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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奥巴马在今年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的致辞，不能不感叹美国总统先天具备或后天培养的脱口秀才华。在短短二十分钟里，总统的演说要涉及过去一年的施政热点、重大时事、政治空气、娱乐新闻，最重要的是妙语连珠，搭配适当的表情，让全场欢声不断。美国医保官网崩溃被舆论界质疑总统任人唯亲，奥巴马神色黯然：二零零八年我的口号是Yes， we can，二零一三年我的口号变成了Ctrl Alt Delete……所幸这件事给年度大片《冰雪奇缘》（Frozen）提供了灵感。农场主克利文·邦迪（Cliven Bundy）武装对联邦土地管理局大出风头，总统自称negro（黑鬼），实则提醒人们，邦迪并不是英雄，而是个种族主义者。CNN对马航事件的报道、国家安全局窃听事件、共和党、民主党、普京的裸胸，都成为笑料成分，奥巴马还调侃了自己曾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用PS处理过的照片戏仿热播美剧《权力的游戏》。
最终的点题仍是不可或缺的，风趣的演说总有辉煌的华彩，今年恰逢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成立一百周年，年度晚宴汇集各界名流，是为了欢庆新闻自由的精神。记者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让国家领导人下不来台，领导人每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以幽默的形式反戈一击。当然，自由的空气、政治互动的氛围是由几代人的不停抗争和奋斗才得来的。演说即将结束时，总统又用视频短片抖了最后的包袱，说congratulation（祝贺）一词时画面在“嘘”音上颤动好几秒，意思是政要人物口头上再鼓吹新闻自由，内心也永远更希望媒体在该闭嘴的时候闭嘴。
总统的演说不是即兴发挥，措辞、语调、表情、手势，乃至眼神都需要反复打磨和演练。《纸牌屋》中野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佐伊（Zoe）说白宫是新闻的坟场，只有陈词滥调和精心编排好的言论，唯一还算有趣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记者协会晚宴，新闻同行和电影明星济济一堂。实际上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和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笑料形式确实有很多相似，谈论性而没有性别或性向歧视，谈论种族而不偏激，谈论敌人而保持风度，越是亲密友人越是从相貌到私生活全面挖苦以示交情牢不可破，旁敲侧击，使用含蓄的高级幽默避免关键伤害，始终把自己作为第一调侃对象……这些不仅是技巧，还需要一定的天赋和人格魅力才能操作自如。人们对政要人物和对娱乐明星的印象也经常彼此叠加，他们衣冠楚楚出现在各类场合，吸引公众眼光，对个人乃至社会具有强大支配力。在人们的羡慕、崇拜和趋之若鹜背后，必然有很多愤恨、苛责及窥视欲。人们爱看政客出丑如同爱看明星裸照，看那光鲜外表下还不是藏着跟普通人一样的尴尬，丑闻永远比一本正经的说教更受欢迎。
政治笑话的产生是必然的，它是权力的影子，也是大部分无权者面对自身无力处境的一种方式。笑话瓦解了权力的神圣性，民众的情绪、意见也随之注入其中，政治理念依赖于亲和有趣的形象和表演得以深入身心，民主时代的狂欢也由此拉开帷幕。美式笑话经由旷日持久的竞选演说、辩论、访谈、脱口秀等环节精工锻造，风格早已成熟，政客们学会超越舆论对自己“表演”的抨击，开始表演自己的“表演”，用自嘲的方式向政敌宣告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同时我也玩得转你的游戏。
