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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毛泽东主席和刚刚大学毕业的陈文新谈到了一种土壤微生物——根瘤菌。那时，陈文新并没有意识到根瘤菌对中国农业的土壤改良所蕴含的巨大意义。直到20多年后，她才开始选择根瘤菌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新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她手中掌握有世界最大的根瘤菌资源库。
陈文新的魅力不仅在于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还在于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身世。
陈文新的父亲陈章甫，当年和毛主席是挚友。她本人与毛主席的交往则始于全国解放之后，当时她是武汉大学农业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图1）。
（1）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陈文新
主持人:您曾经跟毛主席通过信？
陈文新:1951年4月春假我回家。母亲跟我说，你代我写一封信给主席。我回到武汉大学后，就代母亲写了一封信。同时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了毛主席。没想到，主席很快就回信了。
主持人: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陈文新:我记得特别清楚。信写得比较简单，就写:文新同志，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努力学习和工作，为人民为国家的建设服务，祝进步。问候你的母亲（图2）。
（2）图组:(2-1)、(2-2)毛泽东主席写给陈文新的信
读罢信，陈文新心情无比激动.同样兴奋不已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当时有人提议：就用毛主席给陈文新回信的手迹做校徽！最后，武汉大学的校徽、校牌、学报的字体都取自毛主席的这封信。
然而，陈文新差点没能留住这封十分珍贵的信件。
陈文新: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办公厅动员和主席有书信往来的人，把毛主席的信收到中央办公厅。我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主持人:您想做个纪念？
陈文新:我就想自己收着。
陈文新的父母与毛主席的交往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
陈文新: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任，我父亲在那儿当教员。那时有4个教员带家属，大家在长沙租了一套房子住在一起，这当中有毛主席家和我们家。毛主席提议成立革命大家庭，四家一起做饭吃，并要我母亲管伙食。我母亲也姓毛，主席就称我母亲为大姐，我们小孩就把主席叫舅舅，亲如一家。我小时候听母亲讲，毛主席周末出去作社会调查，早出晚归，经常一整天没吃饭。有一天，家里刚煮好了两斤牛肉，准备第二天吃。晚上毛主席回来了，我母亲就把这两斤牛肉拿出来，给他煮了一升米的饭（注：1升米约1.5公斤）给主席吃了，还不够。又给他煮了10个鸡蛋才吃饱了。
主持人:他一整天没吃饭了，饿成这样。
陈文新:1920年，毛主席跟我母亲说:开慧要跟我结婚了。我母亲就给他张罗，请了两桌客人，帮他准备一些必要的床上用品。
1930年，陈章甫被叛徒出卖被捕，两个月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的他留下遗嘱: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那时，陈文新只有3岁，母亲毛秉琴一人艰苦求生，背负起这个沉重的嘱托（图3）。
（3）陈章甫烈士
主持人:你们这时候也要种地去了？
陈文新:我们家乡的习惯是女的不能下田。怎么办？我母亲就给人家做衣服，缝补衣服，换一点男劳力来帮我们种地。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做辅助劳力。
到了上学的年龄，陈文新因家中经济拮据，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求学。
主持人:您读小学，实际上是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陈文新:我姐姐15岁时冒充17岁，考上了小学教师资格，开始教小学。这样，我就跟着姐姐上学。因为姐姐所在的学校没有高级小学。我初级小学读完后，她就带我到附近的学校去求人家。有时碰到的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就跟他讲清楚不收我的学费。但不好意思读的时间太长，断断续续地读一个学期转一个学校，从来没有在一个学校读过两个学期。
1948年，在一所收留难民的国立学校念完高中后，陈文新考上了武汉大学。
陈文新:上了大学，完全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读到第二个学期，武汉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读书不用交钱，就跟重见天日一样。
