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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岑毓英无论抚滇、抚黔、他修复书院,加广学额,增加束修膏火,招商创收,保证文教经费,补贴进京会试举人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云贵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他把文化教育全面推行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并用制度予以保证,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民族和睦,有着划时代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恢复乡试;修复书院;加广学额;束修膏火;厘定章程
【作 者】施铁靖,广西河池学院教授。广西宜州,546300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74-008
A Discussion on CEN -ying’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Education of Southwest Area of Nationalities
ShiTiejing
abstract: When he served as Governor of Yunnan or Guizhou , CEN Yu-ying restored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he increased the quota of students, increasing teacher’s income and student allowance, he recruited investment to get revenue, ensured enough expenditure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 subsidized those who wer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winners and the willed go to Beijing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l these measures strongly promoted the education of Yunnan an Guizhou areas .He implemented culture education to all the nationality areas of Guizhou ,and assured this on institutions . All above measures have the epoch-making history effect on the social progress, national harmony of the minority.
Key words: Recover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repair the school; Restore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 increasing the quota of students; Teacher’s income and student allowance; Collate and stipulate regulations.
1840年以来,广西人文荟萃,世人瞩目,壮族岑毓英(1829-1889),一生公忠为国,死而后已,27岁曾以西林县西乡民团团总的身份,率领家乡子弟兵入滇参加平定云南回民大动乱。在滇省长达18年的军旅生涯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因功逐级升至县令、知府、道员、布政使;39岁被破格提拔为云南巡抚。滇省动乱平定之后,于1874年升任云贵总督,时年45岁。1876年丁忧回广西老家守制3年。1879年守制期满,朝廷加岑毓英兵部尚书衔任贵州巡抚。1881年6月调福建巡抚主管台湾防务。1882年6月升任云贵总督,直至1889年5月逝世于总督任内。近几年来,笔者潜心深入地研究岑毓英以后,发现他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为此,笔者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就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恢复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一次粗浅的探讨,请教于学界方家。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地方文化教育。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令天下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汉代地方较普遍地设置学官,实自此始。”①翦伯赞先生也认为:“汉元始三年,郡国、县邑、乡聚皆立学官。”②东汉时,郡国学校更加发达,即在边远地区也有一些郡太守提倡兴学的。班固的《东都赋》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③班固的描写虽有夸张之嫌,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还是反映了东汉地方教育空前发达。自后中国的历代王朝都非常注重地方教育。迄至明朝,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王阳明更是大力提倡地方以教育为本,兴办社学,他说“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④他还特别强调:“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⑤
清朝建立以后,全面承袭了明朝地方文化教育制度。地方学校设有府、州、县等儒学,这些地方各级学校虽然都是官办,但不相统属。府、州、县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五经,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按清朝规定,童生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取得秀才资格的才是府、州、县学的生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生员有规定的名额,在额内的生员可领取廪饩银(俗称“膏火”),称为廪生;在增广名额之内的为增生,无廪饩银,但可补廪生缺额。根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上说:“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⑥所以,在清代地方生员的名额多寡,对于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府、州、县学都是地方官学,都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备用人才而设置的。如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颁行的新《卧碑文》载:“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梁,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⑦从该碑文记载来看,不但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地方设置各级学校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有清一代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各省地方除府州县学外,乡间还设有社学。康熙九年(1670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社师。”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入学肄业,有能文入学者,优赏社师。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⑧中国自宋以降,书院一直是地方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但清初统治者害怕学者利用书院讲学宣传“反清复明”思想,曾一度抑制书院。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敕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⑨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明末清初的大学者们已经去世,清廷才命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并各给予一千两银子为开办营建的经费。当时雍正的“谕旨”说:“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捻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高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云云。⑩可见其迟迟提倡书院之理由。乾隆二年(1737年)的“谕旨”则主张大行书院的理由:“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书院中的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B11
此后清代书院多为官立,书院实际已成为官学之一类,形式上或许与宋明书院相类似,实际内容已经不同。书院的教学与科举考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李绂订定的“宣成书院条约”,陈宏谋订定的“豫章书院学约”,都是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兼顾科举考试的书院。清朝统治者通过官办的府、州、县学,辅以地方的书院以及乡间的社学,控制着广大的读书人,使其束缚在科举的独木桥上,以实现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但客观地说,有清一代官府支持的各种教育组织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光大还是有着很大的历史作用的。
