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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迎来融媒体时代以来，电视节目的播出平台从传统媒体拓展到互联网平台。新兴的互联网媒体也开始探索自制视频节目的道路。有学者把由新兴互联网平台打造的自制节目称为“网生代”节目。由爱奇艺打造的《奇葩说》就是网生代节目的绝对典型、也是成功代表。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探索网生代节目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即受众对节目的潜意识参与是如何实现的，以及弗洛伊德提出的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具体在节目中是如何体现的。
〔关键词〕 奇葩说；精神分析；潜意识；受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6-0065-04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电视节目
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在奥地利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及精神分析学派是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重要流派，更是心理学研究范畴中至关重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精神中，除了有意识的情感、思维和意志外，还包括无意识的情感、思维和意志。
精神分析的早期理论就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两个层次——即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包括所有我们意识不到的，但却激发我们大多数的言语、情感和行为的驱力、冲动或本能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后期他在潜意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格结构的概念，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位于人格的核心，而且是个体完全意识不到的，称为心理的领域。他也与我们完全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相对应，通过追求本能欲望来满足减低张力，它遵循快乐原则，遵循本能接受能量，又为满足快乐原则释放能量。“本我”同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所有的本能、欲望、冲动等必须通过“自我”这个中间环节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自我”的主要作用是协调“本我”欲念，给予其适当的满足，同时又依照现实环境的客观要求从事。“超我”则代表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良心，它与“本我”直接冲突，以符合社会要求、规则等。至善原则对其起作用，并通过监督“自我”去限制“本我”的本能冲突，从而指导、引导和控制个体自己的行为。“超我”还要给表现好的行为提供内在的奖赏，如骄傲、自尊、自爱等，并对“坏”的行为给予惩罚，如内疚、惭愧、自卑等。在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总是处于对立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冲突和斗争引起了个体自身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
而在电影、电视作品的研究中，精神分析是研究电影作品、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视角。
“电影系统是一个幻想的激情，它诱惑观众，驱使他们渴望看到电影形象。观看电影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天真，但却涉及无意识的元素，对此我们或许一无所知。电视系统同样让人神往，然而电视系统提供的却是非常不同的诱饵”。看电影、看电视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在观看过程中，一方面，电影电视作品本身会凝结着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能欲望中的“性欲内容”；而另一方面，受众的潜意识也在被电影电视作品所调动，进而产生潜意识层面的参与，甚至影响受众有意识的情绪、观点、看法等。本文中我们提到的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指的就是：通过信任媒介产品，潜意识层面和“本我”自我满足的一种参与。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学者从精神分析视角分析电影、文学作品相对较多，而在电视节目领域还并不丰富，网络自制节目就更是寥寥无几了。但事实上，笔者认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和融媒体时代发展而产生的“网生代”节目与电影、传统媒体中的电视节目电视剧作品一样，是可以激发调动受众潜意识参与度的活动，从互联网平台自制节目的特性来看，笔者认为实时的交互技术、开放多元的文本设置、前卫鲜明的后期包装会使得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度更高。本文中笔者将以网生代的代表性节目之一爱奇艺网络节目《奇葩说》为例详细阐述。
二、网生代节目与受众虚构性参与
传统的电影、电视节目通过受众的观看环境、解码方式、心理感受、镜头表现、内容文本设置某种程度上调动观众潜意识的参与，也就是“本我”层面的心理活动和参与。笔者认为网生代节目同样具有其特色和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增强受众潜意识的参与、解放“本我”的“性欲内容”的诉求。
