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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破冰的关键，是我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所必须跨过的障碍。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条件和外部环境都逐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下行压力逐渐增大；只依靠传统的需求侧管理已难以使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唯有从供给侧发力，才能为我国经济破局。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技术创新 新常态
一、供给侧的由来
“供给侧”近来在我国官方发言中逐渐成为热门词汇，成为思考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新方向。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和资本的重要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优化，这些重要的观点都是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属于“供给侧”的要素。到了19世纪，由法国经济学巨匠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观点，诸如他强调生产创造效应而非物质，先创性的提出了企业成本递减—价格下降—国民财富增加这个观点，进而肯定企业家精神是让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起来的关键钥匙。特别是“萨伊定律”的提出，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夯实了供给经济的理论基石。
二、为什么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的目标和部属进行了细化，根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国经济近年来的走势就是高位下行，07年1季度我国GDP增长率是15.2%，10年1季度为12.2%，之后持续下滑，11年1季度为9.9%，12年2季度为7.5%，15年3季度为6.9%，现阶段看来，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破6.5%的底限的可能性在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骤然下降了一半，这种挑战是巨大的。严重的“滞胀”虽然还没有在我国出现，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骤降，使得我国经济之前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显现的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只是以前被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长期积累下来，现在已经难以回避。一方面“国”字号的企业占用了巨大的资源，人员臃肿，机构庞杂，运行效率低下，拖累经济，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民营企业经营艰难，难以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同时行业发展失衡，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区域经济的失衡亦加剧，东北经济全面沦陷。而在需求方面，国内大量的消费需求又不能得到满足，导致我国居民大量的海外消费，从海淘的马桶盖、奶粉、化妆品、服饰、日用家电到汽车、房产的购置，从美容、医疗、旅游到出国留学，无论商品还是服务，都彰显出我国国内经济本身满足居民需求方面的不足。这些都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供给侧的问题。以往仅仅依靠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和政策难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仅靠需求侧的改革是难以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等战略性任务都必须要我们坚定的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五大政策支柱”，同时强调五大关键任务“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第一，加强逆周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夯实增长基础，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近来有一些学者认为现今我国经济下滑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前期过度运用需求管理，尤其是2008年之后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因此全面否定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这是不客观的，也是片面的。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除了本身前期积累的大量结构性问题之外，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必须考虑。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同一时期与我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巴西从2010年为7.5%直线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1%，而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4年7.4%。同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如韩国从2010年的6.5%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4%，新加坡從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3%。由此可见，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是我国这轮经济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意味着要抛弃需求管理，两者并不矛盾，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二中选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并不回避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在推进相关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有稳增长和逆周期的措施。另一方面，只是在制造业的工业品进口上，我国2014年就花了接近8万亿人民币。因为我国生产不了，或者产出质量不高，我们才需要进口。这些都是我们产业发展的短板，针对性的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就是补短板。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我国的地下管网建设也还是短缺的；城镇化的也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0%多，而发达国家这一比率普遍在80%以上。所以逆周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我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补齐发展的短板，做到精准有效，夯实增长的基础，而且可以化解部分产能过剩严重行业的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等行业，一举多得。第二，推行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坚决处置“僵尸企业”，消解过剩产能。国企改革是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排头兵，也是难啃的硬骨头。我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严重，钢铁、水泥、有色、煤炭等重、化工行业的产能已经超过全球产能的二分之一。以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227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成，过剩产能接近1.5亿吨，过剩产能绝对量过大，比例过高。而且其中以国有企业居多，这就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消解过剩产能难度更大。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利用倒逼机制，加快淘汰过剩产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濒临倒逼，已经丧失正常经营条件，但由于企业经营外的因素影响，如员工安置问题、贷款问题、税收等，而被政府持续输血的“僵尸企业”，应严格按市场化原则进行破产清算和兼并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相关的的善后工作，必要时可以考虑给以一定的财政支持，以尽量保证下岗员工安置和金融风险管控的稳定。处置“僵尸企业”只是突破口，我们要进一步深度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在市场规律指导下，引入混合所有制，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第三，加快资本市场建设，理顺金融机制，降低资金杠杆。我国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资金的主要出口，配置效率有限，且容易人为增加资金传导环节和寻租成本，“大”银行缺位小微企业融资难，过桥资金泛滥，民间融资利率高企。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特别是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理顺金融传导机制，降低社会资金杠杆。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而不是反之。第四、大力推进价格体系改革，减少政府干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对于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等领域应在不影响国家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和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引入竞争性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参考文献：
[1]朱尔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因、内容与次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5-80.
[2]孙亮，石建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5-82.
[3]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6（1）：2-4.
[4]欧阳万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湖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J].中国经贸导刊，2016（13）：51-52.
[5]根据测算，到2020年要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后5年我国经济的GDP年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6.5%以上.
[6]201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5%，相对于我国的7.7%下滑更为明显，只是先一步触底反弹。另外印度2012年后改变了核算增速的方法，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1～2个点，所以2014年其增速实际应比我国低.