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后，台湾报纸上出现一条通讯：大陆媒体称奥巴马“自黑”，“黑”在大陆有污蔑、讲坏话之意，“自黑”就是台湾的自我嘲讽（《联合报》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貌似大陆网络词汇疯长，已经让海峡对岸目不暇接。网络词汇进入官方媒体，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囧、萌、亲、神马、给力……这些起源于游戏、论坛、社交和购物网络，带有自嘲、自恋和撒娇特质的隐语被一本正经的官报或央视播报员引用，说明自上而下的训导与说教再也无法“Hold”住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越是表现得不容侵犯的东西越容易受到嘲讽，官媒不得不借用民间幽默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网络语言的“萌”、日语里的“卡哇伊”、书面语的“可爱”，作为一种文化在台北政坛早就盛行。美国精英教育出品的马英九选战胜出，专门设计行销马英九公仔及吊饰、胸章、马克杯等周边产品的“疯马俱乐部”功不可没，马当选“总统”又反向刺激了“疯马”商品的流行，相比之下，制造民进党形象的“长仔工坊”就显得—“弱爆了”。在奥巴马和马英九就任“总统”的二零零八年，桃园县两蒋陵寝为吸引游客观光还推出“蒋大头”和“蒋小国”公仔，各售新台币五百八十元。强制家家户户挂领袖像的时代结束了，呆萌的公仔玩具却能让民众自掏腰包将慢跑版、西装版、军装版、墨镜版的“总统”请回自家案头。在内地总算有人意识到，要让领导人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去农民炕头包饺子的新闻报道还不如推出一个漫画管用，后来干脆拿全国少女都在追的韩剧偶像来比附。卖萌是全民娱乐时代最保险的自我推销形式，从在交友网站灌水的青少年到一国领导都达成了这种共识，只不过后者的尝试刚刚开始，小心翼翼，仍停留在卡通版说教的层面，所以，一点儿也不好笑。
毫无疑问，我们拥有更多的笑话资源和笑话形态，更多更热情的“段子手”和传播者，所缺的只是政治笑话的生成机制。政治是肉食者之间神秘而血腥的角逐，领袖神圣不容亵渎的思维习惯仍深入人心，肉食者鄙的事实也难以撼动无数祸从口出、伴君如伴虎的教训。在君权时代讲笑话是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的，即使杨修那样的聪明人还是丧了命。刘墉、纪晓岚这些学者之所以变成曲艺和电视剧里在皇帝面前耍贫嘴的人，说明民众渴望调侃权力，恐惧和崇拜同时会造成谐谑甚至狎亵的心理反弹。
事实上即使在政治压抑的年代里，执政者也是需要笑话的。只不过执政者板着面孔，笑话需要由别人来讲，笑话的内容以及讲笑话的方式成了文艺政策的组成部分。这时候没有无厘头的冷笑话，在笑话里总能找到鲜明的主体和意向，热烈、急迫、目的明确，有些很粗俗，有些很暴力，但不可否认，总有一些是好笑的。
在台湾旧报纸上曾看到一个笑话：
斯大林问他的专家们：有没有办法证明亚当和夏娃是苏联人？
一个专家说：太容易了。他们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个苹果可以吃，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 这是个很经典的冷战笑话。在娱乐和商品化时代最受欢迎的自黑和卖萌式笑话，通过放低姿态来软化受众、打击对手，这种扮猪吃老虎的笑话风格在冷战时代是行不通的，不同阵营的人都急着自己变成老虎好吃掉对方。意识形态宣传的逻辑常常像路人斗嘴，最喜欢奚落对方没本事、穷光蛋。笑贫，实乃华语笑料永不干涸的源泉，大概古圣人太注重对精神世界的评估，推崇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疏于体贴恶衣恶食之下，人的精神处境为何，民间就生长出千姿百态的奇葩故事，讲述穷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笑娼”与“笑贫”并驾齐驱，黄段子古往今来生生不息。更高级含蓄一些的则是笑“土”，“土”和“贫”有很大关联性，但不必然等同，“贫”是没有财富，“土”是没有教养和品位。贫而不土的人可称“寒士”，土而不贫的人则是暴发户或曰“土豪”，既贫且土的也就是“土包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们主要是拿她的“土”开涮。
漫画是最直观的笑话。农民出身的中共领袖取得政权，台湾也产生出许多讽刺中共“土包子”的政治漫画。其中又称费蒙或牛哥的李费蒙，是当时画得最多、最快，最受欢迎的漫画作家，用柏杨的话说，一手画漫画，一手写小说，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台湾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牛伯伯、牛小妹、老油条、财多、牛老二、四眼田鸡、杨经邦……李费蒙笔下的人物形象夸张，性格或怯懦、或投机、或贪财、或好色、或势力、或虚荣，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小人物的缺点，被放在当年一本正经的“反共抗俄”叙事中，今天看来别有一种黑色幽默味道。