克里斯臣·梅斯认为，“对于电影的信任，涉及一个基本的拒绝和接受的过程”，罗伯特·艾伦在《重组话语频道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中对这一概念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每个不轻信的观众背后都有一个轻信的观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贯穿始终的“矛盾”和“冲突”。不论电视还是电影还是本文讨论的互联网电视节目，其实都是在不断通过受众产生的信任，制造“轻信”“不轻信”的矛盾，形成分裂的受众，从而使他们一次又一次选择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电影、电视、互联网节目的受众，去观看、质疑、产生不信任，然后在心理矛盾和虚构性参与过程后再一次“信任”。
但由于电影、电视、互联网三种媒介产品的不同属性和特征，精神分析视域下这些媒介产品受众的参与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见表1）。
通过上述思考不难发现，得益于极具优势的交互技术以及相对宽泛的话语空间，互联网节目相较于传统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受众有意识的参与和无意识的虚构性参与都会更多更强。比如受众在观看《奇葩说》时，选择立场进行实时投票时，受众立场的改变或者摇摆，也就是节目中的“跑票”形式，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格结构中“矛盾”的具体化。心理层面的虚构性参与导致了行为层面上投票、评论互动的有意识参与。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互联网节目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增强，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互技术——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孕育土壤”
众所周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其具有交互性，即我们可以实时发表意见、阐述观点，通过互联网平台与他人进行交流，产生意见的碰撞。这种特性在互联网节目中不仅体现在可以实时发表评论和观点，在《奇葩说》这个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节目中，还体现在观看节目过程中受众根据双方辩手的陈词，可以不断进行的立场变更和投票选择。 如果说受众是分裂的受众，受众有意识的立场变更带来了行为上的变更，那么，它一定通过了“本我”满足本能欲望的诉求也就是潜意识参与的阶段。尤其在不少虚拟性、心理性较强的辩题讨论中，观众的“跑票情况”一定程度上就是超越道德伦理法律限制，满足“本我”需求的“度”的变更。
例如节目中曾讨论过的“要不要为救更多人而炸掉一个人的船”“世界末日来临选择昭告天下还是秘而不宣”“你会接受开放式婚姻吗”“长生不老好还是不好”等类似辩题，相较于其它辩题，这类辩题往往是现实不曾发生的虚拟性假设，其心理属性更强，也就更明显的体现了人性本能的某些欲望和诉求。而根据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的划分，“自我”就是对于“本我”和“超我”的一种协调，辩题辩论过程中双方辩手站在不同立场其实某种意义也在诠释或者说尽可能模拟“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影响受众“自我”的选择。受众“自我”选择不同，立场发生变更，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也是协调本能欲望或者满足潜意识诉求的“度”不同。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佐证，受众虚构性参与或者说“调动潜意识”的过程因为有了行为上的反应——跟随节目进程实时投票选择，而得到体现。
因而笔者认为，交互技术使得受众主动的实时参与成为可能，这种可能为互联网自制节目的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提供了前提和土壤，或者说是“诱饵”，使其在观看节目中产生的“信任”和其他心理活动能够有一个出口进行外化以及具体的行为体现。
（二）文本设置——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催化试剂”
互联网自制节目相较于传统的电影或者电视节目，“把关人”角色不断弱化，使得网生代节目的语言环境受限相对较少，内容选择、文本设置更为宽泛。这使得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在宽泛的环境和前卫多元的文本设置中得到催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嘉宾特殊性。以《奇葩说》第二季为例，节目除了主持人马东之外，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金星和蔡康永。两位嘉宾在节目内容的设置和宣传包装中，或多或少被贴上了“特殊”和“非常态”的标签——“变性人”“同性恋”。具有争议的身份一方面可以映衬栏目所谓“奇葩”属性，另一方面，变性和同性恋本身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的社会伦理、法律制度范畴内是饱受争议甚至受到限制的，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加快，我们看到了部分人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差异化，并尊重这部分人群“本我”的欲望和诉求，但它往往是与现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超我”的要求有出入，甚至是相违背的。
笔者认为嘉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受众一种心理暗示，激发了受众潜意识中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会有意识的、更为直接的参与表达，也表现在对节目的更为活跃的“虚构性”参与。
2. 话题前卫性。话题前卫性一方面体现在紧跟社会热点和受到争议社会现象（见表2），另一方面体现在“自我”心理协调的前沿，反映心理矛盾和本能性欲及社会伦理之间的博弈。这样的内容文本设置更容易激发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更容易引起“共鸣”“移情”等心理活动。
3.表达开放性。表达的开放性无需赘言，传统把关人角色弱化后，互联网空间内相对开放的表达方式更宽泛、更具个性化已经成为共识。《奇葩说》中，辩手、主持人、嘉宾甚至广告语中的表达都更为开放，且更符合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表达。
