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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至12月苏州博物馆举办了《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策展人别出心裁，将展馆的二楼书画厅北厅以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1525-1590年）的书斋“天籁阁”命名。馆方介绍说，“仇英在此斋客居的时间最久，是他临摹前辈名家的绝佳所在，此次展出的《临宋人画》等佳作均出自此书斋”。确实，根据清代吴升所撰《大观录》，画家仇英晚年曾经客居项家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根据徐邦达先生的考证，仇英于1552年辞世，是年项元汴28岁，很有可能仇英在项家并没有见过项氏盛年时才细心经营的“天籁阁”。
苏州博物馆布置的“天籁阁”中陈列故宫博物院所藏《人物故事图》第五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临宋人画》第八开。在这两套绢本设色的册页中，各有一幅《昭君出塞》（或称《明妃出塞》）图。这个画题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
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约公元15年）是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汉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王昭君以民女身份被选入掖庭后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时为匈奴单于的呼韩邪来朝，元帝颁发敕令赏赐呼韩邪五名宫女，王昭君名列其中。史书上说，王昭君因为自己入宫好几年都没有得到元帝宠幸的机会，所以怀着一股怨气主动请求要嫁给匈奴单于。笔记小说《西京杂记》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情节，说汉元帝习惯让画工给宫女画像，自己看图选择宠幸对象。宫女通常都给画工塞钱，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一点，好让皇上选中。唯独王昭君自觉容貌出众，不买账。因此画工有意把她的画像画得很差，让皇上看不上眼。在匈奴单于来朝时，元帝按照图像选了长得较差的王昭君去。临行前，元帝第一次见到了昭君，这才发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这时，元帝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得让昭君西行。过后，元帝追究此事，从宫廷画工家中查抄出数万的现金，杀了好几名画工。
昭君事迹自汉代起即为文人墨客吟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与此同时，肯定也会有画家创作昭君的故事图像，只可惜年代久远，画像已寻不到踪迹。好在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古代诗人留下的题画诗，最早如北宋韩驹的《题李伯时画昭君图》、王庭珪的《题罗畴老家明妃辞汉图》等作品，可以从文字描写中得以一窥当年丹青之遗韵。
苏州博物管仇英特展中的两幅《昭君出塞》图在海外还有一位“同胞兄弟”，是一幅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的同题画作。此绢本设色册页被馆方定为“宋画”，上海博物院所藏册页的题签即为“临宋人画”，两者内存关联，是否就是当年仇实父在项家临摹的对象呢？将其两相对照，画面的相似程度确实非常高。相反，故宫藏《人物故事图》中同画题册页却与此两图有一些距离。首先，画家在两幅画上所取视点都较低，在画面上，昭君车與旁的镂花装饰柱高出背后第一、二道山峦。右边单于随从手执的红缨旗杆也直插画框右上角。与此相比，绘制故宫藏册页的画家则选取了较低的视点，镂花装饰柱和旗杆均远低于远处的山峦。同时，在前两幅图上，单于随从抱着的凤头瓶几乎碰上了昭君车后的如意云杆头，而在故宫藏册页上，两物之间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在前两幅图上，连着车舆外篷的一根杆子沿着一随从的脸庞一侧顺势而下。但是在故宫藏册页上，这根杆子却横在了那名随从的面前。更有甚者，在前两幅图上，这根杆子同车辕上起来的一根杆子相连；在故宫藏册页上，两个杆子在中间没有相连。在前两幅图上，昭君车舆外的镂花装饰柱是左右一对；在故宫藏册页上，只剩孤零零一根。
在前两幅图上，可以在为昭君拉车的骆驼旁清楚地看到红色的车辕，骆驼背上的毛织鞍鞯就固定在红车辕上；在故宫藏册页上，红色的车辕不见了，鞍鞯上的固定物变成了覆盖在孱弱的带状物上的红色物件。在前两幅图上，昭君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哀怨；在故宫藏册页上，昭君沦为无表情的傻大姐。在前两幅图上，车轮外圈有明显的“韦絮荐轮”，有钉子在车辋上固定皮革垫的细节；而在故宫册页上，车轮外圈是没有固定物的。在前两幅图上，从两边向中间合拢的车幔在昭君头部上方向两边分开，前面覆有带饰；而在故宫册页上，昭君头部一侧垂下了一个三角形布幔。在前两幅图上，骆驼的鼻梁上裝饰着绒球；而在故宫册页上，绒球被裁掉了。
在前两幅图上，匈奴单于穿橘红面子的皮袍，外面还罩着下摆绣花的长衣以遮挡西北的寒风，长衣几乎遮蔽了鞍鞯的后半截；在故宫藏册页上，单于的鞍套以湖绿色镶边，以长方形的形状清晰地呈现在马背上，这样使得单于腰臀的一部分几乎隐形。在前两幅图上，单于头盔上的野雉尾翎有两根成对；在故宫藏册页上，野雉尾翎落了单。在前两幅图上，右手擎旗的单于旗手左手挽辔，置于马鞍头前；此细节在上海博物院藏册页上尤为清楚；在故宫藏册页上，马鞍头和手中缰绳都交代不清。
