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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界所谓“三彩”，泛指以黄、绿、白为基调的低温铅釉彩陶；而“三彩”前面加个“唐”字，则特指中国唐代以来烧制的三彩釉陶。其造型生动古朴，釉色斑驳流韵，艺术品位上乘。
一千多年前，富于创造的华夏先民在中原大地上筛选出细腻的白色黏土，做成人物、动物或器物等泥坯，在1000—1100℃氛围中预烧，冷却后滴洒含铅、铝等氧化物为基础熔剂和以铜、铁、钴等矿物原料作发色剂的多彩釉料，再次入窑以850—950℃火候烧成如梦如幻的三彩釉陶。虽然历史悠久，世界仰慕，但一直处于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地步，直到清末民初一次偶然的开掘，不同凡响的中国多彩釉陶方才有了令地球人为之倾倒的大号——“唐三彩”（图1、2）。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陇海铁路开建。当工程进展到开封至洛阳地段穿越汉唐以来著名墓葬区邙山时，在损毁的唐墓中挖出大量色彩绮丽的彩釉仕女俑、乐伎俑、陶马、陶驼、陶枕等完器和残片。这些美丽物件一经流入北平南琉璃廠古董市场，立即受到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等考古学巨擘的极大关注，继而成为众多藏家竞相追逐的目标。由于出自唐墓，色彩多以黄、绿、白或绿、赭、蓝等三色为主，于是“唐三彩”之名不胫而走，成为世界陶瓷史上可圈可点的名品之一。因首发于洛阳一带，故又称洛阳三彩（图3）。
可是，这些被后人极为看重的瑰宝，翻遍历代古文献却怎么也查不到根底。其症结究竟何在？窃以为，问题应归咎于不太“吉利”的用途上。
我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商代中期就出现了原始瓷器。到唐代，实用性、观赏性及技术性俱佳的耀州窑青瓷、邢州窑白瓷轻巧精致，引领潮流；而相对粗疏厚重的釉陶当然自叹弗如，逐渐退出日用器行列，转而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性替代品的冥器，加入了战国时期就有的泥塑陪葬队伍，给原本灰头土脸的地下大军平添了几多奢华。贞观十年（636），贵为一国之母的长孙皇后在临终前特地嘱咐夫君：“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三彩的不凡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尽管八方宠爱，但以其冥器的“不祥”身份，活人无不避讳，难登史籍大雅之堂就不难理解了。
文字依据缺如，导致中国三彩始于哪个朝代成了一桩悬案。以纪年墓的出土物为参照，是史学界得以比较客观地圈定一个大致年代的常用手段。迄今为止，被中外史学家认可最早出土三彩俑器的纪年墓，为唐郑仁泰墓或李凤墓。
郑仁泰（601—663），名广，唐朝武将。其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所辖礼泉县烟霞公社马寨村西南约半华里处，是太宗李世民（598或599—649）昭陵一百八十余座陪葬墓之一。1972年出土了一批色彩柔美、造型生动、排列有序的彩釉陶俑。有关专家指出，其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彩绘陶器的制作工艺，是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初期三彩珍品（图4）。
李凤（622—675），字季成，唐高祖李渊（566—635）的第十五子，虢王。该墓为李凤和妻刘氏的合葬墓，位于陕西渭南富平县吕村公社吕村大队北吕生产队正西约二百五十米处，是高祖献陵六十七座陪葬墓之一。1973年出土的三彩双联盘造型别致，在黄、绿、褐三色环形彩纹的映衬下，尽显“高大上”的皇家气派（图5）。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均为七世纪中期所建，据此大致可以引证唐三彩就诞生于这个时段。但是，据日本相关报道，昭和四十年（1965）曾经在奈良斑鸠地区的御坊山古坟出土过据说为七世纪前期中叶的唐三彩陶砚。七世纪前期对应中国历史年表应该是隋代（581—630？），那唐三彩就该是“隋三彩”了。好在史学上有“隋唐不分家”之说，无须过多纠缠于此，争议集中在三彩的真伪上。有日本专家指出，所谓“三彩”，实属误判。因该砚长期埋于地下，部分含铅釉料发生“银化现象”，从而显现绿以外的白色和淡淡的黄色。其真实身份应该是一只带盖绿釉陶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图6）。
