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纵观阿英小说的创作实践，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以新写实小说为书写形态，对凡俗庸碌的日常生活进行“尽可能客观地叙述和呈现”，并在看似平淡客观的叙述之中，凭借文本细节的加工细摩及象征、隐喻等书写技巧的熟稔运用，使得小说的话语空间言简而意丰。与此同时，作者又不仅仅止步于“零度情感”的自然主义式书写，而是将自我反思与他者审视的日常体验纳入故事之中，并超越故事本身表达了作者自身对于人文精神的坚守。精英与平民意识的交织、启蒙与大众立场的共存，构成了阿英小说写作中最亮的那一抹底色。
一、新写实小说的审美风格
如果说宏大叙事曾作为一面旗帜成为建国以来的共名主题，那么新世纪以来“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无疑表征了一个碎片化、分散化的无名时期。一大批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开始选择告别革命，转向“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历史，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人类的欢乐和呻吟，也感受自己生命的流程”，因此亦造就了一批文學色彩与生活气息兼具的佳作。从小说《荡漾》、《江湖行》的素材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观照，阿英的创作实践即循此风格理路。
1.日常审美叙事中的无奈与哀婉
通过小说《荡漾》、《江湖行》可以看出，阿英十分擅长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叙事。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主人公穆尧白与郑阙并没有遭遇生离死别之痛或家国天下之情，作者所呈现的更多是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庸常琐事：夫妻之间的争吵、男女之间的情愫、岳父女婿的龃龉、领导之间的算计、奖金职称的奔忙、单位同事的八卦等等。阿英以平易鲜活的日常语言，尾随人物行踪按时间先后构成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看似平淡实则老辣地呈现出了凡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对主人公穆尧白等“青椒”群体们进行日常刻画时，作者以客观的态度着重展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命思考及精神追求，也借此含而不露地印记着阿英自身对于生活的体验与考量。此外，作者不夸饰、不遮掩、不贬低的客观态度，亦体现在其对于生活中颇显丑陋的生活场景的真实叙写。譬如在小说《荡漾》中，岳父的屁被作者屡次提及并以极鲜活生动的细节语言描摹出来，兼具强烈的喜剧色彩与艺术感染力。作者之所以“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入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不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而是从事无巨细的刻画中彰显出主人公穆尧白于家庭生活中的尴尬处境。
面对生活、工作中如此种种尴尬的局面，阿英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因住房的问题、家庭生活的龃龉或工作中的鸡毛遍地而呈现出一种不如意的人生境况。但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生离死别时的浓烈迸发，而是因某个细节或举动而贯穿叙事始终的淡淡悲哀。因此，这样的情绪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克制且压抑的哀婉与无奈。在小说《荡漾》中，主人公穆尧白的情绪波动便是如此。在面对强势的岳父、粗疏的妻子以及死水一片的家庭氛围之中，岳父的一记响屁点燃了其压抑许久的情绪，并导致了一场不睦的夫妻争吵。而另一方面，学生谭坦的出现又令穆尧白“泛滥沸腾出奇异斑斓的光”，给予他抚慰与鼓励。最后，故事以岳父于病床上的又一记响屁告终，主人公仍不得不回归现实与家庭，因此只能在一番折腾后表现出自嘲自慰的无谓与看破，整部小说仍弥漫着淡淡哀婉的情绪。
2.“日常生活权力”的隐喻与象征