1951年7月，就在收到毛主席那封回信两个月后，陈文新来到北京华北农科所实习。她写信告知毛主席自己的情况，令她感到惊喜的是，一天下午，她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南海。
陈文新:见到毛主席，我握着毛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行，原来想说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主席拉着我坐在他旁边，问我：我到过你们家两次。你们家乡叫炭坡是吧？那个地方是不是出炭呀？我说是叫炭坡，但不出炭。他跟我讲了好多过去的事情，说当年他们红军打长沙时，见到我妈妈，我妈妈告诉他我父亲牺牲了。主席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为人民牺牲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
1952年，大学毕业后，陈文新留校工作。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令陈文新没有想到的是，她第二次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更没有想到的是，和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就如同冥冥中注定一般，与她未来的事业产生了某种巧合。
1954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即将结业前往苏联学习。
陈文新:我给毛主席写信，告诉他我要去苏联留学。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来找我，告诉我，毛主席要他来带我去毛主席家做客。
主持人:拿着这封信做凭证,这个人是谁呢？
陈文新:他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叫王鹤滨。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他把我带进毛主席女儿的卧室。我没想到，卧室的陈设竟然是典型的湖南农家的陈设，很简单：一个有四根柱子的双人床，很旧，颜色泛黑，旁边是一个吃饭的方桌，颜色也泛黑了。方桌旁边是4条板凳，再就是两张木头靠背椅。
陈文新和毛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他们离开北京城，来到一处十分幽静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桃园，正值桃花盛开的时节。
陈文新:我跟王鹤滨陪着毛主席在桃园里散步。主席说，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吧。照完相，主席就跟我们坐下来谈话,主题就是农业（图4）。
（4）陈文新和毛泽东主席
主持人:当时谈的问题您都回答得上来吗？
陈文新:我挨了。我们一解放不就学苏联嘛？学苏联的耕作经验叫作“草田轮作”，就是今年种田，明年种草，轮着来。
主持人:您是把它当作一个先进经验来介绍的。
陈文新:主席问我，中南怎么进行土壤改良？我就把这一套理论讲了。毛主席听了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都拿去种草，吃什么呀？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陈文新:主席还说，我们没有畜牧业，这个草拿去干什么呀？他这一问，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主持人:您发现毛主席其实对农业、对土壤改良还是很了解的。
陈文新:主席简直是太了解了。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谈到什么吗？谈提高土壤肥力，谈豆科植物根瘤菌，用根瘤菌固氮。
主持人:这是您听到的根瘤菌的第一课？
陈文新:不是第一课，但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主席还跟我讲，豆科植物固氮是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了肥料。他说，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空气。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陈文新便前往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土壤微生物学。在她留苏第三年里的一天，即1957年11月7日，访苏期间的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在那里，陈文新第三次见到了毛主席。
陈文新:主席一走上台，先讲了形势，最后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主持人:这是毛主席很有名的一段话。
陈文新:对主席的这一段话，我也是逐步体会的。青年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所以毛主席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图5）。
