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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特约记者吴明静
A：贺贤土院士
Q：贺老师好！非常高兴您能在八十华诞之际，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将您的治学思想和人生感悟拿出来和年轻科研人员一起分享。
A：我是浙江宁波镇海县人，祖居在北仑新碶一个叫大路村的地方。我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1957年，我上了大学，大学里所有的课程我都喜欢，最喜欢的是基本粒子（场论）、理论核物理和量子力学，尤其对基本粒子（场论）中的推导，着迷得很。后来参加工作一年后转正，转正后的工资是56元，除了吃饭，我的大部分工资都拿去买书。那时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跑西单旧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曾经有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了买书上。我结婚时没什么积蓄，好在妻子李敏那时在青海工作，除了工资外，她还有高原补贴。她很支持我，我买书，她就给我买书柜。一个实木的很结实的书柜，用了很多年，好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
我到九所后，有一次去请教彭桓武先生，彭先生提起自己在英国留学时学过的一本数学书《A Course ofModem Analysis》，建议我也找来学习。我就赶紧进城去书店。当时原版书太贵，便去旧书店淘来一本二手书，认真研读，做了书中的大量习题。
高三时自学了大学物理，也是买的旧书，这本大学物理书已经不在了。不过，彭先生推荐的书，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这本旧书我一直珍藏着。看到它，总让我想起彭公对我的帮助与指导。
学术民主受益丰
Q：请您谈谈您是怎么到九所，在彭桓武、周光召等大科学家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A：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是分配我留校当物理系助教的，我很满意。因为离家近，又可以继续做理论物理研究。但是到了11月中，系主任通知我，要调动我去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什么单位，系主任也不清楚，只是说很重要，他猜想王淦昌、彭桓武等大科学家都在那里。
1963年3月，我终于通过了各种审查，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报到。接待我的人是谁呢？周光召！我是又惊又喜。老周就介绍，九所是搞核武器的，我要去的一室是搞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因为我国计划于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所以，当时所里的工作很紧张。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听课。第一堂课是彭桓武先生讲的。在彭先生讲课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位年纪与他差不多大的先生，老是向彭桓武先生提问题，彭先生做报告，他就在下面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提出来。我当时就纳闷：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我们在大学里是老师讲、学生听，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哪能打断老师？后来听我们组组长说，他就是程开甲先生。程先生毫不“客气”，彭先生也不跟他“客套”，两个人你来我往，争辩得很厉害。我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听得不是很明白，但也慢慢地听懂了一些。从此，给我一个印象：研究工作原来是要讨论和争辩的。
不光是程开甲先生和彭桓武先生争论，整个两弹突破时期，九所的风气都是这样民主，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这些大科学家没有门户等级之见，相互之间争论、辩论，也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大家面红耳赤都是为了学术问题，私下里，先生们风度良好，整个九所的气氛也很融洽。而我们这些大学生，每次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总能得到大科学家们的鼓励与支持，从中获益甚多。
Q：您在上面做报告，大专家们在下面提意见，您会紧张吗？
A：不紧张，他们自己辩论很激烈，但是对年轻人，还是鼓励得多。彭公特别喜欢年轻人发言，在很多场合都鼓励年轻人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次，我们小组中一位年轻人做报告，彭公也坐在下面听，听了一会，彭公就插话，多说了几句。这位年轻人赶紧说：彭公啊，彭公，您的思想都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我们这些听众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也觉察出来话说得有问题，挺不好意思的，但是彭公也只莞尔一笑，并不在意。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以直接敲彭公办公室的门去问问题，他很欢迎，也很耐心。不仅是彭公，我接触的大科学家们，像周光召、邓稼先、于敏，他们对年轻人很真诚，非常乐于扶持年轻人成长，也善于帮助年轻人成长。
我得益于这些大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助。至今仍然非常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怀念那段奔腾的岁月。
科学思维很重要
Q：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前面二十多年经历了原子弹、氢弹的相关研究，后来又实现了中子弹科学理论的突破，后面近三十年投入到ICF研究。很多人对您丰富的研究经历感兴趣，能谈谈您所从事的核武器理论工作吗？