相对于宏大的政治权力而言，存在于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具有更加强大的渗透性与可转换性。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它渗透于社会的所有层面之中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权力也正是凭借着这些关系得以运作，施以影响。阿英小说中的青年教师、商界人士、高校学生等诸类人物，既不是一呼百应的显赫身份，亦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为普遍普通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中亦充满着大小交织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渗透并规训着每个人的身体与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压抑的来源。阿英敏锐的发现并将其置于小说的书写之中，表现出其小说擅长表现生活政治的特点。
在小说《荡漾》中，主人公穆尧白无疑处于家庭生活权力链中的底端。岳父所拥有的“鑫森淼”公司以及两百多平的大平层无声地宣告着这个家庭权力的核心之所在。而作为一个“穷教师”的穆尧白，无疑在这个家庭中出于失语的境地。因此，当夫妻二人争吵时，妻子付苏苏的一句怒喊“滚出我爸爸的房子，滚出‘不是你的房子’的房子！”再鲜明不过地彰显出了穆尧白寄寓附着的日常生存状态。这种强势话语的压抑渗透在穆尧白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与举动之中，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摆脱，最终因岳父的一记响屁而爆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小说《荡漾》彰显了普通人于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关系，那么小说《江湖行》则更加侧重于呈现出工作生活中个人的权力关系谱系。与家庭生活中隐性的权力关系相比，工作生活中的权力矛盾更加复杂与突出。其中，以章院长与翁鹤鸣老院长、尚红孩与郑阙、翁鹤鸣与尚红孩、柳一驰与郑阙等或隐或显的交错冲突为线索，其背后实则隐喻着两种迥异价值观的对立与交锋。
与此同时，权力并不是固定到一成不变的，它作为多种力量相互牵制、角力的结果，在关系网络里具有流动性的特征。权力的可转换性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之中，便具有格外耐人寻味的艺术特色。在小说《荡漾》中，穆尧白开头以一个“穷教师”的身份出现，与岳父财大气粗的特质形成鲜明的力量悬殊。但是小说结尾处，当岳父公司出现危机时，穆尧白却因“部级项目批下来了，还接了个大单”而出现转机，权力的隐形转换在这里显得饶有趣意，从而愈发耐人寻味。在小说《江湖行》的开头中，章院长与尚红孩以院长和项目经理的身份，不由分说地占据了小说关系谱系中的强势话语，古板无趣的翁鹤鸣因失势且年迈而退居边缘。但是随着故事一层层地推进与真相的云开月明，章院长一路费尽心机的发迹史与尚红孩外强中干的暴发户嘴脸显露无疑，故事也因此暗藏转机。
总之，当以权力、地位、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时，面对人与人之间掌控资源的差距，势必会对无数普通如“穆尧白”、“郑阙”的社会成员造成心灵的紧张与压抑。作者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其以老辣的笔触谋篇布局，借助隐喻这一修辞策略把握小人物心理活动中不易察觉的起伏与转折，并以此展现了现代城市在以财富与权力为核心的物质意识的掌控下，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异变并趋向单一的倾向。 二、人文精神的恪守与升华
如果说阿英在写作中借鉴了新写实小说的书写形态，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阿英的超越更多体现在其于小说叙事中贯穿始终的对人文精神的恪守与升华，正如钱理群所言：“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阿英并不仅仅沉湎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各种哀伤、无奈、喜悦、愤怒抑或是沉寂情绪的铺叙，而是借助并超越故事本身，投射出了一个怀揣着人文理想的坚定的自我；一个面对物质异化的社会，不愿丧失底线、尊严并努力找寻救赎与希望的自我。
1.作家自身多重身份的相互借重
從作家的身份建构而言，阿英的人文坚守来源于其作为高校教师的特殊身份。文化学养的深厚决定了其创作心态的理性与深刻。由于本身双重的作家身份，不同的职业体验对于作者在选择生活的截面、切入故事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方式等层面更多维度地拓展了话语言说的空间。此外，从作家自身的成长经验来看，由于作家具有硕士学历，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自觉借鉴及中国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借助超越，使得他的文学创造普遍呈现出一种更加成熟老辣的面貌。在传统“说故事”叙事技法的基础之上，阿英更加有意识地注重故事背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与人文关怀，这突出体现在其对于青年教师与学生群体的格外关注。
