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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往对《新潮》的研究,过分关注于它的审美性和文本分析｡本文将《新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对《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关系,《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的心理,以及《新潮》的“学术救国”等外部因素的分析,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
关键词:《新潮》; 傅斯年; 阅读心理; 学术救国
中图分类号:D092.5文献标识码:A
1918年底,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立新潮社,并于次年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能够被大家所知,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文学史中将它“作为《新青年》之文学辅翼”①,揭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做出“上海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成绩”②,同时也得承认发表在《新潮》上的小说和诗篇是“粗浅幼稚”③,缺乏文学的审美性｡80年代来,受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创立的“夏氏范式”的影响,“关注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再三呼唤的思路｡”④ 于是以文学审美性研究《新潮》陷入某种困顿｡同时少量超出文学视角的藩篱来审视《新潮》,却可能走进另一个研究方法的“范式”中(当然也包括有些文学研究),即以文本分析文本的模式,将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文本,“把它看做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存在”,“未能将文本置于生产与流程中考察,这就脱离历史的语境,也就不能充分地揭示文本历史的具体性和历史的丰富性”｡⑤ 因此本文试图在整个20世纪初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新潮》,尽量绕开以文本分析文本的研究方式,将《新潮》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聚焦于《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关系;《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的心理;以及《新潮》的“学术救国”等因素的探询,彰显《新潮》文本背后的生命故事,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最终指向于能使我们加深对《新潮》文本内涵的把握,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
一《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文学生活的背后,其实暗含着某种社会的分化,不同文学取向､流派,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群体｡”⑥ 尽管《新潮》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杂志,但作为一份具有鲜明自我特性的同人杂志,它背后势必也对应着某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社会群体”｡所以要清楚地了解《新潮》的性质,自然要以《新潮》的作者以及围绕在他们旁边的人际网络为研究对象｡以下表格所列入的人物大都为后人较为熟悉,并且也是《新潮》的主要撰稿人,对《新潮》杂志的性质､定位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⑦
在表格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汪敬熙､叶绍钧为《新潮》中撰稿最多的前六人｡其中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为《新潮》的第一任编辑,罗家伦为第二任主任编辑,周作人､毛子水､顾颉刚为第三届编辑,编辑的主要工作为“担任配置杂志材料､审定稿件去取及其他关于编辑等事务｡”⑧可见《新潮》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出于编辑之手,而叶绍钧､何思源､郭绍虞､朱自清､冯友兰分别为新潮社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入社社员,因此《新潮》的撰稿人员的特点保持了某种前后的一致性｡
然后,我们来分析上列表格,发现这些人大都出生于1985年前后几年,而且在1920后差不多各奔前程(新潮社也解散)｡而“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⑨ 也就是说他们出生的年代,中国受西方的冲击开始在显层中大规模的呈现,传统不再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管从外在的制度上看(1905年科举废除),还是从内在思想禁锢上看,儒家道统的权威性经康有为和章太炎等有意无意的冲击,已经逐步解纽⑩,从而为新潮社员更容易接受新质的多元思想开启一种可能性,可能也种下了他们之所以去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潜在因子｡再从他们自身特点看,他们在学前教育中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可这种教育并没有向他们前辈那样持续到20岁左右,他们几乎在十几岁就接触了新式的教育｡(11) 相对而言比较早的接触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在审视中不易于走向过分的极端,能保持自我思考的独立性｡他们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都在1917年前后入读北大,这一年蔡元培入主北大,秉着“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使得北大成为除《新青年》外的又一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由此我们知道《新潮》作者群在办《新潮》的前期,已经浸染于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中｡