当局需要的当然不是黑色幽默，而是“杀朱拔毛”的“战斗文艺”。国民党政府从辽阔大陆退守海岛，蒋氏父子一直在反思“宣传”和“人心”的重要，然而，面对骨子里有着成王败寇观念的同胞该如何解释失去大陆，并说服人们相信反攻必然成功呢？铁幕悄然落下，如何描述对岸的敌人？把他们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天生恶魔，难道不会造成岛内更强烈的恐慌么？这些难题在当年的政治宣传中并没有成功解决，或许这本来不是宣传能够解决的问题。
“土”几乎是当年留下的唯一成功的宣传遗产，而且至今仍有回响。“土”象征着时间停顿的野蛮时代，没有进步与发展的可能。与“土”相对的“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不仅是台湾与世界连接的纽带，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价值依托。中国近现代历史写满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时刻感受着落后并受制于西方同时必须仰望和仿效西方的紧张，这种“先生打学生”的焦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化解，“美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在生活习惯、文化品位乃至宗教信仰上训导民众趋向西化，在两蒋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青年学生尤其热烈地拥抱美国文化，进入外语专业，其中一部分由官方奖学金资助入美国名校深造，至今仍是台湾学界领军。
“笑土”的副作用在当时没有被充分预见到，“土”和“洋”的价值序列会被打破，“乡土”成为新一代反对党的号召武器，作为外来人的国民党执政者需要打破前辈苦心孤诣建立的上层精英印象，穿土产的蓝白拖鞋上街以示“爱台湾”。一九七九年台美断交，“台美防御条约”也将于次年元月终止，曾被冷战冰冻的民族主义情绪复苏了，上任伊始的新“总统”号召“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九八零年成为台湾的“自强年”。今天台湾集体组织的春游活动，仍叫“自强”，这个词年深日久渐渐剥蚀了原初的色彩。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强”一直是和“反共”连在一起的。“自”的意义总是和“他”相对—因为对手的威胁，我们要改善自己，发愤图强。一九八零年的“自强”显然又增加了新的意思，即盟友美国的背叛。
李费蒙画过很多以卡特政府同台湾断交为主题的漫画，其中一幅把自由女神像换成卡特的面孔，左手的宣言书上贴着剪报新闻标题“背信卖友”，右手高举一支刚熄灭的蜡烛，创意辛辣，卡特的形象显得既狼狈又滑稽。在“自强年”系列中，有一部分作为政府传声筒，画面上的说明文字耳熟能详：
我们坚信，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拯救大陆同胞。
自强年，全国军民应各守岗位，奉公、生产，信任政府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中美断交之后，我们的经济成长继续升高。海外的投资额有增无减。不过，今年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节约能源，以应付国际石油短缺的一年！
自强年要严防匪谍，勿轻信谣言，随时检举可疑分子。
…………
光芒万丈的领袖肖像、高大威武的国军战士、飘扬的青天白日旗、荷枪实弹的台湾岛、飞机坦克和高楼大厦的密集展示，是典型的官方宣传元素。领袖像的处理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大部分人物漫画经过夸张，都显得比本人难看，即使貌若天仙的玛丽莲·梦露也不例外。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可以夸张他醒目的牙齿，而对本土领袖，却不敢随意夸张，只能弱化相貌特征，结果漫画反而比本人好看很多。李费蒙以善于夸张人物著称，但在他的漫画原稿上，经常看到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领袖标准像，对领袖像这个雷区他也选择了绕路而行。
一九八零年台湾的“戒严”尚未结束，但岛内政治和舆论环境已复杂了很多。一组漫画强调“台独”意图“颠覆”和“分化”台湾，和“共匪”气息相通，“非得彻底消灭不可”，风波未息的“美丽岛事件”也包括在内，在一幅画上施明德被戴上手铐，背后站立一名防暴警察，文案写道：“涉嫌高雄‘美丽岛’暴力事件的首恶之一施明德逃亡了二十六天仍被逮捕归案。说明了本省的治安经得起考验！也说明了事发当日，治安宪警‘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纯是当局民主政治上的容忍，而不是镇不住小撮的暴徒。”