中篇小说《江湖行》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如果以大学生柳一驰为视角，不难看出以“成功人士”尚红孩举办夜宴一事件为契机，他通过外在环境、内在心理的遽变激发出潜藏的对于金钱功名的极端渴求，从而令他遭遇了原有价值观的冲击与重构，但最终却以黄粱一梦后的吐血惨淡告终。作者所着重关注的，正是处于象牙塔中较为纯粹生活形态下的学生群体，在面对趋向极端的商业价值观时所遭遇的心态断裂与冲击。在这样的冲突背后，蕴含了作家自身作为教师群体的一员作出的对“怎样才能触及到学生的内心，让其在成长中散发出灵魂的香气”的深沉思考。
2.精英与平民意识的交织、启蒙与大众立场的共存
应当看到，虽然作者洋溢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但更加可贵的在于他并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者”，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作家本身亦是生活中的一份子。作者真诚的平民意识，正如其本人所言“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不止是给同行读、给评论家读，还要给更多的非专业人士读”。
阿英在小说的写作中，既没有以民族国家的精英主义者自居，对启蒙进行选择性的言说并赋之予片面性的内涵；也没有因市场经济浪潮湮没了启蒙话语而自甘堕落、随波逐流。精英与平民意识的交织、启蒙与大众立场的共存，对于人的价值的重新挖掘与所持有的公共关怀，体现了阿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解决当前实际社会问题的需要。作者的人文理想，永远在叙事之中呈现。
最后，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作者能够巧妙地借助隐喻的修辞技巧，以宏观的视角构建全篇。通过一个概念的隐喻贯穿全篇主题，从而将两个不同的概念联结，使得联想成为可能。作者本身也曾提及叙事技巧的重要性：“一个万字短篇，哪怕只放进去一个语言的亮点，比如绝妙的比喻等，这个亮点就会如同一粒麻椒，激发出绵绵不绝的味道”。但是也应当指出，阿英小说在隐喻技巧的使用方面仍存在进步的空间。隐喻不仅仅能够作为小说框架的主体支撑，更应该在叙事的框架中作为填充物而存在，在微观方面起到表情与达意的作用。作者的某些隐喻使用的过于明显且颇多解释之处，反而削弱了隐喻本身诗意的一面。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阿英的小说正是在对芸芸众生俗世处境的观照之中，敏锐地捕捉到人性本身的欲求、困境、暗影、无奈与悲哀，将瞬时或绵延的情绪诉诸于艺术层面的加工书写，从而让故事在叙事中再次复活。同时，阿英又不仅仅沉湎于故事本身，透过作为他者生存境遇的书写，隐含着作者于现代化语境中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与高扬。在故事落幕的时候，阿英的精神探索远未止步。
作者简介：魏欣怡，女，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
一、新写实小说的审美风格
如果说宏大叙事曾作为一面旗帜成为建国以来的共名主题，那么新世纪以来“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无疑表征了一个碎片化、分散化的无名时期。一大批新写实小说作家们开始选择告别革命，转向“用整个身心去感受历史，感受这个世界，感受人类的欢乐和呻吟，也感受自己生命的流程”，因此亦造就了一批文學色彩与生活气息兼具的佳作。从小说《荡漾》、《江湖行》的素材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进行观照，阿英的创作实践即循此风格理路。
1.日常审美叙事中的无奈与哀婉
通过小说《荡漾》、《江湖行》可以看出，阿英十分擅长对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叙事。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主人公穆尧白与郑阙并没有遭遇生离死别之痛或家国天下之情，作者所呈现的更多是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庸常琐事：夫妻之间的争吵、男女之间的情愫、岳父女婿的龃龉、领导之间的算计、奖金职称的奔忙、单位同事的八卦等等。