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大半生都保持着对书信的挚爱。可她不识字，需要别人帮她写，读给她听。母亲是个要强的人，她很少求人，唯独在这件事上她却低到了尘埃里。
　　母亲是外地人，父母早亡，自幼跟着哥嫂生活。彼时，父亲所在的部队驻地就在母亲生活的城市。多年南征北战，已是营级干部的父亲三十多岁了，个人问题一直没顾上。解放了，组织上积极帮忙物色对象，舅妈做主，母亲嫁给了年长十几岁的父親。安定的生活过了两年，少小离家，年近不惑的父亲，对家乡魂牵梦萦，常在母亲跟前流露思乡之情和归乡的念头。嫁鸡随鸡的母亲，只好随夫从福建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安徽。
　　头些年，母亲每年都回故乡探望几位舅舅，随着孩子们的陆续降生，父亲也因年轻时的枪伤旧疾，身体日渐衰弱，母亲再难有机会回去了。那个年代，一般家庭哪有电话，书信便成了维系母亲与故乡、亲人情感的桥梁。写信、寄信、盼信、阅信，成了母亲最大的精神寄托。
　　在大姐还不满二十岁，而我正蹒跚学步时，父亲因病去世。怕年幼的我们受委屈，母亲婉拒了很多热心人的介绍，在陌生的土壤，把自己扎根成一棵树，为孩子们遮风挡雨。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姐姐们或上班，或被下放到农村，都不常在家。顽皮的哥哥，屁股上像长了刺，根本坐不住，母亲也不好意思老去麻烦隔壁的王嫂，于是写信的事就落到我肩上。
　　一开始，觉得新鲜，渐渐，我越来越抵触这个苦差事。不明白，平日不多话的母亲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唐僧，啰啰嗦嗦，有说不完的话。好不容易写好了，读给她听，她边听边不停打断我，嗯，在这儿加上一句，哦，那句划掉不要，还有……一张本来清清爽爽的白纸硬是给涂成了花脸，又得重新誊写一遍。那时候一个礼拜只有周日一天假，多难得啊。一到星期天，做完家庭作业，正打算出去玩会儿，见妈妈拿个信封走过来，我的脑袋立马就像孙悟空被套上了紧箍咒。
　　每回看我有些不耐烦了，母亲就柔声细语地哄我：“好，好，好，就这样了，最后一遍了。”有时母亲也会重重叹口气：“唉，妈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不識字。要不是小鬼子跑来，天天打仗，我兴许就念了书，认得字就能工作，哪会像现在这么命苦哦。你伯伯（父亲）走的时候，隔壁四邻的都讲，一个女人带几个孩子不易，丫头大了反正是要嫁人的，念那么多书干嘛？干脆歇了帮家里干活。我知道没文化，苦！再难，也要供你们姊妹几个读书。肚子里有墨水，识文断字算账，样样不用求人……”
　　八十年代后期，在乡下上班的大姐，想调动到县城，却屡屡受挫。最后大姐夫想了个办法，他们夫妇就可以双双转业到县城。母亲起先不同意，她舍不得大姐，更舍不得她疼爱的小外孙。父亲过世时，只有大姐成年了，当年就被安排了工作。一直以来，家里的大事小情母亲都要和大姐商量，心里的话也只有跟大姐说说。最终，母亲还是作了让步，只是，整个人变得沉默了。
　　只有在给大姐回信时，母亲又恢复了碎碎念。有一回，我心里惦记着从同学手里借来的课外书还没看完，巴不得三下五除二，快点结束任务。母亲的絮叨燃起我冲动的小火苗，一把丢下笔对她嚷：每次说来说去都是这些婆婆妈妈的话，我耳朵都起茧子了，烦不烦？姐姐都三十多岁了，又不是三岁小孩，这些她还不懂啊……噼里啪啦一通发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静的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偷偷抬头瞟了一眼，见母亲垂头默默流着泪。那时的我不谙世事，除了后悔得恨不得掐自己一把，自责不该惹母亲难过外，哪里能理解母亲内心的痛楚呢——一个柔弱女子，丈夫早逝，在异乡举目无亲，一个人守着几个孩子的孤独和无助。
　　十年后，我也离开家乡，在孩子他爸工作的一个南方城市生活了三年。虽然我的处境相比母亲当年，不知好过千百倍，但对家，对母亲的思念仍像一只猫，常在某个夜晚不经意潜入梦乡。梦中，依稀又回到年少时，空气中飘来邮递员、丁零零、丁零零的自行车铃声，见母亲又倚着门框张望、张望……
　　从床头柜里捧出一封封沉甸甸的家书，如同剥开洋葱，眼睛就起了雾。迷蒙中，辨识着那些不同的笔迹，我仿佛看见母亲手拿信封，对哥哥、姐姐和隔壁王嫂赔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着什么，似当年哄着我，央我写信的样子。
　　母亲一天天老了，越发絮叨。她始终喜欢叫我的乳名——小毛，你从小身子弱，要照顾好自己，出门在外注意安全；两口子要和和气气的，别吵架，气头上，互相让一让就过去了；跟同事要处好关系，别说人家是非；家里没啥事，妈身体挺好的，不用牵挂……
　　当母亲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她比我们还要兴奋与紧张。一封信写了满满三页，千叮咛万嘱咐。
　　这么多年过去了，搬了几次家，丢掉了很多东西，那封信我始终珍藏着。那是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念想，足以温暖我一生，最生动的爱。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独坐案前，我掀开记忆的帘，回望当初的场景，好想再为母亲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