这时的台湾仍被称作“省”，反攻的大前提仍不容置疑，但政治力量已趋多元，称异见者与外部势力勾结意图危害当局，曾经最常用也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已难以阻挡民选的进程。社会氛围也更自由和活跃，“自强年”系列画了大量作者眼中的“民意”，事无巨细，包括延长餐饮店夜间时间，解禁餐厅的歌舞演出，废除筵席税，鼓励发展本土观光旅游，开放民营酿酒，提倡卖淫合法化，停止查禁流动摊贩，建立夜市，放宽对电影剧本题材的审查，不再规定中学生统一发型……民众已厌倦激昂空洞的反攻宣传和“克难时代”的种种禁忌，世俗化的享乐需求如潮水般不可阻挡，当局的禁令只能使娱乐产业转入地下。经济起飞也同时带来各种社会乱象，有毒食品、假药、假酒流传，摩托车数量大增带来交通问题，台湾大妈出国旅游也同样把“台湾制造”买回来。还有一组共七幅“谈违建问题”的漫画，从“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谈起，提出居民改造房屋不应被算作违建，因为这时作者因在位于顶楼的住宅扩建居室而受到通告，画面上的房屋正是作者家居住环境的写实。 李费蒙尤其喜欢把自己的生活、自己认识的人画进漫画。画中的小楼坐落在台北仁爱路繁华街区，顶楼的露台养花养鸟，还有一个巨大的鱼缸。李费蒙和妻子冯娜妮酷爱在家摆酒席，客厅经常高朋满座，有作家、记者、影星、导演、律师、官员，十分热闹。人脉广、交游多，是李费蒙的性格和人格所致，他的朋友有很多更广为人知，包括评论家柏杨，历史小说作家高阳，武侠小说作家诸葛青云、卧龙生、古龙。
二零一三年的春节我是在漫画中的小楼度过的，李费蒙夫妇相继过世后，宅子冷清下来，顶楼露台也不复当年青枝绿叶。但儿女齐聚仍显非常热闹，年夜饭端坐首席的老人是李费蒙的前妻项美湄女士，更为一般家庭罕有。李家人性格中有一种率真和诚恳，在那个看漫画的冬天，格外令人难忘。一九四九年李费蒙作为“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术设计师从广州渡海到高雄，目睹了台南农村的原始景观并参与了农村改造的过程，每天绘制和刊印一本本关于作物栽培、病虫防治、禽畜饲养、卫生常识的小册子，包括用图画向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讲解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工作有些乏味，但酬劳丰厚，月薪三百四十美元，且不受贬值影响，在当时属于“金币待遇”，足以置业安居，生活体面，社交丰富。与此同时，他以漫画和小说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风流得意的才子，娱乐界的宠儿，创作不息，绯闻不止。“白色恐怖时代”，在很多当事者的事后回忆和倾诉中是一派暴戾凄凉而肃杀的景象，对李费蒙来说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照片上的他身形挺拔、容貌俊美，打着发蜡的卷发非常新潮。风华正茂之时，他把灵感和精力投入了“战斗文艺”这个怪胎，又用笔下不遵常规的人物形象以及张扬不羁的个人风格不断冲击和颠覆刻板的“反共”宣传，官方需要他的声名和作品，又始终觉得他不够安分，警备总司令部一次次请他喝茶。在文艺群体中他难以被归类，专制年代他没有发出鲜明而悲情的反抗声音，戒严过后，也无法加入受害者的控诉声音，很快被时代遗忘了。
“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这是李费蒙客厅中悬挂的联语。今天很多创作者喜欢在自己的职业前面加上“自由”两个字，这两个字灼灼其华，令人向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现在的标准，李费蒙都堪称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作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文化人，他懂得如何在政治环境中御风而行，摘取光环，这也决定了异类如他也必须谨守现实的边际，翻天覆地而未能逾矩。资本如水源，当权力掌控着绝大部分资本时，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更像是一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批评家与他们的批评对象共生共栖。