上海博物馆藏《临宋人画·昭君出塞》图上钤“项子京家珍藏”印，同册其他画页上还有“天籁阁”、“项墨林鉴赏章”、“项墨林父秘笈之印”等项氏印章，皆为曾被项氏收藏之证据。故宫藏《人物故事图·明妃出塞》页上题为“仇英实父制”加盖“十洲仙史”阴文长方印，相同的款印亦见于台北故宫藏一山水人物扇面。两相对照，可见《明妃出塞》图上所载较为简单。此《人物故事图》册曾经清初梁清标（1620-1691年）鉴藏并题签。不过，此前半个多世纪的踪迹无从查考。
苏州博物馆布置的“天籁阁”中陈列故宫博物院所藏《人物故事图》第五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临宋人画》第八开。在这两套绢本设色的册页中，各有一幅《昭君出塞》（或称《明妃出塞》）图。这个画题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
王昭君（约公元前52年-约公元15年）是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汉元帝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王昭君以民女身份被选入掖庭后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时为匈奴单于的呼韩邪来朝，元帝颁发敕令赏赐呼韩邪五名宫女，王昭君名列其中。史书上说，王昭君因为自己入宫好几年都没有得到元帝宠幸的机会，所以怀着一股怨气主动请求要嫁给匈奴单于。笔记小说《西京杂记》增加了一些虚构的情节，说汉元帝习惯让画工给宫女画像，自己看图选择宠幸对象。宫女通常都给画工塞钱，让画工把自己画得漂亮一点，好让皇上选中。唯独王昭君自觉容貌出众，不买账。因此画工有意把她的画像画得很差，让皇上看不上眼。在匈奴单于来朝时，元帝按照图像选了长得较差的王昭君去。临行前，元帝第一次见到了昭君，这才发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斐回，竦动左右”。这时，元帝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得让昭君西行。过后，元帝追究此事，从宫廷画工家中查抄出数万的现金，杀了好几名画工。
昭君事迹自汉代起即为文人墨客吟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与此同时，肯定也会有画家创作昭君的故事图像，只可惜年代久远，画像已寻不到踪迹。好在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古代诗人留下的题画诗，最早如北宋韩驹的《题李伯时画昭君图》、王庭珪的《题罗畴老家明妃辞汉图》等作品，可以从文字描写中得以一窥当年丹青之遗韵。
苏州博物管仇英特展中的两幅《昭君出塞》图在海外还有一位“同胞兄弟”，是一幅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的同题画作。此绢本设色册页被馆方定为“宋画”，上海博物院所藏册页的题签即为“临宋人画”，两者内存关联，是否就是当年仇实父在项家临摹的对象呢？将其两相对照，画面的相似程度确实非常高。相反，故宫藏《人物故事图》中同画题册页却与此两图有一些距离。首先，画家在两幅画上所取视点都较低，在画面上，昭君车與旁的镂花装饰柱高出背后第一、二道山峦。右边单于随从手执的红缨旗杆也直插画框右上角。与此相比，绘制故宫藏册页的画家则选取了较低的视点，镂花装饰柱和旗杆均远低于远处的山峦。同时，在前两幅图上，单于随从抱着的凤头瓶几乎碰上了昭君车后的如意云杆头，而在故宫藏册页上，两物之间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在前两幅图上，连着车舆外篷的一根杆子沿着一随从的脸庞一侧顺势而下。但是在故宫藏册页上，这根杆子却横在了那名随从的面前。更有甚者，在前两幅图上，这根杆子同车辕上起来的一根杆子相连；在故宫藏册页上，两个杆子在中间没有相连。在前两幅图上，昭君车舆外的镂花装饰柱是左右一对；在故宫藏册页上，只剩孤零零一根。
在前两幅图上，可以在为昭君拉车的骆驼旁清楚地看到红色的车辕，骆驼背上的毛织鞍鞯就固定在红车辕上；在故宫藏册页上，红色的车辕不见了，鞍鞯上的固定物变成了覆盖在孱弱的带状物上的红色物件。在前两幅图上，昭君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哀怨；在故宫藏册页上，昭君沦为无表情的傻大姐。在前两幅图上，车轮外圈有明显的“韦絮荐轮”，有钉子在车辋上固定皮革垫的细节；而在故宫册页上，车轮外圈是没有固定物的。在前两幅图上，从两边向中间合拢的车幔在昭君头部上方向两边分开，前面覆有带饰；而在故宫册页上，昭君头部一侧垂下了一个三角形布幔。在前两幅图上，骆驼的鼻梁上裝饰着绒球；而在故宫册页上，绒球被裁掉了。
在前两幅图上，匈奴单于穿橘红面子的皮袍，外面还罩着下摆绣花的长衣以遮挡西北的寒风，长衣几乎遮蔽了鞍鞯的后半截；在故宫藏册页上，单于的鞍套以湖绿色镶边，以长方形的形状清晰地呈现在马背上，这样使得单于腰臀的一部分几乎隐形。在前两幅图上，单于头盔上的野雉尾翎有两根成对；在故宫藏册页上，野雉尾翎落了单。在前两幅图上，右手擎旗的单于旗手左手挽辔，置于马鞍头前；此细节在上海博物院藏册页上尤为清楚；在故宫藏册页上，马鞍头和手中缰绳都交代不清。
上海博物馆藏《临宋人画·昭君出塞》图上钤“项子京家珍藏”印，同册其他画页上还有“天籁阁”、“项墨林鉴赏章”、“项墨林父秘笈之印”等项氏印章，皆为曾被项氏收藏之证据。故宫藏《人物故事图·明妃出塞》页上题为“仇英实父制”加盖“十洲仙史”阴文长方印，相同的款印亦见于台北故宫藏一山水人物扇面。两相对照，可见《明妃出塞》图上所载较为简单。此《人物故事图》册曾经清初梁清标（1620-1691年）鉴藏并题签。不过，此前半个多世纪的踪迹无从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