另外,表中的新潮社员大致来自山东､浙江､江苏,相同的地域关系可能会使他们更加具有一种稳定性和一致性,而这种自身关系的稳定对一个团体的协作是很重要的｡并且当时北大的教授也大都是江浙人士,这层地域渊源是否在无形中为新潮社的运作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呢? (12)同时蔡元培､陳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扛旗人物对《新潮》的创办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潮》上不时有他们的文章发表｡胡适则直接被聘任为《新潮》的顾问｡地缘的关系､师生的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提携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对《新潮》应该是有影响的｡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有这么一群具自身独立性和受文化运动洗礼的作者群以及他们所建构的人际网络,才可能会有这么一份提倡新文化运动,并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新潮》｡
二《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心理
《新潮》第1期第1卷于1919年1月出版,没过多久即被销售一空,“再版三次,销售到一万三千多册,其后销售量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 (13) 顾颉刚回忆到“《新潮》出版后,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看到｡” (14) 如果单从销售量看,《新潮》的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青年》｡可《新潮》何以会具如此影响力呢?仅仅是因为《新潮》文本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吗?或许可能于当时阅读《新潮》读者群的性质和他们的阅读心理亦有关系｡
上述顾颉刚在回忆《新潮》销路很广时将它的一个因素归诸于“《新潮》中的文章多是青年人写的,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 (15)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潮》的阅读者主要是“广大青年读者”,那这批广大青年读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按年龄计算,即为青年读者一般应该不会超过30岁,这样他们出身于189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已经迈入了“转型时代”｡“一直到1890年代中国各地书院的课程仍以儒家思想为主,西方学识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6)而“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带来兴办学院与学堂的风气,设立新学科,介绍新思想｡1900年以后,继之以教育制度普遍的改革,奠定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1905年传统考试制度的废除,同时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 (17)可见《新潮》的读者群与传统的读书人在教育背景上有种质的差别,他们是新兴的学生群体,所接受的是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受过传统的教育,只是说传统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权威性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新式学生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也直接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社会前提｡” (18) “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某种形式新型教育的人大约已经有1000万之众,和全部人口比起来,这些新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小,大约有3%｡” (19)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新潮》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力,一部分原因应该在于它拥有这样的读者群｡
或许我们接下来会说,因为有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读者群,而《新潮》上的文章又多少带有新文化运动性质,两者刚好契合,于是《新潮》得以被廣大青年读者所阅读产生影响｡当然这也是种解读的方法,但我们不能说受过新式教育,势必会去读一些倡导新思想､新知识的文章,这就可能要涉及到对当时读者阅读心理的剖析｡顾颉刚回忆他参加新潮社的原因说到“在‘五四’时期,能写白话文的青年是很少的,凡能写些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起来｡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20) 汪静之也讲到“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 (21) 因此有研究者研究指出“所谓‘开明’‘进步’的作风,说明‘白话’有一种符号性价值……,到了五四时期,这种符号化功能,更为极端地表现为一种风尚｡” (22) 的确当时《新潮》读者群的阅读行为可能追求时尚获得某种自我身份认定的行为,可这种时尚行为背后的阅读心理又是什么呢?
