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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三孩政策来了，你敢生吗？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怎样让当代中国人“爱生”“敢生”？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作出重磅部署。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常会看到关于“年轻人为何不喜欢生孩子”的讨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要避免“大国空巢”，中国该如何解题？怎样让当代中国人“爱生”“敢生”？
为何不爱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奠定了当时的人口思想。很快，人口过快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显露。于是，“适当节制生育”的观念开始盛行。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丰富多元，人口多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发显现，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城市劳动力就业困难，公共服务跟不上……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一国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降低、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的逐渐显现，生育政策也开始作出调整。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当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出现了短暂反弹，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再度呈现下降趋势。
人们为何不爱生了？对于不少“70后”家庭，家庭经济有基础，但身体条件难以支持二胎。而“80后”家庭，往往面临的是一个家庭4个老人，再多生一个孩子，经济压力“有点儿大”。适龄生育的“90后”，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观念多元，更追求个人事业上升和生活质量，养育头胎年龄都在延后。
“生育成本减慢了适龄夫妻生育一胎的脚步，也切断了不少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念想。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
比如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房价成为挡在不少年轻人生育路上的第一大障碍。此外，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还有一个因素是结婚人数变少了。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独立性比较高，更追求个人发展、利益和自由，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关注自我幸福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再加上社会多元化发展，对晚婚晚育、不婚主义、丁克（能生但选择不生者）一族的包容性增加，结婚率、生育率自然降低。
家庭、事业难平衡
生还是不生，更纠结的往往是女性。生育前，她们面临“生”还是“升”的抉择;生育后，她们还要选择是以家庭为重心还是以工作为重心。
“30岁+”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也恰逢女性的婚育高峰期。据相关机构对职场女性的工作压力调查显示，55.2%的受访未婚女性认为“结婚或生育会影响个人的职业上升”，这个比例在已婚女性中达到41.4%。
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几乎是职场隐形“共识”，对于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女職工，一些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愿意恢复劳动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分析，年轻女性在校期间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然而结婚生孩子后，现实又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这种从“去社会化”到“再社会化”的转变，增加了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值。
中国正在发力
为防止“未富先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中国正在发力。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国家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体现了人口政策的重心变化。规划建议还提出，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对“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方面提出各种具体建议。
此前，全国多地也开始出台一系列释放生育潜能的政策。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苏州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得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广东提出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为家庭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等。
（《瞭望东方周刊》总第826期 ）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作出重磅部署。
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常会看到关于“年轻人为何不喜欢生孩子”的讨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正在到来，要避免“大国空巢”，中国该如何解题？怎样让当代中国人“爱生”“敢生”？
为何不爱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多力量大”的观点奠定了当时的人口思想。很快，人口过快增长同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显露。于是，“适当节制生育”的观念开始盛行。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丰富多元，人口多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发显现，住房困难、生活必需品供给紧张、城市劳动力就业困难，公共服务跟不上……生育政策进一步收紧。
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总和生育率（一国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降低、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的逐渐显现，生育政策也开始作出调整。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2016年当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出现了短暂反弹，但从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再度呈现下降趋势。
人们为何不爱生了？对于不少“70后”家庭，家庭经济有基础，但身体条件难以支持二胎。而“80后”家庭，往往面临的是一个家庭4个老人，再多生一个孩子，经济压力“有点儿大”。适龄生育的“90后”，尤其是大城市的年轻人，观念多元，更追求个人事业上升和生活质量，养育头胎年龄都在延后。
“生育成本减慢了适龄夫妻生育一胎的脚步，也切断了不少人生育更多孩子的念想。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发展阶段。
比如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房价成为挡在不少年轻人生育路上的第一大障碍。此外，中国人“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渐淡化。还有一个因素是结婚人数变少了。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在大城市，年轻人的独立性比较高，更追求个人发展、利益和自由，注重实现自我价值，关注自我幸福程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结婚率和结婚年龄。再加上社会多元化发展，对晚婚晚育、不婚主义、丁克（能生但选择不生者）一族的包容性增加，结婚率、生育率自然降低。
家庭、事业难平衡
生还是不生，更纠结的往往是女性。生育前，她们面临“生”还是“升”的抉择;生育后，她们还要选择是以家庭为重心还是以工作为重心。
“30岁+”正是职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但也恰逢女性的婚育高峰期。据相关机构对职场女性的工作压力调查显示，55.2%的受访未婚女性认为“结婚或生育会影响个人的职业上升”，这个比例在已婚女性中达到41.4%。
认为女性职工生育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几乎是职场隐形“共识”，对于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三期”女職工，一些企业宁可承担经济赔偿也不愿意恢复劳动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分析，年轻女性在校期间经历了去性别化的教育竞争，然而结婚生孩子后，现实又期待女性以家庭为中心。这种从“去社会化”到“再社会化”的转变，增加了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值。
中国正在发力
为防止“未富先老”，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中国正在发力。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国家首次提出了“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这是对未来5年人口变动趋势的回应，体现了人口政策的重心变化。规划建议还提出，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
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对“让普通家庭愿意生、生得起、养得起”方面提出各种具体建议。
此前，全国多地也开始出台一系列释放生育潜能的政策。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苏州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生育、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不得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合同;广东提出全面落实产假、配偶陪产假等政策，为家庭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条件等。
（《瞭望东方周刊》总第82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