岑毓英虽然出身在广西西部边陲的一个殷实的壮族土司的后裔家庭,但他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纲五常”的政治思想。他从青年时到广南求学的经历,使他深谙民间疾苦。他虽非严格的科举出身,但他经历了残酷的血与火的社会实践,因卓越的军功,由一个乡民团团总的身份,逐级升至县令、府台、道台、藩台,乃至抚台封疆大吏。他一生的表现都是勇于任事的军事政治干才,而非庸俗的官僚。因而作为资深的地方大员,岑毓英熟悉清朝的文化教育制度和朝廷的文教方针政策,并且采取高度认同的政治态度。所以,岑毓英在执行清朝的地方文化教育政策时,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他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岑毓英在《岑氏族谱》里写下的“四箴”,为我们研究他的地方文化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一箴立志:仲淹秀才,天下忧乐。伊川十四,谓圣可学。志以帅气,勉希前修。曰孔曰孟,是尚是求。鹜广志荒,怀安志溺。呜呼小子,卑下曰惕。一箴勤业:六艺之术,四部之储。匪进则退,匪亲则疏。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一息不懈,圣者之矢。盛年易逝,此曰可惜。呜呼小子,所其无逸。一箴明伦:三代之学,以明人伦。亲别序信,义存君臣。其量难完。其亏莫赎。惴惴小心,临渊集木。生之成之,教则谁资。呜呼小子,毋或背师。一箴经世:少处畎亩,长游王路。尧舜君民,扶持何惧。富教有序,平治有经。欢虞小补,管晏羞称。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呜呼小子,虚车勿诮。”岑毓英的“四箴”,言简意赅,他希望自己的后代都要按他的“四箴”要求去做,才会成长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而岑毓英在担任黔省巡抚时,就黔省学校问题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写道:“窃维地方之治乱,系于官师之贤否。有教化则有风俗,有风俗则有人才。贵州地本瘠贫,又当大乱之后,书籍散佚,物力凋残,期间嗜古笃行之儒,犹能报守遗经,讲明大义,著述所布,学者知归。良田僻在边隅,士习质朴,但使修明学校,先立基根,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生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于此,”B12可以说岑毓英的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教思想。他的这种认识,上体朝廷文教方针,下合地方民意,更符合传统儒教思想。他与前述明代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地方办学思想是一致的。作为贵州巡抚,岑毓英不可能不知道王阳明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的故事。所以清人陈宝箴说他:“景行先达,隆笃师友,”B13是非常准确的评语。下面我们从岑毓英抚滇、抚黔时期具体考察他是如何恢复和发展西南民族地方文化教育的。
二
因为历史的原因,云南省作为仅次于西北的中国第二大回民聚居区,于1856年(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回民大起义,并在大理建立政权,公开树起反清的旗帜。从此,云南陷于长达18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各族人民处在动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岑毓英对云南的大动乱的爆发是没有直接责任的。根据清朝科举制度规定,省级的乡试和中央的会试都是三年一试,这是正科,遇到国家庆典亦有加“恩科”之例。因乡试在当年的8月举行,称之为“秋闱”。“秋闱”考中,取得“举人”资格,第二年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因会试于春季2月举行,故称“春闱”。“春闱”录取者,都可以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录取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通称“进士”,得以进入官的行列,从此光宗耀祖!因此中国自隋唐以降一千多年来,科举考试都是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盛大节日。他们可以“寒窗十年无人问”,但绝对要追求“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价值观。岑毓英自己就是读书人,他深知读书人的心理和追求闻达的人生价值观。作为云南巡抚,他能满足滇省广大读书人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他就赢得了云南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和爱戴,他就赢得了广大民心和强大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认识和懂得这些并不复杂的社会道理,不须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任何一个参加过邓小平制止“十年动乱”恢复高考的“老三届”读书人,对此都会有同样深刻的体会。
那么自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爆发动乱以来,云南乡试被迫停止了多少届呢?据查,在云南大动乱爆发的头一年,也就是1855年(咸丰五年)按例举行了乙卯正科乡试,此后的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正科乡试、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乡试、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正科乡试、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正科乡试等四届正科乡试,都因云南动乱无法举行。期间还有两次例加“恩科”,云南读书人也没有机会参加:一次是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天京开天试”;B14再一次是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恩科,这一年同治皇帝载淳登基,所以例加“恩科”。可以说,在云南大动乱的18年间,云南读书人失掉了6次乡试科举的机会。从读书人正常的读书年限算,云南大动乱整整牺牲了云南两代读书人的青春年华!试问,当年广大的云南读书人会欢迎这种动乱吗?睿智的岑毓英当然洞若观火,只不过在平乱的过程中自己的政治地位有限罢了。1868年(同治七年)闰4月,岑毓英因功升任云南巡抚,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作为全省的最高长官,他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肃清动乱,整肃吏治、整顿那些不利于民心民生的陈规陋俗。经过他一年多的努力,全省形势开始朝稳定方向发展,杜文秀势力已向大理一隅萎缩。岑毓英立即抓住时机,向朝廷上了一道《军务渐清举办文闱乡试》的奏折。这道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滇省自咸丰五年乙卯科举行乡试后,历届己未、壬戌两次恩科及戊午、辛酉、甲子、丁卯四正科,共六科乡试,均因贼匪滋扰,未能依限举办,叠经奏请展缓在案。现在军务日有起色,附省东南两迤渐次廓清,迤西被陷各城亦收复多处,本年庚午正科乡试,各属士子均志切观光,联名呈请举办,由该司道等核议,详请具奏前来。臣等伏查滇省办理军务已十五年之久,六科乡试均未依限举行,诸生励志穷经,早已怀才欲试,现在军务渐次肃清,自应举行乡试以作士气而振人心。所有本年庚午正科乡试文闱,臣等体察情形,堪以依限于八月内举行,并请援照贵州等省成案,带补戊午、己未两科归并取中,其辛酉、壬戌、甲子、丁卯四科,拟归下届请补。”B15
岑毓英这道奏章获得了清廷的批准,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正科云南乡试如期举行,并且还将1859年己未恩科以及1858年戊午正科的名额一并加入庚午正科云南乡试中录取。尚余辛酉、壬戌、甲子、丁卯四科的名额,待以后历届乡试中逐一补齐。这是岑毓英升任云南巡抚后,大得民心之举,从此云南读书人“来省肄业者更多。”B16这对恢复和发展滇省的文化教育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岑毓英自己所说:“作士气而振人心。”这也是岑毓英作为云南巡抚后,为云南文化教育做的第一件大事。
他为云南文化教育所做的第二件事,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他给清廷上了一道《滇省捐输请广额设学》的奏章。这道奏章很长,约2000字左右。B17岑毓英在奏章里根据清朝制度摆事实,讲道理而又具体地请求朝廷批准云南增加地方生员学额和地方学校教职。在清代地方生员的名额多寡,对于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熟悉清朝典章制度的岑毓英,当然深谙其中奥妙,因而他在奏章中将平乱十多年来,本应朝廷拨给,却由滇省民间义捐的粮饷数目一一开列,而且数据精确具体,令人信服。他也知道,这些巨额粮饷是滇省绅民十多年被迫捐输的民脂民膏,而入不敷出的清朝国库,是无法补偿云南绅民的,不如因利势导,将它转换成增加云南学额和增设学校的捐银,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一经朝廷批准,就在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滇省文化教育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还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