五四时期传统权威的失落可能是那批接受新式教育读者的幸运,也可能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世俗纲常已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了,所以他们已不再觉得受其约束｡在最具权威的产生秩序的媒介——普遍王权崩溃以后,人们的道德感变得迷茫,模糊……社会道德的反常现象风靡一时:人生不再有明确的目标｡” (23) 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传统已经没有一种归宿感,在当时他们所能依傍的只能是“白话”,西方的思想资源,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权威性的时候,……‘自己’的心灵,因为已经没有传统的与实质的权威可凭借并受其保护,所以很易被外界当时流行的风气所侵占｡” (24) 并且由于权威的失落,在面向未来的时候,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心理上正急迫地寻求能够对未来提供确定的系统性政治导向与新的系统性思想的意识形态,以便填补内在的空虚与恐慌｡” (25) 《新潮》一方面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切合了时代的风气,成为人们通过阅读它而获得自我身份确定的途径｡另一方面《新潮》自身所散发特有的“学术救国”的思想,以一种学理上的合理性,填补了读者(可能也有作者)“内在焦虑和恐慌”,成为新的意识上的权威｡由于具备了这两种因素,《新潮》才有可能被广泛的阅读,并且在阅读之中,其中的思想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人们的意识领域中,造就一股坚实的力量｡
三《新潮》的“学术救国”
《新潮》的被广泛阅读,如上所述部分可能由于追求风尚的心理,但是部分却是出于一种对权威的重新建构,重拾可以依傍的意识形态,因此这种阅读势必是真诚的｡而“文学所专有的主题是社会和文化成规｡既然成规被理解为协作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对文学参与也是以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希望为协作问题尽一份力的愿望为动机的｡” (25) 这种动机同追求风尚的社会性动机有显著的不同,可却对历史建构发生重大影响｡《新潮》的读者和作者通过交流､辨析,参与其中,以协作的方法解决社会文化问题,形成了以学术为基点,探寻拯救中华民族的另一条道路,尽管是涓涓细流,就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讲可能是种奢谈,但在一片“救亡压倒启蒙”声中,多少开辟了五四新文化源流的另一潜流｡
傅斯年作《新潮发刊旨趣书》提到“今日出版界之任务,莫起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此为本志第一责任也｡”“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持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旨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瞭,而后有苟且之行｡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偏于国中,……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26)对学术的无知在这里被理解为中国群德堕落的原因,那么学术至上也就成为民族复兴,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的途径所在｡从《新潮》12期杂志所发的文章看,除小说和诗歌以外,哲学､逻辑学､文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理上分析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几乎观照到当时中国的各个新兴学科｡《新潮》出版的最后一期名著介绍特号后就被迫停刊了,而恰是这最后一期,介绍的都是中国和西方学术上的著作｡还有在《新潮》栏目上设置有“故书新评”,对中国古代所出的书进行学理上的研读,“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 (27)特别是1919年,当“五四”运动高涨,一切都处于相对激进的状态,尤其对于传统｡这时,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既没有过分的诋毁传统的典籍,视它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不能富强的最大障碍,而一心宣扬西方的知识,为也没有过分的去维护传统典籍作为思想资源的正当性｡而是将传统仅仅作为一种学理的研究对象,一种知识资源,我们可以去辨析它,并在辨析的过程中凸显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可见《新潮》是在传递这么一种经验意识,希望通过学术来介入社会,解决社会中的思想､文化问题,“他们共同认为当时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28)重塑以学术为依托的意识形态｡
当这种经验被传递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读者通过阅读的方式参与其中,在与作者互动的协作中,逐渐认同,形成了一个以学术参与社会,并最终影响社会｡如在史志元给《新潮》的信中写到“近读贵志,佩羡无似｡但览首期所载,多在哲学及文学之新潮,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弟愿足下三者并论,于科学之使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傅斯年接着就回复到“我们杂志上没有纯正科学的东西,是我们的一憾事,以后当如遵命,竭力补正｡” (29)又如施存统来信讲到因为阅读《新潮》,所以“我们当作民国八年是上学的时代看,只要我们用功求学,那个学问自然会有进步的｡”同时希望《新潮》多介绍有关哲学门径的书,多做关于研究哲学､科学､文学的方法的文章｡(30)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读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新潮》的学术救国,他们要求的不再是对传统肆意的控诉,他们要的是“科学之新潮”,而其目的在于“科学之实用尤当出以供人需要”,他们不再处于对未来迷茫空虚的意识真空中,他们找到了“研究哲学､科学､文学的方法”｡
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胡适在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中也说:“我们北大这几年,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 “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31)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多少意识到学术的重要性,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不是“肤浅”的新文化,而是学术的新文化｡在《新潮》中,我们或许看到了这种对“研究工夫”的回归,“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于国中,影响无量｡” (32) 这是否预示着新文化的精神可能在于《新潮》呢?而当“学术救国”的理念普及于读者,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应该也会是“影响无量”的｡