唐三彩不仅是中国陶瓷艺苑的瑰宝，而且借助大唐王朝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通过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流布到世界各地。从全仿到自创，派生出波斯三彩、新罗三彩以及奈良三彩等等各具异域风情的“洋三彩”。
“波斯”是古代西方人对西亚一大片土地的泛称，历史上该地区曾建立过多个帝国。
早在古波斯的倭马亚时代（661—750），伊斯兰陶工便能烧造以褐色黏土作胎的无釉素陶或施以青、绿、黄色的彩釉陶，器型以罐、钵、瓶等日用器皿为主。
750年，自称“萨法赫（屠夫）”的阿布·阿拔斯（721？—754）灭了倭马亚，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阿拔斯王朝。即我国《新旧唐书》称为“黑衣大食”者。751年，在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亚古城撒马尔罕以东的塔拉斯河畔，阿拔斯王朝在与大唐帝国的一场战役中俘获了一批中国陶工，唐三彩制造技术因此被移植到伊斯兰大地，波斯三彩由此而生。
西亚一带缺乏色白的黏土，为了达到唐三彩的视觉效果，波斯陶工先用白色泥浆给红褐色坯体打底，待施以线刻纹样后，滴挂或洒挂含氧化铜、钴、铁等发色剂的釉料，最后罩无色透明釉入窑一次烧成。通过控制坯体的摆放形态得到不同的釉料流挂效果；通过调节窑内火焰的含氧量得到绿、蓝、黄、褐等多种色彩。剔刻的纹样通常为花瓣纹、缠枝纹、几何纹等。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多彩融合的色釉交相辉映，瑰丽潇洒，尽显波斯三彩的独特个性。薄薄一层玻璃釉，不仅使器物更加光鲜润泽，还具有很好的防渗透功能，大大提升了波斯三彩陶器的日用性（图7）。
此外，在阿拔斯王朝的其他地域，诸如马格里布（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地区）以及叙利亚、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地，陶工们吸收唐三彩技艺，相继烧制出地域风格强劲的多彩或多彩线刻纹样釉陶（图8、9、10）。
再说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公元前57—935）曾借助大唐军力，于660年灭了百济，668年灭了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三国割裂的局面，735年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
据朝鲜现存最古的典籍《三国史记》载，统一新罗第三十五代君主景德王金宪英在位的二十四年间（742—765），曾派出十一次以上的遣唐使，走北路出黄海到我山东半岛的莱州或登州，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汴州（开封）最后到达洛阳或长安。这些使节把朝鲜的土特产带到中国，返回时再把中国的货物带回朝鲜，其中当然不乏包括唐三彩在内的陶瓷器。另外，江苏扬州通过与河南省连接的大运河，只需六天时间便可以把中原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罗。 所谓新罗三彩，是在半岛原有的绿釉陶基础上，以唐三彩为范本，仿制出带有三彩特征但多以两色为主的彩釉陶。1973年，韩国庆州市朝阳洞山第二十番地曾出土一只三彩三足罐。经我台湾省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教授谢明良先生在《唐三彩之诸问题》专论中判定，这与扬州双桥公社唐墓出土的三彩三足罐如出一辙，其源头应该是河南巩县窑（图11）。然而，在半岛疆域内出土这样的唐三彩完器极为罕见，即便是本国生产的新罗三彩，存世品也难寻觅。究其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新罗三彩就像朝鲜陶瓷史上一位匆匆过客，刚刚品尝了一回唐三彩的韻味，不久便在越窑青瓷的推动下，被闪亮登场的“新罗青瓷”终结了短暂的一生（图12）。
日本与新罗不同。中国先进的陶瓷技术往往最先传到朝鲜，然后再出海转口日本，机遇上总会比朝鲜晚一拍。因此，与唐朝和新罗同时期的奈良（710—794）、平安两朝（794—192），其烧制工艺尚处于从无釉灰陶向施釉彩陶进化的过渡阶段。色彩斑斓的唐三彩登陆东瀛，无疑给列岛相对落后的“须惠器”吹来一股强劲的新风。