作为云南巡抚,岑毓英尽心尽意为云南各族广大读书人谋福祉的时候,没有忘记自己那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壮族山乡,没有忘记追随自己在云南征战18年,前后共牺牲2000余人的家乡壮族子弟兵。他在写完《滇省捐输请广额设学》奏折之后,在同一日又写一道《粤勇欠饷请广广西中额泗城西林学额》奏折,他依据到国家尚欠粤勇饷银五百五十五万七千三百零二两的事实,而政府筹办善后,“饷项万分支绌,不能再行筹发”的实际情况,极其深情地写到:“窃念臣部粤勇多籍隶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等处,自咸丰六年随臣援滇,转战十有八年,将弁勇丁阵亡、伤故、瘴故不下二千余人。兹幸云南军务肃清,而积欠勇饷、恤赏等项又不能全行筹发,该勇丁等目睹艰难,情愿报效,尚属急公。所请加广文武永远中额各二名,并加广泗城府学、西林县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暨廪生、增生额数,虽与同治九年新章不符,而查其捐项,仍系九年以前应领之项,因滇省当日军务吃紧,未能随时办理。且泗城府西林县地处极边,距省遥远,军兴以来,历年办团捐输银米,均未能奏请广额,与各省情形更属不同。合无仰恳天恩俯如该司道等所请,准将积欠粤勇各营饷项银两,加广广西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各二名,泗城府府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并廪、增各二名,西林县县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并廪、增各二名,以示奖 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B18
岑毓英上述所请,朝廷“皆敕部议行”。B19实现了岑毓英“以兵燹之后教养宜先”B20的政治方略。今天我们有幸读到岑毓英当年的这些文字,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会感觉到:因为历史的局限,岑毓英作为当时的地方大员,很难做到权为民所用,但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情为读书人所系,利为读书人所谋的程度。
岑毓英为云南文化教育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修复书院,重新完善书院教育管理机构,积极筹措书院经费、生童膏火以及应试举人赴京补助金并形成制度。据1876年(光绪二年)岑毓英给朝廷关于《修复滇省书院筹发膏火折》称:“窃查云南省垣,旧设有五华、育材两书院,向章由粮、盐二道延请院长教习肄业。生童每月以初三、十八日为课期,督抚、司道轮流出题课试,分别等第,酌给膏火笔资,所以培植士林者,颇为周备。自军兴以来,城外之育材书院既毁于贼,城内之五华书院又被逆匪马荣损坏,加以地方糜烂,钱粮课税不能照旧额征收,膏火笔资均难筹画,以致良法美意荡然无存。”B21
原来早在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回弁马荣叛,戕署总督潘铎及府、县各官,”B22叛乱者一度占领省城昆明,他们损毁了城内的五华书院和城外的育材书院。岑毓英收复省城后,立即与各主管衙门协商,多方筹措资金,修复五华书院,同时还增设学舍,扩大了五华书院的规模;将育材书院由城外搬进城内,主要是选择城内“空闲祠宇,改建育材书院”。B23两书院重新恢复后,岑毓英又重新组建教育管理组织“延院长二人,分任主讲,委教职二员,充当监院,每月所需膏火银两、院长束修、监院薪水及月课卷价,约共合银五百数十两,均由盐经费项下发给,生童籍资缴劝。”B24自1870年(同治九年),云南省恢复庚午乡试以来,均能按期“举行童试、乡试暨补行历届乡试,皆取中如额。……加广学额及永远中额,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更多。”B25岑毓英这些修复书院,完善书院教育管理组织,筹措经费的措施,得到云南广大绅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和前述恢复乡试、加广学额等措施一道,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为了云南读书人的学业和前途,岑毓英可谓做到无微不至了,稍有良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为之感动。他不是一般的能吏,他是一位通达古今的政治家。他深深地懂得,任何一件德治善政,随着一定时空的变化,也会变质。所以,他防微杜渐:“选派省城绅士二人,东、西、南三迤绅士各一人,公同经营,并责成云南府昆明县各教职随时稽查。”为了使这一善政长久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形成制度,用法律来保护:“此事乃臣职所应为,捐廉举办,何容上渎?但恐历年久远,为不肖官绅把持侵吞,归于虚设,合无仰恳天恩赦部立案,以杜弊端。”B26
同样地,岑毓英在筹办书院经费、教职薪水、生员膏火方面,也是专款专用,制度制约:“此项经费,在商民所增有限,而士子受惠无穷,如经理得人,自可行之久远。但专归盐道管理,恐独任成乱,日久弊生,杜渐防微,自当慎之于始。臣现已将盐厘经费一并提归厘金总局,责成藩司会同该局司道,督饬各委员认真经收,与盐道所收盐课互相稽查,以昭核实。其应发膏火等项不准克扣短少,倘有侵吞挪用等弊,即照侵挪钱粮正款详请参办。”B27岑毓英为了推动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如此勤政、廉政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根据黎英博士和陈炜博士的共同研究,岑毓英不仅在省城昆明大力推动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即使地处遥远的府县,凡有关文化教育的事业,他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和帮助。两博士撰文写到:“为使边疆少数民族知书明理,岑毓英还积极改善边疆地区的办学环境。在任云贵总督时,在属员马忠等前往临安、开化、广南等地清查保甲、添设义学。他发现大定府、威宁州两处文庙均由城池失守而遭破坏,于是积极批饬筹款,加以修葺。广南府的教育事业在茹仪凤、宋湘、何愚、李熙龄、单光国等知府的倡导下,开学馆、设义学,振私塾,从府城到乡村到处兴办学堂。但因教育经费不足,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岑毓英知道后,他怀念青少年在广南读书的情形,欣然捐纹银4000两资助广南府办学,广南府管教育经费的官绅将此款用来开办‘永盛当’收取赢利,兴办学校,支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补助上京考试的学子。”B28笔者不惜篇幅地在此引用两博士的文字,主要是证明一条重要的信息:岑毓英大力推动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在全省内已起到上行下效的积极成果。从此云南文风复振,岑毓英起到划时代的历史作用。
三
1879年(光绪五年)春,岑毓英丁忧满期,清廷加岑毓英兵部尚书衔调任贵州巡抚。岑毓英在同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在贵州镇远府正式上任。1881年(光绪七年)农历五月初六日奉旨调任福建巡抚,五月十七日离黔赴闽,岑毓英抚黔整整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岑毓英为黔省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岑毓英到任后,经过仔细研究和实地考查,仅一年多的时间竟将全省各府州县的书院、义学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首先将自己在抚滇时的办学方法移植到黔省,取得极佳的社会效果。特别是他带头捐出养廉银来办学的模范行为,不仅得到黔省有正义感官员们的大力支持,各自捐出养廉银,甚至他的上司云贵总督刘长佑,本是贵州人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四川建昌道台唐炯等大员都被岑毓英不遗余力地办学精神所召感,纷纷捐出廉银,支持他办学,可见岑毓英的人格魅力影响之一斑。B29
其次,他又以一省之尊出面筹措资金解决全省府厅州县书院束修膏火及义学经费,若在他省似乎不是难事,难就难在黔省。稍微了解一下岑毓英上任抚黔之前的黔省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深感岑毓英难能可贵了。咸丰年间,由于受广西“太平天国”暴动的影响,贵州省全境各少数民族的大动乱,也和云南回民大动乱一样,火山般地爆发了。1855年(咸丰五年)3月,贵州台拱厅(今台江县)人张秀眉等领导黔东南苗民大起义,建立政权,以雷公山为根据地,纵横黔东南十几个府州县达17年之久;同年5月都匀人柳天成又在都匀坝固领导黔南苗族大起义,纵横黔南十多个府州县达16年之久。跟着天柱县侗人姜映芳创立“太平教”为组织联络手段,提出“灭清复明”、“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的口号,B30鼓动天柱侗人起义,建立九龙山根据地,部众发展到10余万人,纵横天柱、锦屏、三穗、清江、玉屏、岑巩等州县13年之久。
1855年(咸丰五年)真是贵州省多事之秋,上述张秀眉、柳天成、姜映芳等人领导的黔东、黔南苗族起义以及天柱侗族起义方兴未艾。同年10月贵州松桃人包茅仙,在松桃孟溪领导起义;同年11月,铜仁举人徐廷杰和铜仁另一举人梅济鼎共同在铜仁发动起义,他们以反“折征”为口号,头带红巾,被称之为红号军,纵横铜仁、松桃、思南、都江、玉屏、青溪、湖南凤凰、元洲、四川秀山等10多个州县,所到之处,穷苦人纷纷参加,一时之间显得声势浩大。
1857年(咸丰七年),灯花教首刘义顺在思南鹦鹉溪发动起义,破思南府,拥立朱明月,在思南岑头建立政权,公开反清复明,聚兵数十万,头带白巾,称白号军,纵横思南、桐梓、遵义、仁怀、黔西、镇宁等15个府州县达12年之久。次年(咸丰八年)胡胜海在思南的安化乾溪梅林寺起义,奉刘义顺为教主,所部用黄头巾包头,故称黄号军;同年(咸丰八年),贵州普安厅(今盘县)人,回民伊斯兰教阿訇张凌翔,与回民马和图在普安厅大坡铺发动回民起义,所部发展到数万人,均以白巾帕首,称为白旗军。先后攻占了新城(兴仁)、兴义府(安龙)、普安、安南(晴隆)、贞丰、归化(紫云)等。白旗军以新城为根据地,活动于黔西南一带达14年之久。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一一列举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黔省境内各民族大动乱的具体情况。总之,从咸丰初至同治末这二十年的时间内,黔省大小规模的暴动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是狼烟遍地,烽火连天。这些民族大暴动的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不是本文讨论的任务,先搁置不谈。但上述黔省各民族的起义或暴动,却说明了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黔省经过这近20年的社会大动乱,使黔省的社会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贵州自古以来都以“地瘠民贫”著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遭此大难之后,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完全凋敝了。岑毓英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整顿吏治、革除弊端,稳定社会。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实属不易。所谓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在:省、厅、州、县各级书院“次第修复,束修膏火,酌量加增。复添设举人膏火二十分,……遇乡试之年,加膏火八十分,……所有新筹款项,厘定章程,深恐日久废弛,合无仰恳天恩饬部立案,以垂久远。”B31所以笔者认为:岑毓英难能可贵,道理即在于此。