伊格尔顿曾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赤裸裸的高压政治而满意地存在下去，它将会丧失太多意识形态的可靠性”（《文化的观念》）。权力通过文化将秩序内在化，无痛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烙印，让自诩清醒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们满足于在沉痛中狂热地自我欣赏，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思想的武装，“自由”的表象只是将他们更紧密地捆绑在时代的限定性上，真正的挣扎与突围既不多见，又经常是惨烈而无声的。因而我常常害怕在历史中遇到过于悲情的人物，更怕诗意化的悲情遮蔽了文化生态景观，后者对理解历史至关重要，已然痕迹幽微难于考证。李费蒙的快乐让人感到一种真实和坦然，他是一个在没有笑话的年代讲笑话的人，禁忌剖露了笑话中的历史信息，很多笑话轮回往复，只是我们常常认不出来。
（李费蒙：漫画家、小说家，笔名费蒙、牛哥。一九二五年生于香港，一九九七年逝于台北。作品有《牛伯伯打游击》、《老油条画传》、《赌国仇城》、《情报贩子》等。）
最终的点题仍是不可或缺的，风趣的演说总有辉煌的华彩，今年恰逢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成立一百周年，年度晚宴汇集各界名流，是为了欢庆新闻自由的精神。记者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让国家领导人下不来台，领导人每年才有这样一次机会以幽默的形式反戈一击。当然，自由的空气、政治互动的氛围是由几代人的不停抗争和奋斗才得来的。演说即将结束时，总统又用视频短片抖了最后的包袱，说congratulation（祝贺）一词时画面在“嘘”音上颤动好几秒，意思是政要人物口头上再鼓吹新闻自由，内心也永远更希望媒体在该闭嘴的时候闭嘴。
总统的演说不是即兴发挥，措辞、语调、表情、手势，乃至眼神都需要反复打磨和演练。《纸牌屋》中野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佐伊（Zoe）说白宫是新闻的坟场，只有陈词滥调和精心编排好的言论，唯一还算有趣的就是一年一度的记者协会晚宴，新闻同行和电影明星济济一堂。实际上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和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笑料形式确实有很多相似，谈论性而没有性别或性向歧视，谈论种族而不偏激，谈论敌人而保持风度，越是亲密友人越是从相貌到私生活全面挖苦以示交情牢不可破，旁敲侧击，使用含蓄的高级幽默避免关键伤害，始终把自己作为第一调侃对象……这些不仅是技巧，还需要一定的天赋和人格魅力才能操作自如。人们对政要人物和对娱乐明星的印象也经常彼此叠加，他们衣冠楚楚出现在各类场合，吸引公众眼光，对个人乃至社会具有强大支配力。在人们的羡慕、崇拜和趋之若鹜背后，必然有很多愤恨、苛责及窥视欲。人们爱看政客出丑如同爱看明星裸照，看那光鲜外表下还不是藏着跟普通人一样的尴尬，丑闻永远比一本正经的说教更受欢迎。
政治笑话的产生是必然的，它是权力的影子，也是大部分无权者面对自身无力处境的一种方式。笑话瓦解了权力的神圣性，民众的情绪、意见也随之注入其中，政治理念依赖于亲和有趣的形象和表演得以深入身心，民主时代的狂欢也由此拉开帷幕。美式笑话经由旷日持久的竞选演说、辩论、访谈、脱口秀等环节精工锻造，风格早已成熟，政客们学会超越舆论对自己“表演”的抨击，开始表演自己的“表演”，用自嘲的方式向政敌宣告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同时我也玩得转你的游戏。
今年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后，台湾报纸上出现一条通讯：大陆媒体称奥巴马“自黑”，“黑”在大陆有污蔑、讲坏话之意，“自黑”就是台湾的自我嘲讽（《联合报》二零一四年五月八日）。貌似大陆网络词汇疯长，已经让海峡对岸目不暇接。网络词汇进入官方媒体，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囧、萌、亲、神马、给力……这些起源于游戏、论坛、社交和购物网络，带有自嘲、自恋和撒娇特质的隐语被一本正经的官报或央视播报员引用，说明自上而下的训导与说教再也无法“Hold”住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越是表现得不容侵犯的东西越容易受到嘲讽，官媒不得不借用民间幽默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网络语言的“萌”、日语里的“卡哇伊”、书面语的“可爱”，作为一种文化在台北政坛早就盛行。