4.观点多元性。节目观点的多元性不仅仅体现在每期节目的辩题都为受众呈现至少两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更体现在每一位前排辩手、后排议员、主持人嘉宾、甚至现场观众都有意识的结合自我经历阐述某一个角度的观点，以及选择某一个立场的原因。例如在丑闻主角该不该被万人虐辩论中，辩手肖骁选择不该，在进行观点阐述时，他认为在传统语境中，整容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丑闻，而身为公开承认整容的自己也就成为了特定语境和特定社会价值判断中的丑闻主角。但事实上，如何界定丑闻以及该不该被万人虐都取决于人如何对丑闻进行认知。
在辩手或主持人、嘉宾结合自身经历进行观点阐述时，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铺陈去影响受众的选择和判断。那么故事不同，可能对受众产生的有意识、无意识的影响也就不同，也就产生了千差万别的观点、视角和立场。在这个多元的意见碰撞场中，受众会从中找到所谓“自己”的影子。
而另一方面，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意义永远会超越表面，事物的意义永远不是其外表能够“表达”的。我们永远不能断定说话主题与他所说的意思完全一致，也不能断定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说的话。受众也是如此，手中同样不能够得到他们行为的“完整”意义。从这个角度考量，一场辩论，8-14个人发言所带来的“意义”就更为多元了。而受众可能产生的虚构性参与也就更为广泛了。因此我们说《奇葩说》的文本设置的活跃度、个性化决定了其对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催化作用。
（三）后期包装——受众虚构性参与的“神来之笔”
众所周知，传统的电影电视等媒体具有相当的教化功能，而这种教化一定是有一个价值取向的，而互联网则不然。能体现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节目的后期包装。《奇葩说》在节目与广告的衔接、内容预告、字幕包装、音效音乐等方面相较于传统的说话类型的节目更为大胆，分寸的拿捏让受众拥有了有意识、无意识参与的可能。拿字幕来说，一方面有与说话主题同样意思的字幕，另一方面，也有对说话主体意思质疑或对立的字幕。同时，音效、音乐、剪辑等其他包装手段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画龙点睛的效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自制节目的后期包装，是受众“信任”节目并有意识、潜意识参与的神来之笔。他让受众在某一瞬间产生相同或相左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同样可能是有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笔者自身的经验感受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网生代节目即互联网平台自制节目相较于传统平台上播出的电视节目而言，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其受众的虚构性参与的活跃度更强。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融媒体时代传统“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媒体产品将会越来越能够引导受众认知“自我”，通过受众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产生对节目的“信任感”甚至“操控感”，进而产生更贴近潜意识形态的共鸣和幻想，激发心理分析理论所阐述的“矛盾和冲突”，进而产生虚构性参与。
本文中研究过程和观点亦存在不足，质化分析过程中不够全面，同时如果能够用量化分析的方式，科学抽样，调查更多《奇葩说》受众的参与度，能够使结论和观点更具普遍性。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艾 伦.重组话语频道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 磊.互联网创新节目形态与商业模式研究[J].现代电影技术，2015（5）：16-19.
[3] 肖建荣.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改写概说[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4-47.
[4] 陈雨姮.《奇葩说》的成功模式探究[J].电影评介，2015（1）：98-99.
[5] 江世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麦克白》悲剧的解读[J].电影文学，2011（3）：109-110.
[6] 郝敬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人性观[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3）：59-62.
[7] 黄 瑾.网络自制节目与电视节目的差异化发展——以《奇葩说》和《超级演说家》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5（14）：231-235.
[8] 宋海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天注定》[J].艺术科技，2014（10）.
[9] 秦艳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角的《红字》与张爱玲作品比较研究[J].学术论坛，2011（9）：96-103.
[10] 王 冠.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述评[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0）：246.
[11] 姜永志.古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取向的修正与发展——从社会文化到客体关系的转向[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1）：91-96.
[12] 王亚红.网络视频节目特质探索——以《奇葩说》为例探“网生代”节目[J].西部广播电视，2015（5）：1-10.