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人称岑毓英为“中兴名臣”,绝非溢美之辞。他是一个勤政、廉政、有思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抚黔的两年当中,就深深地思考过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黔省的动乱都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岑毓英出自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深知山乡之苦;他自幼治于学,熟读经史,懂得资治通鉴;自布衣从军,逐级升至高位,社会阅历异常丰富,再加上他“秉性公忠,才识沉毅。”所以,岑毓英很快对自己思考的问题,得出了答案。他认为,黔省各少数民族暴动的历史原因有四:(1)官府压迫;(2)土司朘剥;(3)疏于管理;(4)缺少教化。既然找出了病因,他就像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一样,采取了对应的治疗措施。
首先废除官府利用采买兵米,强征夫役,加重百姓负担的流弊。考虑到各民族地区的“厅员,均无羡余、闲款、廉俸,不敷办公,自系实在情形。近来黔省办理善后,因该厅员等异常清苦,按月各给经费一百五十两,拟请定为成例,其各厅书役工食,亦酌量添给,嗣后再有籍端扰民者,重治其罪,则官吏之弊亦可除。”B32
其次,“查土司朘剥苗民,在承平时确有如此情状,……谕令各土司自今以往,于所部苗民,不准科敛凌虐,并不准包揽钱粮,擅理词讼,违者立即革黜治罪,不另请袭职,则土司之弊可除。”B33此后贵州各地土司头人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兴风作浪。
再次,“黔省仅铜仁府县设有苗弁十五员,苗兵一百零五名;松桃厅属设有苗弁一百一十三员,苗兵一百二十五名。其余苗疆之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归化各厅,均无苗弁苗兵,苦于入款太少,不能添设。现在铜仁、松桃苗民俱薙发改装,颇知礼法,该苗弁苗兵可以酌量分拨。臣等拟请将铜仁府县属之苗弁拨出十缺,苗兵拨出七十名;松桃厅属之苗弁拨出八十缺,苗兵拨出八十名,另分设于苗疆各厅,饬选明白公正苗目充补,责成管束苗民。”B34加强了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强化了苗族地区的社会管理。
最后,也是黔省苗族地区的百年大计。岑毓英是这样做的:“查黔省汉少苗多,而下游之苗,种类尤杂。汉民则多居城市,子弟从学较易,文风颇为可观;苗民则散居山谷,不读诗书,罕知礼法,往往陷于刑戮。而欲格其非心,变其恶俗,诚莫如振兴文教。臣等考诸旧志,前督臣鄂尔泰题请于各府厅州县设立义学,以课苗童,洵属法良意美。惜后来不能讲求,遂至有名无实。故下游苗民,积习相沿,多未薙发改装,形同化外。臣等查湖南凤凰、永绥、乾州,向设苗弁苗兵,以资管束,又设书院义学,以资化导。复仰沐皇恩,先后添设学额,并于湖南乡试每科取中举人一名,数十年来风俗丕变。”B35岑毓英就黔省苗族地区的文教问题,上承鄂尔泰的良法美意,下援湖南凤凰三厅的成功案例,有理有节地要求苗疆各厅县“清查充公田产,添设义学,劝谕薙发改装,悉如汉制。凡有子弟,务使肄业读书。每厅设一书院,按月课试,俾熏陶渐染化其剽悍之风,共懔尊亲之义,自可相安无事。惟苗民既令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可否于通省原设学额外,仰恳天恩准照湖南凤凰三厅之案,将黔省苗疆未设学额之清江、台拱、都江、下江、丹江、归化各厅一并赏给学额,以示观感之处,出自逾格鸿施。”B36岑毓英的治黔方略均得到清廷的批准执行。
客观地说,岑毓英要在黔省苗族地区大办书院义学,振兴文教,并非他的创举,而是继承发扬鄂尔泰的美意良法,使之落实。但他创造性地发展鄂尔泰的美意良法,配以民族优惠政策,建议朝廷在黔省原设学额之外,凡是苗疆各厅未有学额的,一律增加学额。“惟苗民既令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这就有力地推动了黔省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清人潘霨评说岑毓英“设苗寨义学以化蠹愚,增书院膏火以培寒畯,举凡地方工程善举,焦心远虑,惟力是视,用之元气渐复,风教振兴,全省士民同深感泣,”B37是非常中肯的。
结束语
1868年3月,时年39岁的岑毓英被清廷破格提拔为云南巡抚。是年春,省城昆明被杜文秀重兵围困,云贵总督劳崇光又病故,可以说岑毓英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临危受命的岑毓英,运筹帷幄,决战沙场,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不但解昆明之困,而且收复迤西以楚雄为中心的大片州县,将杜文秀势力压缩在大理一带。次年(1870年)正是清朝庚午正科乡试,他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恢复庚午正科乡试,并带补戊午、乙未两科,给广大云南读书人带来无限的希望,起到巨大的政治稳定作用。随后他修复书院,加广学额,增加束修膏火,招商创收,保证文教经费,补贴进京会试举人等一系列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当然也加速了杜文秀势力的覆灭,使云南重归一统。抚黔两年,在动乱的废墟上恢复秩序,革除积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修复书院文庙,整顿学校,增加束修膏火;发商生息,厘定章程,保证书院束修膏火及义学经费开支。这些措施不但恢复了贵州全省的文化教育,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特别是,岑毓英把文化教育全面推行到黔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并用制度予以保证。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民族和睦,无疑有着划时代的历史作用。总之,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公正评价。
注释:
①③⑥⑧⑨⑩B11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189页、467页、468页、471页、472页。
②B14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7页、813页。
④⑤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⑦《庆远府学卧碑文》,高80厘米,宽160厘米;2001年11月15日出土于宜山文庙遗址;原碑现藏宜州文物管理所。
B12B13B15B16B17B18B19B20B21B22B23B24B25B26B27B29B31B32B33B34B35B36B37张声震主编:《岑毓英文集》(黄振南、白耀天标点) 【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17页、67页、200页、164页、6页、200页、3页、200页、201页、238页、231页、230页、231页、11页。
B28黎英、陈炜:《经略西南:岑毓英的思想及实践(1865-1885)》【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 2006年第1期 。
B30侯清泉编:《贵州历史人物》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责任编辑:刘建平〕
【关键词】恢复乡试;修复书院;加广学额;束修膏火;厘定章程
【作 者】施铁靖,广西河池学院教授。广西宜州,546300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74-008
A Discussion on CEN -ying’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Education of Southwest Area of Nationalities
ShiTiejing
abstract: When he served as Governor of Yunnan or Guizhou , CEN Yu-ying restored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he increased the quota of students, increasing teacher’s income and student allowance, he recruited investment to get revenue, ensured enough expenditure 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 subsidized those who were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winners and the willed go to Beijing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ll these measures strongly promoted the education of Yunnan an Guizhou areas .He implemented culture education to all the nationality areas of Guizhou ,and assured this on institutions . All above measures have the epoch-making history effect on the social progress, national harmony of the minority.
Key words: Recover provincial examinations; repair the school; Restore the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 increasing the quota of students; Teacher’s income and student allowance; Collate and stipulate regulations.
