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党中央颁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深入开展以贯彻“十二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以及时纠正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使中国广大农村尽快走向复苏。为了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十二条”精神，中共张家口市委及时作出部署，于当年12月13日从市、县、区、公社抽调5000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各公社、大队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读和讲解
　　“十二条”。由市和桥东区抽调108名干部(实际进点74人)进驻到榆林公社4个大队和所辖村。
　　那年，是我走出一所中专校门被分配到桥东区工业局工作的第二年。我被抽调随一支工作队一起进驻到桥东区榆林公社梅家营村(今已归宣化县管辖)，实行“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住在独身车倌杜永春大叔家。记得在公社召开的欢迎进点干部会上，时任公社党委书记赵纯向我们介绍当前农村形势时，还是重点突出和强调了阶级斗争的“纲”，要我们坚定对阶级斗争的信心，不要被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
　　进点后，我便按照工作队的部署和要求，马不停蹄地开始走家串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每晚，房东杜大叔给我讲了许多村中发生的鲜活事儿，他耿直爽快，是个“消息通”，接触的人多，知道的事儿也多。从我所见所闻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当时农村之所以陷入严重困境，主要的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农村干部在思想和作风上严重存在着“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我所在的梅家营村和我们工作队进驻的榆林公社就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五风”和高估产、高征购，“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1960年榆林公社粮食产量445万斤，仅完成计划的59％，除完成征购任务，扣除饲料、粮种外，加上统销44.5万斤，存口粮319.5万斤，人均只有口粮213.5斤，人均每天不足6两。社员口粮标准大致分3等18级，最高的五六两，低的一两，平均为四两。老人一般为三四两，小孩儿一二两。记得有社员对我贴心贴肺地说：“我村当头头的，尽管明知口粮少，饿死人，也不敢反映，生怕丢了官。”社员们普遍指责搞瞎指挥的领导：“这哪是闹生产，简直是瞎起哄。”搞丰产方、“大兵团”作战、放“火箭”、献礼、报捷一哄而起，卡饭、扣锅、打骂、侮辱等胡作非为；个别领导“不劳动记大分，开小灶吃偏饭”等等。社员们干活是“憋着气干”、“糊弄着干”，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田园接近荒芜，严重呈现出饥馑的危难情势。
　　为了赈灾济困，帮助村民渡过难关，经公社和村大队研究决定，村里临时办起了施舍救命的免费午餐。按照规定要求，实行固定岗位，包干负责，亲自帮厨帮灶，从打粮到分饭“一条龙”负责到底，谁管谁负责，按责问罪的办法，责成由我管理村里的汤菜大锅粥。每日按人均约三两粮计算，用高粱面、玉米面、莜麦面，杂以干菜叶、野菜叶等代食品，中午一餐，供几十户重点饥饿难耐的社员们前来领取。无论男女老幼，凡领到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时，无不心情激动地再三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尽管这样，1960年榆林公社4163户、16394人，还是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情况……直至过了几十年后，我才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明白，原来这绝不是一地一村的局部现象，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少了1000万人。当年农村严峻的困难形势，还由于自然灾害频仍，致使粮食产量锐减。据新华社报道提供的数据显示，1960年全国有9亿亩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灾害，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中有3亿至4亿亩农田遭受重灾，几近绝收。我亲历整风整社的第一年，也就是1960年，张家口市粮食总产量为11.8亿斤，比上年净减少2亿多斤。
　　翌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通过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决定在全国农村进一步深入贯彻“十二条”，全面进行整风整社，坚决清理和退赔对农民的平调账。同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会议上又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认真贯彻党中央颁布的“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等各项农村政策，榆林公社和我进驻的梅家营村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渐趋稳定，痛定思痛，人心思变，和全国人民一起，翘首迎来了共和国充满希望的一年。
　　这年1月27日至31日，桥东区委召开了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掀起了新一轮深入开展整風整社运动的大幕，如医治农村深陷困境的一剂猛药，给农村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时，工作队负责人讲到区委第二书记唐弘毅在动员报告中公布的一个喜人信息：会间，已实事求是处理了部分平调兑现问题，共兑现实物978件、现金26333.81元。榆林公社在相继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五天时间里共鸣放揭发出大、小队干部“五风”问题1964件……
　　我们工作队为了贯彻落实区、公社两级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大了发动群众的力度。我在和村民们炕头聊天、地边唠嗑中，发现群众对深入搞好整风整社普遍存在着“五怕”情绪，主要是：怕伤面子；怕连累本人，打不着狐狸惹身骚；怕戴右倾帽子；怕摆了半天问题不兑现；怕只开花不结果，变不出粮食，来年生产没法搞。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公社领导和工作队长的带领下，先后召开了一些大、小会进行反复动员，亮出为群众撑腰壮胆的底牌，大大坚定和鼓舞了群众搞好整风整社的信心。
　　为了取经促整，我还到邻村小辛庄参加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千人批斗坏人大会。整个会场挤得满满堂堂的，黑压压的足有千余人。大会从上午11时许一直开到下午3点多，先后有20多人登台，控诉揭批生产队长以及治保主任等人的罪行，记得有位中等个头的中年妇女一上台就面对面声泪俱下地指着治保主任的鼻子说：“你这个杀人魔王，把小辛庄的乡亲们害苦了，我父亲被你活活折磨死不说，你还三天两头到我家搜查，翻箱倒柜，吓得我娘一听说你来了就打哆嗦、尿裤子……”斗争大会开得很成功，大长了群众的威风，振奋了群众的情绪。
　　随着整风整社运动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工作队也越来越严明了纪律，更加注重学习，用理论武装头脑，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不仅反复学习了下发的《整风整社干部十项守则》，还坚持一周开一次生活会，除学习中央文件政策外，还学习了《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持和不断完善“三包一奖”制度》等重要社论……
　　风雨欲静现彩虹，柳暗花明又一村。历经半年时间的整风整社运动，榆林公社和梅家营村如久旱的大地喜逢甘霖春雨，润物滋入，万物萌动，一种起死回生、蓄势待发的勃勃生机已初现端倪。据日后解密的档案资料记载，截至1961年4月20日，桥东区全区农村共揭发出有“五风”问题的干部151人，占总数的163％，多已查处结案。同年3月，桥东区农村人口死亡率比2月份下降44.28％。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