奈良时代，一批批日本遣唐使和留学僧从大唐帝国带回了众多先进的东西，其中就包含了唐三彩的制造技术乃至所需原材料。后来他们在奈良附近找到与唐三彩胎土非常近似但质感较为粗糙的白色黏土，制成类唐三彩陶器——奈良三彩。著名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三百多件国宝级藏品中，就有日本国产化了的三彩釉陶五十七件，故奈良三彩又有“正仓院三彩”之别称（图13、14、15）。
奈良三彩的釉料通常以硅酸铅为主成分，以铜、铁等化合物为发色剂。在硅酸铅中添加铜化合物，则可得到绿色；添加铁化合物，则可得到褐色或黄色；如果什么都不加，则成为透明釉。烧成分为两个阶段，即一次素烧和挂釉后二次发色；烧成温度在800—850℃左右。奈良三彩釉料发色不如唐三彩鲜亮，且无釉色交融流挂现象（图16、17）。
在平城宫内遗址、伊势神宫内的斋宫遗址以及福冈县冲之岛、冈山县大飞岛遗址等与寺庙和祭祀相关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奈良三彩通常伴随有祭祀用的文书或土器；据此有专家认为，奈良三彩不同于唐三彩多用于冥器，它是在祭祀活动中被当做礼器来使用的，与葬事相关联的仅为一些“藏骨罐”。这或许就是奈良三彩器物体量较大、鲜见人物或动物俑的缘由吧。
因有确切年款的传世物件为证，奈良三彩的诞生时日则比较容易判定。正仓院所藏一只三彩盘，底部有“戒堂院圣僧供养盘 天平胜宝七岁七月十日东大寺”款识。天平胜宝是奈良时代孝谦天皇年号，“天平胜宝七岁”对应公历是755年，也就是说，奈良三彩大约出现在八世纪中期，略晚于唐三彩百年上下。
至于奈良三彩究竟在何处烧制，至今尚未发现具有说服力的古窑址佐证。正仓院史料《造法所作物账》，即“礼器制造局产品流水账”中，仅有奈良三彩原材料采购供应方面的记录。虽然详细，但最多只能证明，或许是由都衙内下属某专设机构实施生产监管而已，并无烧造窑口的丝毫信息。有趣的是，二十年前曾经闪现过一次希望的曙光，但虚幻的彩云很快被无情的罡风吹散。那是在奈良山进行考古发掘时，研究人员收获相当多的三彩残片和完器，令人不得不联想这里或许就是奈良三彩窑的遗址。但是，严酷的事实证明，此处不过是一片火葬墓地而已。因为这些出土物仅为大大小小的骨灰罐。奈良三彩的产地仍然湮没在一片迷雾之中（图18）。
时空变换，斗转星移。千年岁月的荡涤，未能抹去唐三彩的艳丽和辉煌。作为随葬品，唐三彩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名不见经传，但它出类拔萃的釉色，古朴敦厚的造型以及别具一格的加工工艺，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东亚、西亚乃至世界制陶业从粗陶发展到精陶，从单彩发展成多彩，提供了划时代的最佳范例。更为难得的是，直到今天，唐三彩醉人的曲律仍旧余韵悠长，久响不绝，世界为之唱和。
一千多年前，富于创造的华夏先民在中原大地上筛选出细腻的白色黏土，做成人物、动物或器物等泥坯，在1000—1100℃氛围中预烧，冷却后滴洒含铅、铝等氧化物为基础熔剂和以铜、铁、钴等矿物原料作发色剂的多彩釉料，再次入窑以850—950℃火候烧成如梦如幻的三彩釉陶。虽然历史悠久，世界仰慕，但一直处于有其实而无其名的地步，直到清末民初一次偶然的开掘，不同凡响的中国多彩釉陶方才有了令地球人为之倾倒的大号——“唐三彩”（图1、2）。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陇海铁路开建。当工程进展到开封至洛阳地段穿越汉唐以来著名墓葬区邙山时，在损毁的唐墓中挖出大量色彩绮丽的彩釉仕女俑、乐伎俑、陶马、陶驼、陶枕等完器和残片。这些美丽物件一经流入北平南琉璃廠古董市场，立即受到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等考古学巨擘的极大关注，继而成为众多藏家竞相追逐的目标。由于出自唐墓，色彩多以黄、绿、白或绿、赭、蓝等三色为主，于是“唐三彩”之名不胫而走，成为世界陶瓷史上可圈可点的名品之一。因首发于洛阳一带，故又称洛阳三彩（图3）。
可是，这些被后人极为看重的瑰宝，翻遍历代古文献却怎么也查不到根底。其症结究竟何在？窃以为，问题应归咎于不太“吉利”的用途上。
我国于公元前十六世纪商代中期就出现了原始瓷器。到唐代，实用性、观赏性及技术性俱佳的耀州窑青瓷、邢州窑白瓷轻巧精致，引领潮流；而相对粗疏厚重的釉陶当然自叹弗如，逐渐退出日用器行列，转而作为权力和地位象征性替代品的冥器，加入了战国时期就有的泥塑陪葬队伍，给原本灰头土脸的地下大军平添了几多奢华。贞观十年（636），贵为一国之母的长孙皇后在临终前特地嘱咐夫君：“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三彩的不凡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尽管八方宠爱，但以其冥器的“不祥”身份，活人无不避讳，难登史籍大雅之堂就不难理解了。