1840年以来,广西人文荟萃,世人瞩目,壮族岑毓英(1829-1889),一生公忠为国,死而后已,27岁曾以西林县西乡民团团总的身份,率领家乡子弟兵入滇参加平定云南回民大动乱。在滇省长达18年的军旅生涯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因功逐级升至县令、知府、道员、布政使;39岁被破格提拔为云南巡抚。滇省动乱平定之后,于1874年升任云贵总督,时年45岁。1876年丁忧回广西老家守制3年。1879年守制期满,朝廷加岑毓英兵部尚书衔任贵州巡抚。1881年6月调福建巡抚主管台湾防务。1882年6月升任云贵总督,直至1889年5月逝世于总督任内。近几年来,笔者潜心深入地研究岑毓英以后,发现他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为此,笔者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就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恢复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一次粗浅的探讨,请教于学界方家。
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地方文化教育。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令天下立官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汉代地方较普遍地设置学官,实自此始。”①翦伯赞先生也认为:“汉元始三年,郡国、县邑、乡聚皆立学官。”②东汉时,郡国学校更加发达,即在边远地区也有一些郡太守提倡兴学的。班固的《东都赋》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③班固的描写虽有夸张之嫌,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还是反映了东汉地方教育空前发达。自后中国的历代王朝都非常注重地方教育。迄至明朝,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王阳明更是大力提倡地方以教育为本,兴办社学,他说“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④他还特别强调:“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⑤
清朝建立以后,全面承袭了明朝地方文化教育制度。地方学校设有府、州、县等儒学,这些地方各级学校虽然都是官办,但不相统属。府、州、县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四书五经,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按清朝规定,童生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取得秀才资格的才是府、州、县学的生员。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生员有规定的名额,在额内的生员可领取廪饩银(俗称“膏火”),称为廪生;在增广名额之内的为增生,无廪饩银,但可补廪生缺额。根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上说:“每县学额,按文风高下,钱粮丁口之多寡以为差,分为大、中、小学。”⑥所以,在清代地方生员的名额多寡,对于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代的府、州、县学都是地方官学,都是为了培养统治阶级的备用人才而设置的。如清顺治九年(1652年)礼部颁行的新《卧碑文》载:“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梁,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⑦从该碑文记载来看,不但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地方设置各级学校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核心价值观,有力地推动了有清一代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
各省地方除府州县学外,乡间还设有社学。康熙九年(1670年)曾令各省设社学置社师。“凡府州县每乡置社学,选择文艺通晓、行谊谨厚者,充社师。”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二十以下入学肄业,有能文入学者,优赏社师。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⑧中国自宋以降,书院一直是地方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但清初统治者害怕学者利用书院讲学宣传“反清复明”思想,曾一度抑制书院。例如顺治九年(1652年)敕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著意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⑨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明末清初的大学者们已经去世,清廷才命各省省城设立书院,并各给予一千两银子为开办营建的经费。当时雍正的“谕旨”说:“谕内阁各省学政之外,地方大吏每有设立书院,聚集生徒讲诵肄业者,朕临御以来,时时以教育人才为念。但捻闻书院之设,实有裨益者少,浮慕虚名者多,是以未尝敕令各省通行,盖欲徐徐有待而后颁降谕旨也。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高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云云。⑩可见其迟迟提倡书院之理由。乾隆二年(1737年)的“谕旨”则主张大行书院的理由:“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书院中的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B11
此后清代书院多为官立,书院实际已成为官学之一类,形式上或许与宋明书院相类似,实际内容已经不同。书院的教学与科举考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李绂订定的“宣成书院条约”,陈宏谋订定的“豫章书院学约”,都是以程朱理学为中心,兼顾科举考试的书院。清朝统治者通过官办的府、州、县学,辅以地方的书院以及乡间的社学,控制着广大的读书人,使其束缚在科举的独木桥上,以实现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但客观地说,有清一代官府支持的各种教育组织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光大还是有着很大的历史作用的。
岑毓英虽然出身在广西西部边陲的一个殷实的壮族土司的后裔家庭,但他从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纲五常”的政治思想。他从青年时到广南求学的经历,使他深谙民间疾苦。他虽非严格的科举出身,但他经历了残酷的血与火的社会实践,因卓越的军功,由一个乡民团团总的身份,逐级升至县令、府台、道台、藩台,乃至抚台封疆大吏。他一生的表现都是勇于任事的军事政治干才,而非庸俗的官僚。因而作为资深的地方大员,岑毓英熟悉清朝的文化教育制度和朝廷的文教方针政策,并且采取高度认同的政治态度。所以,岑毓英在执行清朝的地方文化教育政策时,是不遗余力的;同时他的地位也决定了他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岑毓英在《岑氏族谱》里写下的“四箴”,为我们研究他的地方文化教育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一箴立志:仲淹秀才,天下忧乐。伊川十四,谓圣可学。志以帅气,勉希前修。曰孔曰孟,是尚是求。鹜广志荒,怀安志溺。呜呼小子,卑下曰惕。一箴勤业:六艺之术,四部之储。匪进则退,匪亲则疏。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一息不懈,圣者之矢。盛年易逝,此曰可惜。呜呼小子,所其无逸。一箴明伦:三代之学,以明人伦。亲别序信,义存君臣。其量难完。其亏莫赎。惴惴小心,临渊集木。生之成之,教则谁资。