①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②鲁迅:致《新潮》的信,载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期｡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④⑥(18)(22)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9,50,56页｡
⑤钱理群:《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⑦表格主要是根据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相应年谱和有关工具书制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大致､笼统的记述了他们在1920年以前的生活经历｡
⑧张允侯编:《新潮社组织章程》,《五四时期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47页｡
⑨(16) (17)張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128,111页｡
⑩“我们发现强烈的尊孔卫道竟可能导出‘毁经’的结局,复古竟可能动摇孔子或中国其他圣贤的传统的地位｡”参见王（氵凡）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辈都曾参加过科举,或为参加科举准备过,他们少时接受传统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参加科举为指归｡也就是说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道统,至少可以说他们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因此他们对于传统的感情维系就远远大于傅斯年他们了｡
(1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0—42页｡
(13)焦润明:《傅斯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14) (15) (20)顾颉刚:《回忆新潮社》,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3—124｡
(19)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529页｡
(21))汪静之:《爱情诗集<惠的风>的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2页｡
(23) (2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374页｡
(25)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446页｡
(26)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27)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
(28)《故书新评》,《新潮》第1卷第1号｡
(29)王(氵凡)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36页｡[30]《通信》,《新潮》第1卷第3期｡
(30)《通信》,《新潮》第1卷第3期｡
(31)《通信》,《新潮》第2卷第2期｡
(32)胡适:《胡适全集》(2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69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
关键词:《新潮》; 傅斯年; 阅读心理; 学术救国
中图分类号:D092.5文献标识码:A
1918年底,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创立新潮社,并于次年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能够被大家所知,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文学史中将它“作为《新青年》之文学辅翼”①,揭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做出“上海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成绩”②,同时也得承认发表在《新潮》上的小说和诗篇是“粗浅幼稚”③,缺乏文学的审美性｡80年代来,受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创立的“夏氏范式”的影响,“关注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再三呼唤的思路｡”④ 于是以文学审美性研究《新潮》陷入某种困顿｡同时少量超出文学视角的藩篱来审视《新潮》,却可能走进另一个研究方法的“范式”中(当然也包括有些文学研究),即以文本分析文本的模式,将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文本,“把它看做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存在”,“未能将文本置于生产与流程中考察,这就脱离历史的语境,也就不能充分地揭示文本历史的具体性和历史的丰富性”｡⑤ 因此本文试图在整个20世纪初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新潮》,尽量绕开以文本分析文本的研究方式,将《新潮》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聚焦于《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关系;《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的心理;以及《新潮》的“学术救国”等因素的探询,彰显《新潮》文本背后的生命故事,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在触摸历史的过程中,最终指向于能使我们加深对《新潮》文本内涵的把握,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
一《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文学生活的背后,其实暗含着某种社会的分化,不同文学取向､流派,可能对应着不同的社会群体｡”⑥ 尽管《新潮》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杂志,但作为一份具有鲜明自我特性的同人杂志,它背后势必也对应着某些具有共同特性的“社会群体”｡所以要清楚地了解《新潮》的性质,自然要以《新潮》的作者以及围绕在他们旁边的人际网络为研究对象｡以下表格所列入的人物大都为后人较为熟悉,并且也是《新潮》的主要撰稿人,对《新潮》杂志的性质､定位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⑦