阿英以平易鲜活的日常语言，尾随人物行踪按时间先后构成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看似平淡实则老辣地呈现出了凡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在对主人公穆尧白等“青椒”群体们进行日常刻画时，作者以客观的态度着重展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命思考及精神追求，也借此含而不露地印记着阿英自身对于生活的体验与考量。此外，作者不夸饰、不遮掩、不贬低的客观态度，亦体现在其对于生活中颇显丑陋的生活场景的真实叙写。譬如在小说《荡漾》中，岳父的屁被作者屡次提及并以极鲜活生动的细节语言描摹出来，兼具强烈的喜剧色彩与艺术感染力。作者之所以“用艺术画面展出大量污卑、肮脏、不堪入目但闪烁着血灿灿真实光焰的细节”，不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以哗众，而是从事无巨细的刻画中彰显出主人公穆尧白于家庭生活中的尴尬处境。
面对生活、工作中如此种种尴尬的局面，阿英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因住房的问题、家庭生活的龃龉或工作中的鸡毛遍地而呈现出一种不如意的人生境况。但是这种情绪并不是生离死别时的浓烈迸发，而是因某个细节或举动而贯穿叙事始终的淡淡悲哀。因此，这样的情绪在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克制且压抑的哀婉与无奈。在小说《荡漾》中，主人公穆尧白的情绪波动便是如此。在面对强势的岳父、粗疏的妻子以及死水一片的家庭氛围之中，岳父的一记响屁点燃了其压抑许久的情绪，并导致了一场不睦的夫妻争吵。而另一方面，学生谭坦的出现又令穆尧白“泛滥沸腾出奇异斑斓的光”，给予他抚慰与鼓励。最后，故事以岳父于病床上的又一记响屁告终，主人公仍不得不回归现实与家庭，因此只能在一番折腾后表现出自嘲自慰的无谓与看破，整部小说仍弥漫着淡淡哀婉的情绪。
2.“日常生活权力”的隐喻与象征
相对于宏大的政治权力而言，存在于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具有更加强大的渗透性与可转换性。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是某个组织、集体或者个人的所有物。它渗透于社会的所有层面之中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关系。而权力也正是凭借着这些关系得以运作，施以影响。阿英小说中的青年教师、商界人士、高校学生等诸类人物，既不是一呼百应的显赫身份，亦不是穷困潦倒的社会底层。作为整个社会中最为普遍普通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中亦充满着大小交织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渗透并规训着每个人的身体与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个体压抑的来源。阿英敏锐的发现并将其置于小说的书写之中，表现出其小说擅长表现生活政治的特点。
在小说《荡漾》中，主人公穆尧白无疑处于家庭生活权力链中的底端。岳父所拥有的“鑫森淼”公司以及两百多平的大平层无声地宣告着这个家庭权力的核心之所在。而作为一个“穷教师”的穆尧白，无疑在这个家庭中出于失语的境地。因此，当夫妻二人争吵时，妻子付苏苏的一句怒喊“滚出我爸爸的房子，滚出‘不是你的房子’的房子！”再鲜明不过地彰显出了穆尧白寄寓附着的日常生存状态。这种强势话语的压抑渗透在穆尧白生活的每一处细节与举动之中，无处不在却又难以摆脱，最终因岳父的一记响屁而爆发不可收拾。如果说小说《荡漾》彰显了普通人于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关系，那么小说《江湖行》则更加侧重于呈现出工作生活中个人的权力关系谱系。与家庭生活中隐性的权力关系相比，工作生活中的权力矛盾更加复杂与突出。其中，以章院长与翁鹤鸣老院长、尚红孩与郑阙、翁鹤鸣与尚红孩、柳一驰与郑阙等或隐或显的交错冲突为线索，其背后实则隐喻着两种迥异价值观的对立与交锋。
与此同时，权力并不是固定到一成不变的，它作为多种力量相互牵制、角力的结果，在关系网络里具有流动性的特征。权力的可转换性体现在具体的文本之中，便具有格外耐人寻味的艺术特色。在小说《荡漾》中，穆尧白开头以一个“穷教师”的身份出现，与岳父财大气粗的特质形成鲜明的力量悬殊。但是小说结尾处，当岳父公司出现危机时，穆尧白却因“部级项目批下来了，还接了个大单”而出现转机，权力的隐形转换在这里显得饶有趣意，从而愈发耐人寻味。在小说《江湖行》的开头中，章院长与尚红孩以院长和项目经理的身份，不由分说地占据了小说关系谱系中的强势话语，古板无趣的翁鹤鸣因失势且年迈而退居边缘。但是随着故事一层层地推进与真相的云开月明，章院长一路费尽心机的发迹史与尚红孩外强中干的暴发户嘴脸显露无疑，故事也因此暗藏转机。