美国精英教育出品的马英九选战胜出，专门设计行销马英九公仔及吊饰、胸章、马克杯等周边产品的“疯马俱乐部”功不可没，马当选“总统”又反向刺激了“疯马”商品的流行，相比之下，制造民进党形象的“长仔工坊”就显得—“弱爆了”。在奥巴马和马英九就任“总统”的二零零八年，桃园县两蒋陵寝为吸引游客观光还推出“蒋大头”和“蒋小国”公仔，各售新台币五百八十元。强制家家户户挂领袖像的时代结束了，呆萌的公仔玩具却能让民众自掏腰包将慢跑版、西装版、军装版、墨镜版的“总统”请回自家案头。在内地总算有人意识到，要让领导人显得不那么高高在上，去农民炕头包饺子的新闻报道还不如推出一个漫画管用，后来干脆拿全国少女都在追的韩剧偶像来比附。卖萌是全民娱乐时代最保险的自我推销形式，从在交友网站灌水的青少年到一国领导都达成了这种共识，只不过后者的尝试刚刚开始，小心翼翼，仍停留在卡通版说教的层面，所以，一点儿也不好笑。
毫无疑问，我们拥有更多的笑话资源和笑话形态，更多更热情的“段子手”和传播者，所缺的只是政治笑话的生成机制。政治是肉食者之间神秘而血腥的角逐，领袖神圣不容亵渎的思维习惯仍深入人心，肉食者鄙的事实也难以撼动无数祸从口出、伴君如伴虎的教训。在君权时代讲笑话是需要极高的智商和情商的，即使杨修那样的聪明人还是丧了命。刘墉、纪晓岚这些学者之所以变成曲艺和电视剧里在皇帝面前耍贫嘴的人，说明民众渴望调侃权力，恐惧和崇拜同时会造成谐谑甚至狎亵的心理反弹。
事实上即使在政治压抑的年代里，执政者也是需要笑话的。只不过执政者板着面孔，笑话需要由别人来讲，笑话的内容以及讲笑话的方式成了文艺政策的组成部分。这时候没有无厘头的冷笑话，在笑话里总能找到鲜明的主体和意向，热烈、急迫、目的明确，有些很粗俗，有些很暴力，但不可否认，总有一些是好笑的。
在台湾旧报纸上曾看到一个笑话：
斯大林问他的专家们：有没有办法证明亚当和夏娃是苏联人？
一个专家说：太容易了。他们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个苹果可以吃，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 这是个很经典的冷战笑话。在娱乐和商品化时代最受欢迎的自黑和卖萌式笑话，通过放低姿态来软化受众、打击对手，这种扮猪吃老虎的笑话风格在冷战时代是行不通的，不同阵营的人都急着自己变成老虎好吃掉对方。意识形态宣传的逻辑常常像路人斗嘴，最喜欢奚落对方没本事、穷光蛋。笑贫，实乃华语笑料永不干涸的源泉，大概古圣人太注重对精神世界的评估，推崇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疏于体贴恶衣恶食之下，人的精神处境为何，民间就生长出千姿百态的奇葩故事，讲述穷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笑娼”与“笑贫”并驾齐驱，黄段子古往今来生生不息。更高级含蓄一些的则是笑“土”，“土”和“贫”有很大关联性，但不必然等同，“贫”是没有财富，“土”是没有教养和品位。贫而不土的人可称“寒士”，土而不贫的人则是暴发户或曰“土豪”，既贫且土的也就是“土包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们主要是拿她的“土”开涮。
漫画是最直观的笑话。农民出身的中共领袖取得政权，台湾也产生出许多讽刺中共“土包子”的政治漫画。其中又称费蒙或牛哥的李费蒙，是当时画得最多、最快，最受欢迎的漫画作家，用柏杨的话说，一手画漫画，一手写小说，现今五十岁以上的台湾人没有不知道这个名字的。牛伯伯、牛小妹、老油条、财多、牛老二、四眼田鸡、杨经邦……李费蒙笔下的人物形象夸张，性格或怯懦、或投机、或贪财、或好色、或势力、或虚荣，但总能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小人物的缺点，被放在当年一本正经的“反共抗俄”叙事中，今天看来别有一种黑色幽默味道。
当局需要的当然不是黑色幽默，而是“杀朱拔毛”的“战斗文艺”。国民党政府从辽阔大陆退守海岛，蒋氏父子一直在反思“宣传”和“人心”的重要，然而，面对骨子里有着成王败寇观念的同胞该如何解释失去大陆，并说服人们相信反攻必然成功呢？铁幕悄然落下，如何描述对岸的敌人？把他们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天生恶魔，难道不会造成岛内更强烈的恐慌么？这些难题在当年的政治宣传中并没有成功解决，或许这本来不是宣传能够解决的问题。
