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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党和国家侨务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方方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方方从青年时期就把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忠贞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6月1日（农历四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普宁洪阳镇西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方方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 1926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潮安县工委书记。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广东失败。方方在潮安参与组织和领导农民自卫军，在潮汕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1929年至1930年，方方先后任普宁县委书记、汕头市委书记等职务，领导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斗争。他参与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工作，任东江特委宣传委员兼职工委书记。1930年秋奉党的指示赴闽西工作，先后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书记、中共杭武县委书记、上杭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领导创建了纵横三百余里的连（城）宁（洋）龙（岩）游击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方方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在闽西南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领导留下来的部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敌人的残酷“围剿”，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方方同志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坚持闽粤赣边和华南地区的战略支点，建立健全了华南地区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协助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闽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工作，为建立和壮大华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南制造了“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方方沉着应对，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在南方工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华南党组织击退国民党反共逆流，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华南抗日武装得到蓬勃发展。1945年4月至6月，方方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方方受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共和谈。1946年1月，任北平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与廖承志、林平、曾生等经过与国民党广东当局的谈判斗争，成功完成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山东任务。1947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任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等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在分局的领导下，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迅速发展壮大，相继成立了琼崖、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滇桂黔边、粤桂边、粤中、西江区党委及其领导的武装纵队，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南下主力部队解放广东和华南地区。方方与分局还积极领导开展华南地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5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随后会同中央派来的钱之光等人组织领导秘密护送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等100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知名民主、文化人士从香港安全抵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全国解放后，方方同志历任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政广东，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方方同志调中央部门工作，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1956年11月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在中侨委工作期间，他积极协助何香凝、廖承志主持侨务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方方同志一生务实，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一切从工作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求真务实的表率。
1930年春，方方到丰顺参加东江特委扩大会议，会后任汕头市委书记。其时，“立三路线”盲动冒险主义在东江盛行，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东江特委执行“立三路线”，计划发动惠阳、潮州、兴梅总暴动，提出“打到汕头去”等脱离革命实际的冒险主义口号，方方表示反对，并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示不力而受到处分，被调任潮阳县革委会党团书记。1930年秋，方方奉命进入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省委机关报《红旗报》编辑。他到闽西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住室墙壁上贴上“多做实际工作，少说空话”的条幅，以此鞭策自己。
1933年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蔓延，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使得根据地的斗争局面日益变得异常困难。这种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做法，遭到许多干部的疑惑和抵制。苏区中央局开展反对以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为代表的所谓“罗明路线”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方方任福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纵队政委，他紧密联系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坚持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大力扩大和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因而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者受到错误批判，被迫从前线调回后方工作。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大局为重，在新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区域更加努力地做好扩大红军、发展经济、优抚支前、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地方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创建了闻名苏区的“才溪模范乡”。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才溪乡做了全面调查，写下了光辉篇章——《才溪乡调查》。 解放初期，方方兼任省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国家土改法及有关政策、法令，同时还根据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实际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区别对待华侨、工商业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方方在针对全省的《争取稳快地完成广东全省土地改革》的广播讲话中说：“要提倡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的作风，老老实实的态度，就是说科学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