责任编辑：毋 斌
〔关键词〕 奇葩说；精神分析；潜意识；受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76（2016）06-0065-04
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与电视节目
弗洛伊德于19世纪末在奥地利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及精神分析学派是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重要流派，更是心理学研究范畴中至关重要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在人的精神中，除了有意识的情感、思维和意志外，还包括无意识的情感、思维和意志。
精神分析的早期理论就将人的心理活动分为两个层次——即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包括所有我们意识不到的，但却激发我们大多数的言语、情感和行为的驱力、冲动或本能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是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后期他在潜意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格结构的概念，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位于人格的核心，而且是个体完全意识不到的，称为心理的领域。他也与我们完全无法意识到的潜意识相对应，通过追求本能欲望来满足减低张力，它遵循快乐原则，遵循本能接受能量，又为满足快乐原则释放能量。“本我”同外部世界不能直接接触，所有的本能、欲望、冲动等必须通过“自我”这个中间环节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自我”的主要作用是协调“本我”欲念，给予其适当的满足，同时又依照现实环境的客观要求从事。“超我”则代表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良心，它与“本我”直接冲突，以符合社会要求、规则等。至善原则对其起作用，并通过监督“自我”去限制“本我”的本能冲突，从而指导、引导和控制个体自己的行为。“超我”还要给表现好的行为提供内在的奖赏，如骄傲、自尊、自爱等，并对“坏”的行为给予惩罚，如内疚、惭愧、自卑等。在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总是处于对立与矛盾之中，正是这种矛盾、冲突和斗争引起了个体自身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
而在电影、电视作品的研究中，精神分析是研究电影作品、电视节目的一个重要视角。
“电影系统是一个幻想的激情，它诱惑观众，驱使他们渴望看到电影形象。观看电影的行为，表面上看起来很天真，但却涉及无意识的元素，对此我们或许一无所知。电视系统同样让人神往，然而电视系统提供的却是非常不同的诱饵”。看电影、看电视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在观看过程中，一方面，电影电视作品本身会凝结着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本能欲望中的“性欲内容”；而另一方面，受众的潜意识也在被电影电视作品所调动，进而产生潜意识层面的参与，甚至影响受众有意识的情绪、观点、看法等。本文中我们提到的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指的就是：通过信任媒介产品，潜意识层面和“本我”自我满足的一种参与。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国内学者从精神分析视角分析电影、文学作品相对较多，而在电视节目领域还并不丰富，网络自制节目就更是寥寥无几了。但事实上，笔者认为，依托互联网技术和融媒体时代发展而产生的“网生代”节目与电影、传统媒体中的电视节目电视剧作品一样，是可以激发调动受众潜意识参与度的活动，从互联网平台自制节目的特性来看，笔者认为实时的交互技术、开放多元的文本设置、前卫鲜明的后期包装会使得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度更高。本文中笔者将以网生代的代表性节目之一爱奇艺网络节目《奇葩说》为例详细阐述。
二、网生代节目与受众虚构性参与
传统的电影、电视节目通过受众的观看环境、解码方式、心理感受、镜头表现、内容文本设置某种程度上调动观众潜意识的参与，也就是“本我”层面的心理活动和参与。笔者认为网生代节目同样具有其特色和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甚至在增强受众潜意识的参与、解放“本我”的“性欲内容”的诉求。
克里斯臣·梅斯认为，“对于电影的信任，涉及一个基本的拒绝和接受的过程”，罗伯特·艾伦在《重组话语频道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中对这一概念又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每个不轻信的观众背后都有一个轻信的观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贯穿始终的“矛盾”和“冲突”。不论电视还是电影还是本文讨论的互联网电视节目，其实都是在不断通过受众产生的信任，制造“轻信”“不轻信”的矛盾，形成分裂的受众，从而使他们一次又一次选择心甘情愿的成为这些电影、电视、互联网节目的受众，去观看、质疑、产生不信任，然后在心理矛盾和虚构性参与过程后再一次“信任”。
但由于电影、电视、互联网三种媒介产品的不同属性和特征，精神分析视域下这些媒介产品受众的参与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见表1）。