“土”几乎是当年留下的唯一成功的宣传遗产，而且至今仍有回响。“土”象征着时间停顿的野蛮时代，没有进步与发展的可能。与“土”相对的“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明，不仅是台湾与世界连接的纽带，也是其执政合法性的价值依托。中国近现代历史写满了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时刻感受着落后并受制于西方同时必须仰望和仿效西方的紧张，这种“先生打学生”的焦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化解，“美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在生活习惯、文化品位乃至宗教信仰上训导民众趋向西化，在两蒋时代，是天经地义的事。青年学生尤其热烈地拥抱美国文化，进入外语专业，其中一部分由官方奖学金资助入美国名校深造，至今仍是台湾学界领军。
“笑土”的副作用在当时没有被充分预见到，“土”和“洋”的价值序列会被打破，“乡土”成为新一代反对党的号召武器，作为外来人的国民党执政者需要打破前辈苦心孤诣建立的上层精英印象，穿土产的蓝白拖鞋上街以示“爱台湾”。一九七九年台美断交，“台美防御条约”也将于次年元月终止，曾被冷战冰冻的民族主义情绪复苏了，上任伊始的新“总统”号召“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九八零年成为台湾的“自强年”。今天台湾集体组织的春游活动，仍叫“自强”，这个词年深日久渐渐剥蚀了原初的色彩。一九四九年以来“自强”一直是和“反共”连在一起的。“自”的意义总是和“他”相对—因为对手的威胁，我们要改善自己，发愤图强。一九八零年的“自强”显然又增加了新的意思，即盟友美国的背叛。
李费蒙画过很多以卡特政府同台湾断交为主题的漫画，其中一幅把自由女神像换成卡特的面孔，左手的宣言书上贴着剪报新闻标题“背信卖友”，右手高举一支刚熄灭的蜡烛，创意辛辣，卡特的形象显得既狼狈又滑稽。在“自强年”系列中，有一部分作为政府传声筒，画面上的说明文字耳熟能详：
我们坚信，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可以拯救大陆同胞。
自强年，全国军民应各守岗位，奉公、生产，信任政府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中美断交之后，我们的经济成长继续升高。海外的投资额有增无减。不过，今年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节约能源，以应付国际石油短缺的一年！
自强年要严防匪谍，勿轻信谣言，随时检举可疑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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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万丈的领袖肖像、高大威武的国军战士、飘扬的青天白日旗、荷枪实弹的台湾岛、飞机坦克和高楼大厦的密集展示，是典型的官方宣传元素。领袖像的处理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大部分人物漫画经过夸张，都显得比本人难看，即使貌若天仙的玛丽莲·梦露也不例外。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可以夸张他醒目的牙齿，而对本土领袖，却不敢随意夸张，只能弱化相貌特征，结果漫画反而比本人好看很多。李费蒙以善于夸张人物著称，但在他的漫画原稿上，经常看到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领袖标准像，对领袖像这个雷区他也选择了绕路而行。
一九八零年台湾的“戒严”尚未结束，但岛内政治和舆论环境已复杂了很多。一组漫画强调“台独”意图“颠覆”和“分化”台湾，和“共匪”气息相通，“非得彻底消灭不可”，风波未息的“美丽岛事件”也包括在内，在一幅画上施明德被戴上手铐，背后站立一名防暴警察，文案写道：“涉嫌高雄‘美丽岛’暴力事件的首恶之一施明德逃亡了二十六天仍被逮捕归案。说明了本省的治安经得起考验！也说明了事发当日，治安宪警‘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纯是当局民主政治上的容忍，而不是镇不住小撮的暴徒。”
