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孟子和柏拉图理想政治的蓝图分别是王道政治与正义城邦，二人的政治思想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二人思想的逻辑理路、价值诉求、理想政治模式、历史影响却又截然两分。体现在：性善论和“美德即知识”的逻辑起点；仁义与正义——情理两分的价值诉求；王道仁政与正义城邦的政治理想：德治传统与理性主义政治传统。
[关键词]伦理政治观；仁义；正义；德治；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3-0035-05
伦理政治观是指以伦理道德统摄政治，即在思考和评判政治活动及规划理想政治秩序时以伦理道德要求为内在理据，将仁、善、正义等美德的实现作为评价政治生活的标准。在实践中，一方面，政治制度、法律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手段被忽视或刻意美化，将政治活动首先看成道德教化活动；另一方面，被道德伦理准则改装的政治权力渗透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
一般而言，“伦理”强调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侧重于指个人人格品质及其修养即个人德性。古希腊和中国儒家都秉持伦理政治观，但是其理论侧重点是不同的。儒家主要是从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待政治的，并将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上升到了政治律令的高度；古希腊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则着重以“德性”为中心，强调培育公民美德，加强城邦团结，实现城邦和谐。
孟子和柏拉图分别师承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都立志探求理想政治之境况，以挽时局而开太平盛世。“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二人在中西历史上的地位十分相似，然而二人政治思想的逻辑理路、价值诉求、理想政治模式、历史影响却又截然不同。本文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详细解读：性善论和“美德即知识”的逻辑起点；仁义与正义——“情”与“理”两分的价值诉求；王道仁政与正义城邦的政治蓝图；德治传统与理性主义政治传统。相信这一比较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异同。
一、性善论与“美德即知识”——伦理政治观的逻辑起点
孟子伦理政治观的逻辑起点是性善论，他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的基础，以此发展出仁义礼智的道德体系和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柏拉图则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美德即知识”这一信念出发，将其作为政治论说的起点，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勾画出正义城邦的“模型”。
孟子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人性善的思想家。人性即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孟子从人性与兽性的对比中凸显人性善，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具有“善”的本性。人天生有善心，这种善心是四种道德品质之发端。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四端与生俱来，为心所固有，因此仁义礼智“四德”亦为人所，先天具有。但是，善端也需善加保养，扩而冲之，否则就会丧失。“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善端能否扩充为仁义礼智的优良品德，要看后天的环境影响、教化及自身的主观努力。所以孟子强调要加强主观修养，要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要“养心”、“寡欲”，“存夜气”、“求其放心”，毋“养小以失大”，能否做到这些是区分“小人”“大人”的标准，也即君子与小人之区分的标准。
孟子论述的人性善，是其论述王道政治的逻辑起点，人性善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就为施行王道仁政提供了心理基础和切实保障。首先，因为人性本善，统治者亦有“不忍人之心”，才可能推恩及百姓，才会爱民、重民、保民，所以王道仁政才是可能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其次，因为人皆有善心善性，人皆可为尧舜，作为仁政之重要支撑的对臣民的教化才行得通。如果臣民都是愚顽刁劣之辈，那么统治者非用武力则不能施行统治，仁政则无从谈起。再次，仁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与人性善相合的必是实行仁政的王道而非以力服人的霸道，民众会主动追随实施仁政之君，君主亦能以仁政“王”天下。历史的例证和教训是“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对残暴的君主，孟子主张暴君放伐，他的辩解是：“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倡导“美德即知识”，这与其理念论哲学观密切联系。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理念”，理念是世界的本原，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理念作为整体是自足而完善的，为事物的发展提供目的和方向。理念的最高等级是“至善”，真正的知识是对“至善”理念的把握。
在柏拉图看来，既然存在着“至善”理念，在客观上就存在一种善的生活；这样一种善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认知过程得到定义，因而可以运用智性的方法加以探究。这种客观“善”是超验存在的，独立于人们的意志和经验，但是当人们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善时，就会对它产生欲求。客观“善”又体现为精确的知识，一方面知识先天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学习就是通过不断回忆、通过理性的探求重新获得这些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可以经由教育来获得和把握，因此国家通过对美德的教育和训练，可以使得城邦公民和整个城邦整体向善。能够获得真正知识的人自然德性至高，理所当然掌握统治权力，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合为一体，这样的人就是哲学王，哲学王治国正是实现正义城邦的关键环节所在。
二、仁义与正义——情理两分的价值诉求
孟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诉求，在孟子那里是“仁义”，在柏拉图那里则是“正义”。“仁义”是处理伦理关系的情感化的方式，“正义”则是以知识为前提的理性建构。我们也可将二人的政治观界定为“情感主义”的政治观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正是中国儒家人文精神与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之分野。
(一)“仁义”——情感诉求