作者简介：唐祺（1986—），男， 汉族， 四川眉山人， 硕士，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金融系教师、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资本市场。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技术创新 新常态
一、供给侧的由来
“供给侧”近来在我国官方发言中逐渐成为热门词汇，成为思考我国经济政策的一个新方向。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和资本的重要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优化，这些重要的观点都是供给学派所倡导的，属于“供给侧”的要素。到了19世纪，由法国经济学巨匠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理论观点，诸如他强调生产创造效应而非物质，先创性的提出了企业成本递减—价格下降—国民财富增加这个观点，进而肯定企业家精神是让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起来的关键钥匙。特别是“萨伊定律”的提出，认为供给会创造需求，夯实了供给经济的理论基石。
二、为什么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的目标和部属进行了细化，根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国经济近年来的走势就是高位下行，07年1季度我国GDP增长率是15.2%，10年1季度为12.2%，之后持续下滑，11年1季度为9.9%，12年2季度为7.5%，15年3季度为6.9%，现阶段看来，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很大，破6.5%的底限的可能性在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骤然下降了一半，这种挑战是巨大的。严重的“滞胀”虽然还没有在我国出现，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骤降，使得我国经济之前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显现的越来越明显。这些问题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只是以前被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所掩盖，长期积累下来，现在已经难以回避。一方面“国”字号的企业占用了巨大的资源，人员臃肿，机构庞杂，运行效率低下，拖累经济，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民营企业经营艰难，难以获得公平的市场竞争地位，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同时行业发展失衡，房地产绑架经济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区域经济的失衡亦加剧，东北经济全面沦陷。而在需求方面，国内大量的消费需求又不能得到满足，导致我国居民大量的海外消费，从海淘的马桶盖、奶粉、化妆品、服饰、日用家电到汽车、房产的购置，从美容、医疗、旅游到出国留学，无论商品还是服务，都彰显出我国国内经济本身满足居民需求方面的不足。这些都是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是供给侧的问题。以往仅仅依靠扩大总需求的思路和政策难以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仅靠需求侧的改革是难以解决供给侧的问题。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等战略性任务都必须要我们坚定的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认“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五大政策支柱”，同时强调五大关键任务“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第一，加强逆周期的基础设施投资，夯实增长基础，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近来有一些学者认为现今我国经济下滑的问题主要就是由于前期过度运用需求管理，尤其是2008年之后推出的4万亿刺激政策，因此全面否定需求管理理论和政策，这是不客观的，也是片面的。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除了本身前期积累的大量结构性问题之外，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必须考虑。我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同一时期与我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巴西从2010年为7.5%直线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1%，而印度从2010年的10.3%下滑到2014年7.4%。同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不尽如人意，如韩国从2010年的6.5%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4%，新加坡從2010年的15.2%下滑到2014年的不到3%。由此可见，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也是我国这轮经济下滑的原因。一方面推动供给侧改革并不是意味着要抛弃需求管理，两者并不矛盾，不是割裂的，也不是二中选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并不回避自身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在推进相关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有稳增长和逆周期的措施。另一方面，只是在制造业的工业品进口上，我国2014年就花了接近8万亿人民币。因为我国生产不了，或者产出质量不高，我们才需要进口。这些都是我们产业发展的短板，针对性的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就是补短板。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即使在北上广等一线大城市，我国的地下管网建设也还是短缺的；城镇化的也还有很大空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0%多，而发达国家这一比率普遍在80%以上。所以逆周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我国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可以补齐发展的短板，做到精准有效，夯实增长的基础，而且可以化解部分产能过剩严重行业的过剩产能，如钢铁、水泥等行业，一举多得。第二，推行国有企业的去行政化，坚决处置“僵尸企业”，消解过剩产能。国企改革是本轮供给侧改革的排头兵，也是难啃的硬骨头。我国国内产能过剩问题严重，钢铁、水泥、有色、煤炭等重、化工行业的产能已经超过全球产能的二分之一。以钢铁行业为例，2014年我国粗钢产量为8227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5成，过剩产能接近1.5亿吨，过剩产能绝对量过大，比例过高。而且其中以国有企业居多，这就使得如此大规模的消解过剩产能难度更大。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利用倒逼机制，加快淘汰过剩产能。特别是对于那些濒临倒逼，已经丧失正常经营条件，但由于企业经营外的因素影响，如员工安置问题、贷款问题、税收等，而被政府持续输血的“僵尸企业”，应严格按市场化原则进行破产清算和兼并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相关的的善后工作，必要时可以考虑给以一定的财政支持，以尽量保证下岗员工安置和金融风险管控的稳定。处置“僵尸企业”只是突破口，我们要进一步深度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进国有企业去行政化，在市场规律指导下，引入混合所有制，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第三，加快资本市场建设，理顺金融机制，降低资金杠杆。我国一直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作为资金的主要出口，配置效率有限，且容易人为增加资金传导环节和寻租成本，“大”银行缺位小微企业融资难，过桥资金泛滥，民间融资利率高企。这些都要求我国必须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特别是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理顺金融传导机制，降低社会资金杠杆。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定位，而不是反之。第四、大力推进价格体系改革，减少政府干预，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对于电力、石油、天然气、交通运输、电信通讯等领域应在不影响国家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开价格管制和准入门槛，引入民间资本，把市场的还给市场，引入竞争性的价格形成机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参考文献：
[1]朱尔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因、内容与次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5-80.
[2]孙亮，石建勋.中国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探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5-82.
[3]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6（1）：2-4.
[4]欧阳万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湖北工业全要素生产率[J].中国经贸导刊，2016（13）：51-52.
[5]根据测算，到2020年要实现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后5年我国经济的GDP年均增长率必须保持在6.5%以上.
[6]201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5%，相对于我国的7.7%下滑更为明显，只是先一步触底反弹。另外印度2012年后改变了核算增速的方法，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增加了1～2个点，所以2014年其增速实际应比我国低.
作者简介：唐祺（1986—），男， 汉族， 四川眉山人， 硕士，四川大学锦城学院金融系教师、助教，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