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学术离不开书本。读书万卷，下笔有神。下笔之后就不能不讲哪怕一两句万卷中没讲过的话。如果只是在万卷里绕来绕去，在课堂上还可以，在自己写的书本上，就不行。有人对探讨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章瞧不上眼，以为没有学术深度，即很少书本上的根据。确实，这类文章有些是应景文章，但也确有一些有胆有识的作品。它们的生命力主要是来自实际生活，而不是书。试想，如果邓小平的思想在过去的书本上全都能找到根据，它还是创新吗？还能叫邓小平思想吗？一些学者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也总想到过去的书本里去牵强附会。如找到相似的提法，便喝彩，如找不到相似的提法，更疑虑重重，尽管市场经济理论的主导面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已得到了肯定。有的学者，对市场经济中的某一问题持不同意见时，却总是到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典去找论据，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看来，书本不仅有给人以知识的光明面，也有束缚人思想开拓的负面。饱学之士，并不一定总是社会的积极力量。书读得多，文章写得美，不一定总是有用之才。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一种使命感。使命感的弱化，可使人离世背时，但使命感的过分强化，就一定不出偏差吗？
　　中国文人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他们的社会包袱越来越沉重。本世纪上半期讲救国，后来又讲报国，八十年代以来又讲强国，现在又重提爱国。不管国对他们怎样，他们都责无旁贷、有时是一厢情愿。这样的使命感，不一定都能奏效，却一定令人钦佩。不过，过分的使命感也可能产生某种偏颇。例如，我们的学术论坛上，近年来，便程度不同的滋生了自我中心主义：以西方文化为专业的，容易同情“全盘西化”论；搞中国传统文化的，便以为儒学才可使中华复兴；搞经济学的以为生产力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搞伦理学的便大讲道德高于一切；搞文学的便以为兴邦丧邦在文艺；搞法学的以为可以以法定天下；搞史学的以为治国之本在于以史为鉴；搞哲学的讲得最玄，似乎一切取决于民族的哲学思维。社会有了进步或出了问题，不是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总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找根源。前两年有位哲学教授在分析“八九风波”时，曾有过这样的逻辑推导：社会的问题在思想，思想的问题在理论，理论的问题在哲学，哲学的问题在人性论。显然，这样地分析既不唯物，也不公允，不过耸人听闻而已。
　　这两年对儒学的吹捧，也有点“老王卖瓜”的味道。为了反驳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宣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十分必要的。这可增加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但盲目地跟着现代新儒学跑，把所谓地经过改造的儒学提到治国之道的高度，到底体现了民族自信心，还是体现了虚荣心？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经常地指出自己的不足，才是自信、上进的表现，经常地自我美化，不是反而显得虚荣、脆弱吗？传统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的，但传统又是应该并必须被不断超越的。社会不能没有连续性，不然就会不稳定，社会更不能没有超越性，不然就不会进步。儒学维系这么多年，必然有其积极价值。在自由市场上讲点传统、讲点道德、讲点寡欲，是有利于现代社会的稳定的。但妄断经过改造的儒学，是经济腾飞的精神支柱，实在费解。难道“圣道不可违”、“祖法不可变”、等级森严、个性萎缩、何必曰利等观念也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吗？对于西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诸如自我膨胀、人欲横流、色情暴力等，儒学传统中确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儒学传统也确有化解负面的效力。但直接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内容是什么？有位儒学研究者认为儒学提倡自我，便直接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真是惊人的发现！如果儒学真的提倡自我，那它怎么会是封建专制的精神支柱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无的放矢了吗？
　　学者尊崇自己的专业，无可厚非。但太过份了，凌驾于别的学科之上，便至少会发生不必要的纠纷。笔者参加过几个有各个不同学科学者参加的会。较好的是各唱各的调，有的互相指责。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的有些争论，至今也不算完结。经济学家讲按劳分配原则时主张斤斤计较，伦理学家讲道德时当然要反对斤斤计较。如果从各自的学科角度看，都是对的。如果硬要自以为是，跨学科地去批判别人，就未免“风马牛”。
　　学者的主要场所在论坛，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谈论的目的，既非发古人之幽思，亦非传洋人之宏论，而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建构精神文明之大厦。学术理论工作者养精蓄锐在书斋，创作耕耘在论坛。如果只是在书斋里啃书包，那还有可能是纯个人的事，一旦著书立说，那就是社会的事了。干社会的事，就不可能没有社会使命感，只有性质和强弱的不同罢了。使命感还是强一些好，但又不要强到救世主的样子。社会的人，从社会的角度看，不能没有社会使命感。社会的人，从人的角度看，只不过是普通的人，不可能是神，不能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