在表格中,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汪敬熙､叶绍钧为《新潮》中撰稿最多的前六人｡其中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为《新潮》的第一任编辑,罗家伦为第二任主任编辑,周作人､毛子水､顾颉刚为第三届编辑,编辑的主要工作为“担任配置杂志材料､审定稿件去取及其他关于编辑等事务｡”⑧可见《新潮》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出于编辑之手,而叶绍钧､何思源､郭绍虞､朱自清､冯友兰分别为新潮社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入社社员,因此《新潮》的撰稿人员的特点保持了某种前后的一致性｡
然后,我们来分析上列表格,发现这些人大都出生于1985年前后几年,而且在1920后差不多各奔前程(新潮社也解散)｡而“1895年至1920年初,前后大约25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⑨ 也就是说他们出生的年代,中国受西方的冲击开始在显层中大规模的呈现,传统不再成为人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不管从外在的制度上看(1905年科举废除),还是从内在思想禁锢上看,儒家道统的权威性经康有为和章太炎等有意无意的冲击,已经逐步解纽⑩,从而为新潮社员更容易接受新质的多元思想开启一种可能性,可能也种下了他们之所以去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潜在因子｡再从他们自身特点看,他们在学前教育中都接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可这种教育并没有向他们前辈那样持续到20岁左右,他们几乎在十几岁就接触了新式的教育｡(11) 相对而言比较早的接触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在审视中不易于走向过分的极端,能保持自我思考的独立性｡他们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都在1917年前后入读北大,这一年蔡元培入主北大,秉着“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改革,使得北大成为除《新青年》外的又一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由此我们知道《新潮》作者群在办《新潮》的前期,已经浸染于新文化运动的风雨中｡
另外,表中的新潮社员大致来自山东､浙江､江苏,相同的地域关系可能会使他们更加具有一种稳定性和一致性,而这种自身关系的稳定对一个团体的协作是很重要的｡并且当时北大的教授也大都是江浙人士,这层地域渊源是否在无形中为新潮社的运作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资源呢? (12)同时蔡元培､陳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扛旗人物对《新潮》的创办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新潮》上不时有他们的文章发表｡胡适则直接被聘任为《新潮》的顾问｡地缘的关系､师生的关系以及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提携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对《新潮》应该是有影响的｡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有这么一群具自身独立性和受文化运动洗礼的作者群以及他们所建构的人际网络,才可能会有这么一份提倡新文化运动,并又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新潮》｡
二《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心理
《新潮》第1期第1卷于1919年1月出版,没过多久即被销售一空,“再版三次,销售到一万三千多册,其后销售量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 (13) 顾颉刚回忆到“《新潮》出版后,销路很广,在南方的乡间都可看到｡” (14) 如果单从销售量看,《新潮》的影响力并不亚于《新青年》｡可《新潮》何以会具如此影响力呢?仅仅是因为《新潮》文本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吗?或许可能于当时阅读《新潮》读者群的性质和他们的阅读心理亦有关系｡
上述顾颉刚在回忆《新潮》销路很广时将它的一个因素归诸于“《新潮》中的文章多是青年人写的,文字浅显易懂,甚为广大青年读者所喜爱｡” (15)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新潮》的阅读者主要是“广大青年读者”,那这批广大青年读者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群体呢?按年龄计算,即为青年读者一般应该不会超过30岁,这样他们出身于189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已经迈入了“转型时代”｡“一直到1890年代中国各地书院的课程仍以儒家思想为主,西方学识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16)而“1895年以后戊戌维新运动带来兴办学院与学堂的风气,设立新学科,介绍新思想｡1900年以后,继之以教育制度普遍的改革,奠定现代学校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是1905年传统考试制度的废除,同时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学制与吸收新知识为主要目的｡” (17)可见《新潮》的读者群与传统的读书人在教育背景上有种质的差别,他们是新兴的学生群体,所接受的是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他们没有受过传统的教育,只是说传统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权威性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新式学生群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也直接构成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社会前提｡” (18) “在‘五四运动’开始时,受过某种形式新型教育的人大约已经有1000万之众,和全部人口比起来,这些新知识分子所占的比例很小,大约有3%｡” (19)但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新潮》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力,一部分原因应该在于它拥有这样的读者群｡
或许我们接下来会说,因为有这样受过新式教育的读者群,而《新潮》上的文章又多少带有新文化运动性质,两者刚好契合,于是《新潮》得以被廣大青年读者所阅读产生影响｡当然这也是种解读的方法,但我们不能说受过新式教育,势必会去读一些倡导新思想､新知识的文章,这就可能要涉及到对当时读者阅读心理的剖析｡顾颉刚回忆他参加新潮社的原因说到“在‘五四’时期,能写白话文的青年是很少的,凡能写些白话文章的,人家都觉得很了不起来｡我参加新潮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写文章｡”(20) 汪静之也讲到“当时青年人是否阅读《新青年》､《新潮》看一个青年进步还是落后｡” (21) 因此有研究者研究指出“所谓‘开明’‘进步’的作风,说明‘白话’有一种符号性价值……,到了五四时期,这种符号化功能,更为极端地表现为一种风尚｡” (22) 的确当时《新潮》读者群的阅读行为可能追求时尚获得某种自我身份认定的行为,可这种时尚行为背后的阅读心理又是什么呢?