心怀人民，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方方同志群众观念强，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方方的人民观、群众观，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方方勤于著述，在《三年游击战争》的长篇回忆录后记中，他总结三年游击战能胜利坚持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切军事行动，是和群众利益紧密的联系着”，“干部与士兵，军队与群众，必须有共同甘苦、休戚相关的精神，才能一致对敌，这在革命艰苦时期尤为重要”。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不久，方方便提出，“人民，他的力量是伟大的，无穷尽的”，“获得人民，我们便获得了胜利，离开了人民，我们便一无所有”，“没有人民的力量，什么英雄也产生不出来的”。1948年7月，方方在《纪念“七一”与整党》一文中，提出了“巩固党和群众血肉的联系”这一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方方提出：“明确认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方方认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除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党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倡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应该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客里空’”。1953年夏，方方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蹲点，深入到农民家中去，与农民促膝谈心，及时发现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他帮助和指导曲江县阳岗、龙岗乡农民较好地处理了山林纠纷和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他带领检查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曲江县阳岗、龙岗乡在贯彻生产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初步意见》等多个调查报告，发表在《南方日报》上，以指导全省的工作。
方方在中侨委工作期间，为正确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亲自深入侨区基层调查研究。他不辞辛劳，行程万里，足迹遍及南方数省侨乡、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学校、华侨商店、华侨旅行社以及各地侨联，广泛了解各地侨情，认真听取意见，并加以分析研究。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方方强调，“必须从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帮助群众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最细小的只要有利于群众的问题，以紧密群众的联系，加深群众的联系。”他还说，“如果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或仅仅是‘口大手嫩’的关心——说而不做，当然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家。”
方方在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以及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正当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我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他还身体力行，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处处做华侨、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方方亲自到深圳桥头迎接马来西亚、印尼归侨，为归侨拿行李，并写下《接侨行》的诗文，抒发了“爱侨如爱子，祖国是亲娘”的诚挚感情。女归侨颜桂莲在回国轮船上产下一子，抵达广州黄埔港后，被送至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疗养，方方带着礼品前往探望，使得归侨处处感受到祖国的无限关怀和温暖。
方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尤其是在十年内乱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不动摇自己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勤勤恳恳，艰苦朴素，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方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光辉业绩、崇高的革命品德和精神风范永远地铭刻在华南人民以及广大侨胞的心中，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和怀念。
（执笔：张启良）
忠贞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6月1日（农历四月十八日）出生于广东普宁洪阳镇西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方方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 1926年春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潮安县工委书记。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广东失败。方方在潮安参与组织和领导农民自卫军，在潮汕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1929年至1930年，方方先后任普宁县委书记、汕头市委书记等职务，领导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武装斗争。他参与建立东江革命根据地和东江红军工作，任东江特委宣传委员兼职工委书记。1930年秋奉党的指示赴闽西工作，先后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书记、中共杭武县委书记、上杭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领导创建了纵横三百余里的连（城）宁（洋）龙（岩）游击根据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方方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在闽西南异常艰苦的环境中领导留下来的部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多次粉碎敌人的残酷“围剿”，为革命保存了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方方同志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中共南方工委书记，坚持闽粤赣边和华南地区的战略支点，建立健全了华南地区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协助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广东、广西、江西、湘南、闽西、闽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工作，为建立和壮大华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和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南制造了“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方方沉着应对，采取妥善的处理措施，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在南方工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华南党组织击退国民党反共逆流，党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华南抗日武装得到蓬勃发展。1945年4月至6月，方方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方方受党中央的委派参加国共和谈。1946年1月，任北平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与廖承志、林平、曾生等经过与国民党广东当局的谈判斗争，成功完成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山东任务。1947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任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等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斗争，在分局的领导下，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党组织和人民武装迅速发展壮大，相继成立了琼崖、闽粤赣边、粤赣湘边、滇桂黔边、粤桂边、粤中、西江区党委及其领导的武装纵队，部队发展到8万多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南下主力部队解放广东和华南地区。方方与分局还积极领导开展华南地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5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随后会同中央派来的钱之光等人组织领导秘密护送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沈钧儒、马叙伦等100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知名民主、文化人士从香港安全抵达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全国解放后，方方同志历任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政广东，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方方同志调中央部门工作，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1956年11月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在中侨委工作期间，他积极协助何香凝、廖承志主持侨务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广大华侨、归侨和侨眷支持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当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实事求是，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方方同志一生务实，不尚空谈，实事求是，一切从工作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求真务实的表率。