通过上述思考不难发现，得益于极具优势的交互技术以及相对宽泛的话语空间，互联网节目相较于传统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受众有意识的参与和无意识的虚构性参与都会更多更强。比如受众在观看《奇葩说》时，选择立场进行实时投票时，受众立场的改变或者摇摆，也就是节目中的“跑票”形式，某种程度上就是人格结构中“矛盾”的具体化。心理层面的虚构性参与导致了行为层面上投票、评论互动的有意识参与。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互联网节目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增强，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互技术——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孕育土壤”
众所周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其具有交互性，即我们可以实时发表意见、阐述观点，通过互联网平台与他人进行交流，产生意见的碰撞。这种特性在互联网节目中不仅体现在可以实时发表评论和观点，在《奇葩说》这个以辩论为主要形式的节目中，还体现在观看节目过程中受众根据双方辩手的陈词，可以不断进行的立场变更和投票选择。 如果说受众是分裂的受众，受众有意识的立场变更带来了行为上的变更，那么，它一定通过了“本我”满足本能欲望的诉求也就是潜意识参与的阶段。尤其在不少虚拟性、心理性较强的辩题讨论中，观众的“跑票情况”一定程度上就是超越道德伦理法律限制，满足“本我”需求的“度”的变更。
例如节目中曾讨论过的“要不要为救更多人而炸掉一个人的船”“世界末日来临选择昭告天下还是秘而不宣”“你会接受开放式婚姻吗”“长生不老好还是不好”等类似辩题，相较于其它辩题，这类辩题往往是现实不曾发生的虚拟性假设，其心理属性更强，也就更明显的体现了人性本能的某些欲望和诉求。而根据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的划分，“自我”就是对于“本我”和“超我”的一种协调，辩题辩论过程中双方辩手站在不同立场其实某种意义也在诠释或者说尽可能模拟“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影响受众“自我”的选择。受众“自我”选择不同，立场发生变更，笔者认为一定程度上也是协调本能欲望或者满足潜意识诉求的“度”不同。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佐证，受众虚构性参与或者说“调动潜意识”的过程因为有了行为上的反应——跟随节目进程实时投票选择，而得到体现。
因而笔者认为，交互技术使得受众主动的实时参与成为可能，这种可能为互联网自制节目的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提供了前提和土壤，或者说是“诱饵”，使其在观看节目中产生的“信任”和其他心理活动能够有一个出口进行外化以及具体的行为体现。
（二）文本设置——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催化试剂”
互联网自制节目相较于传统的电影或者电视节目，“把关人”角色不断弱化，使得网生代节目的语言环境受限相对较少，内容选择、文本设置更为宽泛。这使得受众的虚构性参与在宽泛的环境和前卫多元的文本设置中得到催化。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嘉宾特殊性。以《奇葩说》第二季为例，节目除了主持人马东之外，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金星和蔡康永。两位嘉宾在节目内容的设置和宣传包装中，或多或少被贴上了“特殊”和“非常态”的标签——“变性人”“同性恋”。具有争议的身份一方面可以映衬栏目所谓“奇葩”属性，另一方面，变性和同性恋本身在现阶段中国大陆的社会伦理、法律制度范畴内是饱受争议甚至受到限制的，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加快，我们看到了部分人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差异化，并尊重这部分人群“本我”的欲望和诉求，但它往往是与现行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即“超我”的要求有出入，甚至是相违背的。
笔者认为嘉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受众一种心理暗示，激发了受众潜意识中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会有意识的、更为直接的参与表达，也表现在对节目的更为活跃的“虚构性”参与。
2. 话题前卫性。话题前卫性一方面体现在紧跟社会热点和受到争议社会现象（见表2），另一方面体现在“自我”心理协调的前沿，反映心理矛盾和本能性欲及社会伦理之间的博弈。这样的内容文本设置更容易激发受众的虚构性参与，更容易引起“共鸣”“移情”等心理活动。
3.表达开放性。表达的开放性无需赘言，传统把关人角色弱化后，互联网空间内相对开放的表达方式更宽泛、更具个性化已经成为共识。《奇葩说》中，辩手、主持人、嘉宾甚至广告语中的表达都更为开放，且更符合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表达。
4.观点多元性。节目观点的多元性不仅仅体现在每期节目的辩题都为受众呈现至少两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更体现在每一位前排辩手、后排议员、主持人嘉宾、甚至现场观众都有意识的结合自我经历阐述某一个角度的观点，以及选择某一个立场的原因。例如在丑闻主角该不该被万人虐辩论中，辩手肖骁选择不该，在进行观点阐述时，他认为在传统语境中，整容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丑闻，而身为公开承认整容的自己也就成为了特定语境和特定社会价值判断中的丑闻主角。但事实上，如何界定丑闻以及该不该被万人虐都取决于人如何对丑闻进行认知。