呜呼小子,毋或背师。一箴经世:少处畎亩,长游王路。尧舜君民,扶持何惧。富教有序,平治有经。欢虞小补,管晏羞称。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呜呼小子,虚车勿诮。”岑毓英的“四箴”,言简意赅,他希望自己的后代都要按他的“四箴”要求去做,才会成长为国家需要的栋梁之才。而岑毓英在担任黔省巡抚时,就黔省学校问题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写道:“窃维地方之治乱,系于官师之贤否。有教化则有风俗,有风俗则有人才。贵州地本瘠贫,又当大乱之后,书籍散佚,物力凋残,期间嗜古笃行之儒,犹能报守遗经,讲明大义,著述所布,学者知归。良田僻在边隅,士习质朴,但使修明学校,先立基根,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生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于此,”B12可以说岑毓英的这段话,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教思想。他的这种认识,上体朝廷文教方针,下合地方民意,更符合传统儒教思想。他与前述明代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地方办学思想是一致的。作为贵州巡抚,岑毓英不可能不知道王阳明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的故事。所以清人陈宝箴说他:“景行先达,隆笃师友,”B13是非常准确的评语。下面我们从岑毓英抚滇、抚黔时期具体考察他是如何恢复和发展西南民族地方文化教育的。
二
因为历史的原因,云南省作为仅次于西北的中国第二大回民聚居区,于1856年(咸丰六年)爆发了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回民大起义,并在大理建立政权,公开树起反清的旗帜。从此,云南陷于长达18年的社会大动乱,社会经济、文化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各族人民处在动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岑毓英对云南的大动乱的爆发是没有直接责任的。根据清朝科举制度规定,省级的乡试和中央的会试都是三年一试,这是正科,遇到国家庆典亦有加“恩科”之例。因乡试在当年的8月举行,称之为“秋闱”。“秋闱”考中,取得“举人”资格,第二年赴京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因会试于春季2月举行,故称“春闱”。“春闱”录取者,都可以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录取者,才是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通称“进士”,得以进入官的行列,从此光宗耀祖!因此中国自隋唐以降一千多年来,科举考试都是中国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盛大节日。他们可以“寒窗十年无人问”,但绝对要追求“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价值观。岑毓英自己就是读书人,他深知读书人的心理和追求闻达的人生价值观。作为云南巡抚,他能满足滇省广大读书人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他就赢得了云南广大读书人的拥护和爱戴,他就赢得了广大民心和强大的社会基础!笔者认为,认识和懂得这些并不复杂的社会道理,不须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任何一个参加过邓小平制止“十年动乱”恢复高考的“老三届”读书人,对此都会有同样深刻的体会。
那么自咸丰六年(1856年)云南爆发动乱以来,云南乡试被迫停止了多少届呢?据查,在云南大动乱爆发的头一年,也就是1855年(咸丰五年)按例举行了乙卯正科乡试,此后的1858年(咸丰八年)戊午正科乡试、1861年(咸丰十一年)辛酉正科乡试、1864年(同治三年)甲子正科乡试、1867年(同治六年)丁卯正科乡试等四届正科乡试,都因云南动乱无法举行。期间还有两次例加“恩科”,云南读书人也没有机会参加:一次是1859年(咸丰九年)己未恩科,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天京开天试”;B14再一次是1862年(同治元年)壬戌恩科,这一年同治皇帝载淳登基,所以例加“恩科”。可以说,在云南大动乱的18年间,云南读书人失掉了6次乡试科举的机会。从读书人正常的读书年限算,云南大动乱整整牺牲了云南两代读书人的青春年华!试问,当年广大的云南读书人会欢迎这种动乱吗?睿智的岑毓英当然洞若观火,只不过在平乱的过程中自己的政治地位有限罢了。1868年(同治七年)闰4月,岑毓英因功升任云南巡抚,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作为全省的最高长官,他的首要任务是继续肃清动乱,整肃吏治、整顿那些不利于民心民生的陈规陋俗。经过他一年多的努力,全省形势开始朝稳定方向发展,杜文秀势力已向大理一隅萎缩。岑毓英立即抓住时机,向朝廷上了一道《军务渐清举办文闱乡试》的奏折。这道奏折主要内容如下:
“滇省自咸丰五年乙卯科举行乡试后,历届己未、壬戌两次恩科及戊午、辛酉、甲子、丁卯四正科,共六科乡试,均因贼匪滋扰,未能依限举办,叠经奏请展缓在案。现在军务日有起色,附省东南两迤渐次廓清,迤西被陷各城亦收复多处,本年庚午正科乡试,各属士子均志切观光,联名呈请举办,由该司道等核议,详请具奏前来。臣等伏查滇省办理军务已十五年之久,六科乡试均未依限举行,诸生励志穷经,早已怀才欲试,现在军务渐次肃清,自应举行乡试以作士气而振人心。所有本年庚午正科乡试文闱,臣等体察情形,堪以依限于八月内举行,并请援照贵州等省成案,带补戊午、己未两科归并取中,其辛酉、壬戌、甲子、丁卯四科,拟归下届请补。”B15
岑毓英这道奏章获得了清廷的批准,1870年(同治九年)庚午正科云南乡试如期举行,并且还将1859年己未恩科以及1858年戊午正科的名额一并加入庚午正科云南乡试中录取。尚余辛酉、壬戌、甲子、丁卯四科的名额,待以后历届乡试中逐一补齐。这是岑毓英升任云南巡抚后,大得民心之举,从此云南读书人“来省肄业者更多。”B16这对恢复和发展滇省的文化教育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岑毓英自己所说:“作士气而振人心。”这也是岑毓英作为云南巡抚后,为云南文化教育做的第一件大事。
他为云南文化教育所做的第二件事,是1874年(同治十三年),他给清廷上了一道《滇省捐输请广额设学》的奏章。这道奏章很长,约2000字左右。B17岑毓英在奏章里根据清朝制度摆事实,讲道理而又具体地请求朝廷批准云南增加地方生员学额和地方学校教职。在清代地方生员的名额多寡,对于推动地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熟悉清朝典章制度的岑毓英,当然深谙其中奥妙,因而他在奏章中将平乱十多年来,本应朝廷拨给,却由滇省民间义捐的粮饷数目一一开列,而且数据精确具体,令人信服。他也知道,这些巨额粮饷是滇省绅民十多年被迫捐输的民脂民膏,而入不敷出的清朝国库,是无法补偿云南绅民的,不如因利势导,将它转换成增加云南学额和增设学校的捐银,于国于民都有好处。一经朝廷批准,就在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了滇省文化教育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还可以获得很大的发展。
作为云南巡抚,岑毓英尽心尽意为云南各族广大读书人谋福祉的时候,没有忘记自己那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壮族山乡,没有忘记追随自己在云南征战18年,前后共牺牲2000余人的家乡壮族子弟兵。他在写完《滇省捐输请广额设学》奏折之后,在同一日又写一道《粤勇欠饷请广广西中额泗城西林学额》奏折,他依据到国家尚欠粤勇饷银五百五十五万七千三百零二两的事实,而政府筹办善后,“饷项万分支绌,不能再行筹发”的实际情况,极其深情地写到:“窃念臣部粤勇多籍隶广西泗城府西林县等处,自咸丰六年随臣援滇,转战十有八年,将弁勇丁阵亡、伤故、瘴故不下二千余人。兹幸云南军务肃清,而积欠勇饷、恤赏等项又不能全行筹发,该勇丁等目睹艰难,情愿报效,尚属急公。所请加广文武永远中额各二名,并加广泗城府学、西林县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暨廪生、增生额数,虽与同治九年新章不符,而查其捐项,仍系九年以前应领之项,因滇省当日军务吃紧,未能随时办理。且泗城府西林县地处极边,距省遥远,军兴以来,历年办团捐输银米,均未能奏请广额,与各省情形更属不同。合无仰恳天恩俯如该司道等所请,准将积欠粤勇各营饷项银两,加广广西省文武乡试永远中额各二名,泗城府府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并廪、增各二名,西林县县学文武永远学额各二名,并廪、增各二名,以示奖 励之处,出自逾格鸿施。”B18