A：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建立科学思维。我来到九所，在青少年时期的偶像王淦昌、周光召先生以及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先生等大科学家指导下，和他们一起工作。我经常听他们报告，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我会被他们分析问题、一下子抓住问题要害的方法所迷住。我经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如果我又会怎样分析，久而久之，就越来越有体会。再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和和感悟，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思维的方式。
我从大科学家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很感激他们。尤其是彭桓武先生，他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分析学术问题时能很快抓住要害。我很佩服这一点，就经常去请教他。有一次，彭先生在解一个复杂微分方程时候，他根据物理概念，先估计方程各项的量级，然后砍掉一些项，最后居然解出来了。他跟我说三与一之比，三就是无穷大，也就是，如果一项是1，另一项是3，你就可以把1的那项去掉，方程就容易解出来，雖然数值会差一点，但主要物理图像就抓住了。后来，我们把这种方法叫“粗估”。这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工作中努力实践这种抓主要“矛盾”方法，先抓住主要图像，然后再精确数值计算，整个物理图像就十分清楚。
打个比方，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什么动物你不知道。但你通过“粗估”，知道这个动物的鼻子特别长，那只能是大象，别的动物就不用研究了。你就集中精力深入详细研究大象。如果不抓主要矛盾，各种动物一一研究，别人早已得出结果，而你连是什么动物还不知道。 核武器物理是非常复杂的作用机理研究，里面充满着各种各类的矛盾，我们分析问题时，就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三，次要矛盾是一，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以放在一边，这样突破起来就快。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快速取得进步，就得益于彭桓武等大家的高明思想。
彭先生指导我读书，但是书毕竟只是一个载体，要由书本上的知识、从前人的研究工作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良好的科学思维，才是做好科学研究的关键因素。
在承担第一颗原子弹的过早点火几率计算时，我就努力运用抓主要矛盾方法，用流体力学运动解耦来解决计算问题。在第一颗氢弹热测试理论研究时，我也运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建立了多个物理模型，紧紧围绕氢弹原理试验相关物理规律进行研究，并与数学专业的同志一起进行了计算机数值模拟，为核爆炸时的物理测量提供了方案和量程，对氢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及理论设计的可靠性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Q：您在突破中子弹原理时，也是娴熟运用了抓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思想吗？
A：核武器作用原理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点火”，要找到一条实现点火的途径；二是实现热核点火后核燃料的深度自持燃烧。中子弹的点火和自持燃烧不同于通常氢弹的传统途径，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
中子弹是个十分复杂自组织系统，大量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和演化。我分解了从内爆过程到点火，再发展到自持燃烧过程的大量物理因素（子系统），研究了众多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特别是能源与能耗竞争之间的消长关系，建立了多个物理模型并进行有关方程的近似求解。最后终于建立了实现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并在1980年副研究员论文报告时进行了报告。同时，我组织了团队成员进行这些因素的数值分解研究，发现在多种相互交缠作用的因素中只有几个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然后组织总体模拟，确认了模型可靠性，我们团队终于找到了新的点火和高效燃烧途径。但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的模型，坚持要我立足于氢弹热核燃烧原理进行设计。我们艰苦地在保证我们新的原理和氢弹燃烧原理条件下进行设计，最后热试验完全证实了我们新的理论模型，突破了中子弹科学原理。这里再一次表明，抓住主要矛盾敢于突破旧框框和努力创新的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
基础研究强根基
Q：您的科学生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基础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出色。除了核武器理论研究和ICF物理，您在高能量密度物理、非平衡统计物理和非线性科学方面的成果蔚为壮观，您指导学生及与合作者在《自然一物理》等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近三百多篇科学论文，完成了几十次国际会议大会邀请报告。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就写了很多基础研究论文。请问您是如何在承担繁重的国家任务之余，坚持开展基础研究的？
