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贵州六盘水市的发耳电厂和野马寨电厂，2005年7月26日，两家电厂因为违规上马，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全国其他30个电厂项目一道，被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四部委责令停止建设，然而，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六盘水市这两个电厂项目并没有停步。
　　这一现象再次凸现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错误的政绩观根深蒂固。为了做大GDP，为了快速出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号召全民招商，全民引资。2006年12月13日新华社报道，安徽省阜南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於俊华因没完成上级下达的400万元的单位招商引资任务，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并被宣布停职检查。另据了解，这个县的市容局局长任献彬因第三季度招商引资“零进度”同时被免职。
　　2005年12月，阜南县下发了《阜南县2006年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及考核奖惩办法》，根据各部门的规模及与经济关联度等因素将8亿多元任务，逐层分解到31个乡镇和73个县直部门，以及垂直管理部门。各乡镇的任务数从3000万元到460万元不等，县直单位则从150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招商引资与干部的提拔使用、考核评比、奖金福利挂钩。
　　对类似於俊华、任献彬这样的官员构成最大压力的，是《办法》中规定的“一把手”问责制：“2006年上半年完成任务30%以下的单位，一把手交出日常工作，离岗招商，年底完不成全年任务的单位一把手视为不称职，应自动辞职……该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两年内不得提拔。”安监局局长不是以抓安全为主，而是以招商引资为主；市容局局长不是以抓市容整洁有序为主，而是以抓资金如此引进为主。在错误的政绩观下，地方政府难免作出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的事情。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把发展理解成“大干快上”，理解成就是占土地上项目。项目总要落在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就默许甚至纵容土地违法现象的出现。“十五”期间有些省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消耗土地约4万亩，实现GDP增长10%的目标，全年需要增加建设用地约40万亩。有些市主管农业发展的市委农办甚至提出这样的建议：“建议国家和省调整有关土地政策，减少我市农田保护区数量，增加工业和商业用地指标，支持我市的经济发展。”
　　为了能在土地上做成文章，为了能骗过上级政府，“以租代征”、“化整为零”等障眼法应运而生。更有甚者，即使在中央有关部门发现违法并制止后，仍然顶风而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还出现了“第三者”的身影，这就是国有大企业。无论是在内蒙的新丰电厂事件中还是在贵州六盘水市的两个电厂问题上，都有国有企业的背影。一些具有强大势力的企业，也包括一些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逐步联手。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很容易形成一种共同体的局面。
　　
　　民众呼吁加强“垂直管理”
　　
　　在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民众的观点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新闻中心在2006年11月中旬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85.9%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垂直管理”，以平衡日渐扩张并屡现劣迹的地方权力。 在问及“对于中央政府加强‘垂直管理’，以下观点你赞同哪些”问题时，选择“能有效摆脱地方政府干扰”的人数占64.9%，“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法制建设”占61.6%，“能保证上传下达、政令畅通”的占50.9%，“‘垂直管理’只是目前不得已的办法”的占35.2%。这说明赞同加强中央权威的人占到了大多数。
　　在調查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审计、环保、统计等部门应该实行“垂直管理”，其中审计排在第一位，支持率达到71%。 同时，25.5%的受访者认为，那些已经实行了“垂直管理”的部门（如国税、地税、工商、质监、土地等）“效果比较好”，43.1%的人感觉“一般”。
　　学者认为要明确事务范围、收入划分和责任界定
　　学者认为，在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首先应界定清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各自应当负责的事务范围，便于地方管理的，应当由地方管理。如国防、安全、外交、航天、全国性公路、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等大方面，应该由中央管理；有的事务适合省级管理，有的适合县级管理。为什么要划清呢？因为事情由谁做，谁负责，谁掏钱？都必须划分清楚。比如九年义务教育这件事就是如此。事务的划分应当作为一个迫切的课题来研究。
　　其次，是收入的划分。目前我们更多地采用比例共享税，既有好处也有弊病。从10到15年的税制改革来看，最终的格局应当这样：中央收关税、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省政府主要收取营业税（可以提高到10%），再加少量的个人所得和公司所得税，而市县政府则应当以物业税、遗产税、资源税和生态补偿税等为主。尽快开征房产税能使地方政府的税源稳定。税收相互独立，互不分享。这样的划分是合理的。
　　实现中央的控制，一个好办法是把实现中央下放的财税任务与地方领导人的政绩挂钩。借此使地方领导人认识到，其政治前途既要与造福一方有关，也要完成中央的财税和其他各项任务。这样，一方面使中央的财政收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证，另一方面也使地方领导人政治发展方向与中央一致，而非为了自身利益和局部利益而违背中央精神和全局利益，甚至损害国家利益。
　　此外还应实现中央地方关系从“以经济总量为主导”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转变，既有利于改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又有利于推进市场化改革，更有利于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公共服务体制。应当按照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基本要求做进一步的调整。依据公共产品公益性涉及的范围，中央政府原则上应当负责公益性覆盖全国范围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以城乡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强化再分配职能。各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各自辖区内公共产品的供给，应当重点关注各自辖区内居民的实际需求，强化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在权力的发放和责任的承担上也应明晰化。把责任交给哪一级就必须给其相应的权力。比方说有些事情中央垂直管理，那么省一级就不能再承担责任；如果是省以下垂直监管，那么市县乡就不能再承担责任。反过来，如果要让某一级承担责任，就必须给其相应的权力。关键的问题是要理清责任是哪一级的，各行政层级分别负什么样的责任，然后再考虑各种权力怎么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