（5）在苏联留学的陈文新（左三）
1959年，毕业回国的陈文新在中国农业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然而，原本打算有所作为的她却被卷入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当中。从苏联回国后整整13年，陈文新的事业因历史原因而近乎空白。直到1973年，47岁的陈文新恢复了工作，才选择了一项既艰辛耗时又偏僻生冷的研究工作——根瘤菌。
根瘤菌是一类共生固氮细菌的总称，它是豆科植物根茎上一种瘤状的共生体，能在瘤体中将空气中的氮分子转化成氨，供宿主植物吸收利用。这种高效、节能、环保的微生物，可为农业生态系统提供所需氮的80%，极大改良了土壤结构（图6）。
（6）豆科植物根部上的瘤（根瘤菌）
对于庞大的根瘤菌家族来说，研究的首要步骤就是将其分门别类，根瘤菌株则是最为直接的研究素材。
陈文新研究小组大规模的野外采集工作始于1980年，她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细菌分类实验室，成为目前国际上拥有数量最多，性状信息最丰富的根瘤菌资源库。她持续不断地建议了根瘤菌的2个新属15个新种，其中根瘤菌家族中的中华根瘤菌属就是由陈文新命名的。
主持人:应该说国际上的4个大属，有两个是您发现的？
陈文新:中华根瘤菌属是我最早发现的，为什么叫作中华根瘤菌？因为只有中国才有。
主持人:发现这样一个新的菌属，开始是不被承认的？
陈文新:有人不相信中国大陆人这个研究的正确性。当时有一个让我不高兴的事儿，我发表那篇文章时，我的通信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我要这个文章的初印件，他们却把那个初印件寄到台湾去了。
主持人:为什么？
陈文新:他就是觉得中国大陆人搞不出这个东西嘛。1994年正式发表。大家都承认了。
陈文新搜集的7000多棵根瘤菌株，保存在两个大冰箱里。曾有人问过她:你采集那么多的菌株有什么用处呢？陈文新回答:我的每一棵菌株都是一个兵，都能够找到与它相匹配的豆科植物。如果能将它们相结合，用处就大了。对方笑道:那不是兵，是你待嫁的女儿。陈文新想想也对（图7）。
（7）陈文新在工作中
陈文新:完全可以从我收集的根瘤菌中选出最好的，接种到中国所有的豆科植物。
主持人:这个技术推广应用得怎么样？
陈文新:推广应用得很少。我就搞了几十万亩。
陈文新所期望的根瘤菌产业化刚刚起步，投入应用的试验田面积还比较少。其中的原因是人们还不了解这种技术。而生产菌剂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人们固有的对化肥的依赖性，以及国家相关部门还不够重视，都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化肥用量已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根瘤菌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已取得了成效。美国的四大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苜蓿中，有两种是豆科植物，仅靠根瘤菌固氮，就占全美施用氮肥量的一半以上。2005年，美国氮肥产量只有1078万吨，而中国则为3100万吨，至今仍在逐年递增，高居世界首位。
主持人: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依赖化肥？
陈文新:我国有这么多人口要吃饭，应当说化肥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养活了这么多人口。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合理地滥施化肥，已经大大超过了真实的需要。
全球如火如荼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开展了40余年，但现实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朝着更加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其中，化肥就是污染环境的主要元凶之一。
主持人:过度施用化学氮肥的危害是什么呢？
陈文新:它本身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另外，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标准，每公顷土地最多施氮肥225公斤，可是据调查，我国有200个县施氮肥超过这个标准一倍，甚至有些花果菜地一公顷施到了2000公斤。
主持人:没有限制了。
陈文新:植物能吸收多少呢？最高是30%，最低只有8%，也就是说，50公斤氮肥只有4公斤被植物利用了。其他的到哪里去了？一是有些强迫植物吸收了，使有的蔬菜瓜果长得特别肥壮。第二是污染了环境。
主持人:化肥对水体的污染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文新:它流到水里，把水变成富营养水。富营养水让藻类长得特别快。藻类一死，细菌要分解它，就要耗氧，把水里的氧用光，鱼和其他生物都死了。另一个呢，富营养水使有些植物单独长得好长得多，其他一些植物就受排挤，这就破坏了植物的多样性。
主持人:使用生物固氮方式和使用化肥比较起来，哪个产量更高？
