束带称为“吐鹘”，这种腰带銙板的纹饰多春水秋山之饰。“吐鹘，玉为上，金次之，犀象骨角又次之。金夸靼，小者问置于前，大者施于后，左右有变双铊尾，纳方束中，其刻琢多如春水秋山之饰。左佩牌，右佩刀。”鹘，即鹘鹰，是生存东北亚的一种鹰科鸟类，又名海东青。海东青猎天鹅和“熊鹿山林”，在当时分别是女真贵族“春水”、“秋山”活动的主要内容。多年来，以玉、金、铜、石为纹饰的“吐鹘带”时有发现。
　　金代的带銙纹饰丰富多彩，除常见“春水”“秋山”纹外，还有龙凤、动物、花草、禽鸟、婴戏、佛道人物和罗文、方胜、银铤、曲水、柿蒂几何形图案等。所作山林熊鹿、人物花鸟纹饰，大多风格写实，自然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金代带銙的材质，多为青铜，工艺多用浮雕、镂雕和鎏金。带板的形制在这个时期也发生了变化，除原有的方形、长方形、半月形外，还出现了桃形带銙。
　　不袭旧制的清人带饰
　　清朝（1636-1911年）是由女真后裔满洲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相对此前历朝，有清一代，冠服制度的变化最大。清王朝初期，统治者把是否接受满族服饰看成是否接受其统治的标志，曾以暴力手段在全国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饰。从服饰演变的角度看，这是由外力强制促使而产生的民族意识层面上的改革与变化，而从衣着特点和后世传播的持久性来分析，它也是一种成功有效的手段，是朝代更替的产物。 　　满族传统服饰，本来并没有等级之分，几乎是上下同服。清太祖努尔哈赤取得政权后，虽然着手建立服饰制度，但尚属粗简。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则较全面地制定了亲王、郡王及官员们的服饰冠带制度。到清世祖福临入关后的顺治年间，清朝的官服制度已基本完备。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首次制定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服饰制度，并对皇帝礼服的颜色、纹样作了具体规定。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提出清高宗诏谕“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最终决定本着“不轻变祖训”原则，在保持满族服饰特点的同时，吸收汉族帝王服饰的色彩和章法纹饰，再对服饰制度作一些增加补充，形成最终的典章制度。
　　清代对中国传统服饰的变革最大，冠服制度严密繁缛。其中宫廷服饰最为庞杂，而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皇帝的服饰：清代皇帝的服饰具体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和雨服，而与这些服装相配的腰带，当然也是名目繁多、饰品各异。根据《大清会典》及《清史稿·舆服志》的记载，清代君臣穿朝服时所用的朝带，其版饰有严格规定，其等级区分主要视革带与丝绦的颜色以及圆版饰物的不同材质。当时各种朝带的饰物分别有宝石、玉、东珠、珊瑚、绿松石、猫睛石（一种名贵的宝石）、羊角、乌角，形制多为圆形版和方形版，并多以镶嵌的方法装饰在金银框托内。
　　清代由于服制的变化，革带系在补褂之内，其身份的标志作用减弱，官方玉带使用制度被废除，传统意义上的玉带銙基本无存。因此，当时所谓的玉带，不再具有很完整的銙板形式，而主要以带钩、带扣为主。然而在清代，玉带扣、玉带钩的制作和流传却一直没有间断，作为一种装饰品和赏玩器，仍盛行于民间。
　　清代后期，由于带饰的逐渐平民化、市场化，其社会审美要求日益提高，加上许多新的材料、新的工艺不断出现，带饰制品一度呈现出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局面。如在材质上增加了象牙、景泰蓝、珐琅、漆、铁、木、煤精、水晶、陶瓷、螺钿、巴林石等；制作工艺包括鎏金、镂空、浮雕、线刻、捶揲、錾刻、镶嵌、填彩、髹漆、景泰蓝、珐琅、绘画等。纹饰上增加了许多人物故事和吉祥图案，人物有福禄寿三星、佛教故事、道教故事、儒家礼仪、军事战争、农耕渔猎，还有山水花鸟、瑞兽图腾等。腰带装饰的这种改变，实际是封建王朝末期，近三千年繁缛、古板、严厉的冠服制度即将消亡的前兆，并预示着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那种简单、实用、美观的腰带终将出现。
　　（本文配图均为龙江龙博物馆藏品）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