A：围绕国家任务这个不变的主题，一定要善于从中提炼科学问题、加强基础研究，使大科学工程研究建立在深刻科学认知基础上，同时，通过基础研究不断提高个人学术水平、拓宽研究领域，这也必然有利于所从事的国家任务研究。
为什么同样参加任务研究的人，最终做出的贡献有所不同？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是否真正重视基础研究和具体实践。基础研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创新”。在科学实践中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有价值的和值得思考的问题，去破解这些问题并知其所以然，这都是创新的驱动力。我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来，基础研究及其获得的成果为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北京大学应用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就是依托北大与我们院的科研力量，从大科学工程中提炼出来的基础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为武器研究强基固本，同时也发展了有关基础科学，培养了人才。
从1963年工作到现在，50多年了，我一半时间做核武器研究，一半时间做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研究。我也一直坚持做基础研究，就是坚持一个观点：大科学工程研究要建立在科学规律认知基础上。
矢志不渝追点火
Q：回顾我国ICF研究历史，您恰巧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刻。特别是在“九五”前后约10年的时间里，您领导了这一主题工作，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您是怎么看的？
A：我对ICF研究很有感情。中国的ICF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我的第四条感想：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从1993年到2001年，我先后担任ICF主题的秘书长和第二任首席科学家。ICF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基础十分薄弱、被很多西方同行轻视的情况下，经过“九五”、“十五”两个周期，突破了多个关键技术难点，打破了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国家对我们评价很高的。我们在“九五”期间，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自主创新的ICF研究体系。在2000年神光2开始做实验以及后来神光3原型样机、神光3主机装置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我国开展了大量ICF靶物理研究实验，现在正向着点火目标前进，可以说，我国ICF研究现在已经位于世界前沿。
两弹突破时期，我们形成了解放思想、科学分析、结合国情、准确判断、坚持国家利益、立足自主创新的根本经验，这是我国核武器研究能迅速发展的深刻体验，对于指导ICF研究发展，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现在，美国的国家点火工程遭遇到挫折，我觉得，这是我國科学工作者的挑战和机遇。国防科技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奋斗，核武器研究和ICF研究都是如此。尤其是ICF研究，如今取得的成果，不过是一个序幕，高潮在后头。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回顾从事的工作，原子弹、氢弹、中子弹、ICF等等，我和我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做这些工作，做得再好再出色，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后悔，相反，我们感到很满足。我想，这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特殊的幸福。
A：贺贤土院士
Q：贺老师好！非常高兴您能在八十华诞之际，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将您的治学思想和人生感悟拿出来和年轻科研人员一起分享。
A：我是浙江宁波镇海县人，祖居在北仑新碶一个叫大路村的地方。我家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1957年，我上了大学，大学里所有的课程我都喜欢，最喜欢的是基本粒子（场论）、理论核物理和量子力学，尤其对基本粒子（场论）中的推导，着迷得很。后来参加工作一年后转正，转正后的工资是56元，除了吃饭，我的大部分工资都拿去买书。那时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跑西单旧书店、王府井新华书店。曾经有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了买书上。我结婚时没什么积蓄，好在妻子李敏那时在青海工作，除了工资外，她还有高原补贴。她很支持我，我买书，她就给我买书柜。一个实木的很结实的书柜，用了很多年，好几次搬家，都舍不得扔。
我到九所后，有一次去请教彭桓武先生，彭先生提起自己在英国留学时学过的一本数学书《A Course ofModem Analysis》，建议我也找来学习。我就赶紧进城去书店。当时原版书太贵，便去旧书店淘来一本二手书，认真研读，做了书中的大量习题。
高三时自学了大学物理，也是买的旧书，这本大学物理书已经不在了。不过，彭先生推荐的书，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这本旧书我一直珍藏着。看到它，总让我想起彭公对我的帮助与指导。
学术民主受益丰
Q：请您谈谈您是怎么到九所，在彭桓武、周光召等大科学家指导下开展工作的。
A：大学毕业后，一开始是分配我留校当物理系助教的，我很满意。因为离家近，又可以继续做理论物理研究。但是到了11月中，系主任通知我，要调动我去北京一个很重要的单位。什么单位，系主任也不清楚，只是说很重要，他猜想王淦昌、彭桓武等大科学家都在那里。