陈文新:在美国，施用氮肥越来越少，但产量还是满足了它的总需要。
主持人:粮食平均产量和中国比起来怎么样呢？
陈文新:他们不比我们高。我们要求高产，不高产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几年前我都不太敢讲要多种豆。
近年来，陈文新一直关注中国农业生产中滥施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81岁的陈文新打算将她采集的根瘤菌株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而来自外国公司的大豆根瘤菌和根瘤菌剂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陈文新来说，她担心的并不是和外国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而是人类和环境、人类和自身之间那场胜负难料的战争（图8）。
（8）耄耋之年的陈文新依然醉心于研究根瘤菌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新是我国土壤微生物学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她手中掌握有世界最大的根瘤菌资源库。
陈文新的魅力不仅在于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科学家，还在于她那具有传奇色彩的身世。
陈文新的父亲陈章甫，当年和毛主席是挚友。她本人与毛主席的交往则始于全国解放之后，当时她是武汉大学农业化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图1）。
（1）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的陈文新
主持人:您曾经跟毛主席通过信？
陈文新:1951年4月春假我回家。母亲跟我说，你代我写一封信给主席。我回到武汉大学后，就代母亲写了一封信。同时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一起寄给了毛主席。没想到，主席很快就回信了。
主持人: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陈文新:我记得特别清楚。信写得比较简单，就写:文新同志，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努力学习和工作，为人民为国家的建设服务，祝进步。问候你的母亲（图2）。
（2）图组:(2-1)、(2-2)毛泽东主席写给陈文新的信
读罢信，陈文新心情无比激动.同样兴奋不已的还有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当时有人提议：就用毛主席给陈文新回信的手迹做校徽！最后，武汉大学的校徽、校牌、学报的字体都取自毛主席的这封信。
然而，陈文新差点没能留住这封十分珍贵的信件。
陈文新: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办公厅动员和主席有书信往来的人，把毛主席的信收到中央办公厅。我把这封信留下来了。
主持人:您想做个纪念？
陈文新:我就想自己收着。
陈文新的父母与毛主席的交往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
陈文新: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任，我父亲在那儿当教员。那时有4个教员带家属，大家在长沙租了一套房子住在一起，这当中有毛主席家和我们家。毛主席提议成立革命大家庭，四家一起做饭吃，并要我母亲管伙食。我母亲也姓毛，主席就称我母亲为大姐，我们小孩就把主席叫舅舅，亲如一家。我小时候听母亲讲，毛主席周末出去作社会调查，早出晚归，经常一整天没吃饭。有一天，家里刚煮好了两斤牛肉，准备第二天吃。晚上毛主席回来了，我母亲就把这两斤牛肉拿出来，给他煮了一升米的饭（注：1升米约1.5公斤）给主席吃了，还不够。又给他煮了10个鸡蛋才吃饱了。
主持人:他一整天没吃饭了，饿成这样。
陈文新:1920年，毛主席跟我母亲说:开慧要跟我结婚了。我母亲就给他张罗，请了两桌客人，帮他准备一些必要的床上用品。
1930年，陈章甫被叛徒出卖被捕，两个月后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的他留下遗嘱:好好抚育三个女儿，继承父志。那时，陈文新只有3岁，母亲毛秉琴一人艰苦求生，背负起这个沉重的嘱托（图3）。
（3）陈章甫烈士
主持人:你们这时候也要种地去了？
陈文新:我们家乡的习惯是女的不能下田。怎么办？我母亲就给人家做衣服，缝补衣服，换一点男劳力来帮我们种地。我从七八岁起就开始做辅助劳力。
到了上学的年龄，陈文新因家中经济拮据，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来求学。
主持人:您读小学，实际上是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陈文新:我姐姐15岁时冒充17岁，考上了小学教师资格，开始教小学。这样，我就跟着姐姐上学。因为姐姐所在的学校没有高级小学。我初级小学读完后，她就带我到附近的学校去求人家。有时碰到的老师是我父亲的朋友，就跟他讲清楚不收我的学费。但不好意思读的时间太长，断断续续地读一个学期转一个学校，从来没有在一个学校读过两个学期。
1948年，在一所收留难民的国立学校念完高中后，陈文新考上了武汉大学。