五四时期传统权威的失落可能是那批接受新式教育读者的幸运,也可能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世俗纲常已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了,所以他们已不再觉得受其约束｡在最具权威的产生秩序的媒介——普遍王权崩溃以后,人们的道德感变得迷茫,模糊……社会道德的反常现象风靡一时:人生不再有明确的目标｡” (23) 特别是对于新兴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传统已经没有一种归宿感,在当时他们所能依傍的只能是“白话”,西方的思想资源,当“传统的权威与实质的权威,在以自己为中心的民主社会里失去权威性的时候,……‘自己’的心灵,因为已经没有传统的与实质的权威可凭借并受其保护,所以很易被外界当时流行的风气所侵占｡” (24) 并且由于权威的失落,在面向未来的时候,新兴知识分子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心理上正急迫地寻求能够对未来提供确定的系统性政治导向与新的系统性思想的意识形态,以便填补内在的空虚与恐慌｡” (25) 《新潮》一方面因为提倡新文化运动,切合了时代的风气,成为人们通过阅读它而获得自我身份确定的途径｡另一方面《新潮》自身所散发特有的“学术救国”的思想,以一种学理上的合理性,填补了读者(可能也有作者)“内在焦虑和恐慌”,成为新的意识上的权威｡由于具备了这两种因素,《新潮》才有可能被广泛的阅读,并且在阅读之中,其中的思想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人们的意识领域中,造就一股坚实的力量｡
三《新潮》的“学术救国”
《新潮》的被广泛阅读,如上所述部分可能由于追求风尚的心理,但是部分却是出于一种对权威的重新建构,重拾可以依傍的意识形态,因此这种阅读势必是真诚的｡而“文学所专有的主题是社会和文化成规｡既然成规被理解为协作问题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对文学参与也是以意识或潜意识当中希望为协作问题尽一份力的愿望为动机的｡” (25) 这种动机同追求风尚的社会性动机有显著的不同,可却对历史建构发生重大影响｡《新潮》的读者和作者通过交流､辨析,参与其中,以协作的方法解决社会文化问题,形成了以学术为基点,探寻拯救中华民族的另一条道路,尽管是涓涓细流,就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来讲可能是种奢谈,但在一片“救亡压倒启蒙”声中,多少开辟了五四新文化源流的另一潜流｡
傅斯年作《新潮发刊旨趣书》提到“今日出版界之任务,莫起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此为本志第一责任也｡”“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持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旨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瞭,而后有苟且之行｡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偏于国中,……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26)对学术的无知在这里被理解为中国群德堕落的原因,那么学术至上也就成为民族复兴,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的途径所在｡从《新潮》12期杂志所发的文章看,除小说和诗歌以外,哲学､逻辑学､文学､甚至经济学等学理上分析的文章占了绝大多数,几乎观照到当时中国的各个新兴学科｡《新潮》出版的最后一期名著介绍特号后就被迫停刊了,而恰是这最后一期,介绍的都是中国和西方学术上的著作｡还有在《新潮》栏目上设置有“故书新评”,对中国古代所出的书进行学理上的研读,“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 (27)特别是1919年,当“五四”运动高涨,一切都处于相对激进的状态,尤其对于传统｡这时,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既没有过分的诋毁传统的典籍,视它为中华民族之所以不能富强的最大障碍,而一心宣扬西方的知识,为也没有过分的去维护传统典籍作为思想资源的正当性｡而是将传统仅仅作为一种学理的研究对象,一种知识资源,我们可以去辨析它,并在辨析的过程中凸显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可见《新潮》是在传递这么一种经验意识,希望通过学术来介入社会,解决社会中的思想､文化问题,“他们共同认为当时中国首要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28)重塑以学术为依托的意识形态｡
当这种经验被传递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平台,读者通过阅读的方式参与其中,在与作者互动的协作中,逐渐认同,形成了一个以学术参与社会,并最终影响社会｡如在史志元给《新潮》的信中写到“近读贵志,佩羡无似｡但览首期所载,多在哲学及文学之新潮,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弟愿足下三者并论,于科学之使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傅斯年接着就回复到“我们杂志上没有纯正科学的东西,是我们的一憾事,以后当如遵命,竭力补正｡” (29)又如施存统来信讲到因为阅读《新潮》,所以“我们当作民国八年是上学的时代看,只要我们用功求学,那个学问自然会有进步的｡”同时希望《新潮》多介绍有关哲学门径的书,多做关于研究哲学､科学､文学的方法的文章｡(30) 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读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新潮》的学术救国,他们要求的不再是对传统肆意的控诉,他们要的是“科学之新潮”,而其目的在于“科学之实用尤当出以供人需要”,他们不再处于对未来迷茫空虚的意识真空中,他们找到了“研究哲学､科学､文学的方法”｡