1963年3月，我终于通过了各种审查，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报到。接待我的人是谁呢？周光召！我是又惊又喜。老周就介绍，九所是搞核武器的，我要去的一室是搞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因为我国计划于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所以，当时所里的工作很紧张。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听课。第一堂课是彭桓武先生讲的。在彭先生讲课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位年纪与他差不多大的先生，老是向彭桓武先生提问题，彭先生做报告，他就在下面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提出来。我当时就纳闷：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我们在大学里是老师讲、学生听，一边听一边记笔记，哪能打断老师？后来听我们组组长说，他就是程开甲先生。程先生毫不“客气”，彭先生也不跟他“客套”，两个人你来我往，争辩得很厉害。我们这些大学生有时候听得不是很明白，但也慢慢地听懂了一些。从此，给我一个印象：研究工作原来是要讨论和争辩的。
不光是程开甲先生和彭桓武先生争论，整个两弹突破时期，九所的风气都是这样民主，王淦昌、彭桓武、周光召、于敏等，这些大科学家没有门户等级之见，相互之间争论、辩论，也鼓励年轻人积极参与。大家面红耳赤都是为了学术问题，私下里，先生们风度良好，整个九所的气氛也很融洽。而我们这些大学生，每次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总能得到大科学家们的鼓励与支持，从中获益甚多。
Q：您在上面做报告，大专家们在下面提意见，您会紧张吗？
A：不紧张，他们自己辩论很激烈，但是对年轻人，还是鼓励得多。彭公特别喜欢年轻人发言，在很多场合都鼓励年轻人发表自己的见解。
一次，我们小组中一位年轻人做报告，彭公也坐在下面听，听了一会，彭公就插话，多说了几句。这位年轻人赶紧说：彭公啊，彭公，您的思想都包含在我的思想里了！我们这些听众忍不住哈哈大笑，他也觉察出来话说得有问题，挺不好意思的，但是彭公也只莞尔一笑，并不在意。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可以直接敲彭公办公室的门去问问题，他很欢迎，也很耐心。不仅是彭公，我接触的大科学家们，像周光召、邓稼先、于敏，他们对年轻人很真诚，非常乐于扶持年轻人成长，也善于帮助年轻人成长。
我得益于这些大科学家的指导与帮助。至今仍然非常怀念那个火红的年代，怀念那段奔腾的岁月。
科学思维很重要
Q：您五十多年的研究生涯，前面二十多年经历了原子弹、氢弹的相关研究，后来又实现了中子弹科学理论的突破，后面近三十年投入到ICF研究。很多人对您丰富的研究经历感兴趣，能谈谈您所从事的核武器理论工作吗？
A：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建立科学思维。我来到九所，在青少年时期的偶像王淦昌、周光召先生以及彭桓武、邓稼先、于敏先生等大科学家指导下，和他们一起工作。我经常听他们报告，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我会被他们分析问题、一下子抓住问题要害的方法所迷住。我经常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这样分析，如果我又会怎样分析，久而久之，就越来越有体会。再加上自己不断思考和和感悟，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科学思维的方式。
我从大科学家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很感激他们。尤其是彭桓武先生，他有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分析学术问题时能很快抓住要害。我很佩服这一点，就经常去请教他。有一次，彭先生在解一个复杂微分方程时候，他根据物理概念，先估计方程各项的量级，然后砍掉一些项，最后居然解出来了。他跟我说三与一之比，三就是无穷大，也就是，如果一项是1，另一项是3，你就可以把1的那项去掉，方程就容易解出来，雖然数值会差一点，但主要物理图像就抓住了。后来，我们把这种方法叫“粗估”。这对我启发很大，在以后工作中努力实践这种抓主要“矛盾”方法，先抓住主要图像，然后再精确数值计算，整个物理图像就十分清楚。
打个比方，你要研究一种动物，什么动物你不知道。但你通过“粗估”，知道这个动物的鼻子特别长，那只能是大象，别的动物就不用研究了。你就集中精力深入详细研究大象。如果不抓主要矛盾，各种动物一一研究，别人早已得出结果，而你连是什么动物还不知道。 核武器物理是非常复杂的作用机理研究，里面充满着各种各类的矛盾，我们分析问题时，就要学会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三，次要矛盾是一，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以放在一边，这样突破起来就快。我们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核武器发展道路，快速取得进步，就得益于彭桓武等大家的高明思想。
彭先生指导我读书，但是书毕竟只是一个载体，要由书本上的知识、从前人的研究工作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良好的科学思维，才是做好科学研究的关键因素。
在承担第一颗原子弹的过早点火几率计算时，我就努力运用抓主要矛盾方法，用流体力学运动解耦来解决计算问题。在第一颗氢弹热测试理论研究时，我也运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建立了多个物理模型，紧紧围绕氢弹原理试验相关物理规律进行研究，并与数学专业的同志一起进行了计算机数值模拟，为核爆炸时的物理测量提供了方案和量程，对氢弹爆炸过程的物理规律及理论设计的可靠性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Q：您在突破中子弹原理时，也是娴熟运用了抓主要矛盾这个哲学思想吗？
A：核武器作用原理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点火”，要找到一条实现点火的途径；二是实现热核点火后核燃料的深度自持燃烧。中子弹的点火和自持燃烧不同于通常氢弹的传统途径，需要建立新的科学理论。