陈文新:上了大学，完全靠勤工俭学挣点生活费。读到第二个学期，武汉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读书不用交钱，就跟重见天日一样。
1951年7月，就在收到毛主席那封回信两个月后，陈文新来到北京华北农科所实习。她写信告知毛主席自己的情况，令她感到惊喜的是，一天下午，她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第一次来到中南海。
陈文新:见到毛主席，我握着毛主席的大手，激动得不行，原来想说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主席拉着我坐在他旁边，问我：我到过你们家两次。你们家乡叫炭坡是吧？那个地方是不是出炭呀？我说是叫炭坡，但不出炭。他跟我讲了好多过去的事情，说当年他们红军打长沙时，见到我妈妈，我妈妈告诉他我父亲牺牲了。主席说，你父亲是个好同志，为人民牺牲了，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
1952年，大学毕业后，陈文新留校工作。两年后一个周末的下午，令陈文新没有想到的是，她第二次受到了毛主席的邀请。更没有想到的是，和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就如同冥冥中注定一般，与她未来的事业产生了某种巧合。
1954年，陈文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习，即将结业前往苏联学习。
陈文新:我给毛主席写信，告诉他我要去苏联留学。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拿着我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来找我，告诉我，毛主席要他来带我去毛主席家做客。
主持人:拿着这封信做凭证,这个人是谁呢？
陈文新:他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叫王鹤滨。到了毛主席的家里，他把我带进毛主席女儿的卧室。我没想到，卧室的陈设竟然是典型的湖南农家的陈设，很简单：一个有四根柱子的双人床，很旧，颜色泛黑，旁边是一个吃饭的方桌，颜色也泛黑了。方桌旁边是4条板凳，再就是两张木头靠背椅。
陈文新和毛主席一家外出度周末。他们离开北京城，来到一处十分幽静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桃园，正值桃花盛开的时节。
陈文新:我跟王鹤滨陪着毛主席在桃园里散步。主席说，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吧。照完相，主席就跟我们坐下来谈话,主题就是农业（图4）。
（4）陈文新和毛泽东主席
主持人:当时谈的问题您都回答得上来吗？
陈文新:我挨了。我们一解放不就学苏联嘛？学苏联的耕作经验叫作“草田轮作”，就是今年种田，明年种草，轮着来。
主持人:您是把它当作一个先进经验来介绍的。
陈文新:主席问我，中南怎么进行土壤改良？我就把这一套理论讲了。毛主席听了说：我国农民一家才几亩地，都拿去种草，吃什么呀？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陈文新:主席还说，我们没有畜牧业，这个草拿去干什么呀？他这一问，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主持人:您发现毛主席其实对农业、对土壤改良还是很了解的。
陈文新:主席简直是太了解了。你知道他后来跟我谈到什么吗？谈提高土壤肥力，谈豆科植物根瘤菌，用根瘤菌固氮。
主持人:这是您听到的根瘤菌的第一课？
陈文新:不是第一课，但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主席还跟我讲，豆科植物固氮是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了肥料。他说，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利用空气。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陈文新便前往苏联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土壤微生物学。在她留苏第三年里的一天，即1957年11月7日，访苏期间的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中国留学生。在那里，陈文新第三次见到了毛主席。
陈文新:主席一走上台，先讲了形势，最后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主持人:这是毛主席很有名的一段话。
陈文新:对主席的这一段话，我也是逐步体会的。青年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所以毛主席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图5）。
（5）在苏联留学的陈文新（左三）
1959年，毕业回国的陈文新在中国农业大学担任教学工作。
然而，原本打算有所作为的她却被卷入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当中。从苏联回国后整整13年，陈文新的事业因历史原因而近乎空白。直到1973年，47岁的陈文新恢复了工作，才选择了一项既艰辛耗时又偏僻生冷的研究工作——根瘤菌。