1930年春，方方到丰顺参加东江特委扩大会议，会后任汕头市委书记。其时，“立三路线”盲动冒险主义在东江盛行，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东江特委执行“立三路线”，计划发动惠阳、潮州、兴梅总暴动，提出“打到汕头去”等脱离革命实际的冒险主义口号，方方表示反对，并因执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示不力而受到处分，被调任潮阳县革委会党团书记。1930年秋，方方奉命进入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省委机关报《红旗报》编辑。他到闽西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在他的住室墙壁上贴上“多做实际工作，少说空话”的条幅，以此鞭策自己。
1933年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蔓延，全面推行“进攻路线”，使得根据地的斗争局面日益变得异常困难。这种脱离革命斗争实际的做法，遭到许多干部的疑惑和抵制。苏区中央局开展反对以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为代表的所谓“罗明路线”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方方任福建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纵队政委，他紧密联系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坚持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大力扩大和发展地方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因而被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者受到错误批判，被迫从前线调回后方工作。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大局为重，在新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区域更加努力地做好扩大红军、发展经济、优抚支前、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活困难等地方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创建了闻名苏区的“才溪模范乡”。1933年11月，毛泽东到才溪乡做了全面调查，写下了光辉篇章——《才溪乡调查》。 解放初期，方方兼任省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广东的土地改革运动，毫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国家土改法及有关政策、法令，同时还根据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实际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区别对待华侨、工商业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等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方方在针对全省的《争取稳快地完成广东全省土地改革》的广播讲话中说：“要提倡实事求是依靠群众的作风，老老实实的态度，就是说科学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应有的态度。”
心怀人民，模范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方方同志群众观念强，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方方的人民观、群众观，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方方勤于著述，在《三年游击战争》的长篇回忆录后记中，他总结三年游击战能胜利坚持的特点时，特别强调：“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切军事行动，是和群众利益紧密的联系着”，“干部与士兵，军队与群众，必须有共同甘苦、休戚相关的精神，才能一致对敌，这在革命艰苦时期尤为重要”。1946年10月，全面内战爆发不久，方方便提出，“人民，他的力量是伟大的，无穷尽的”，“获得人民，我们便获得了胜利，离开了人民，我们便一无所有”，“没有人民的力量，什么英雄也产生不出来的”。1948年7月，方方在《纪念“七一”与整党》一文中，提出了“巩固党和群众血肉的联系”这一重要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方方提出：“明确认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方方认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除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党的干部每到一个地方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倡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应该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要‘客里空’”。1953年夏，方方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蹲点，深入到农民家中去，与农民促膝谈心，及时发现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他帮助和指导曲江县阳岗、龙岗乡农民较好地处理了山林纠纷和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他带领检查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出了《曲江县阳岗、龙岗乡在贯彻生产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初步意见》等多个调查报告，发表在《南方日报》上，以指导全省的工作。
方方在中侨委工作期间，为正确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亲自深入侨区基层调查研究。他不辞辛劳，行程万里，足迹遍及南方数省侨乡、国营华侨农场、工厂、学校、华侨商店、华侨旅行社以及各地侨联，广泛了解各地侨情，认真听取意见，并加以分析研究。
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方方强调，“必须从关心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帮助群众解决一切问题，甚至最细小的只要有利于群众的问题，以紧密群众的联系，加深群众的联系。”他还说，“如果对于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或仅仅是‘口大手嫩’的关心——说而不做，当然不能算真正的革命家。”
方方在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以及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正当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创了我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他还身体力行，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处处做华侨、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深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方方亲自到深圳桥头迎接马来西亚、印尼归侨，为归侨拿行李，并写下《接侨行》的诗文，抒发了“爱侨如爱子，祖国是亲娘”的诚挚感情。女归侨颜桂莲在回国轮船上产下一子，抵达广州黄埔港后，被送至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疗养，方方带着礼品前往探望，使得归侨处处感受到祖国的无限关怀和温暖。
方方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然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尤其是在十年内乱期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但他始终不动摇自己的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顾全大局，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实事求是，勤勤恳恳，艰苦朴素，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方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多年了。他的光辉业绩、崇高的革命品德和精神风范永远地铭刻在华南人民以及广大侨胞的心中，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学习和怀念。
（执笔：张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