中子弹是个十分复杂自组织系统，大量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作用和演化。我分解了从内爆过程到点火，再发展到自持燃烧过程的大量物理因素（子系统），研究了众多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特别是能源与能耗竞争之间的消长关系，建立了多个物理模型并进行有关方程的近似求解。最后终于建立了实现热核点火和自持燃烧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并在1980年副研究员论文报告时进行了报告。同时，我组织了团队成员进行这些因素的数值分解研究，发现在多种相互交缠作用的因素中只有几个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然后组织总体模拟，确认了模型可靠性，我们团队终于找到了新的点火和高效燃烧途径。但当时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的模型，坚持要我立足于氢弹热核燃烧原理进行设计。我们艰苦地在保证我们新的原理和氢弹燃烧原理条件下进行设计，最后热试验完全证实了我们新的理论模型，突破了中子弹科学原理。这里再一次表明，抓住主要矛盾敢于突破旧框框和努力创新的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意义。
基础研究强根基
Q：您的科学生涯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基础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出色。除了核武器理论研究和ICF物理，您在高能量密度物理、非平衡统计物理和非线性科学方面的成果蔚为壮观，您指导学生及与合作者在《自然一物理》等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近三百多篇科学论文，完成了几十次国际会议大会邀请报告。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就写了很多基础研究论文。请问您是如何在承担繁重的国家任务之余，坚持开展基础研究的？
A：围绕国家任务这个不变的主题，一定要善于从中提炼科学问题、加强基础研究，使大科学工程研究建立在深刻科学认知基础上，同时，通过基础研究不断提高个人学术水平、拓宽研究领域，这也必然有利于所从事的国家任务研究。
为什么同样参加任务研究的人，最终做出的贡献有所不同？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是否真正重视基础研究和具体实践。基础研究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创新”。在科学实践中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绝不轻易放过每一个有价值的和值得思考的问题，去破解这些问题并知其所以然，这都是创新的驱动力。我之所以能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来，基础研究及其获得的成果为我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2007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联合成立北京大学应用物理与技术研究中心，就是依托北大与我们院的科研力量，从大科学工程中提炼出来的基础科学问题牵引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为武器研究强基固本，同时也发展了有关基础科学，培养了人才。
从1963年工作到现在，50多年了，我一半时间做核武器研究，一半时间做激光驱动惯性约束聚变（ICF）研究。我也一直坚持做基础研究，就是坚持一个观点：大科学工程研究要建立在科学规律认知基础上。
矢志不渝追点火
Q：回顾我国ICF研究历史，您恰巧经历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刻。特别是在“九五”前后约10年的时间里，您领导了这一主题工作，对这一阶段的工作，您是怎么看的？
A：我对ICF研究很有感情。中国的ICF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也是我的第四条感想：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道路。
从1993年到2001年，我先后担任ICF主题的秘书长和第二任首席科学家。ICF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基础十分薄弱、被很多西方同行轻视的情况下，经过“九五”、“十五”两个周期，突破了多个关键技术难点，打破了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国家对我们评价很高的。我们在“九五”期间，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独立自主的、自主创新的ICF研究体系。在2000年神光2开始做实验以及后来神光3原型样机、神光3主机装置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我国开展了大量ICF靶物理研究实验，现在正向着点火目标前进，可以说，我国ICF研究现在已经位于世界前沿。
两弹突破时期，我们形成了解放思想、科学分析、结合国情、准确判断、坚持国家利益、立足自主创新的根本经验，这是我国核武器研究能迅速发展的深刻体验，对于指导ICF研究发展，也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现在，美国的国家点火工程遭遇到挫折，我觉得，这是我國科学工作者的挑战和机遇。国防科技事业需要一代代人的接力，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奋斗，核武器研究和ICF研究都是如此。尤其是ICF研究，如今取得的成果，不过是一个序幕，高潮在后头。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回顾从事的工作，原子弹、氢弹、中子弹、ICF等等，我和我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地知道，做这些工作，做得再好再出色，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后悔，相反，我们感到很满足。我想，这是国防科技工作者的特殊的幸福。