根瘤菌是一类共生固氮细菌的总称，它是豆科植物根茎上一种瘤状的共生体，能在瘤体中将空气中的氮分子转化成氨，供宿主植物吸收利用。这种高效、节能、环保的微生物，可为农业生态系统提供所需氮的80%，极大改良了土壤结构（图6）。
（6）豆科植物根部上的瘤（根瘤菌）
对于庞大的根瘤菌家族来说，研究的首要步骤就是将其分门别类，根瘤菌株则是最为直接的研究素材。
陈文新研究小组大规模的野外采集工作始于1980年，她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细菌分类实验室，成为目前国际上拥有数量最多，性状信息最丰富的根瘤菌资源库。她持续不断地建议了根瘤菌的2个新属15个新种，其中根瘤菌家族中的中华根瘤菌属就是由陈文新命名的。
主持人:应该说国际上的4个大属，有两个是您发现的？
陈文新:中华根瘤菌属是我最早发现的，为什么叫作中华根瘤菌？因为只有中国才有。
主持人:发现这样一个新的菌属，开始是不被承认的？
陈文新:有人不相信中国大陆人这个研究的正确性。当时有一个让我不高兴的事儿，我发表那篇文章时，我的通信地址写得清清楚楚的。后来我要这个文章的初印件，他们却把那个初印件寄到台湾去了。
主持人:为什么？
陈文新:他就是觉得中国大陆人搞不出这个东西嘛。1994年正式发表。大家都承认了。
陈文新搜集的7000多棵根瘤菌株，保存在两个大冰箱里。曾有人问过她:你采集那么多的菌株有什么用处呢？陈文新回答:我的每一棵菌株都是一个兵，都能够找到与它相匹配的豆科植物。如果能将它们相结合，用处就大了。对方笑道:那不是兵，是你待嫁的女儿。陈文新想想也对（图7）。
（7）陈文新在工作中
陈文新:完全可以从我收集的根瘤菌中选出最好的，接种到中国所有的豆科植物。
主持人:这个技术推广应用得怎么样？
陈文新:推广应用得很少。我就搞了几十万亩。
陈文新所期望的根瘤菌产业化刚刚起步，投入应用的试验田面积还比较少。其中的原因是人们还不了解这种技术。而生产菌剂的技术水平比较低，人们固有的对化肥的依赖性，以及国家相关部门还不够重视，都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化肥用量已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根瘤菌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应用已取得了成效。美国的四大农作物小麦、玉米、大豆、苜蓿中，有两种是豆科植物，仅靠根瘤菌固氮，就占全美施用氮肥量的一半以上。2005年，美国氮肥产量只有1078万吨，而中国则为3100万吨，至今仍在逐年递增，高居世界首位。
主持人: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依赖化肥？
陈文新:我国有这么多人口要吃饭，应当说化肥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养活了这么多人口。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合理地滥施化肥，已经大大超过了真实的需要。
全球如火如荼的环境保护运动已经开展了40余年，但现实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朝着更加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其中，化肥就是污染环境的主要元凶之一。
主持人:过度施用化学氮肥的危害是什么呢？
陈文新:它本身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产生温室效应。另外，现在国际上有一个标准，每公顷土地最多施氮肥225公斤，可是据调查，我国有200个县施氮肥超过这个标准一倍，甚至有些花果菜地一公顷施到了2000公斤。
主持人:没有限制了。
陈文新:植物能吸收多少呢？最高是30%，最低只有8%，也就是说，50公斤氮肥只有4公斤被植物利用了。其他的到哪里去了？一是有些强迫植物吸收了，使有的蔬菜瓜果长得特别肥壮。第二是污染了环境。
主持人:化肥对水体的污染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
陈文新:它流到水里，把水变成富营养水。富营养水让藻类长得特别快。藻类一死，细菌要分解它，就要耗氧，把水里的氧用光，鱼和其他生物都死了。另一个呢，富营养水使有些植物单独长得好长得多，其他一些植物就受排挤，这就破坏了植物的多样性。
主持人:使用生物固氮方式和使用化肥比较起来，哪个产量更高？
陈文新:在美国，施用氮肥越来越少，但产量还是满足了它的总需要。
主持人:粮食平均产量和中国比起来怎么样呢？
陈文新:他们不比我们高。我们要求高产，不高产养活不了这么多人。所以几年前我都不太敢讲要多种豆。
近年来，陈文新一直关注中国农业生产中滥施化肥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在，81岁的陈文新打算将她采集的根瘤菌株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而来自外国公司的大豆根瘤菌和根瘤菌剂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对于陈文新来说，她担心的并不是和外国公司之间的市场竞争，而是人类和环境、人类和自身之间那场胜负难料的战争（图8）。
（8）耄耋之年的陈文新依然醉心于研究根瘤菌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