这时的台湾仍被称作“省”，反攻的大前提仍不容置疑，但政治力量已趋多元，称异见者与外部势力勾结意图危害当局，曾经最常用也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已难以阻挡民选的进程。社会氛围也更自由和活跃，“自强年”系列画了大量作者眼中的“民意”，事无巨细，包括延长餐饮店夜间时间，解禁餐厅的歌舞演出，废除筵席税，鼓励发展本土观光旅游，开放民营酿酒，提倡卖淫合法化，停止查禁流动摊贩，建立夜市，放宽对电影剧本题材的审查，不再规定中学生统一发型……民众已厌倦激昂空洞的反攻宣传和“克难时代”的种种禁忌，世俗化的享乐需求如潮水般不可阻挡，当局的禁令只能使娱乐产业转入地下。经济起飞也同时带来各种社会乱象，有毒食品、假药、假酒流传，摩托车数量大增带来交通问题，台湾大妈出国旅游也同样把“台湾制造”买回来。还有一组共七幅“谈违建问题”的漫画，从“三民主义”和“耕者有其田”谈起，提出居民改造房屋不应被算作违建，因为这时作者因在位于顶楼的住宅扩建居室而受到通告，画面上的房屋正是作者家居住环境的写实。 李费蒙尤其喜欢把自己的生活、自己认识的人画进漫画。画中的小楼坐落在台北仁爱路繁华街区，顶楼的露台养花养鸟，还有一个巨大的鱼缸。李费蒙和妻子冯娜妮酷爱在家摆酒席，客厅经常高朋满座，有作家、记者、影星、导演、律师、官员，十分热闹。人脉广、交游多，是李费蒙的性格和人格所致，他的朋友有很多更广为人知，包括评论家柏杨，历史小说作家高阳，武侠小说作家诸葛青云、卧龙生、古龙。
二零一三年的春节我是在漫画中的小楼度过的，李费蒙夫妇相继过世后，宅子冷清下来，顶楼露台也不复当年青枝绿叶。但儿女齐聚仍显非常热闹，年夜饭端坐首席的老人是李费蒙的前妻项美湄女士，更为一般家庭罕有。李家人性格中有一种率真和诚恳，在那个看漫画的冬天，格外令人难忘。一九四九年李费蒙作为“马歇尔计划”中“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美术设计师从广州渡海到高雄，目睹了台南农村的原始景观并参与了农村改造的过程，每天绘制和刊印一本本关于作物栽培、病虫防治、禽畜饲养、卫生常识的小册子，包括用图画向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讲解安全套的使用方法。工作有些乏味，但酬劳丰厚，月薪三百四十美元，且不受贬值影响，在当时属于“金币待遇”，足以置业安居，生活体面，社交丰富。与此同时，他以漫画和小说进入公众视野，成为风流得意的才子，娱乐界的宠儿，创作不息，绯闻不止。“白色恐怖时代”，在很多当事者的事后回忆和倾诉中是一派暴戾凄凉而肃杀的景象，对李费蒙来说却是人生的黄金时期。照片上的他身形挺拔、容貌俊美，打着发蜡的卷发非常新潮。风华正茂之时，他把灵感和精力投入了“战斗文艺”这个怪胎，又用笔下不遵常规的人物形象以及张扬不羁的个人风格不断冲击和颠覆刻板的“反共”宣传，官方需要他的声名和作品，又始终觉得他不够安分，警备总司令部一次次请他喝茶。在文艺群体中他难以被归类，专制年代他没有发出鲜明而悲情的反抗声音，戒严过后，也无法加入受害者的控诉声音，很快被时代遗忘了。
“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这是李费蒙客厅中悬挂的联语。今天很多创作者喜欢在自己的职业前面加上“自由”两个字，这两个字灼灼其华，令人向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现在的标准，李费蒙都堪称典型的自由职业者，作为具有公众影响力的文化人，他懂得如何在政治环境中御风而行，摘取光环，这也决定了异类如他也必须谨守现实的边际，翻天覆地而未能逾矩。资本如水源，当权力掌控着绝大部分资本时，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更像是一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批评家与他们的批评对象共生共栖。伊格尔顿曾说，“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赤裸裸的高压政治而满意地存在下去，它将会丧失太多意识形态的可靠性”（《文化的观念》）。权力通过文化将秩序内在化，无痛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烙印，让自诩清醒的观察者和批判者们满足于在沉痛中狂热地自我欣赏，兵不血刃地解除了思想的武装，“自由”的表象只是将他们更紧密地捆绑在时代的限定性上，真正的挣扎与突围既不多见，又经常是惨烈而无声的。因而我常常害怕在历史中遇到过于悲情的人物，更怕诗意化的悲情遮蔽了文化生态景观，后者对理解历史至关重要，已然痕迹幽微难于考证。李费蒙的快乐让人感到一种真实和坦然，他是一个在没有笑话的年代讲笑话的人，禁忌剖露了笑话中的历史信息，很多笑话轮回往复，只是我们常常认不出来。
（李费蒙：漫画家、小说家，笔名费蒙、牛哥。一九二五年生于香港，一九九七年逝于台北。作品有《牛伯伯打游击》、《老油条画传》、《赌国仇城》、《情报贩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