文字依据缺如，导致中国三彩始于哪个朝代成了一桩悬案。以纪年墓的出土物为参照，是史学界得以比较客观地圈定一个大致年代的常用手段。迄今为止，被中外史学家认可最早出土三彩俑器的纪年墓，为唐郑仁泰墓或李凤墓。
郑仁泰（601—663），名广，唐朝武将。其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所辖礼泉县烟霞公社马寨村西南约半华里处，是太宗李世民（598或599—649）昭陵一百八十余座陪葬墓之一。1972年出土了一批色彩柔美、造型生动、排列有序的彩釉陶俑。有关专家指出，其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彩绘陶器的制作工艺，是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初期三彩珍品（图4）。
李凤（622—675），字季成，唐高祖李渊（566—635）的第十五子，虢王。该墓为李凤和妻刘氏的合葬墓，位于陕西渭南富平县吕村公社吕村大队北吕生产队正西约二百五十米处，是高祖献陵六十七座陪葬墓之一。1973年出土的三彩双联盘造型别致，在黄、绿、褐三色环形彩纹的映衬下，尽显“高大上”的皇家气派（图5）。
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墓葬均为七世纪中期所建，据此大致可以引证唐三彩就诞生于这个时段。但是，据日本相关报道，昭和四十年（1965）曾经在奈良斑鸠地区的御坊山古坟出土过据说为七世纪前期中叶的唐三彩陶砚。七世纪前期对应中国历史年表应该是隋代（581—630？），那唐三彩就该是“隋三彩”了。好在史学上有“隋唐不分家”之说，无须过多纠缠于此，争议集中在三彩的真伪上。有日本专家指出，所谓“三彩”，实属误判。因该砚长期埋于地下，部分含铅釉料发生“银化现象”，从而显现绿以外的白色和淡淡的黄色。其真实身份应该是一只带盖绿釉陶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图6）。
唐三彩不仅是中国陶瓷艺苑的瑰宝，而且借助大唐王朝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通过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流布到世界各地。从全仿到自创，派生出波斯三彩、新罗三彩以及奈良三彩等等各具异域风情的“洋三彩”。
“波斯”是古代西方人对西亚一大片土地的泛称，历史上该地区曾建立过多个帝国。
早在古波斯的倭马亚时代（661—750），伊斯兰陶工便能烧造以褐色黏土作胎的无釉素陶或施以青、绿、黄色的彩釉陶，器型以罐、钵、瓶等日用器皿为主。
750年，自称“萨法赫（屠夫）”的阿布·阿拔斯（721？—754）灭了倭马亚，建立了阿拉伯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阿拔斯王朝。即我国《新旧唐书》称为“黑衣大食”者。751年，在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亚古城撒马尔罕以东的塔拉斯河畔，阿拔斯王朝在与大唐帝国的一场战役中俘获了一批中国陶工，唐三彩制造技术因此被移植到伊斯兰大地，波斯三彩由此而生。
西亚一带缺乏色白的黏土，为了达到唐三彩的视觉效果，波斯陶工先用白色泥浆给红褐色坯体打底，待施以线刻纹样后，滴挂或洒挂含氧化铜、钴、铁等发色剂的釉料，最后罩无色透明釉入窑一次烧成。通过控制坯体的摆放形态得到不同的釉料流挂效果；通过调节窑内火焰的含氧量得到绿、蓝、黄、褐等多种色彩。剔刻的纹样通常为花瓣纹、缠枝纹、几何纹等。流畅圆润的线条与多彩融合的色釉交相辉映，瑰丽潇洒，尽显波斯三彩的独特个性。薄薄一层玻璃釉，不仅使器物更加光鲜润泽，还具有很好的防渗透功能，大大提升了波斯三彩陶器的日用性（图7）。
此外，在阿拔斯王朝的其他地域，诸如马格里布（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地区）以及叙利亚、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地，陶工们吸收唐三彩技艺，相继烧制出地域风格强劲的多彩或多彩线刻纹样釉陶（图8、9、10）。
再说东亚。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公元前57—935）曾借助大唐军力，于660年灭了百济，668年灭了高句丽，结束了朝鲜半岛三国割裂的局面，735年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