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胡适在1920年北大开学典礼中也说:“我们北大这几年,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像这样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 “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31)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多少意识到学术的重要性,他们所希望的同样不是“肤浅”的新文化,而是学术的新文化｡在《新潮》中,我们或许看到了这种对“研究工夫”的回归,“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于国中,影响无量｡” (32) 这是否预示着新文化的精神可能在于《新潮》呢?而当“学术救国”的理念普及于读者,哪怕是一小部分人,应该也会是“影响无量”的｡
①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②鲁迅:致《新潮》的信,载1919年5月《新潮》第1卷第5期｡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1页｡
④⑥(18)(22)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9,50,56页｡
⑤钱理群:《对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几点意见》,《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⑦表格主要是根据上述人物的传记资料､相应年谱和有关工具书制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只大致､笼统的记述了他们在1920年以前的生活经历｡
⑧张允侯编:《新潮社组织章程》,《五四时期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47页｡
⑨(16) (17)張灏:《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128,111页｡
⑩“我们发现强烈的尊孔卫道竟可能导出‘毁经’的结局,复古竟可能动摇孔子或中国其他圣贤的传统的地位｡”参见王（氵凡）森:《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1)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辈都曾参加过科举,或为参加科举准备过,他们少时接受传统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以参加科举为指归｡也就是说传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道统,至少可以说他们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因此他们对于传统的感情维系就远远大于傅斯年他们了｡
(12)陈万雄:《五四新文化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30—42页｡
(13)焦润明:《傅斯年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0页｡
(14) (15) (20)顾颉刚:《回忆新潮社》,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23—124｡
(19)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529页｡
(21))汪静之:《爱情诗集<惠的风>的由来》,王训昭编选:《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92页｡
(23) (24)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374页｡
(25)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第446页｡
(26)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3页｡
(27)傅斯年:《新潮发刊趣旨书》,《新潮》第1卷第1号｡
(28)《故书新评》,《新潮》第1卷第1号｡
(29)王(氵凡)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36页｡[30]《通信》,《新潮》第1卷第3期｡
(30)《通信》,《新潮》第1卷第3期｡
(31)《通信》,《新潮》第2卷第2期｡
(32)胡适:《胡适全集》(20),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8—69页｡
(责任编辑张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