在辩手或主持人、嘉宾结合自身经历进行观点阐述时，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铺陈去影响受众的选择和判断。那么故事不同，可能对受众产生的有意识、无意识的影响也就不同，也就产生了千差万别的观点、视角和立场。在这个多元的意见碰撞场中，受众会从中找到所谓“自己”的影子。
而另一方面，心理分析理论认为，意义永远会超越表面，事物的意义永远不是其外表能够“表达”的。我们永远不能断定说话主题与他所说的意思完全一致，也不能断定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说的话。受众也是如此，手中同样不能够得到他们行为的“完整”意义。从这个角度考量，一场辩论，8-14个人发言所带来的“意义”就更为多元了。而受众可能产生的虚构性参与也就更为广泛了。因此我们说《奇葩说》的文本设置的活跃度、个性化决定了其对受众虚构性参与的催化作用。
（三）后期包装——受众虚构性参与的“神来之笔”
众所周知，传统的电影电视等媒体具有相当的教化功能，而这种教化一定是有一个价值取向的，而互联网则不然。能体现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节目的后期包装。《奇葩说》在节目与广告的衔接、内容预告、字幕包装、音效音乐等方面相较于传统的说话类型的节目更为大胆，分寸的拿捏让受众拥有了有意识、无意识参与的可能。拿字幕来说，一方面有与说话主题同样意思的字幕，另一方面，也有对说话主体意思质疑或对立的字幕。同时，音效、音乐、剪辑等其他包装手段同样可以起到这样的画龙点睛的效果。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自制节目的后期包装，是受众“信任”节目并有意识、潜意识参与的神来之笔。他让受众在某一瞬间产生相同或相左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同样可能是有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无意识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结合笔者自身的经验感受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查阅，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网生代节目即互联网平台自制节目相较于传统平台上播出的电视节目而言，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其受众的虚构性参与的活跃度更强。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融媒体时代传统“把关人”角色的弱化，媒体产品将会越来越能够引导受众认知“自我”，通过受众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产生对节目的“信任感”甚至“操控感”，进而产生更贴近潜意识形态的共鸣和幻想，激发心理分析理论所阐述的“矛盾和冲突”，进而产生虚构性参与。
本文中研究过程和观点亦存在不足，质化分析过程中不够全面，同时如果能够用量化分析的方式，科学抽样，调查更多《奇葩说》受众的参与度，能够使结论和观点更具普遍性。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艾 伦.重组话语频道 电视与当代批评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王 磊.互联网创新节目形态与商业模式研究[J].现代电影技术，2015（5）：16-19.
[3] 肖建荣.拉康精神分析学说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改写概说[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44-47.
[4] 陈雨姮.《奇葩说》的成功模式探究[J].电影评介，2015（1）：98-99.
[5] 江世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麦克白》悲剧的解读[J].电影文学，2011（3）：109-110.
[6] 郝敬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及其人性观[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9（3）：59-62.
[7] 黄 瑾.网络自制节目与电视节目的差异化发展——以《奇葩说》和《超级演说家》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5（14）：231-235.
[8] 宋海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的《天注定》[J].艺术科技，2014（10）.
[9] 秦艳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角的《红字》与张爱玲作品比较研究[J].学术论坛，2011（9）：96-103.
[10] 王 冠.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述评[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0）：246.
[11] 姜永志.古典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取向的修正与发展——从社会文化到客体关系的转向[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1）：91-96.
[12] 王亚红.网络视频节目特质探索——以《奇葩说》为例探“网生代”节目[J].西部广播电视，2015（5）：1-10.
责任编辑：毋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