孟子详细阐发了仁义礼智的道德体系，这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伦理基础。孟子所阐发的仁义礼智“四德”，核心是“仁”，孟子有时以“仁义”有时则只以“仁”统称四种道德品质。在孟子看来，“仁义”发端于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实际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悚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不忍人之心是发自内心深处对别人
[关键词]伦理政治观；仁义；正义；德治；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1)03-0035-05
伦理政治观是指以伦理道德统摄政治，即在思考和评判政治活动及规划理想政治秩序时以伦理道德要求为内在理据，将仁、善、正义等美德的实现作为评价政治生活的标准。在实践中，一方面，政治制度、法律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手段被忽视或刻意美化，将政治活动首先看成道德教化活动；另一方面，被道德伦理准则改装的政治权力渗透于整个社会各个领域。
一般而言，“伦理”强调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应遵循的准则和规范，道德侧重于指个人人格品质及其修养即个人德性。古希腊和中国儒家都秉持伦理政治观，但是其理论侧重点是不同的。儒家主要是从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待政治的，并将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上升到了政治律令的高度；古希腊思想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则着重以“德性”为中心，强调培育公民美德，加强城邦团结，实现城邦和谐。
孟子和柏拉图分别师承孔子和苏格拉底，他们都立志探求理想政治之境况，以挽时局而开太平盛世。“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二人在中西历史上的地位十分相似，然而二人政治思想的逻辑理路、价值诉求、理想政治模式、历史影响却又截然不同。本文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详细解读：性善论和“美德即知识”的逻辑起点；仁义与正义——“情”与“理”两分的价值诉求；王道仁政与正义城邦的政治蓝图；德治传统与理性主义政治传统。相信这一比较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了解中西政治文化的异同。
一、性善论与“美德即知识”——伦理政治观的逻辑起点
孟子伦理政治观的逻辑起点是性善论，他以性善论作为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的基础，以此发展出仁义礼智的道德体系和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柏拉图则以理念论为基础，从“美德即知识”这一信念出发，将其作为政治论说的起点，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勾画出正义城邦的“模型”。
孟子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论述人性善的思想家。人性即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孟子从人性与兽性的对比中凸显人性善，在孟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人具有“善”的本性。人天生有善心，这种善心是四种道德品质之发端。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四端与生俱来，为心所固有，因此仁义礼智“四德”亦为人所，先天具有。但是，善端也需善加保养，扩而冲之，否则就会丧失。“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善端能否扩充为仁义礼智的优良品德，要看后天的环境影响、教化及自身的主观努力。所以孟子强调要加强主观修养，要尽心、知性、存心、养性，要“养心”、“寡欲”，“存夜气”、“求其放心”，毋“养小以失大”，能否做到这些是区分“小人”“大人”的标准，也即君子与小人之区分的标准。
孟子论述的人性善，是其论述王道政治的逻辑起点，人性善体现在社会关系中，就为施行王道仁政提供了心理基础和切实保障。首先，因为人性本善，统治者亦有“不忍人之心”，才可能推恩及百姓，才会爱民、重民、保民，所以王道仁政才是可能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其次，因为人皆有善心善性，人皆可为尧舜，作为仁政之重要支撑的对臣民的教化才行得通。如果臣民都是愚顽刁劣之辈，那么统治者非用武力则不能施行统治，仁政则无从谈起。再次，仁政的根本在于得民心，与人性善相合的必是实行仁政的王道而非以力服人的霸道，民众会主动追随实施仁政之君，君主亦能以仁政“王”天下。历史的例证和教训是“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对残暴的君主，孟子主张暴君放伐，他的辩解是：“贼人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柏拉图追随苏格拉底，倡导“美德即知识”，这与其理念论哲学观密切联系。他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其“理念”，理念是世界的本原，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和影子。理念作为整体是自足而完善的，为事物的发展提供目的和方向。理念的最高等级是“至善”，真正的知识是对“至善”理念的把握。
在柏拉图看来，既然存在着“至善”理念，在客观上就存在一种善的生活；这样一种善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认知过程得到定义，因而可以运用智性的方法加以探究。这种客观“善”是超验存在的，独立于人们的意志和经验，但是当人们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善时，就会对它产生欲求。客观“善”又体现为精确的知识，一方面知识先天存在于人的灵魂中，学习就是通过不断回忆、通过理性的探求重新获得这些知识；另一方面，知识可以经由教育来获得和把握，因此国家通过对美德的教育和训练，可以使得城邦公民和整个城邦整体向善。能够获得真正知识的人自然德性至高，理所当然掌握统治权力，知识权威、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合为一体，这样的人就是哲学王，哲学王治国正是实现正义城邦的关键环节所在。
二、仁义与正义——情理两分的价值诉求
孟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中，都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诉求，在孟子那里是“仁义”，在柏拉图那里则是“正义”。“仁义”是处理伦理关系的情感化的方式，“正义”则是以知识为前提的理性建构。我们也可将二人的政治观界定为“情感主义”的政治观和“理性主义”的政治观。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正是中国儒家人文精神与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之分野。
(一)“仁义”——情感诉求
孟子详细阐发了仁义礼智的道德体系，这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伦理基础。孟子所阐发的仁义礼智“四德”，核心是“仁”，孟子有时以“仁义”有时则只以“仁”统称四种道德品质。在孟子看来，“仁义”发端于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实际是人的情感的自然流露。“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悚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因此，不忍人之心是发自内心深处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