总之，当以权力、地位、金钱作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唯一标准时，面对人与人之间掌控资源的差距，势必会对无数普通如“穆尧白”、“郑阙”的社会成员造成心灵的紧张与压抑。作者的高明之处便在于，其以老辣的笔触谋篇布局，借助隐喻这一修辞策略把握小人物心理活动中不易察觉的起伏与转折，并以此展现了现代城市在以财富与权力为核心的物质意识的掌控下，人们思想价值观念发生异变并趋向单一的倾向。 二、人文精神的恪守与升华
如果说阿英在写作中借鉴了新写实小说的书写形态，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阿英的超越更多体现在其于小说叙事中贯穿始终的对人文精神的恪守与升华，正如钱理群所言：“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最后都归结为对自我内心的逼问，对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阿英并不仅仅沉湎于那些转瞬即逝的各种哀伤、无奈、喜悦、愤怒抑或是沉寂情绪的铺叙，而是借助并超越故事本身，投射出了一个怀揣着人文理想的坚定的自我；一个面对物质异化的社会，不愿丧失底线、尊严并努力找寻救赎与希望的自我。
1.作家自身多重身份的相互借重
從作家的身份建构而言，阿英的人文坚守来源于其作为高校教师的特殊身份。文化学养的深厚决定了其创作心态的理性与深刻。由于本身双重的作家身份，不同的职业体验对于作者在选择生活的截面、切入故事的视角、展开叙事的方式等层面更多维度地拓展了话语言说的空间。此外，从作家自身的成长经验来看，由于作家具有硕士学历，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自觉借鉴及中国现实主义书写传统的借助超越，使得他的文学创造普遍呈现出一种更加成熟老辣的面貌。在传统“说故事”叙事技法的基础之上，阿英更加有意识地注重故事背后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精神思考与人文关怀，这突出体现在其对于青年教师与学生群体的格外关注。
中篇小说《江湖行》便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如果以大学生柳一驰为视角，不难看出以“成功人士”尚红孩举办夜宴一事件为契机，他通过外在环境、内在心理的遽变激发出潜藏的对于金钱功名的极端渴求，从而令他遭遇了原有价值观的冲击与重构，但最终却以黄粱一梦后的吐血惨淡告终。作者所着重关注的，正是处于象牙塔中较为纯粹生活形态下的学生群体，在面对趋向极端的商业价值观时所遭遇的心态断裂与冲击。在这样的冲突背后，蕴含了作家自身作为教师群体的一员作出的对“怎样才能触及到学生的内心，让其在成长中散发出灵魂的香气”的深沉思考。
2.精英与平民意识的交织、启蒙与大众立场的共存
应当看到，虽然作者洋溢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但更加可贵的在于他并不是居高临下的“俯视者”，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能够清醒的意识到作家本身亦是生活中的一份子。作者真诚的平民意识，正如其本人所言“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看”……因为小说不止是给同行读、给评论家读，还要给更多的非专业人士读”。
阿英在小说的写作中，既没有以民族国家的精英主义者自居，对启蒙进行选择性的言说并赋之予片面性的内涵；也没有因市场经济浪潮湮没了启蒙话语而自甘堕落、随波逐流。精英与平民意识的交织、启蒙与大众立场的共存，对于人的价值的重新挖掘与所持有的公共关怀，体现了阿英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解决当前实际社会问题的需要。作者的人文理想，永远在叙事之中呈现。
最后，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作者能够巧妙地借助隐喻的修辞技巧，以宏观的视角构建全篇。通过一个概念的隐喻贯穿全篇主题，从而将两个不同的概念联结，使得联想成为可能。作者本身也曾提及叙事技巧的重要性：“一个万字短篇，哪怕只放进去一个语言的亮点，比如绝妙的比喻等，这个亮点就会如同一粒麻椒，激发出绵绵不绝的味道”。但是也应当指出，阿英小说在隐喻技巧的使用方面仍存在进步的空间。隐喻不仅仅能够作为小说框架的主体支撑，更应该在叙事的框架中作为填充物而存在，在微观方面起到表情与达意的作用。作者的某些隐喻使用的过于明显且颇多解释之处，反而削弱了隐喻本身诗意的一面。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阿英的小说正是在对芸芸众生俗世处境的观照之中，敏锐地捕捉到人性本身的欲求、困境、暗影、无奈与悲哀，将瞬时或绵延的情绪诉诸于艺术层面的加工书写，从而让故事在叙事中再次复活。同时，阿英又不仅仅沉湎于故事本身，透过作为他者生存境遇的书写，隐含着作者于现代化语境中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坚守与高扬。在故事落幕的时候，阿英的精神探索远未止步。
作者简介：魏欣怡，女，甘肃白银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