据朝鲜现存最古的典籍《三国史记》载，统一新罗第三十五代君主景德王金宪英在位的二十四年间（742—765），曾派出十一次以上的遣唐使，走北路出黄海到我山东半岛的莱州或登州，再转陆路经青州、兖州、汴州（开封）最后到达洛阳或长安。这些使节把朝鲜的土特产带到中国，返回时再把中国的货物带回朝鲜，其中当然不乏包括唐三彩在内的陶瓷器。另外，江苏扬州通过与河南省连接的大运河，只需六天时间便可以把中原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新罗。 所谓新罗三彩，是在半岛原有的绿釉陶基础上，以唐三彩为范本，仿制出带有三彩特征但多以两色为主的彩釉陶。1973年，韩国庆州市朝阳洞山第二十番地曾出土一只三彩三足罐。经我台湾省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教授谢明良先生在《唐三彩之诸问题》专论中判定，这与扬州双桥公社唐墓出土的三彩三足罐如出一辙，其源头应该是河南巩县窑（图11）。然而，在半岛疆域内出土这样的唐三彩完器极为罕见，即便是本国生产的新罗三彩，存世品也难寻觅。究其原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新罗三彩就像朝鲜陶瓷史上一位匆匆过客，刚刚品尝了一回唐三彩的韻味，不久便在越窑青瓷的推动下，被闪亮登场的“新罗青瓷”终结了短暂的一生（图12）。
日本与新罗不同。中国先进的陶瓷技术往往最先传到朝鲜，然后再出海转口日本，机遇上总会比朝鲜晚一拍。因此，与唐朝和新罗同时期的奈良（710—794）、平安两朝（794—192），其烧制工艺尚处于从无釉灰陶向施釉彩陶进化的过渡阶段。色彩斑斓的唐三彩登陆东瀛，无疑给列岛相对落后的“须惠器”吹来一股强劲的新风。
奈良时代，一批批日本遣唐使和留学僧从大唐帝国带回了众多先进的东西，其中就包含了唐三彩的制造技术乃至所需原材料。后来他们在奈良附近找到与唐三彩胎土非常近似但质感较为粗糙的白色黏土，制成类唐三彩陶器——奈良三彩。著名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三百多件国宝级藏品中，就有日本国产化了的三彩釉陶五十七件，故奈良三彩又有“正仓院三彩”之别称（图13、14、15）。
奈良三彩的釉料通常以硅酸铅为主成分，以铜、铁等化合物为发色剂。在硅酸铅中添加铜化合物，则可得到绿色；添加铁化合物，则可得到褐色或黄色；如果什么都不加，则成为透明釉。烧成分为两个阶段，即一次素烧和挂釉后二次发色；烧成温度在800—850℃左右。奈良三彩釉料发色不如唐三彩鲜亮，且无釉色交融流挂现象（图16、17）。
在平城宫内遗址、伊势神宫内的斋宫遗址以及福冈县冲之岛、冈山县大飞岛遗址等与寺庙和祭祀相关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奈良三彩通常伴随有祭祀用的文书或土器；据此有专家认为，奈良三彩不同于唐三彩多用于冥器，它是在祭祀活动中被当做礼器来使用的，与葬事相关联的仅为一些“藏骨罐”。这或许就是奈良三彩器物体量较大、鲜见人物或动物俑的缘由吧。
因有确切年款的传世物件为证，奈良三彩的诞生时日则比较容易判定。正仓院所藏一只三彩盘，底部有“戒堂院圣僧供养盘 天平胜宝七岁七月十日东大寺”款识。天平胜宝是奈良时代孝谦天皇年号，“天平胜宝七岁”对应公历是755年，也就是说，奈良三彩大约出现在八世纪中期，略晚于唐三彩百年上下。
至于奈良三彩究竟在何处烧制，至今尚未发现具有说服力的古窑址佐证。正仓院史料《造法所作物账》，即“礼器制造局产品流水账”中，仅有奈良三彩原材料采购供应方面的记录。虽然详细，但最多只能证明，或许是由都衙内下属某专设机构实施生产监管而已，并无烧造窑口的丝毫信息。有趣的是，二十年前曾经闪现过一次希望的曙光，但虚幻的彩云很快被无情的罡风吹散。那是在奈良山进行考古发掘时，研究人员收获相当多的三彩残片和完器，令人不得不联想这里或许就是奈良三彩窑的遗址。但是，严酷的事实证明，此处不过是一片火葬墓地而已。因为这些出土物仅为大大小小的骨灰罐。奈良三彩的产地仍然湮没在一片迷雾之中（图18）。
时空变换，斗转星移。千年岁月的荡涤，未能抹去唐三彩的艳丽和辉煌。作为随葬品，唐三彩虽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名不见经传，但它出类拔萃的釉色，古朴敦厚的造型以及别具一格的加工工艺，不仅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东亚、西亚乃至世界制陶业从粗陶发展到精陶，从单彩发展成多彩，提供了划时代的最佳范例。更为难得的是，直到今天，唐三彩醉人的曲律仍旧余韵悠长，久响不绝，世界为之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