岑毓英上述所请,朝廷“皆敕部议行”。B19实现了岑毓英“以兵燹之后教养宜先”B20的政治方略。今天我们有幸读到岑毓英当年的这些文字,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会感觉到:因为历史的局限,岑毓英作为当时的地方大员,很难做到权为民所用,但一系列的事实证明他确实做到了情为读书人所系,利为读书人所谋的程度。
岑毓英为云南文化教育所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修复书院,重新完善书院教育管理机构,积极筹措书院经费、生童膏火以及应试举人赴京补助金并形成制度。据1876年(光绪二年)岑毓英给朝廷关于《修复滇省书院筹发膏火折》称:“窃查云南省垣,旧设有五华、育材两书院,向章由粮、盐二道延请院长教习肄业。生童每月以初三、十八日为课期,督抚、司道轮流出题课试,分别等第,酌给膏火笔资,所以培植士林者,颇为周备。自军兴以来,城外之育材书院既毁于贼,城内之五华书院又被逆匪马荣损坏,加以地方糜烂,钱粮课税不能照旧额征收,膏火笔资均难筹画,以致良法美意荡然无存。”B21
原来早在1863年(同治二年)正月,“回弁马荣叛,戕署总督潘铎及府、县各官,”B22叛乱者一度占领省城昆明,他们损毁了城内的五华书院和城外的育材书院。岑毓英收复省城后,立即与各主管衙门协商,多方筹措资金,修复五华书院,同时还增设学舍,扩大了五华书院的规模;将育材书院由城外搬进城内,主要是选择城内“空闲祠宇,改建育材书院”。B23两书院重新恢复后,岑毓英又重新组建教育管理组织“延院长二人,分任主讲,委教职二员,充当监院,每月所需膏火银两、院长束修、监院薪水及月课卷价,约共合银五百数十两,均由盐经费项下发给,生童籍资缴劝。”B24自1870年(同治九年),云南省恢复庚午乡试以来,均能按期“举行童试、乡试暨补行历届乡试,皆取中如额。……加广学额及永远中额,士子感激奋兴,来省肄业者更多。”B25岑毓英这些修复书院,完善书院教育管理组织,筹措经费的措施,得到云南广大绅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和前述恢复乡试、加广学额等措施一道,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应该是毋容置疑的。
为了云南读书人的学业和前途,岑毓英可谓做到无微不至了,稍有良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得不为之感动。他不是一般的能吏,他是一位通达古今的政治家。他深深地懂得,任何一件德治善政,随着一定时空的变化,也会变质。所以,他防微杜渐:“选派省城绅士二人,东、西、南三迤绅士各一人,公同经营,并责成云南府昆明县各教职随时稽查。”为了使这一善政长久地发挥作用,还必须形成制度,用法律来保护:“此事乃臣职所应为,捐廉举办,何容上渎?但恐历年久远,为不肖官绅把持侵吞,归于虚设,合无仰恳天恩赦部立案,以杜弊端。”B26
同样地,岑毓英在筹办书院经费、教职薪水、生员膏火方面,也是专款专用,制度制约:“此项经费,在商民所增有限,而士子受惠无穷,如经理得人,自可行之久远。但专归盐道管理,恐独任成乱,日久弊生,杜渐防微,自当慎之于始。臣现已将盐厘经费一并提归厘金总局,责成藩司会同该局司道,督饬各委员认真经收,与盐道所收盐课互相稽查,以昭核实。其应发膏火等项不准克扣短少,倘有侵吞挪用等弊,即照侵挪钱粮正款详请参办。”B27岑毓英为了推动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如此勤政、廉政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根据黎英博士和陈炜博士的共同研究,岑毓英不仅在省城昆明大力推动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即使地处遥远的府县,凡有关文化教育的事业,他都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和帮助。两博士撰文写到:“为使边疆少数民族知书明理,岑毓英还积极改善边疆地区的办学环境。在任云贵总督时,在属员马忠等前往临安、开化、广南等地清查保甲、添设义学。他发现大定府、威宁州两处文庙均由城池失守而遭破坏,于是积极批饬筹款,加以修葺。广南府的教育事业在茹仪凤、宋湘、何愚、李熙龄、单光国等知府的倡导下,开学馆、设义学,振私塾,从府城到乡村到处兴办学堂。但因教育经费不足,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岑毓英知道后,他怀念青少年在广南读书的情形,欣然捐纹银4000两资助广南府办学,广南府管教育经费的官绅将此款用来开办‘永盛当’收取赢利,兴办学校,支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补助上京考试的学子。”B28笔者不惜篇幅地在此引用两博士的文字,主要是证明一条重要的信息:岑毓英大力推动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在全省内已起到上行下效的积极成果。从此云南文风复振,岑毓英起到划时代的历史作用。
三
1879年(光绪五年)春,岑毓英丁忧满期,清廷加岑毓英兵部尚书衔调任贵州巡抚。岑毓英在同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在贵州镇远府正式上任。1881年(光绪七年)农历五月初六日奉旨调任福建巡抚,五月十七日离黔赴闽,岑毓英抚黔整整两年。在这两年的时间内,岑毓英为黔省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岑毓英到任后,经过仔细研究和实地考查,仅一年多的时间竟将全省各府州县的书院、义学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首先将自己在抚滇时的办学方法移植到黔省,取得极佳的社会效果。特别是他带头捐出养廉银来办学的模范行为,不仅得到黔省有正义感官员们的大力支持,各自捐出养廉银,甚至他的上司云贵总督刘长佑,本是贵州人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四川建昌道台唐炯等大员都被岑毓英不遗余力地办学精神所召感,纷纷捐出廉银,支持他办学,可见岑毓英的人格魅力影响之一斑。B29
其次,他又以一省之尊出面筹措资金解决全省府厅州县书院束修膏火及义学经费,若在他省似乎不是难事,难就难在黔省。稍微了解一下岑毓英上任抚黔之前的黔省历史背景,我们就会深感岑毓英难能可贵了。咸丰年间,由于受广西“太平天国”暴动的影响,贵州省全境各少数民族的大动乱,也和云南回民大动乱一样,火山般地爆发了。1855年(咸丰五年)3月,贵州台拱厅(今台江县)人张秀眉等领导黔东南苗民大起义,建立政权,以雷公山为根据地,纵横黔东南十几个府州县达17年之久;同年5月都匀人柳天成又在都匀坝固领导黔南苗族大起义,纵横黔南十多个府州县达16年之久。跟着天柱县侗人姜映芳创立“太平教”为组织联络手段,提出“灭清复明”、“大户人家欠我钱、中户人家你莫言,小户人家跟我走,打倒大户来分田”的口号,B30鼓动天柱侗人起义,建立九龙山根据地,部众发展到10余万人,纵横天柱、锦屏、三穗、清江、玉屏、岑巩等州县13年之久。
1855年(咸丰五年)真是贵州省多事之秋,上述张秀眉、柳天成、姜映芳等人领导的黔东、黔南苗族起义以及天柱侗族起义方兴未艾。同年10月贵州松桃人包茅仙,在松桃孟溪领导起义;同年11月,铜仁举人徐廷杰和铜仁另一举人梅济鼎共同在铜仁发动起义,他们以反“折征”为口号,头带红巾,被称之为红号军,纵横铜仁、松桃、思南、都江、玉屏、青溪、湖南凤凰、元洲、四川秀山等10多个州县,所到之处,穷苦人纷纷参加,一时之间显得声势浩大。
1857年(咸丰七年),灯花教首刘义顺在思南鹦鹉溪发动起义,破思南府,拥立朱明月,在思南岑头建立政权,公开反清复明,聚兵数十万,头带白巾,称白号军,纵横思南、桐梓、遵义、仁怀、黔西、镇宁等15个府州县达12年之久。次年(咸丰八年)胡胜海在思南的安化乾溪梅林寺起义,奉刘义顺为教主,所部用黄头巾包头,故称黄号军;同年(咸丰八年),贵州普安厅(今盘县)人,回民伊斯兰教阿訇张凌翔,与回民马和图在普安厅大坡铺发动回民起义,所部发展到数万人,均以白巾帕首,称为白旗军。先后攻占了新城(兴仁)、兴义府(安龙)、普安、安南(晴隆)、贞丰、归化(紫云)等。白旗军以新城为根据地,活动于黔西南一带达14年之久。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在此一一列举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黔省境内各民族大动乱的具体情况。总之,从咸丰初至同治末这二十年的时间内,黔省大小规模的暴动从未停止过,可以说是狼烟遍地,烽火连天。这些民族大暴动的原因、性质和历史意义不是本文讨论的任务,先搁置不谈。但上述黔省各民族的起义或暴动,却说明了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黔省经过这近20年的社会大动乱,使黔省的社会经济、文化遭到空前的破坏。贵州自古以来都以“地瘠民贫”著称,经济文化相对落后,遭此大难之后,满目疮痍,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完全凋敝了。岑毓英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整顿吏治、革除弊端,稳定社会。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实属不易。所谓恢复和发展,具体表现在:省、厅、州、县各级书院“次第修复,束修膏火,酌量加增。复添设举人膏火二十分,……遇乡试之年,加膏火八十分,……所有新筹款项,厘定章程,深恐日久废弛,合无仰恳天恩饬部立案,以垂久远。”B31所以笔者认为:岑毓英难能可贵,道理即在于此。
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人称岑毓英为“中兴名臣”,绝非溢美之辞。他是一个勤政、廉政、有思想、有作为的政治家。他在抚黔的两年当中,就深深地思考过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黔省的动乱都在少数民族地区爆发?岑毓英出自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深知山乡之苦;他自幼治于学,熟读经史,懂得资治通鉴;自布衣从军,逐级升至高位,社会阅历异常丰富,再加上他“秉性公忠,才识沉毅。”所以,岑毓英很快对自己思考的问题,得出了答案。他认为,黔省各少数民族暴动的历史原因有四:(1)官府压迫;(2)土司朘剥;(3)疏于管理;(4)缺少教化。既然找出了病因,他就像一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一样,采取了对应的治疗措施。
首先废除官府利用采买兵米,强征夫役,加重百姓负担的流弊。考虑到各民族地区的“厅员,均无羡余、闲款、廉俸,不敷办公,自系实在情形。近来黔省办理善后,因该厅员等异常清苦,按月各给经费一百五十两,拟请定为成例,其各厅书役工食,亦酌量添给,嗣后再有籍端扰民者,重治其罪,则官吏之弊亦可除。”B32
其次,“查土司朘剥苗民,在承平时确有如此情状,……谕令各土司自今以往,于所部苗民,不准科敛凌虐,并不准包揽钱粮,擅理词讼,违者立即革黜治罪,不另请袭职,则土司之弊可除。”B33此后贵州各地土司头人果然老实多了,再也不敢兴风作浪。
再次,“黔省仅铜仁府县设有苗弁十五员,苗兵一百零五名;松桃厅属设有苗弁一百一十三员,苗兵一百二十五名。其余苗疆之清江、台拱、古州、八寨、丹江、都江、归化各厅,均无苗弁苗兵,苦于入款太少,不能添设。现在铜仁、松桃苗民俱薙发改装,颇知礼法,该苗弁苗兵可以酌量分拨。臣等拟请将铜仁府县属之苗弁拨出十缺,苗兵拨出七十名;松桃厅属之苗弁拨出八十缺,苗兵拨出八十名,另分设于苗疆各厅,饬选明白公正苗目充补,责成管束苗民。”B34加强了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强化了苗族地区的社会管理。
最后,也是黔省苗族地区的百年大计。岑毓英是这样做的:“查黔省汉少苗多,而下游之苗,种类尤杂。汉民则多居城市,子弟从学较易,文风颇为可观;苗民则散居山谷,不读诗书,罕知礼法,往往陷于刑戮。而欲格其非心,变其恶俗,诚莫如振兴文教。臣等考诸旧志,前督臣鄂尔泰题请于各府厅州县设立义学,以课苗童,洵属法良意美。惜后来不能讲求,遂至有名无实。故下游苗民,积习相沿,多未薙发改装,形同化外。臣等查湖南凤凰、永绥、乾州,向设苗弁苗兵,以资管束,又设书院义学,以资化导。复仰沐皇恩,先后添设学额,并于湖南乡试每科取中举人一名,数十年来风俗丕变。”B35岑毓英就黔省苗族地区的文教问题,上承鄂尔泰的良法美意,下援湖南凤凰三厅的成功案例,有理有节地要求苗疆各厅县“清查充公田产,添设义学,劝谕薙发改装,悉如汉制。凡有子弟,务使肄业读书。每厅设一书院,按月课试,俾熏陶渐染化其剽悍之风,共懔尊亲之义,自可相安无事。惟苗民既令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可否于通省原设学额外,仰恳天恩准照湖南凤凰三厅之案,将黔省苗疆未设学额之清江、台拱、都江、下江、丹江、归化各厅一并赏给学额,以示观感之处,出自逾格鸿施。”B36岑毓英的治黔方略均得到清廷的批准执行。
客观地说,岑毓英要在黔省苗族地区大办书院义学,振兴文教,并非他的创举,而是继承发扬鄂尔泰的美意良法,使之落实。但他创造性地发展鄂尔泰的美意良法,配以民族优惠政策,建议朝廷在黔省原设学额之外,凡是苗疆各厅未有学额的,一律增加学额。“惟苗民既令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这就有力地推动了黔省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清人潘霨评说岑毓英“设苗寨义学以化蠹愚,增书院膏火以培寒畯,举凡地方工程善举,焦心远虑,惟力是视,用之元气渐复,风教振兴,全省士民同深感泣,”B37是非常中肯的。
结束语
1868年3月,时年39岁的岑毓英被清廷破格提拔为云南巡抚。是年春,省城昆明被杜文秀重兵围困,云贵总督劳崇光又病故,可以说岑毓英是受命于危难之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临危受命的岑毓英,运筹帷幄,决战沙场,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不但解昆明之困,而且收复迤西以楚雄为中心的大片州县,将杜文秀势力压缩在大理一带。次年(1870年)正是清朝庚午正科乡试,他以政治家的气魄,决定恢复庚午正科乡试,并带补戊午、乙未两科,给广大云南读书人带来无限的希望,起到巨大的政治稳定作用。随后他修复书院,加广学额,增加束修膏火,招商创收,保证文教经费,补贴进京会试举人等一系列措施,都有力地推动了云南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当然也加速了杜文秀势力的覆灭,使云南重归一统。抚黔两年,在动乱的废墟上恢复秩序,革除积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方筹措资金,修复书院文庙,整顿学校,增加束修膏火;发商生息,厘定章程,保证书院束修膏火及义学经费开支。这些措施不但恢复了贵州全省的文化教育,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特别是,岑毓英把文化教育全面推行到黔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并用制度予以保证。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民族和睦,无疑有着划时代的历史作用。总之,岑毓英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公正评价。
注释:
①③⑥⑧⑨⑩B11毛礼锐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8页、189页、467页、468页、471页、472页。
②B14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7页、813页。
④⑤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⑦《庆远府学卧碑文》,高80厘米,宽160厘米;2001年11月15日出土于宜山文庙遗址;原碑现藏宜州文物管理所。
B12B13B15B16B17B18B19B20B21B22B23B24B25B26B27B29B31B32B33B34B35B36B37张声震主编:《岑毓英文集》(黄振南、白耀天标点) 【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17页、67页、200页、164页、6页、200页、3页、200页、201页、238页、231页、230页、231页、11页。
B28黎英、陈炜:《经略西南:岑毓英的思想及实践(1865-1885)》【J】,贵阳:《贵州民族研究》 2006年第1期 。
B30侯清泉编:《贵州历史人物》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责任编辑:刘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